中国近代知识精英的“学问饥荒”与“宗教饥渴”

摘要:百年间,近代中国在外寇内战的危机中出现的传统社会的解体､中西文化的撞击与交汇､传统儒学的崩溃而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知识精英的“学问饥荒”与“宗教饥渴”｡知识精英们一方面利用佛教对抗东西方列强的文化侵略与征服,以填补儒学崩溃后的文化真空,营造一种终极关怀的彼岸意识,作为“救心”的精神栖息地,可以杨文会为代表;一方面为反对封建专制王朝,借用西方基督教创立“拜上帝教”,以填补广大农民的“宗教饥渴”,发动武装起义,可以洪秀全为代表｡“学问饥荒”与“宗教饥渴”是与近代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产生的文化思潮｡

关键词:“学问饥荒”;“宗教饥渴”;佛教;儒学;西学;杨文会;洪秀全

中图分类号:K25; B25文献标识码:A

从19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40年代的百年间,中国在外寇内战的危机中,出现了社会大变革｡伴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中西文化的撞击与交汇､传统儒学的崩溃,在大量社会思潮集结性的涌现中出现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学问饥荒”与“宗教饥渴”在知识精英层中流行｡知识精英在近代将中国文化的主体由儒学置换成儒学､西学与佛学多元并存的格局,进而影响到生活世界和民众心里的思想运动｡他们自己也在儒､佛､中､西的文化撞击交汇中完成了由旧式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变｡本文试图就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知识精英的“学问饥

荒”与“宗教饥渴”作些探索｡

一思想界“学问饥荒”与“宗教饥渴”产生的文化背景

伴随着列强的武力征服与中国传统社会的解体而来的是西方文化的涌入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崩解,中国文化进入了“近代化”的重新组合与建构的历史时期｡在中西文化的撞击与交流的背景下文化上的重组与重建,就意味着对传统文化大规模的破坏与扬弃,而首当其冲的是儒家思想体系及其经学文化模式｡于是,由居世界文化的中心退到被损害被侮辱的衰亡的边缘,从开始降节学习“夷狄之长技”发展到倾慕“泰西之学问”,从“中体西用”发展到“全盘西化”,从科举道路到蜂拥出洋留学,知识精英人物开始反思传统､批判传统､背离传统,他们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探索过程｡

在无比深刻的历史动荡与社会变迁面前,深重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逼迫他们去思考,去寻找救国救民之道｡由于国家长期处在封闭状态,士大夫对西方文化知之甚少,学之甚浅｡一旦门户洞开,睁眼看世界,于是出现极其惶恐的“学问饥荒”｡思想界出现“学问饥荒”的状态是知识精英从传统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过渡过程中文化人格转换必然要出现的现象,梁启超曾结合自身体验有过精辟的描述:“光绪间所为‘新学家’者,欲求知识于域外,则以此为枕中鸿秘;盖‘学问饥荒’,至是而极矣｡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盖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问可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1](P205) 梁启超的这段话侧重于对维新变法时期“新学家”精神状态的描述｡他还谈到清代儒学自“道､咸以后”开始分崩离析,“究其原因,有发于本学派之自身者,有由环境之变化所促成者”,所谓“环境之变化”即我们说的“传统封建社会的解体”｡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1)宗法思想日趋衰落,所谓“嘉道以还,积威日弛,人心已渐获解放;而当文恬武嬉之既极,稍有识者,咸知大乱之将至”｡[1](P183)

(2)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对传统社会与传统文化的冲击是异常猛烈的,它不仅打乱了政统,也砸烂了学统｡

