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宗教视角透视冷战后美国中东政策的悖论

摘要：冷战后，美国调整了中东政策，但通过扶持和偏袒以色列来制衡阿拉伯世界的基本原则和控制中东地区的战略意图没有变。结果它既没有造就一个安全而稳定的以色列，也没有有效地控制中东地区，其政策目标与实现手段存在着悖论。本文从宗教的角度分析其中的原因，包括美国是一个宗教社会，犹太教一基督新教是美国社会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准则的基础，决定着美国外交的大方向；犹太教的“教族合一”奠定了美国犹太人支持以色列的基础，而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同一性造就了绝大多数美国国民对以色列的强烈认同；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在美国的院外集团联手左右着美国的中东政策等。

关键词：美国中东政策；犹太教；基督教；宗教认同

作者简介：沈文辉，博士，湖南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湖南湘潭4111 04)。

文章编号：1673—5161(2009)05—0015—07　中图分类号：D371　文献标识码：A

冷战后，由于苏联的解体，美国成了中东地区名副其实的霸主。经过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激进派遭受了沉重打击，泛阿拉伯主义受到重创，美国在这一地区可谓“一枝独秀”。与这一政治格局相适应，美国打着反恐的旗号对中东政策进行了调整，主要是对大中东地区进行民主改造。然而，由于美国并未彻底改变其原则，仍然通过扶持和偏袒以色列来制衡阿拉伯世界，因此，它既没有造就一个安全而稳定的以色列，也没有更有效地控制中东地区，其政策目标与实现手段之间存在着悖论。本文拟从宗教角度分析其中的原因。

一、冷战后美国中东政策制定的基础

国家利益是美国现实主义外交的指针。由于特定的资源条件和战略地理位置，中东地区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拥有其他地区不可替代的地位。概括起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能源利益，主要指石油资源。中东地区蕴藏着世界已探明石油储量的66.42％，美国消耗的石油近70％依靠进口，其中26.9％来自中东。石油是当今世界经济的命脉，对美国也不例外。因此，“波斯湾石油对美国的重要性必须从全球的角度来理解。”第二，国家安全战略利益。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是维护并巩固自己的世界霸主地位，为此，美国制定了“两洋战略”。中东地区地处欧亚非大陆的交汇处，扼东西交通的咽喉，是美国“两洋战略”的连接点，如果失去这一连接点，美国的全球战略地图将被分割为彼此孤立的东西两块，无法做到遥相呼应。因此，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中东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分量。“9·11事件”又给该地区的重要性添加了新的内容，美国以为，恐怖主义是其安全的心腹之患，而中东地区是恐怖主义的温床。因此，如何遏制激进民族主义国家的挑战、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打击恐怖主义成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重点。同时，美国对中东地区石油的掌控也能更好地服务于全球安全战略，因为美可利用石油约束盟国的行为，使其唯美国的马首是瞻。据统计，日本64.6％和西欧52％的原油均来自中东，如果美国使它们失去中东的石油，那将意味着日本、西欧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将陷入瘫痪。正因为此，老布什曾经说，中东石油是“全球合作的关键”。另一方面，中东石油也是美国遏制诸如中国这样的潜在对手的手段。由于美国对中东地区石油的把持，中国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把石油进口渠道拓展向非洲和拉美。中东地区的石油因此成了美国防止盟国离心的杠杆，也是遏制潜在对手崛起的武器；第三，经贸利益。中东地区具有消费从尖端武器到普通商品的巨大能力，每年的进口额大约为2000亿美元。同时，长期以来，中东地区一直动荡不定，脆弱的安全局势孕育着庞大的军火市场(如沙特、伊拉克、伊朗、以色列等)，加之充足的石油美元更是让供应商没有后顾之忧。冷战期间美苏两国就竞相向各自的盟国提供武器。冷战后，世界各国军火商在此进行更为激烈的角逐。

