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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运动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与非宗教运动

    时间:2020-04-22 05:17:1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摘要]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爆发的非宗教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提供了历史机遇。在该运动中,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民主革命理论展开的对宗教问题的批判突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早期借用西方资产阶级理论批判宗教的范畴,初步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在宗教批判中的优越性。在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同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传播,吸引了广大爱国知识分子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也促使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初步形成。

    [关键词]非宗教运动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非宗教运动的核心内容是“非基督教”,他和中国共产党一样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中国共产党诞生及掀起的国民革命(1921—1927)与非宗教运动(1922—1927)在时间上具有一致性。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为批判宗教提供了思想武器,反过来,非宗教运动又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因此研究非宗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一问题对研究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总结经验教训有积极的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非宗教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种思潮和社会理论相继涌入,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也得到了一定的传播。尤其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相继转而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专号,并组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不懈努力。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批判宗教提供了理论指导,唯物主义历史观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宗教的指导思想之一。

    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界对宗教的理论批判业已开始。尽管最初批判宗教的思想武器主要是科学主义和传统的理性主义,但在非宗教运动爆发前夕,马克思主义已经显示出其理论批判上的优越性。李大钊在1919年12月1日所著《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指出,“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才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物质即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而“一切宗教没有不受生产技术进步左右的,没有不随着它变迁的。”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叙述并解释宗教的历史发展后,李大钊总结指出,“宗教、哲学都是随着物质变动而变动的。”[1]李大钊以马克思唯物主义为指导对宗教的论述可谓是马克思主义者分析宗教现象的最初典型。此外,陈独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分析了耶稣、孔子、释迦牟尼的思想差异并指出,造成三人思想不同的原因是各自所出的社会历史环境不同。他分析道,“此三大伟人之学说,非自成之,乃社会成之也。使耶稣生于中国,亦必主张家族主义;孔子生于印度,亦必尚厌世悲观;释迦牟尼生于欧洲,亦必主张自由进取。要之,孔、佛、耶易地而生,其主张则互变也。”[2]1921年陈独秀在《答蔡和森》信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要义是“历史上一切制度的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的”,“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3]。由此可见,陈独秀已经掌握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他的这一理论认识为以后批判宗教,宣传革命理论提供了便利。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阐述和对宗教的初步认识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在批判宗教上的理论优势和其潜伏的重大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了具有明显反帝爱国性质的非宗教运动的发展并从中宣传了马克思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非宗教运动中的运用

    在非宗教运动中,以批判基督教为核心,与民主革命的任务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史观和民主革命理论,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吸引了广大革命青年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之路。

    1.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运用。

    马克思主义的最早宣传者李大钊早在1920年驳斥护教言论时就指出,“有些主张宗教是社会进化关键的人,用思想感情等名词解释历史的发长,这可以说是历史的宗教的解释。固然犹太教、儒教、回教、佛教、耶教等五大宗教的教义,曾与于人类进步以很深的影响,亦是不可争的事实,但是这种解释,未曾注意到与其把宗教看作原因,不如把它看作结果的道理,并且未曾研究同一宗教的保存何以常与它的信徒的环境上、性质上急遽的变动相结合的道理。”[4]1923年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针对宗教问题指出,“宗教思想之变迁,更是要受时代及社会势力支配的。”“即在同一时代,各民族各社会产业进化之迟速不同,宗教思想亦随之各异。非洲、美洲、南洋蛮族,仍在自然宗教时代,中国、印度仍信多神,商工业发达之欧美,多奉基督;使中国圣人之徒生于伦敦,他也要奉洋教,歌颂耶和华;使基督信徒生在中国穷乡僻壤,他也要崇拜祖宗与狐狸。”[5]宗教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是受社会存在支配和决定的,陈独秀以唯物史观对宗教的论述是其唯物主义立场的表现。此外,恽代英还论述了宗教产生的原因,“宗教的天性,只是对于人力所不及的地方,一种赞叹崇拜的感情。”[6]并提出了唯物史观者的基本条件,“凡是不以唯心的认识去研究历史,不承认历史上一切变迁演化是由于神意或一二英雄所造作,——而对于一切客观的事实,做一种综合的研究,以发见其一定的物质上之因果关系者,便都是个‘唯物史观者’。”[7]唯物主义者蒋侠僧也指出,“社会生活的变动,政治的、思想的演进,其根本的原因埋伏在经济的组织中,而不应向哲学中、宗教中或文学中去搜寻。”[8]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对宗教问题的论述和解释奠定了早期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的理论基础。

    2.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理论的传播。

    在非宗教运动中宣传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理论,将对基督教的批判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相连,是非宗教运动的特点之一。基督教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为中国共产党宣传民主革命理论提供了余地。

    (1)揭露资本主义压迫,宣传社会革命。陈独秀在《告做劳动运动的人》一文中指出,“对于基督教会及反革命的顽固党,自然都应该反对;因为基督教拿灵魂升天骗劳动者好看轻肉体的痛苦,一生一世安心替资本家做牛马,顽固党都是没有表同情于劳动者的。”[9]而“新旧教在中国都有强大的组织,都夹有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后援,为中国之大隐患。”[10]所以必须反对基督教会的压迫。如果说陈独秀此时反基督教立场不甚明确的话,那么恽代英则是提倡以革命手段反抗资本主义及教会压迫的典型。他指出,“我们对付这些压迫人的人,只有一个法子,便是将一切被压迫的人团结起来,来打倒他们。换一句话说,要对付这些压迫人的人,孔子‘劝’的法子是不中用的,耶稣‘骂’的法子亦是不中用的,对于这种人只有用我们革命党‘打’的法子。”基督教徒“自己不革命而且亦劝人家不要闹革命的事情,天天教人家礼拜祷告,引诱许多人脱离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战线。”这是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反对基督教的原因之一。“我们今天在帝国主义军阀压迫之下,需要努力宣传组织民众、进行革命运动。”“我们中国今天的青年,要去革命,要学习革命的知识技术,要学习革命的生活。”[11]采用祷告的方式是没有用的。“在资本帝国主义没有打倒,世界革命尚未成功以前,什么自由平等、都是积薪厝火的。我们要自由平等,须从打倒资本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运动做起!而基督教既是资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我们岂有优容之理!”[12]