(3)鸦片战役之后,知识精英中的经世､洋务､维新､革命诸派逐渐冲出经学囚牢,“向于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离经叛道”自龚自珍和魏源开始,继之是以“复古为创新”的康有为及冲决正统儒学“罗网”的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他们像彗星一般出现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天空｡如果说龚､魏以儒､释兼取的形式开始打破清代儒学一统天下,康有为援释入儒､溶西于中,从维系儒家一丝命脉的愿望出发而构建带有维新印记的所谓“大同社会”,那么,始料不及的是他的弟子们却叛儒学佛,进而成为清王朝的逆子贰臣,公然坐到资产阶级之新学派的板凳上｡从龚､魏,中经康有为到谭､梁､章,基本上完成了从传统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角色转换｡到20世纪30-40年代,胡适､鲁迅等辈都是以现代知识分子面目出现在文化舞台上｡

在丧权辱国､“思所以自湔拔”的危难时期,“学问饥荒”的状况也是社会大变动的表象之一,“环境之变化所促成”知识精英从两个方面探寻出路:西学与佛学｡向西学寻找出路,知识精英中最典型的是洪秀全和洪仁玕｡洪秀全援引基督教义,于1843年创立拜上帝会,洪仁玕参与创立拜上帝会,著《资政新篇》,主张学习西方科技文化｡二洪以西方基督教文化来填补“学问饥荒”,进而以拜上帝会填补自己与广大农民的“宗教饥渴”｡以杨文会为代表的士大夫则转向传统佛学,援佛入儒或以佛济儒来填补文化学术界的“学问饥荒”,进而在佛教中寻找安身立命之地,以终极关怀来满足自己的“宗教饥渴”｡这些士大夫同样留心西学,不过他们与二洪的关注不同,“救世”的方式和道路也不相同｡前者立足点在政治,后者关注文化教育｡向西方文化学习是以反省､批判传统儒学为前提的,由被迫到自觉｡列强的炮舰起到破坏与开悟两种作用,这是历史的辩证法｡梁启超对此有过很形象的描述,他说:“‘鸦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又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昔所未睹也;还顾室中,则皆沉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不得不先对于旧政治而试奋斗;于是以其极幼稚之‘西学’智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者相结合,别树一派,向于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1](P183) 在这番话里,梁氏对“学问饥荒”产生的背景环境及知识精英由“学问饥荒”产生的痛苦状态作了简括而传神的描述｡当然他们说的“学问饥荒”不包括发动太平天国运动的洪秀全和洪仁玕这类知识精英｡精英层中的“学问饥荒”必然导致“宗教饥渴”｡晚清封建宗法制社会的崩解必不可免地要使宗教极度兴盛｡梁启超说的“对内厌弃之情日烈”,从文化视角看,主要是指传统儒学,他自称是“新思想界之陈涉”,称康有为为“实思想界之大飓风也”,称谭嗣同为“晚清思想界的彗星”｡而他们“打破偶像”,“冲决罗网”,对“数千年来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根本发生疑问｡” 那么厌弃儒学之后,对外求索的不仅是西学,还有佛学｡事实正是如此,龚､魏经世派今文学家多兼治佛学,从事洋务活动的杨文会深通“法相”､“华严”两宗,维新派的康､梁､谭都推挹佛教,章炳麟亦好法相宗｡近代知识精英信仰佛教､研究佛学是一种宗教饥渴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晚清社会思潮的佛学,是从知识精英群体发端,推向全社会的,形成佛教在近代复兴与儒学､西学争雄而形成中国近代文化格局中的激荡局面｡大乘佛教教义与近代大规模的观念形态运动的接轨而成为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的思想利器,远远超出了统治秩序所许可的范围,扬释抑儒或援儒入佛,启开了以佛教思想对抗儒家正统观念和破门而入､迅猛传播的基督教争胜的历史进程｡

“学问饥荒”与“宗教饥渴”就是在近代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产生的｡

二知识精英的“学问饥荒”及其对治方略和里程

梁启超把近代知识精英的“学问饥荒”仅仅限定在“新学家”即维新变法派的圈子内｡笔者认为“学问饥荒”贯穿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全过程,直到由士大夫型知识分子到现代型知识分子转变的完成｡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