二、冷战后美国中东政策的悖论

冷战后，由于苏联的解体，中东地区的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以往的两极对垒不复存在，以色列、阿拉伯世界和伊朗呈三足鼎立的态势。基于这一格局，美国力图通过本地三股势力的相互牵制达到一种力量均衡的状态，它本身则扮演着“离岸平衡手”的角色以便轻而易举地控制整个中东地区。其具体做法是：扶持和偏袒以色列、打压阿拉伯世界、遏制伊朗和伊拉克的崛起。美国在该地区实施均势策略以掌握主动权，这是基于中东地区政治格局理性思考的结果。因为，均势策略的操作前提是国家之间存在矛盾，而中东地区恰恰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地区。由于民族差别、宗教差异、领土争端、资源矛盾等原因，中东地区存在阿以(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矛盾、阿伊(阿拉伯世界与伊朗)矛盾、伊以(伊朗与以色列)矛盾以及阿拉伯世界内部矛盾，它们之间盘根错节、十分复杂。更为棘手的是，从政策的执行效果来看，美国扶持和偏袒以色列，不但没有给它带来裨益，反而妨碍了其战略目标的实现。不可否认，美国中东政策的实施手段和目标之间存在悖论。

在美国控制中东的战略中，以色列这一角色并不重要：首先，以色列制衡阿拉伯国家的作用非常有限。以色列只有弹丸之地，相对于埃及、沙特，其战略位置也并不重要，加之阿拉伯世界对它普遍采取敌视政策，其牵制阿拉伯世界的分量十分有限。当伊朗在“和平利用核能”的幌子下研制核武器，扬言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伊拉克无视国家主权原则悍然吞并科威特，甚至叙利亚也不买美国的帐时，美国只得亲自动手来处理这些难题；其次，以色列消耗了美国的国力。一方面，以色列消耗了美国的“硬实力”。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安全，美国每年在提供以色列大量军火的同时，还给予巨额的财政援助。据统计，以2003年美元价格计算，美对以的直接援助总额达1400亿美元。1949-1965年美对以援助年均为6300万美元，1966-1970年均为1.02亿美元，1971-1975年均为10亿美元，1976-1984年均为25亿美元。目前年均直接援助达30亿美元，约占美对外援助预算的1／5。按人均计算，每年美国给每个以色列人直接补贴为500美元。另一方面，以色列还大大消耗了美国的“软实力”。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扶持和偏袒以色列，压制阿拉伯国家。此举不但遭到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也遭到世界上众多国家的指责，美国因此而声名狼藉。“9·11事件”的爆发极大地暴露了美国安全的脆弱性，沉重打击了美国的信心，对其维护世界霸权的消极影响显而易见。正因如此，有学者指出：“9.11事件”后，美国摧毁塔利班，捣毁伊拉克，点燃了中东地区的导火索，从此新美利坚帝国走上了衰落的不归之路；再次，“以色列因素”增加了美国掌控中东地区的难度。可以肯定，如果美国不偏袒以色列，阿拉伯世界内部固有的矛盾将会凸显，伊朗与阿拉伯世界的矛盾也会更加尖锐，而以色列恰恰为它们树立了共同的敌人，使其可以抛弃固有的矛盾而团结在反以的旗帜下，并找到了向美国泄愤的替代对象。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美国的中东政策也没有给以色列带来好处。由于有美国的支持和偏袒，

一直以来，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采取强硬政策，如“定点清除”哈马斯的精神领袖亚辛等哈马斯高层领导、直接进攻加沙地带等。凡此种种，不但没有使巴勒斯坦人就范，反而激起了他们的斗志，他们对以色列不停地发动自杀性袭击。美国的中东政策并没有造就一个繁荣、稳定、安全的以色列，且由于以色列的强硬政策，中东和平进程连连受挫，以色列在国际上也因此备受非议，处于非常孤立的境地。

由此可见，冷战后，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以色列不但不能推进美国在中东地区战略目标的实施，相反还成了美国的战略累赘。1998年5月，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米尔斯海默和和哈佛大学的斯蒂芬·沃尔特联名在《伦敦书评》上发表题为《以色列院外游说集团和美国外交政策》文章，批评美国的中东政策主要受到了亲以院外游说集团的控制，只关心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导致美国一直对自身国家安全置之不理。他们强调：以色列不仅不是美国的战略盟友，反而是美国的战略负担。既然如此，冷战后，美国为什么依然要扶持和偏袒以色列?这里有传统的因素，正如纽约大学教授赫茨伯格所说，美以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已有50年的婚姻，对于50年的婚姻而言，已经不再有感情上的激烈波动，有的是在一起的历史和希望继续下去的愿望。”此外，美国的宗教因素制约了其中东政策，这也是美国扶持和偏袒以色列的根源。

