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佛、基督的交响曲
时间：2020-04-22 05:18:3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本论文从二十世纪初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大背景下，儒、道、佛、基督哲学在许地山身上的融合出发。以许地山文学作品和学术研究为依托，以相关史料为旁证，用历史的、唯物的眼光论证许地山的文艺思想以佛学的怀疑否定精神和虚空为内，以基督教的博爱宽容为外，内外兼修，统一于伦理；进则以儒家的民胞物与为中坚，退则以道家的无为原则为后盾，进退自如。成就理想。
关键词：许地山；文艺思想；儒；道；佛；基督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11-030-04
作者：余晓静，西南大学硕士研究生；重庆市，400715
许地山是中国现代学者中少有的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奇才。他是文学家，发表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小说、散文、歌词、童话；小说集《缀网劳蛛》、《危巢坠筒》，散文集《空山灵雨》，歌词《赤潮集》，童话《桃金娘》等。他是翻译家，主要译作关注孟加拉和印度的民间故事传说：《孟加拉民间故事》、《二十夜问》、《太阳的下降》、《在加尔各达途中》、《主人。把我的琵琶拿去吧》等。他是文字学家，发表了《中国文字的将来》、《中国文字的命运》、《拼并音字和象形字的比较》等论文。他是国学家，对中国古代金石、风俗制度有深厚的造诣：《大中罄刻文时代管见》、《清代文考制度》、《礼仪与民生》等。他是哲学家，专著有《道教史》(上)、《扶乩迷信的研究》，集撰《佛藏子目引得》、《道藏子目通鉴》，发表有《原始的儒、儒家、儒教》、《宗教的妇女观——以佛教的态度为主》等论文。许地山不仅有如此渊博的学术成就，在生活中他也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学者应有的品质。据许地山的夫人周俟松回忆，许地山一生谨言慎行，若彬彬儒者；奉佛唯谨，于佛大有缘法；深得道家三味，是道家弟子；注籍于基督教，是标准的基督教徒。许地山有如此渊博的学术成就和独特的人格魅力与其儒、道、佛、基督交织的文艺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要论述许地山复杂的文艺思想，应该同时把握“中外”、“古今”两条主线。“谈文化当然离不开比较方法。这里实际交织着两条线，一是‘中外’，一是‘古今’。要讲清文化，非同时抓住这两条线不可。于是除了已蔚为奇观的中外比较外，还有未登大雅之堂的古今比较。‘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就不是一场纯粹的文学革命，‘五四’一代作家也很少是纯粹的文学家，他们对外来文化的借鉴远远不限于文学。这就决定了我们对这场文化碰撞的研究，立足于文学，着眼的是整个文化。于是出了不同时空的文学之间的比较外，还有同一时空中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宗教、文学与思想等的比较。”
本论文从二十世纪初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大背景下，儒、道、佛、基督哲学在许地山身上的融合出发，以许地山文学作品和学术研究为依托，以相关史料为旁证，用历史的、唯物的眼光论证许地山的文艺思想以佛学的怀疑否定精神和虚空为内，以基督教的博爱宽容为外，内外兼修，统一于伦理；进则以儒家的民胞物与为中坚，退则以道家的无为原则为后盾，进退自如，成就理想。
一、佛学与基督教的内外兼修，统一于伦理
“顶礼过去诸论师，令我粗知佛论法。顶礼韦陀耶菩散，宇井杜耆克伊特，与及法友吕秋逸，令于正丽得新解。”许地山在一篇叫《陈那以前中观派与瑜伽派之因明》的论文前自作一首“赞偈”表明了他对佛教哲学的专注态度。他一生精研佛学，亲手编了一部卷佚浩大的《佛藏子目引得》外，又发表了许多佛学论文：《摩尼二宗三际论》、《陈那以前中观派和瑜伽派之因明》、《观音崇拜之由来》等。他曾两度出国，甚至到佛教发源地印度研究佛学。“1923年夏，他和冰心、梁实秋一同赴美国留学，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研究宗教……1934年2月自广州去印度大学研究佛学与梵文。”被称为“国学三巨头”之一的佛学大师陈寅恪，对许地山在佛学研究上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寅恪昔年略治佛道二家之学，然于道教仅取以供史事之补证，于佛教亦比较原文与诸译本字句之异同，至其微言大义之所在，则未能言之也。后读许地山先生所著佛道二教史论文，关于教义本体俱有精深之评述，心服之余，弥用自愧。遂捐弃故技，不敢复谈此事矣。”这里，陈先生可能有自谦的成份。但也说明，许地山在佛学上的造诣的确不同一般。
佛教“人生皆苦”的内在精神和“虚空”的本体论深深影响了许地山的文艺思想。
