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章》看庞德的乌托邦式东方主义

时间：2020-04-22 05:16:15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庞德在《诗章》中推崇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在本质上属于一种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为现代美国的文化复兴服务。其儒学救世理论是对文化他者形象的表述，同时也表现为自我体认的焦虑与文化想象的虚无。

关键词：乌托邦式东方主义　庞德　《诗章》

“儒者庞德”在其毕生巨著《诗章》（Cantos,1915—1970）中以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为救世良方，认为遵守儒家道统可以维系千载万世的繁盛。从形象学角度看，《诗章》充满着对古代中国异域想象式的塑造，结合东方主义理论，正是东方主义的两种形式之一——理想化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目前国内对庞德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与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肯定其传播中国古代文化、创造性翻译的成就，但是也有学者对庞德持批评否定的态度，认为他是个褊狭的“西方中心主义”者，其对中国的推崇不过是为西方意识形态服务。对此，笔者将从东方主义和接受理论角度出发，进行更为客观公允的分析和评价。

一、儒学救世：文化他者形象的表述

西方对东方（尤其是中国）的知识与想象往往是含混复杂的，不是单一的知识体系或单一的知识与权力的协作关系。在后殖民主义批判中包含着两种东方主义：一种是否定的、意识形态性的东方主义，功能是整合巩固权力，维护现存秩序；另一种是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在于颠覆、超越并否定现实秩序，表现出西方文化传统中自我怀疑、自我超越的侧面。但是两种东方主义都构成了西方文化扩张性格的内在张力与活力、多样性与复杂性。

被T·S·艾略特称为“我们这个时代中国诗的创造者”①的庞德，力图将《诗章》构成一个不同民族与文化、不同社会历史时期思想意识汇集成的多语义文本，长诗主要以对中国儒家文化的深刻理解和认同，构筑成其庞大文化帝国的理论核心框架。这其中的中国形象无疑是一个“文化他者”形象的塑造过程，是庞德为确立以自身为中心的价值和权利秩序，为表现文化主体自身的观念、想象、价值、信仰和情感而塑造的一种与自身对立的文化影像。

据南京大学张子清教授统计，单是《诗章》的《比萨诗章》部分就引用《大学》2次、《中庸》4次、《论语》21次、《孟子》9次，更在《诗章》第52章至61章集中书写儒家孔子的哲学、伦理及其所追求的社会秩序，把中国古代发展的历史，主要是圣明的统治者们尊儒而走向盛世的过程加以梳理，被称为《中国史诗章》，是中国儒学影响在其作品中最集中的表现。庞德在《诗章》第76章中重申自己希望理想政府是坚持“中庸”：“对那些不能坚持‘中’的政府/言词/能完美？‘诚’/没人能比孔子对民族/作的贡献更大/他的名字叫仲尼/而不在于他撰史书，不在于他编诗集”，这是他“以儒家思想重建欧洲理想的第一次表述”②。在《诗章》第96章至第109章中描写了三座不会被摧毁的文化的“王座”：拜占庭东罗马帝国皇帝“智者列奥”的《艾巴尔克圣训》，康熙的《圣谕》，英国下议院反王权领袖爱德华·柯克爵士的《原则》。其中康熙的《圣谕》是儒家伦理统治百姓的代表。

庞德把中国比作“新的希腊”，并说已从中找到了“整套新的价值”③。他对中国儒家的核心思想，如“正”、“仁”、“孝”、“忠”、“和”、“诚”、“中庸”等为对世界和社会的认知基准，认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道统是拯救西方文明危机的良药，认可儒家的救世济贫思想以及中国士大夫典型的忧患意识，确信中国儒家思想具有历史记忆的表述功能，这与庞德认为汉字具有书写客观事物的准确性和及物性相一致。