三、美国国民对以色列基于宗教的强烈认同

犹太教是美国主流宗教之一，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相比，犹太教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教族合一”。犹太教之名源自古希腊语Ioudaismos，意思是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及习俗。希伯来语中与犹太教意思相近的Yahadut一词表示“犹太人的一切”，其英文对应词Judaism源自希腊语Judaismos，既表示宗教，又表示民族。由此，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犹太教是集宗教和民族为一体的宗教。从宗教情结和宗教实践来看，也是如此，这一点在以色列复国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开启以后，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最终抛弃分歧，接受了复国的思想。虽然他们已与所在国的民族融合或被同化，生活方式也已大多入乡随俗，但基于犹太教这一纽带，作为散居犹太人一个重要分支的美国犹太人一致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他们认为：一个犹太民族国家“将成为犹太教的精神中心及犹太文化、宗教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源泉”。世俗的美国犹太人虽大都已“美国化”，但依然保持着浓厚的“犹太气质”和民族认同感，这种气质和认同感均来源于犹太人的宗教情结。与以色列的世俗犹太人一样，一些美国犹太人虽自称不信仰宗教，但也去犹太教会堂参加礼拜，按民族传统过逾越节等宗教节日，婚丧嫁娶均遵循犹太教习俗。由此可见，犹太教与犹太民族与生俱来地相互依存：犹太教是犹太人的宗教，犹太民族具有鲜明的犹太“宗教气质”。美国犹太文化中的这种强烈的宗教色彩，使得无论是犹太教徒还是世俗犹太人都对以色列怀有强烈的认同感。正是由于这种认同感，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犹太人建立了千丝万缕的关系：一方面，美国犹太人在某种程度上是以色列犹太人的一个缩影，他们视以色列为自己的精神家园，不论何时何地都始终支持以色列：另一方面，以色列的犹太人把美国犹太人视为自己的依靠，竭力影响他们以支持以色列。总部设在以色列的一些世界性犹太人组织，如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等，都在美国设有分支机构，它们深入到各个犹太社团，为支持以色列编织了一张无形的网。

此外，占美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基督教徒也对以色列怀有深切的认同。在众多美国宗教派别中，居于主流地位的是PCJ，即“新教一天主教一犹太教”模式。在美国现实宗教生活中，居主流地位的是基督教和犹太教。基督教和犹太教虽是两种不同的宗教，但它们有许多共性：首先，它们源于同一个先民。犹太教和基督教都由古希伯来人即犹太人所创立。这两种宗教的创始者“皆发源于中东的闪族”；其次，它们拥有共同的经典、理念和圣地。由于基督教派生于犹太教，因此基督教的起源、形成与发展与犹太教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基督教经典《圣经》由《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两部分组成，其中《旧约全书》全盘接受了《希伯来圣经》，后者被犹太教视为圣书。同时，犹太教的宗教观念直接为基督教提供了信仰元素和思维模式，包括传统的上帝观、救世主观、选民观、罪恶观、救赎观、来世观、圣经观和圣史观。耶路撒冷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共同的圣地；再次，他们拥有共同的宗教实践。犹太教以七天为一周，第七天为“安息日”，被基督教接受后改为“礼拜日”。犹太教的“逾越节”是基督教“复活节”的前身。基督教的组织形式——教会以及祈祷、唱诗、读经、讲道等礼拜仪式，也都是从犹太教继承而来。由此可见，从宗教的内容和实践来看，犹太教更像是原教旨的基督教，而基督教是犹太教的升华，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得到了同步发展。而且，在当今现实生活中，两种宗教经过美国本土化以后，相互靠拢，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基督新教徒们认为犹太教是其宗教的前身。这是美国社会所推崇的“犹太教—基督新教传统”产生的前提。这种宗教上的强烈认同，奠定了占美国总人口90％的基督徒对以色列的支持基础。因此，不管是美国的犹太人还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基督徒，都很自然地从对犹太教的认同发展到对犹太民族的认同，进而发展到对以色列国家的认同。在政府部门，“所有基督徒在看待中东问题时，都会对以色列怀有一种难以捉摸的好感。”“不同于这些看法的观点往往被美国以色列院外活动集团和它的基督教同盟军谴责为政治上的极端主义，甚至是反基督教的”。在国会议题中，一旦涉及到以色列，议员们通常会保持缄默，很少批评或指责以色列。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中东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受到了严重的掣肘。