支撑起佛教哲学大厦的内在精神基础是极为彻底的怀疑否定精神。佛教看到了人世的缺陷，人生的不完满。“人生皆苦”，是佛家哲学的理论出发点。佛教把人生的苦比作大雨滴泡。雨点落在水洼里，激起一个个雨泡，又旋即破灭。人生于世所遭受的苦，就如这雨中的水泡一般，一生一灭，永远不得超度。也许地山对人生的理解就打上了“人生皆苦”的深深烙印。在《空山灵雨》的弁言中他写道：“生本不乐，能够使人觉得稍微安适的，只有躺在床上那几小时，但要在那短促的时间中希冀极乐，也是不可能的事。”他笔下的人物大都谦卑平和，不露声色。面对世事可坚强执着，胜不骄败不馁；也可无动于衷，成败随顺事缘。“(玉官)她觉得以前的守节是为了虚荣，从前的传教是近于虚伪，目前的痛苦是以前种种的自然结果。”“(商人妇)人间一切的事情本来没有什么苦乐底分别……眼前所遇到的都是困苦，过去未来的回想和希望都是快乐。”
佛教认为，人是无独立的本体，一切世事由种种因缘而生，不断变迁，没有永恒。世俗之人没有参悟这一点，常有对本体的执着行为，因而产生诸多烦恼。“由我执力，诸烦恼生，三有轮回，无容解脱。”要消除世间的烦恼，就必须“虚空”。《俱舍论卷·三十九》解释了虚空的概念：“虚空俱以无碍为性，由无碍故，色于中行。”“虚空”是佛学本体论的重要支柱，正如《般若心经》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许地山接受了佛教的“虚空”观，看到客观不可抗及主观的局限。他在《无法投递之邮件》中发出这样的喟叹：“理想，和毒花一样，眼看是美，却拿不得。”他希望从根本上消除理想和现实这对矛盾带来的烦恼和痛苦。“与物无贪求，于人无争持。”“无贪求”即是抛弃“三欲”中的“繁华欲”。在《换巢鸾风》中，他讥讽和鸾“非有个功名不能进洞房”的虚荣心。在《三博士》中，他嘲弄满腔热情、准备嫁给一张博士文凭的何小姐。“无争持”即是只求耕耘，不问收获；不求有功于世，但求无愧于己。于是许地山在《造成伟大民族的条件》的演讲中呼吁：“人类底命运是被限定的，但在这被限定底范围里当有向上底意志。所谓向上是求全知全能底意志。能否得到且不管它，只是人应当努力去追求。”
“五四”以来，基督教在中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甚至被提到了拯救民族危亡的高度。“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陈独秀就把基督教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良药。“保留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和平等的
博爱精神的基督教。以便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坠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许地山在这种大潮的冲击下，加入基督教。基督教博爱、宽容对其文艺思想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许地山对“革命”的态度以基督教的宽容为导向。在北大的演讲《造成伟大民族底条件》中他谈到了三个革命理想。关于革命目标，他认为：“革命本来就是达到革新目的的手段。”但他反对对过去的“压迫者”实行“报复”。至于革命手段，他认为如果确有必要可以用暴力革命。但必须择优选择合理的路径：“要知道不问手段去革命，只那手段有时便可成为前途最大的障碍……所以革命要择优越的、坚强的与合理的手段，不择手段的革命是作乱，不是造福。”他希望革命者：“要执持信义、廉耻、振奋、公正等等精神的武器，踏在共利互益的道路上，才能有光明的前途。”
第二，许地山对人类关系的诠释是基督教的博爱和宽容。他嫉视世间那些蹂躏这种神圣美好的道德原则的自私者、阴谋家、野心家：“那使同伴在物质上变牛变马，是由于不知爱人如己，虽然可恨可怜，还不如那使自己在精神上变猪变狗的人们。如果这样的畜人比那些被食的人畜多，那还有什么希望呢?”基于这种感受，在他的一些小品文中，如《债》中，执着于人生，向往幸福；同情不幸的弱者，痛恨吃人的社会；真诚地希望天下人都能过好日子，有情人皆成眷属。
我们可以在许地山的小说创作中看到佛学与基督教的内外交融。他早期(1925年1月初版)创作的《缀网劳蛛》集中多把男女私情顺从于神圣的佛门之下，用佛学意象宣扬其所着意破除的爱欲和我执。而在三十年代创作的《玉官》、《铁鱼的腮》等作品中，开始大胆描写热烈追求的爱情，把佛教所摒斥的男女之情进行基督教的合法化、神圣化。这与基督教教义强调最大的美德是“爱”无疑是一致的。《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就说：“如今存在的是信仰、希望和爱，这三样最大的是爱。”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许地山内在的人生观是佛教的生本不乐和虚空，外在的处世信条是基督教的宽容和博爱。正如老舍在《敬悼许地山先生》中对他的回忆：“他似乎受佛教的影响较基督教的为多，虽然他是在神学系毕业，而且也常去作礼拜。他象个禅宗的居士，而绝不能成为一个清教徒。”
