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都市·宗教·历史

时间：2020-04-23 05:14:59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杨剑龙教授1952年出生于上海，是67届初中生，初中时即遇上了“文革”，1970年春赴江西省靖安县插队落户，在那里度过了5年多的知青生活。杨先生1978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学院（现江西师大）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写作教研室；1984年考入扬州师范学院（今扬州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师从曾华鹏、李关元教授，毕业后到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1996年在职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王铁仙教授，1998年破格提前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尽管在1970年代后半期已在大学读书、教书，但杨剑龙教授认为自己的学术起点应在1980年代初。学术研究是杨教授的主业，但他同时也从事文学创作，发表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微型小说、散文、诗歌等，在学术会议的间隙，同仁们经常会听到他朗诵即兴创作的诗歌；近年来更有长篇小说《金牛河》、散文集《岁月与真情》等出版。如果不从写作的时间先后，而从主题类型着眼，杨剑龙教授的学术和创作包含了四个母题：乡土、都市、宗教和历史。

一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诞生于新文学发轫期，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曾写道：“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而早在1920年代初，周作人就倡导“乡土艺术”①，鲁迅也是在那时被称为“眼前我们唯一的乡土艺术家”（张定璜语）②。自此始，乡土艺术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但1949年后，“农村题材”取代了“乡土”概念，文学作为全面国有化的一个部门，也打上了计划管理的特色。所以，当“新时期”开始后，“乡土文学”概念的重新出现，本身就带有“怀乡之恋”的情结——怀“五四新文学”之乡恋。

“新时期”的“乡土文学”研究肇始于台湾文学的引介，因为在1970年代初，为了抗拒国民党的党国文学，台湾文学界就发生了一场有关“乡土文学”的论争。大陆改革开放后，率先绍介的台湾文学中就包括台湾以陈映真、钟理和为代表的“乡土文学”。与此同时，大陆创作界和学术界也启动了自己“乡土文学”，其中在创作上被推崇的乡土作家是刘绍棠，而在学术研究上着将焦点集中在鲁迅以及围绕着鲁迅的1920年代乡土作家，还有被重新定位的沈从文。而杨剑龙教授则是最早在整体上论述乡土文学而非单个作家作品研究的学者之一。他1987年通过答辩的硕士论文便是《中国二十年代乡土文学综论》，紧接着连续发表了《论二十年代乡土文学的悲剧风格》、《论二十年代乡土文学的乡土特色》、《在乡土的沃野里探寻——近几年乡土文学研究述评》、《论二十年代乡土文学的基本主题》、《恢宏浑厚的悲壮色彩——略谈左联作家的乡土小说》等系列论文。而到1995年，他动笔已久的乡土文学专著《放逐与回归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论》终于付梓出版。

这部处女作共由六章组成，熔作家论、影响论和总体论于一炉，在具体写作以及章节设计上都颇具匠心。第一章“放逐与回归：鲁迅的乡土世界”，重点并不在鲁迅文学的主旨这一被不少人讨论过的方面，而在鲁迅乡土小说的风格这一较少为人所论述的方面。全章五节有四节是谈叙事视角、情感表达、意象定势、反讽手法、民俗文化和色彩的，只有最后一节与文学主旨有关，但也是放置在文化批评的框架之中。这使得关于鲁迅乡土文学的论述显得别开生面。围绕着鲁迅这一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开山鼻祖，作者又设置了“影响与契合：鲁迅身边的乡土作家”和“接受与模仿：鲁迅著作的崇拜者”两章，分别论述了台静农、王鲁彦、许钦文、冯文柄和蹇先艾、彭家煌、王任叔、赖和等八位乡土作家，仍然是围绕小说风格和乡土特色而论。其中赖和是台湾作家，他虽不像前七位，或者与鲁迅相识相知，或者听过鲁迅的课，或者与鲁迅一起加入过左联，赖和生活在当时被日本统治的殖民地，但却是鲁迅顶级崇拜者，也是台湾现代文学的奠基人。这显示了作者研究视域的扩大。不仅如此，在影响论方面，作者还将当代作家和现代作家的师承关系，如沈从文与汪曾祺、废名与何立伟；并抽样探讨了当代作家的乡土书写。全书始终围绕着乡土文学的美学意蕴、艺术风格和艺术形式，显示了那个时代在整体学术特征，即只有文学的内部研究，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