四、宗教对冷战后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

美国是一个“上帝治下的国家”，犹太教—基督新教是美国社会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准则的基础，其影响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政治方面，宗教是美国民族的精神源泉，世俗化了的宗教是美国国家政治的基本依托。据统计，有史以来43位美国总统中有39位是基督教会的成员，其余4位也与教会有密切的关系。对美国人来说，宗教关系是最准确，至少是最有价值的政治衡量标准之一。由于“白宫是美国民族的中心神坛，总统是这个神坛的牧师，宗教因此成为美国政治的基础与核心。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作为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外交毫无疑问也受到宗教的影响：首先，宗教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思想。宗教的神学观点与其他因素一起塑造了美国的外交思想。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所要完成的使命是“天定命运”，从而形成了一种全民性的命运感。同时，宗教是他们神化内外的工具，它培养了美国人的民主精神，创造了权力分立和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使他们的对外政策具有宗教的狂热性和鼓动性，其对外扩张势头因此锐不可挡；其次，宗教通过影响精英人物如总统这样的对外政策的决策人来主导外交，诸如宗教团体在选举过程中就它关心的问题询问各位候选人，然后向大众通报，通过这种方式让选民知晓各

候选人对这些问题的立场是否与他们的一致，借此影响选民的投票行为或是宗教团体及个人采取直接行动为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助选，拉拢选民等。在总统和国会选举中，保守派总统和议员候选人往往同基督教右翼结成联盟，有的宗教团体干脆在华盛顿设立办事处专门进行游说。据统计，1980年，美国有80多个宗教团体在华盛顿设有从事游说活动的办事处。同其他利益集团的游说机构一样，为了影响公共政策，这些办事处监督政府行为，收集有关事实和资料，拜访政府部门，或就立法和政府条例的细节进行协商。鉴于此，美国学者大卫·齐德斯特认为，宗教和政治是人类权力的两个重要方面，是不同的权力模式、不同的行为过程，是所有社会内部权力体制中权力分配的制约力量。宗教是人类生活中多种权力模式中的一个，在人类行为及其关系中，宗教是终极的验证因素；政治是世俗社会的终极关怀，宗教是精神世界的终极关怀。这里的权力主要指人们对宗教和社会政治问题的态度和决定权，二者对一个社会的宗教和政治的存在和发展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它们涉及世俗社会和精神世界的方方面面，制约着一个社会的发展过程。由于美国社会所推崇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就是常常被基督徒所称许的“犹太一基督教传统”，这样，犹太教一基督新教就决定了美国政治的大方向，外交政策也不例外。