佛教和基督教在宗教体系上虽有区别，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内在相似性。佛教是静的、内省的、隐退的，强调无我、虚空，摒除三欲(爱欲、有欲、繁华欲)，达到常乐我净的理想境界，着重自我修养。基督教是动的、外倾的、进取的，强调赎罪、牺牲、博爱、扬善去恶，以求死后进入天堂，着重处世信条。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基督教并非一味进取，也提倡忏悔内省，谦卑平和，忍让不争。《圣经·新约·马太福音》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要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向你借贷，不可推辞。”佛教更不是完全的隐退，也有入世的一面：“众生扰扰，其苦无量，吾当为地。为旱作润，为湿作筏。饥食渴浆，寒衣热凉。为病作医，为冥作光。若在蚀世颠倒之时，吾当于中作佛，度彼众生矣。”正是有了这种相似性的存在，许地山将对两种宗教的理解统一在宗教伦理之下。他在《宗教的生长与灭亡》一文中表明了自己所希冀的宗教伦理化：“我想宗教当使人对于社会、个人负归善、精进的责任，纵使没有天堂地狱，也要力行；即使有天堂地狱，信者也不是为避掉地狱的刑罚而行善，为贪天堂的福乐而不敢作恶才对。”张祝龄在《对于许地山教授的一个回忆》中也提到许地山宗教伦理化观念：“故许先生眼光中的历史基督，不必由‘童生’、‘奇事’、‘复活’、‘预言应验’等说而发生信仰，乃在其高超的品格，和一切道德的能力所表现的神格，更使人与起无限的景仰崇拜，信服皈依。”
二、儒家与道家的进退自如，成就了理想
许地山出生在一个士大夫家庭，他的父亲是诗人。“许地山的父亲许南英(1855年－1917年)，号蕴白或允白，又自号窥园主人、留发头陀、龙马书生、舍耶客、春江冷宦，是台湾省近代著名诗人，著有《窥园留草》一卷，收诗词1098首。”也是修养有素的理学家，有“致君尧舜上”建功立业的抱负，又严格遵奉儒教为人处世的道德律条：“九叶孙支备族谱，三迁母教起儒声。”在这样的家庭中，儒家的社会理想与人格理想很早就成为许地山追求的目标。具体说来，他的社会现想是：“我受了压迫，并不希望报复，再去压迫从前的压迫者。我只希望造成一个无压迫的环境，一切都均等的生活着。”“切都均等地生活”这与古代儒者所构想出的大同社会颇为相象。他的人格理想也充满儒家色彩：“毋为嗜欲杀身，毋为政事杀人，毋为货财杀子孙，毋为学术杀天下。后世应为宇宙立心，应为生民立命，应为往圣立功德，应为万代立至治太平。”
儒家背景在许地山的青年时代体现得尤为明显。据他的夫人周倏松回忆，许地山初入燕京大学时是一个内秀而外表不免有几分迂呆的书生，被同学戏称为“许真人”——天天练习写钟鼎文(其实是写梵文)；每日总是穿着灰布大褂，头发留很长。[蚓但可贵的是，生活在二十世纪的许地山，是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接受传统儒学。他继承的主要是儒学中民胞物与、积极入世、进取有为的思想。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许地山组织燕大同学，冲破学校当局压制，勇敢地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担任学生代表组织会议。抗战时期，他以学者的身份四处奔走呼吁救亡图存，在各大高校演讲，积极筹措抗日捐款，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忱。
许地山也把这腔爱国热忱倾注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他前期小说的背景主要是南洋印度、闽粤山人；人物多为远离政治的小知识分子，飘流无定的小市民；情节不是恋爱剧，就是婚变史。中期小说的背景则已转向北平、广州等都市：人物已扩大到上至资本家、官吏、革命家，中至留学生、警察、教员、传教士、交际花，下至游民、城市贫民、妓女、乞丐等社会各阶层：情节与政治事变、民生疾苦纠结在一起。如果说前期小说基本上只有一个主题——人生观；那么中期小说的主题就倾向于对现实的关注——暴露社会黑暗，赞扬奋斗精神：《在费总理底客厅里》猛烈抨击了“国旗”虽换，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当局骨子里是一路货色的现实。《街头巷尾之伦理》展示了下层社会的贫穷与痛苦。《归途》对一个迫于穷困潦倒的生活而行劫杀人的寡妇给予了深切同情。《无忧花》批判了一个同帝国主义分子、官僚勾结，大发国难财的交际花。《人非人》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荒淫无耻与妓女的悲惨生活。这些作品都从不同侧面暴露了社会黑暗，鞭打了社会现实，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与进步作用。正如郁达夫在《敬悼许地山先生》一文中对这种转变的敏感：“我想特别一提的，是对于他的创作天才的敬佩。他初期的作品，富于浪漫主义的色彩，是
大家所熟知的；但到了最近，他的作风，竟一变而为苍劲坚实的写实主义，却很少有人说起。”
中国古来多有这样知识分子。从以上的情况看，许地山确是有懦者之风。
“1924年秋，帝国学院举行帝国宗教大会，由各国学者讲述本国宗教。许地山在会上发表论文《道教》。当时在欧美学者心目中，中国的道教不过是非洲黑人、美洲红人的原始宗教一类的东西。他的论文使他们闻所未闻，得到很高的评价，并收入论文集。后又改成《道家思想与道教》，发表于《燕京学报》第2期，被学术界认为道教研究的开创性著作。”出版过厚厚一大本《道教史》以及其他专著，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以自己的研究声惊四座的许地山，又受到道家思想怎样的影响呢?