庞德在《诗章》中对中国儒学的极力推崇和体认，当然带有一定程度地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误读和臆断，这是在不同民族文化影响和接受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文化变异”现象，因此来指责庞德对中国文化理解的不够深刻透彻是不必要的，因为“文化变异”本身就不仅有存在的合理性，而且还有其存在的价值。庞德对作为文化他者身份的中国儒学的推崇，体现着他寻求超越现状的渴望和建立新秩序的理想。在一次访谈中庞德说：“我必须寻找一个文字公式来对抗野蛮的兴起——以秩序来对抗分裂。史诗是包含历史的诗篇。现代的心灵包括太多畸形的因素。”④《诗章》在不同的部分不断重申儒家思想指导下的开明政治制度、人与自然和谐的理想生活方式，如《诗章》第13章写了孔子与弟子的对话，再三用“秩序”（order）这个词来结构，诗中写道：“如果一个人不能正心（have not order within him）/他就不能在周围建立秩序；/如果一个人不能正心/他的家庭就不会尊序而行；/如果一个君王不能正心/他就不能施秩序于他的领地。”

庞德注意到在当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症结，资本主义工业化造成的人与自然、美国社会和美洲大陆、现代发展和本土传统之间的“分离”（devorce）和对立，这种分离造成了传统价值观念的沦丧，现代人的异化和堕落，在这种情况下，要寻找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结合”（marriage）的道路。于是现代西方的一些诗人和文学家从西方传统和遥远的东方异域寻找解决问题的灵感，“美国新诗运动的中国热是一种资本主义后期文学的逃避姿态。”⑤

实际上，庞德并不单纯以儒家为唯一的出路，而是在《诗章》中努力复活世界各地曾有的辉煌文明，从东方到西方，从基督教文化到儒家学说，从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从但丁到日本诗，从荷马到杰弗逊，从尧、舜、禹到康熙、乾隆，凡是能够提供其新秩序理念的古代文明他都有所提及。在“发现”中国之前，庞德曾关注过19世纪的前拉斐尔派（Pre-Raphaelists）、法国中世纪末期的普罗旺斯诗人（Provencal Poets）和日本的俳句。1912年遇到泰戈尔后更是称：“这些孟加拉诗歌给我们送来了钢铁和机械时代我们急需的祥和和福音，送来了人与神、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颂歌。”⑥庞德后来在费诺罗萨的笔记中找到了“最终的自我”。庞德的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他心目中美国文化的复兴，“这不是一个吓唬别人的问题，而是为了使我们自身更强大。我们应当尽量向过去学习，我们应当研究其他民族在同样的环境下所取得的成功，我们应当思考他们的所作所为。”⑦

因此，庞德无疑是站在西方本土的立场上来考察中国的儒学和一切古代文明，试图以这些灿烂的古代文化和价值观念来反观自身，以其中有价值的东西创造新的价值体系，给混乱的现代西方社会以新的秩序。所以在诗中塑造文化他者形象的意义，从庞德的文化出身角度看，是作为西方现代文化自我的投射，试图从不同类型的历史文化中寻找到某种解救自身的文化策略和逻辑。因此，它是西方文化投射的一种关于文化他者的幻象，并不一定和中国的现实完全符合，但一定表现出西方文化的真实，是西方文化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自我想象与自我书写的方式。

二、基督缺失：自我体认的焦虑

自我身份是通过与他者构成的差异关系中确立的，处于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庞德，在对中国儒家思想极力推崇的同时，在《诗章》中表现出反基督教的倾向。他认为基督教是西方文明堕落的根源之一：“这儿耶稣的手指指向岩石/说道：这儿是世界的中心/（我向你保证，这事发生了，我，诗章的创世主）。”（《诗章》第14章）讽刺了基督教的人类中心观，庞德认为正是这种把人类视为中心的宇宙观把人类的发展引向了歧途，使人与自然相对立，制造出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病态发展。在《比萨诗章》（第74章）中，诗人责问：“《圣经》里有什么？/说吧，别给我一套胡言乱语/……”信仰基督的西方文明在二战的浩劫中支离破碎。

但庞德并不是因此而完全否定基督教的，正如18世纪启蒙主义时代极力美化中国形象而带来基督教神学反思，庞德在《诗章》中却恰恰是立足于基督教的文化传统来重新寻找自身的文化定位，这与T·S·艾略特以回归传统基督教为拯救现代荒原的途径不谋而合。正如庞德在“访谈”中说：“有人认为欧洲和文明会沦入万劫不复的地狱，我写作就是为了抗拒这种看法。假如我‘为了某个观念而被钉上十字架’，那个观念就是我作品中的一贯思想：欧洲文化应该继续存在，欧洲文化的精华应该与其他文化同垂不朽。”⑧