犹太教影响美国中东政策的方式多样：首先，通过选票和政治捐款来决定政策制定者的遴选。美国犹太人的投票率通常高达90％以上，因此，当美国两大政党在总统选举出现势均力敌的局面时，犹太人的高投票率往往能发挥关键作用。这样，参选者无论来自哪个党派，都必须重视犹太人的选票。在2000年美国大选期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为了拉拢犹太人，还精心挑选犹太裔参议员助战。通过对选票的最终统计，占全美国选票总数约4％的犹太人选票中，高达79％的选票投给了戈尔一利伯曼阵营。同时，犹太人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他们往往通过政治捐款影响选举。选举是美国政治生活中最普遍的现象，也是美国金钱政治最直观的体现。任何政治家需要赢得竞选或连任都必须有雄厚的资金作依托。在美国，大多数犹太人经过几代人的奋斗，在社会经济领域已成为中产阶级。早在1990年，犹太人中等家庭的年均收入就高达36700美元，在30多个类别的宗教团体中名列榜首。20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们控制了毛皮、粮食加工、电子、餐饮、娱乐、钢铁、石油、化工等重要经济领域，在美国金融界更是首屈一指，有“犹太人控制华尔街”之说。腰缠万贯的犹太人自然是政客们必须争取的对象，而犹太人为了使政策偏向自己一方也乐于慷慨解囊，双方各得其所。据统计，犹太人提供的政治捐款约占民主、共和两党所获捐款总数的1／4到1／3，其中，民主党的政治捐款有一半来自犹太人；其次，通过院内活动集团即国会中的犹太裔议员来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犹太裔议员在美国联邦议会中所占席位已大大超过其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犹太人仅占美国人口的2.2％)，且形成一股亲以势力。如1998年选出的106届国会，有犹太裔众议员23人，在众议院435席中占5.1％；犹太裔参议员11人，在参议院100个席位中占11％。如今，犹太裔议员在美国国会仍然保持着这个比例。犹太裔议员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多由犹太人聚居区选出，成为犹太人的代言人，在政治上旗帜鲜明地支持以色列，与所有的反犹势力及行为作斗争。众议院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犹太裔议员平均每个月聚会一次，讨论美以关系等问题，并负责起草有关法案，敦促政府援助海外“受压迫”的犹太人。他们还经常借以色列总理访美之机，要求美国政府维持或增加对以援助。在国会外交委员会中，犹太裔委员所占比例约为25％，在该委员会下属的中东分会中占30％。国会众议院中的犹太裔议员的主要目的就是影响美国政府的中东政策，促使美国在阿以争端中偏袒以色列；最后，通过院外活动集团，即通过犹太人团体来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犹太人院外活动集团能量极大，对美国政府中东政策的影响最为显著。据“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JC)每年发表的《美国犹太年鉴》统计，在美国共有犹太人团体500多个，300多个为全国性的，200多个为地方性的。其中，“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以下简称“美以委员会”)号称“国会山之王”，是美国国会山注册的、最具影响力的亲以院外活动集团。该委员会曾连续四年被美国《财富》杂志排名为“外交政策第一大院外活动集团”，也是美国排名前五位的院外活动集团中唯一的犹太人团体。“美以委员会”拥有雄厚的财力，掌握着强大的舆论工具，控制着大量的选票，它已成为美国犹太人政治势力的核心。凡遇到涉及以色列的重大问题，美国的各大犹太人组织都须听从该委员会的指挥。美国外交由总统和国会共同执掌，犹太院外集团深谙此道。因此，为了影响美国政府的中东政策，它们首先支持亲以色列的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并力求确保其当选后采取亲以立场；其次，他们想方设法协助亲以候选人竞选国会议员，在国会建立“亲以阵营”，并通过媒体和美国公众舆论来监督和影响国会议员的投票倾向，使美国的中东政策不折不扣地向以色列倾斜。

五、结语

美国是一个“上帝治下的国家”，宗教不但影响其外交决策者的遴选、定格他们的思维，同时也掣肘他们对外政策的实施。犹太教与基督教是美国的主流宗教，犹太教的“教族合一”的特点使得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犹太人形成了稳定而牢固的特殊关系：以色列犹太人是美国犹太人的缩影；美国犹太人是以色列犹太人的依靠。他们联手通过影响选举、游说议员、操控媒体、拉拢思想库、“拷问学界”等方式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从而形成以扶持和偏袒以色列为基石的美国中东政策。同时，由于基督教与犹太教有着深刻的同一性，这使得占美国人口90％以上的基督徒对以色列有强烈的认同，美国中东政策也因此具有强大的公众基础。

然而，美国越是扶持和偏袒以色列，就越无法实现其有效控制中东地区的战略目标，这就是冷战后美国中东政策的悖论。“9·11事件”后，出于反恐的需要，小布什总统在偏袒以色列打压阿拉伯世界的政策上比以往历届美国总统都走得远，先后打垮了塔利班，推翻了萨达姆，并以阿富汗和伊拉克为试点力图把美国民主体制移植到大中东地区。从目前的中东局势来看，小布什总统的中东政策使本来复杂的中东局势更加混乱：伊拉克势力被削弱，伊朗趁机坐大并在核道路上越走越远；伊拉克国内局势混乱，美军深陷泥潭无法自拔；阿富汗政局动荡，有逐渐被塔利班化的危险；伊斯兰世界反美情绪持续高涨。凡此种种既不利于美国对中东地区的掌控，也不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更不利于以色列的安全。奥巴马总统上台后，着手对美国中东政策进行了调整，先后访问了沙特和埃及，并在开罗发表演说以安抚伊斯兰世界。同时，他促使以色列接受“两国方案”，争取尽快解决巴以争端。很显然，其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由于美国国内存在强大的犹太势力，而且美国长期袒护以色列，双方早就形成了稳固的同盟关系。因此，奥巴马政府美国中东政策调整的幅度到底有多大，其最终的效果究竟如何，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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