(1)龚自珍､魏源等经世派的“学问饥荒”;

(2)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的“学问饥荒”;

(3)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变法派的“学问饥荒”;

(4)章太炎､蔡元培等旧民主主义革命派的“学问饥荒”｡

这四类“学问饥荒”的出现､形成是由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的阶段性所决定的｡经世派的“学问饥荒”是以鸦片战争为时代背景的;洋务派的“学问饥荒”是以太平天国战争为时代背景的;维新派的“学问饥荒”是以中日甲午战争为时代背景的;革命派的“学问饥荒”是以辛亥革命为时代背景的｡由于时代背景不同,救治“学问饥荒”的方略､内容及其产生的效果也大不相同｡

龚自珍､魏源(包括林则徐)的时代,社会危机已经极为严重,当时的封建社会已进入“将萎之华,惨于槁木”[2](P7)的“衰世”而急剧走向解体｡龚､魏正是处在这样一个历史矛盾的转折时期｡龚氏死于鸦片战争爆发后一年,他已预感到西方资本主义将大规模地入侵中国,他支持林则徐的强硬禁烟措施｡由于对外侵内患的强烈关注而产生“学问饥荒”｡从学问渊源上看,他为汉学家段玉裁的外孙,自幼接受乾嘉汉学的教养,但是他却弃汉学考据而从常州今文经学家刘逢禄习《公羊春秋》而“究心经世之务”,对旧学术传统进行重新审视和对社会展开批判｡龚氏推崇今文经学是其“学问饥荒”的一种表现方式,他“学问饥荒”来自对现实的焦灼和对时政的关怀｡作为先行者,龚氏并没有跳出经学模式,而在晚年产生了激越的宗教饥渴,试图以佛学来救治自己的“学问饥荒”｡

魏源比龚自珍小两岁而多活了十六年,他经历了鸦片战争前后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魏氏学问渊源上也属于今文学派｡但他救治“学问饥荒”的方略与内容已与龚自珍有些不同｡他一方面求助于佛学,一方面求助于西学,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驳斥顽固守旧派反对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无知谬说｡这是他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编撰《海国图志》以救疗“学问饥荒”所表现的思想开放的一面｡但在学问上他并没有完全摆脱经学模式和儒学传统及封建士大夫的心态,因而产生了所谓“变器卫道”论,成为洋务派“中体西用”论的滥觞｡魏源对治“学问饥荒”而援引西学,但仅仅着眼于器物层面,认为中国的“器”､“技”不如西方,而“道”中国则优于西方｡变器卫道不能完全有效解决“学问饥荒”中属于思想精神这类深层的问题,因而他又求助于佛教,以填补自己的精神饥渴｡今文学家多兼治佛学,佛学与今文经学相结合,成为近代社会思潮的一大特色和近代中国学术的理论源泉之一｡

龚､魏经世派的“学问饥荒”,“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欲以“变器卫道”对治,结果收效甚微,而且也只是开风气而不能付诸实践｡“这种(不足)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到同治年间借了外国兵来平内乱(太平天国运动),于是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很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3](P4030) 洋务派如曾､李及稍后的张之洞,多是清廷的重臣或封疆大吏,手握实权,他们设局制造洋船洋炮,聘请洋人为技术指导,向欧美派遣留学生,建立现代海军,组织人力翻译西方科技方面的著作｡他们搞的这套洋务对治内乱(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见到实效,但在对付外敌方面却一败涂地｡因此,他们着眼于器物层面上而提出的“中体西用”论去对治“学问饥荒”,是学问愈治愈“饥”愈“荒”,他们死抱住纲常名教不放,卫道的立场比经世派还坚定｡洋务派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清廷统治阶层在内外双重打击的严峻形势下分化出来的,大臣中除曾､李之外还有奕(11)､左宗棠､沈葆桢等｡在洋务派中还有一部分不握有重权的半官吏半学者型的知识精英如冯桂芬､郑观应､王韬､薛福成､马建忠等,他们应和洋务派中的权臣,以著书立说来对治“学问饥荒”,他们在“中体西用”论的框架内关注的是西学,少有涉及佛学｡冯桂芬著《校邠庐抗议》､郑观应著《盛世危言》已由“器物”层面深入到制度层面,成为维新派变法思想的先导｡但所有洋务派的病根在“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它学问｡”[1](P205)