庞德在1927年曾在写给父亲的信中提到《诗章》的整体构架大致由三部分组成：1.活人下阴间；2.历史的重复；3.“神秘瞬间”。在构思上和但丁的《神曲》极为相似。1944年，庞德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要创作出一部史诗，这部史诗始于黑暗的树林，经过人类罪恶的炼狱，最终走向光明。”⑨《诗章》对《神曲》的结构进行有意识地模仿，是一个传统的基督教框架，表现了心灵启示式的探索过程。

在《诗章》前五章，第15章、第16章至第19章，充满了诗人对“天堂”的描绘：“神漂浮在湛蓝的天空/耀眼的神灵，托斯卡尼，/第一道曙光在露水消失前出现/Panisks，从橡树中来/Dyras，从苹果树来/Maelid，穿过树林，叶子充满低语/白云插过湖面，湖面上是神灵/水中是杏白色的泳者……”这基督教理想中的天堂之境，与《神曲》中充满耀眼的“光”、瞬间闪现的“神的幻象”描绘一样，与传统基督教《圣经》所期望的神圣的永恒世界相一致。

庞德曾在“访谈录”中谈到他与艾略特思想的不和之处：“整个问题牵涉到基督教和儒家思想的关系，也牵涉到基督教各个不同的教派。其中包括教义之争——艾略特拥护教会，我则支持某些神学家。”⑩由此可见庞德对基督教的某些教义是不反对的，如上述对“神”和“天堂”的期望，体现了基督教意义上的终末论。

在传统基督教的观念中，拯救的任务由耶稣基督承担和完成，耶稣通过“道成肉身”来为人类赎罪从而达到人类与上帝的沟通，当然在现代西方理性主义和科学观念的冲击下，耶稣基督的存在曾遭到怀疑，如黑格尔就将上帝和基督存在解释为“绝对理念”，而萨特更是宣布上帝是不存在的，人生是偶然的。在庞德的诗歌世界里，虽然对“天堂”的想象是美好的，但显然对基督教文明能否拯救人类持怀疑态度，甚至是否定的，“天堂”并没有出现在文明发展、物质进步的资本主义时代。

在《诗章》中，庞德描绘了西方人心目中的“人间天堂”——波斯古城埃克巴坦那（Ecbatan），这里本来气候宜人、人民富足，曾是两河流域的商贸和文明中心，但是物质和商业的发展却给它带来混乱：“巨大的，成堆的宝藏/埃克巴坦那，嘀嗒，嘀嗒，逝者如斯/新娘等待着上帝的幸临，埃克巴坦那/街道齐整的城市，武装的熙攘的人群，/奔向纷杂的事物。”正如西方社会现代文明发展的机械性，伴随文明发展的是频繁的争斗史和工业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异化。在《比萨诗章》中，埃克巴坦那则在崇尚法律和秩序的迪奥塞斯统治下终于成为人神向往的“人间天堂”。可见庞德心中的“天堂”将在“秩序”重构之后出现，这种“秩序”的本质是建立在反神性的理性基础之上的，这样就又回到了尊奉秩序井然的儒家思想上来。正如费正清所说，儒学“是所有保守体系中最为成功的一个”，维系了中国几千年超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文化传统，“儒学是作为在诸侯混战、天下大乱的状况中建立秩序的方式而开始的。”{11}而当时西方社会正是在这种混乱的危机四伏的局面下，儒家思想正好是诗人庞德探寻秩序的最好工具。

三、价值解构：文化想象的虚无式结局

罗伯特·卡西洛（Robert Gasillo）曾在论及庞德之所以“反犹”的原因时谈到：“……他认同法西斯主义的核心欲望，那就是把非确定性从社会生活中清除出去……在庞德的作品里，这种可怕的非确性的最终代表就是犹太人。”{12}庞德对儒家稳定“秩序”的推崇以及对立法的重视表现出其对“确定性”的期望。但在《诗章》中却存在着含混的“非确定性”，甚至意义价值的互相“解构”，表现为文化想象在现实中不能实现时的自我怀疑与否定。