道家的“玄妙”美学精神重整体感受，要求通过准确把握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来超越具体的人生经验，从而体味到神秘幽深的情趣或意念。所以许地山的小说主观感受强烈，自始至终贯穿一道诗的潜流，空泛深邃，富于哲理。“夺魁嫂，你说它不好么?我在此中找出道理!这花虽然被虫伤了一半，还开得这么好看，可见人的命运也是如此——若不把他的生命完全夺去，虽然不完全，也可以得着生活上一部分的美满……”这是生活于逆境时的自满自足。“我的行为本不求人知道，也不是为要得人家的怜恤和赞美；人家怎样待我，我就怎样受，从来是不计较的。”“往事如梦中之烟，早已在虚幻里消散了，何必重新提起呢?凡人都不可集聚日间的怨恨、怒气和一切伤心的事到夜里……我是没有成见的，事情怎样来，我怎样对付就是。”在自满自足中又透出明显的清净无为的思想。我个人认为从文体结构来看，许地山的小品文略胜于小说。他的小说不善于结构故事、塑造人物。而小品文不受文体形式限制，所以更适合许地山步尽九曲回栏的抒情。《空山灵雨》的巨大成功就是例证。
道家提倡“无为”的处世原则。在对客观世界感到惑乱时，就与现实拉开距离，退回到主观世界，着重于内省、返观，求取对现实的适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许地山，面对频繁变动的社会局势，躲进书斋埋头于学术研究。这使他抵住了各种邪恶力量的侵蚀，保持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清白和骨气。尽管许地山谨慎的奉行清静无为哲学，处处退让，还是不断被各种人事纠纷所困扰。有一次，愤懑已极，忍无可忍，信手写下一幅对联：“书生薄命还同妾，名士厚颜颇类娼。”请好朋友容希白书写并裱糊好悬挂起来。容希白说：“西谛兄言，‘地山无往而不被人欺负者’。今地山集此嘱书，殆亦握拳挥空之意欲?”志本高洁，而无法避免卑污恶浊者的排陷倾轧，自身又不屑与之较辎论铢，无怪许地山要发出老子庄周般的愤激之辞。
但熟谙道家真髓的许地山并不想像道家提倡的那样避世隐居。他批评《菜根谈》世事如棋局，不着的才是高手；人生似瓦盆，打破了方见真空是毫无可取之处的闲人哲学。如前所述，当社会革命高潮到来时，儒家民胞物与、积极入世的精神在许地山就身上明显表露出来。一旦大潮退下，道家的“无为”立命之道又会占上风。相对于剑拔弩张的斗士鲁迅一族，消极避世的隐士苏叔曼一流，许地山显得出奇地平衡。可以说他成就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几千年来追求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理想。所以，许地山创作和学术的高峰期基本上都处于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道教史》初版于1934年，《危巢坠简》、《许地山语文论文集》、《扶乩迷信的研究》、《国粹与国学》论集初版于1941年。在纷繁世事中进退自如，成就了许地山一代学者的理想。
综上所述，许地山的文艺思想是以佛家的否定和虚空作为他悲剧人生观的内在基础，吸取基督教的博爱与宽容精神作为他外向的为人处事原则；进则以儒家积极入世精神作为否定人生终极意义后对生命所采取的现实主义态度，退则以道家的清静无为顺应自然作为他在复杂人生世界中内向的自律内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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