洋务派对治“学问饥荒”的方略和措施以中日甲午战争失败而破产而结束,但他们为改良主义的变法派开出一条血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的“学问饥荒”,“是从制度感觉不足”｡鸦片战争失败,初则对中国的冲击并不太强烈,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咸丰帝出走热河,才引起国人的震动｡而甲午战败,洋务派苦心经营的海军近乎覆没,举国上下,才真正感受到亡国灭种的巨大威胁,“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之战始也｡”[4](P181)康梁派的“学问饥荒”就是在“上自朝廷,下至士人,纷纷言变法”的情势下产生的,他们“因想到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3](P4030)他们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主张君主立宪｡

戊戌政变之后,康､梁等新学家“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宣告破产,他们的“学问饥荒”依然存在｡梁氏总结失败的原因有三条:

一曰旧思想(封建的纲常名教)深根固蒂,顽固反对｡

二曰西方资本主义学说刚刚传来中国,中西文化冲突大于融合,知识精英对西学还处在生吞活剥阶段,缺乏一个消化的过程,“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1](P206)

三曰新学家们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并认为这一条是“新学家”者其所以失败的“总根源”｡在我们看来,这种认识带有极大的片面性｡试想,中国近代史上哪一门学问能脱离当时的现实政治?梁启超的“学问饥荒”说到底,其本质是政治思想上的“饥荒”,或曰政治危机的反映｡

在经历了戊戌变法失败和辛亥革命成功十余年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的国人在痛切的经历中反思,“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然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恰值欧洲大战告终,全世界思潮都添许多活气｡新近回国的留学生,又很出了几位人物(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引者按),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所以最近两三年间(指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两三年,引者按),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3](P4030-4031)只有“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知识精英奋起发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才能从根本上对治“学问饥荒”问题｡这一时期是以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傅斯年等知识精英为代表人物,他们中虽有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之区别,但都对建设新文化,解决“学问饥荒”做出了贡献｡只有科学与民主,才能根治中国人近百年来的“学问饥荒”｡

由于东西方列强入侵､中西文化冲突及中国传统社会的崩解引发的“学问饥荒”,迫使知识精英探索解救方略,由器物层面进到制度层面,再进到文化层面,请出来德先生和赛先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3](P4030)｡

三近代知识精英的“宗教饥渴”与近代佛学之复兴

所谓“学问饥荒”是在“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思想,又来源浅觳”[1](P205)的境遇中产生的｡知识精英为了寻求救国拯民的真理,不得不“公然举叛旗”,转向西学与佛学｡按照宗教学的说法,在人类历史上每当处于巨变转折时期往往有宗教的炽盛相伴随,而且一般处于人的潜意识中的追求信仰的倾向便会释放出来,成为强烈的“宗教饥渴”｡宗教饥渴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在知识层面表现为对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的追索,是一种“飞向彼岸”的超越的精神活动,能够帮助人们在陷入无法逃避的痛苦､斗争､犯罪和死亡的边缘状态时有所选择和决断,使人获得精神解脱｡这种宗教饥渴是人类精神生活所有机能的基础,它居于人类精神整体中的深层｡一种是社会下层的宗教饥渴,表现为盲从､狂热､迷信,甚至走向暴力,往往成为起义､暴动的精神渊薮｡

宗教饥渴把绝大多数中国近代知识精英引向佛教｡所以梁启超断言:“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1](P207)梁氏在解释新学家与佛学的关系时说:

(1)我国人民历史上与此系之哲学(佛学)因缘极深;