推崇儒家思想的庞德始终认为古代中国的释、道小人是扰乱秩序的祸根、制造混乱的渊薮，以致“垮掉派”诗人金斯堡认为伟大诗人庞德的思想缺憾在于“反佛”和“排犹”。在《中国史诗章》中，诗人一方面说“元璋不再做和尚”，所以才取得胜利建立明朝，又说：“何人见过道士白日飞升？/他们灭绝五伦/至于佛徒/他们没有任何智力/管理帝国，道士也没能力。”将释、道与儒家思想对立起来，对他们的学说不屑一顾。但同时，庞德在《诗章》中却选择了“观音菩萨”作为引导自己精神探索的贝亚特丽斯，令读者感到困惑。

儒学指导下的国家秩序是井井有条的，各在其位，各谋其政，对每个人的社会地位、经济关系甚至行为方式都做了详细严苛的规定，这是庞德理想化的社会模式，也是在《诗章》中反复证明的。但是在《七湖诗章》（第47章）中，庞德却又提出“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并以《击壤歌》描述了一个人民感觉不到政府干预的理想社会，明显体现出道家的“无为”思想与儒家“有为”思想之间的矛盾。在其去世之后才出版的《诗章》第112章中，描写了中国广西漓江流域的纳西文明：“清洁的岸上/松涛中有坚定的声音/像山脚下有许多水泉/庙边的池塘，龙王庙/清洁的语言/就像玉/河。”表现了对贴近自然的原始文明的向往，一种退缩的道家式超脱，表现出对儒家盛事理论能否确立完美的政治伦理秩序的动摇。

庞德认为犹太人是没有记忆和历史的民族，“涂抹古典，涂抹记录”{13}，他们漂泊无根、居无定所，“国际犹太资本家”制造了世界大战，在《诗章》中有的部分专门叙述“反犹”观点。但是庞德在1967年又后悔自己曾经“反犹”，说那是住美国中产阶级小区的偏见。

庞德最初写作《诗章》时，曾雄心勃勃想写出一部包罗万象的伟大的现代史诗，也追求宏伟的整体性结构，但写作的事实证明世界和历史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所有的企望并不一定能够实现，理想中的“西方文化复兴”遥不可及，文本世界远不及现实世界那般复杂纷乱。返美说服国会议员和总统不去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企图，意大利电台的广播，对美国经济政策的不满……这一切的执著在若干年后都归为虚妄。晚年陷入忧郁的庞德认为自己的所为是“错。错。错。百分之八十三的错”。自己的《诗章》是一堆劣作，“假如我是一副望远镜，我愚蠢地从错端望出去。”{14}虽然他从来没有解释自己错在何处，但对自我的否定使他在《诗章》中建立的价值体系瞬间瓦解。

在《诗章》中理论滔滔的庞德后来却苦恼于“我无法用言词企及我思想的核心”{15}。在书写死亡的《比萨诗章》中，庞德显示出思想的迷惘与混乱：“我不知道人性如何承受，/有一个画好的天堂在其尽头/没有一个画好的天堂在其尽头。”（第74章）天堂是否存在，其存在的方式是否已经存在于人类头脑当中的，一切的问题还难以确定。于是，庞德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使自己的文本从主观到客观都陷入了彻底的乌托邦式境地。

①　张子清：《庞德比萨诗章·序言》，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②{5}{15}　赵毅衡：《诗神远游》，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页，第176页，第307页。

③④⑧⑩　《艺术家必须一直改变—埃兹拉·庞德访谈录》，/

group/topic/3113547/.

⑥　儿玉实英：《美国诗歌与日本文化》，陈建中等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

⑦　西川：《庞德点滴》，http://blog.poemlife.com/thread-380407

-1-1.html.

⑨　William Cookson：A Guide to The Cantos of Ezra Pound.

London & Sydney: Croom Helm,1985, Pxviii.

{11}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页。

{12}{13}　李丽琴：《中国儒家文化与反犹太情结—庞德〈诗章〉解读》，《攀枝花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14}　《美国诗人Ezra Pou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