    (2)宣传阶级斗争理论。阶级斗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组成部分在非宗教运动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卢淑指出,“我们知道:有产者所以能够掠夺无产者,无产者所以被掠夺的原因,是因为一个握有生产机关,一个没有。所以贫富的悬隔之间,决不容什么超自然力或上帝之存在。”“社会的压迫是使我们致贫困的原因,援救我们的惟一方法只有从资本阶级手里夺回生产机关。所以我们只有向这个目标进行阶级的斗争,更不必啜泣去祈祷,也不当袖手以旁观。”而基督教徒经济政治势力上的扩张俨然已成了一个掠夺阶级,“无时不向着我们无产阶级磨牙吮血”,“基督教是资本主义的化身”,“我们要反对资本主义,不能不反对基督教;我们要推倒资本阶级,不能不事先推倒这基督教徒的社会。”[13]笔名赤光的中国共产党人号召无产阶级起而反抗社会压迫,指出,“无产阶级的伙伴们!我们受军阀,官僚,资本家,僧侣,牧师一班寄生虫的掠夺欺骗已经够了,我们不要再和和平平的做永劫不复的被宰割的鱼肉罢!”他还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口号:“万国无产者团结起来呵!”[14]

    (3)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出宗教与共产主义信仰的区别。

    中国共产党人指出,“宗教与共产主义无论在理论上或事实上都不能相提并论。”“科学的社会主义对全体自然的判断支持在自然科学的结论上面,故它和一切宗教的谬说是不能妥协的仇敌。”“实际上,共产主义与宗教信仰也不能调和。”中国共产党员应该从两方面向宗教作战,“一方面与那宗教宣传之特别组织的教会作战,它实在是诱惑愚昧的人民和制造宗教的奴隶的工厂。一方面与大多数无产阶级中那流传久远,根深蒂固的宗教的谬说作战。”[15]周恩来所著《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中驳斥了一部分人将共产主义作为宗教的说法,指出马克思主义主张实行“革命的共产主义”,“信此主义的人,所以才能勇于实行。别的社会主义派别,或者还可容留宗教思想,惟独共产主义者对此种‘牺牲弱者庇护强者’,长人依赖性,诱人容忍,‘锢蔽思想’的宗教却深恶痛绝,国际共产党因此认宗教是人类中的一种毒药。”况且,“共产党人对于它为有产阶级辩护,或是无形中阻人前进,引人空想未来天国的种种学说,‘不能接受,不能容忍’。”[16]

    三、马克思主义在非宗教运动中的地位

    非宗教运动的酝酿及爆发与科学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紧密相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科学、民主为旗帜,对宗教迷信的批判武器是科学主义和传统文化中的理性主义,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成为批判基督教“上帝创世”说的理论依据。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对基督教的教义也颇有怀疑之处。在对宗教的理论批判上,科学主义成为非宗教运动爆发前夕和此后一段时间内的主导思潮。此外,民族主义在其中也起了关键作用。非宗教运动的爆发起于基督教的世界性传播政策,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清华开会成为非宗教运动的导火索。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民主革命任务的提出以及国共合作的实现,国民革命运动兴起后,民族主义思潮成为非宗教运动的主导思潮,社会各界及各阶层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对具有侵略色彩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予以激烈批判和否认,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非宗教运动的政治色彩日益浓厚并演化成为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后来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非宗教运动的指导理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等便以唯物主义为指导对宗教展开过批判,但因马克思主义刚传入,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仅限于介绍的阶段,理论水平不是很高,还未真正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理论被真正用于实践,因中国共产党对非宗教运动的积极参与和领导,马克思主义很快成为非宗教运动的主导思想。尽管民族主义思潮仍是团结广大反教人士进行反帝斗争的主要因素,但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民族主义的有机结合和马克思主义对民族革命的指导,恐怕非宗教运动不会有后来的民主革命性质和伟大成就。

    注释:

    [1]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139-143页。

    [2][3][5][9][10]《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6月版,第99-100、157、352、175、180页。

    [4]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新青年》8卷4号,1920年12月1日。

    [6]恽代英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3页。

    [7]恽代英:《唯物史观与国民革命》,《中国青年》95期,1925年9月14日。

    [8]蒋侠僧:《唯物史观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解释》,《新青年》(季刊)三期,1924年8月1日。

    [11]恽代英文集》(下),第819-822页。

    [12]侠夫:《基督教的罪恶》,《觉悟》,1924年10月28日。

    [13]卢淑:《基督教与资本主义》,《先驱》三号,1922年3月15日。

    [14]赤光:《基督教与世界改造》,《先驱》,三号,1922年3月15日。

    [15]绮园:《基督教与共产主义》,《先驱》三号,1922年3月15日。

    [16]周恩来:《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少年》72期,1922年9月1日。

    责任编辑钟海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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