(2)社会既屡更丧乱,欲求一安心立命之所;

(3)佛教本非厌世,本非消极,有“积极精神”｡前两条是卓识,后一条欠确当,因为他在下文已经指出:及佛教流行随之出现了种种消极的东西,“率此不变,则佛学将为思想界一大障”｡[1](P207)

除梁氏所说,我想还有一条重要的原因是,西学中的基督教传来我国的时间较短,虽然自明代就有士大夫(如徐光启)信奉,但为数甚少,而且基督教在明清时期传教受到极为严格的限制,没有在统治者上层及士大夫群体中大规模地传播,至近代又靠船坚炮利的强权支撑在中国推行｡在民族生存危机的情势下,有“士可杀不可辱”传统意识的知识精英更是不愿接纳｡这也是近代知识精英填补自己“宗教饥渴”时对佛教的一个必然选择｡

近代知识精英的“学问饥荒”使佛教在经历了明清两代之衰微以后而获得了复兴的机运｡传统社会的崩解与西学的输入使佛教在社会变革中有了新的生机,佛教填补了近代知识精英的精神饥渴｡精英们利用佛教,一方面对抗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与文化征服,一方面对抗儒家正统观念｡他们对外举义旗,对内举叛旗,都需要利用佛教｡随着中西文化冲突的尖锐与清朝统治危机的加剧,冲决传统封建“罗网”的近代知识分子学佛成为一种时代流行,佛学也成为晚清思想界的“伏流”,成为社会思想之重要组成成分｡

只要粗略地研究一下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史,就不难发现,佛教与儒学发生撞击都发生在儒学思想衰落,皇权专制政体发生周期性更替时期｡

第一次撞击发生在东汉末年魏晋时期;

第二次撞击发生在唐末五代时期;

第三次撞击发生在19世纪前期即中国进入近代的历史时期｡

这三次儒与佛撞击都发生在社会极度丧乱､中央集权完全瓦解､儒学凝滞不复进而衰谢的时期｡思想界的普遍饥荒导致佛学在精英层中流行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变革中带有周期性､规律性的史实｡

近代知识精英在抛弃儒学传统之后的“学问饥荒”中,特别需要终极关怀的彼岸意识｡而在中国他们所能找到的几乎是无选择余地的只有佛教的涅(12)与净土,虽然这不是什么完美的彼岸,但在宗教饥渴中熬煎的士人用它作廉价取代总算还可以｡中国早在殷周之际,开始了由原始的宗教观念向原始的哲学观念过渡,哲学取代了宗教｡周人以其早熟的文化智慧化宗教之玄秘为道德之仪轨,表达了华夏民族的血缘情感和生命的严肃性,以及人与世界的真实性和潜在的完满性｡这与西方文化宗教化的途径完全不同,儒家把宗教化为“伦理文化”｡老庄把古代宗教哲学化而以“道”作为“玄之又玄”的本体,是对原始宗教的一种哲学的净化;法家张扬的富国强兵､以农为本的冷酷现实主义,从根本上否定了求赎意识存在的必要性;墨家则流于民间的实用理性,虽不否定神鬼的存在却成为图谶诬民之术的文化渊薮｡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没有彼岸意识｡而自印度传入的佛教的净土与基督教的“天国”,不管这两个彼岸概念在各自教义中的解释有多大差别,但它们的宗教文化意蕴却相当接近｡净土与天国都为现实人生提供了双重选择｡即使人有足够的勇气承认本能的驱使,却又悄悄在神秘的天国里寻觅另一种价值｡彼岸意识给予人以充分的准备迎拒现实的矛盾(苦行苦修),却又断然抛弃了对世俗权力和物质贪欲的追求｡彼岸意识的价值更多地在于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永恒的参照,使可能走向畸形的人类文明得到调整和匡正｡

中国人的彼岸意识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而在近代佛教中逐渐强化了｡近代居士佛教的勃兴与莲宗的终极关怀的指引是分不开的｡居士们站在此岸“秽土”上修持,用菩萨行的彼岸观念构筑成一个理想世界,用以超越并改造人间此岸｡大乘佛教的“救渡”意识所开创的关怀彼岸终极的传统,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汇的历史条件下弘扬出一种极可贵的超越风范与理想热忱,与此岸现实(恶浊世界)拉开了距离,如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世界”､谭嗣同的“仁学”境界｡这些不啻为中国式的柏拉图《理想国》,都是站在彼岸向此岸发难,用彼岸理念构筑成一个理想世界,用以超越并改造人间此岸｡只有当谭嗣同站在“彼岸”才回眸看清:“(中国历史)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5](P337) 只有当洪秀全站在天国彼岸才大胆宣布孔子言论全是胡言乱语,儒学是“妖魔作怪之由”｡

“适彼乐土”是中国最古老的“彼岸意识”,它通过农民起义反抗的形式代代传承,至近代的太平天国运动,表现为近代中国社会下层人民最为广大的“宗教饥渴”｡而近代知识精英中的洪秀全,他的“学问饥荒”没有求助于佛教,而是借用被篡改后的基督教教义,来填补广大农民的宗教饥渴｡1843年,他在科举道路上屡屡受挫之后的“学问饥荒”中,被一本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所吸引,引发了他的宗教饥渴并为之痴迷,幻觉中见到一位满脸金须的老人送给他一把宝剑,令他铲除世间一切妖魔与不平｡洪秀全认为这是“天启”,从此皈依基督教,着手组织“拜上帝会”,来填补自己与民众的宗教饥渴,并以教主的神力感(charismatic)成为下层劳动者崇拜的偶像,进而组织起武装,于1851年发动金田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封建社会及其统治思想——儒学周期性危机的产物｡它与以往农民起义的共同点是利用下层劳动者的宗教饥渴,但它以崭新的思想与组织形式出现在近代史上｡

首先,它的领袖人物是知识精英分子,不是起于陇亩的草莽英雄;

第二,它不像以往的从传统的民间宗教中寻找造反神秘启示,而是从西方基督教中找到反抗封建专制王朝的精神武器;

第三,它的暴力不仅指向清政府,而且也指向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儒学的礼教与道统｡政治上反王权,文化上反儒学,双管齐下,用以填补民众的宗教饥渴｡以拜上帝会为中心,将天国的理想作为现实奋斗的目标,以政治上的平等与经济上的平均为号召,曾经刺激了太平军将士,吸引了大批农民,但洪秀全到南京之后由于迷恋皇权主义,上下实行严格的分封等级制度,便暴露出他的传统小农意识,再也不能创立一个新的理论或信仰体系来组织､武装军民了｡

严格地说,他创立的“拜上帝会”与西方的基督教有本质的不同｡西方基督教是“制度化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拜上帝会”是“扩散化宗教”(diffused religion),与我国传统时代的民间宗教相同,它必然走向比制度化宗教更低一级的迷信活动,即图符谶语式的盲动主义｡因此,它的一些行动纲领便遇到了现实的挑战,无法付诸实践,很快发生内讧,令广大农民失望｡这种文化表层的信奉外来宗教,反对传统儒学,而最后却不得不返回到本土根深蒂固的儒家皇权主义上去,这当然是农民起义失败的悲剧,这也是宗教饥渴的爆发性而不能持久的原因｡

“拜上帝会”不像西方基督教教父哲学那样,碇泊在柏拉图二元论的“理想国”港湾之上,用彼岸理念构筑成一个理想世界,特别是经耶稣基督的救世意识的生发而成为关怀彼岸终极的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儒､道､墨､法的作用都代替不了像基督教在西方社会那样的宗教作用｡汉民族传统,不想越出亲族狭小群体和现实可感事物的范围去认识世界,这种实用理性极强的文化没有给“制度化宗教”留出地盘,却给宗教饥渴留出了一个文化空间｡汉民族的宗教饥渴,以及习惯于廉价取代而不擅于终极关怀的思维定势,使外域传入的严肃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也无法避免被实用理性篡改的命运,如佛教之为禅宗､基督教之为拜上帝会,是有着广泛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太平天国运动中风行上下的图符狂热,使基督教溶入大量的本土意识,发展成造神运动,演化成争权夺利的内讧悲剧,这一切都是借“皇上帝”的“天谴”进行的｡洪秀全充分利用了沉淀在汉民族政治文化深层结构的宗教饥渴,但他却忽视了儒家学说对下层民众宗教饥渴的消解作用｡

与洪相反,他的死敌曾国藩却深通此道｡从某种意义上讲,曾国藩的湘军不是单靠枪杆子打败太平军,而是双管齐下,充分借用潜伏于更深一层汉民族心理的儒家政治学说｡曾国藩以保卫名教､接续道统为旗号,罗织大批经世儒生,组成湘军运筹指挥的中枢,同太平军展开对抗｡清政府是靠这批儒家经世派才起死回生的｡尽管如此,太平天国运动对近代中国政治的影响不可低估,它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数千年来的儒家道统,打乱了儒生们的阵脚｡

跟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杨文会,在湘军攻陷“天京”之后,怀着宗教饥渴皈依佛教,这是值得深思的不同于洪秀全的另一个文化个案｡杨文会是近代中国居士佛学的旗帜,他并没有像官僚阶层与地方士绅那样咬牙切齿痛恨太平天国摧残儒学,而是从太平天国摒弃儒学中悟到了它必然要崩析的命运而对其产生了绝望的念头｡1864年,他感染时疫,缠绵榻上颇久,病中读书,对儒学经典失去兴趣,而对佛经却不能释手,从此“一心学佛,悉废弃向所为学”｡他从读《大乘起信论》开始,继之读《楞严经》､《法华经》､《华严经》､《唯识论》等佛学经典,以填补自己的宗教饥渴｡本来杨家与湘系､淮系的关系很密切,为他提供了涉足洋务新政和外交仕途的机会,但他却从官场上退归南京金陵刻经处,献身于佛教事业｡他皈依佛教之后,“闭门诵经”,但他毕竟不是一名知见闭塞的自了汉,而是一位“学问博而道行高”､“视野广而识器大”的精英人物,他以刻经与办学两方面的突出成就,为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洪秀全习儒叛儒而造反而革命而最后陷于儒,以失败告终;杨文会援儒入佛,会通中西,从统治阶级营垒中游离出来,以金陵刻经处为振兴佛教的中心,在近代思想文化界引起巨大的激荡,致使“晚清所谓新学家,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1](P207) 近代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改革家与革命者在从事社会政治的改良或革命的活动中,以经世救众､启蒙救亡为共同目标而信仰佛教或研究佛学,把经过改造制作或重新解释的佛家思想作为填补“学问饥荒”和满足“宗教饥渴”的精神食粮｡他们或把西方“自由”､“平等”､“博爱”之意识融贯到佛家思想中去,用充满时代精神的语言,宣称佛教“最恨君权”､“善学佛者,未有不震动奋厉而雄强刚猛者也”｡[5](P321) 这样,近代知识精英们大胆地将传统佛教转变成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政治斗争的武器,使中国佛教从“变局”进入“创局”,与佛教内部的寺院僧众一起使中国佛教得以振兴,使中国佛学跨出旧传统的(13)篱而进入近代的门槛｡

近代知识精英的“学问饥荒”与“宗教饥渴”是社会大变革中出现的文化殊相,也是知识精英在受到内外多种力量强烈打击下被推入近代中国社会门槛时的一种文化惶恐状态｡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2]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3]梁启超.梁启超全集•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第7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4]梁启超.梁启超全集•戊戌政变记(第1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5]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仁学[M].北京:中华书局,1981｡

(责任编辑张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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