杨剑龙教授的乡土文学研究在当时就受到了较高的评价。贾植芳先生将《放逐与回归——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论》称之为“一部见解独到、论证谨严”、“很有学术价值和个人风格的学术专著”，并称赞作者“以较新的方法和视角，恰如其分地从意象分析、文化分析、反讽手法、民俗色彩等方面，切入鲁迅的乡土创作，使他的鲁迅研究别开生面独抒己见……”；“对于总结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创作与研究，都具有无可置疑的启迪意义”。③当时的一部书评也分析了该著的特色，指出：“紧紧扣住乡土文学特定的文化审美意蕴层面来进行分析和理论建构，杨剑龙对于单个作家的剖析，就不是单纯的艺术欣赏，也不是一般意义的作家作品论，而是把一个个乡土作家依据他们创作所表达的不同文化审美意蕴来进行分类，然后是再加以宏观与微观的探析。这样，从单个作家创作的分析入手，通过乡土文学创作的实绩来显示乡土文学创作的风貌与风骨，这就使得这部著作具有一种厚实感和厚重感。”并称之为“是一部近年来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研究的一部力透纸背的学术专著”④。

二

经历过近30年历史的人都会有一个突出的感觉，那就是中国社会的快速变迁。这种变迁的突出标志，就是城市的快速扩张，尽管这种扩张一方面是以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前提，另一方面又是以社会发展、利益获损的极不平衡为代价的。目前中国已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巨型城市区（The Mega-City Region），中国大都市的形成速度也居世界之首，其中既有深圳这样从平地拔起的新都市，也有上海这样重振雄风的老都市。而在这些快速发展的大都市中，恐怕没有一个城市像上海地方政府那样重视城市文化。这也遂引发了近几年来的上海文化研究热。

从2004年起，杨剑龙教授担任上海师大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一方面是职责所致，一方面也是他本人作为上海人的文化情结（此前就曾发表过《简论上海文化与上海人》，并开始指导研究生展开上海文化与文学研究），他开始转向都市文化研究，并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他近年来的都市文化研究有两个主要方向，一是为当代上海文化勾勒文化史和文学史背景，二是直接介入上海文化中的当代课题。前者有一系列专题论文和专著《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某种程度上，《论语派的文化情致与小品文创作》（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一书也属于这个系列。杨教授对上海文化和上海文学的总体看法可以用下面这段话来概括：

上海开埠以后，在商业文化的确立、外来文化的引进、文化传统的继承中，逐渐构成了上海文化的商业性、开放性、个性化的特征。在上海文化的制约下，上海文学更多了消费特色、现代手法、人性内涵，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与嬗变，使中国文学明显具有与传统文学不同的新质素。上海文学的消费特色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市场运作形式，并建立起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传统。现代手法的运用，构成了上海文学的先锋性，也使中国文学走向了世界。⑤

在他看来，商业文化的确立是上海文化形成的基础。作为一个靠外国殖民而迅速崛起的城市，外国资本最早大规模进入上海，同时也带动的本地工商业的快速发展，上海因之而一跃而成为全国经济中心，从而也确立了上海文化所具有的商业文化特征。⑥这也是海派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质，诚如鲁迅所言：“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⑦这一点首先体现在自清末以来上海文学中的浓郁的消费特色，并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传统。不仅通俗文学报刊林立，而且诞生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海派文学作家。《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一书的主体，几乎就是描绘包括鸳鸯蝴蝶派在内海派作家的不同特色，即便是具有艺术探索性的“新感觉派”，也都无不打上“流光溢彩”的都市消费风格。但“近商者在使商获利”的同时，竟也为另一种上海文化提供了直接的物质条件，那就是左翼文化和文学。可以说，除了倡导者、践行者的内驱力和租界有限的言论自由条件，上海文化的充分商业化也是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化和文学繁荣的必备条件。

另外一个重要特征，则是外来文化的引进，这“是上海文化形成的新质”⑧。正如马克思曾指出殖民主义“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⑨。中国近代以来的半殖民化及其抵抗过程，在民族陷入生死存亡危机的同时，也给古老的中国带来重生的机遇，其中外来文化的大量引入就是以上海为起点的。开埠之后，各种洋书馆、洋学堂，以及官营的同文馆，民营的出版机构，在上海纷纷出现。在1949年前，除了“五四”和沦陷时期，上海在作为全国经济、贸易、金融中心的同时，也长期作为文化中心。这一中心地位，使上海在文化方面总是得风气之先，在严肃文化（包括理论思潮）和通俗文化两方面都无不如此。《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一书便细致勾勒了这种“新质”文化的文学方面的细部。作者尽管探讨了鸳蝴派的各种面相，并给叶灵凤、苏青、章竞标以一章的篇幅，但显然其价值聚焦点还是在现代主义诗歌和小说在中国的生长——李金发、戴望舒、刘呐鸥及整个新感觉派等，这正是上海文化的产物。当然，作者还没有提中国现代文学主流方向的理论阐释，也是来自上海，来自一位当时在商务印书馆编杂志的编辑。这大概不是有意的忽略，而是与价值聚焦点相关，因为相比前者，后者早已是常识。

杨剑龙教授的都市文化研究，除了为当代上海文化勾勒文化史和文学史背景外，还在另外方向上直接介入了上海文化中的当代课题。对于如何在顺应和规范大都市文化发展趋势下上海文化发展的坐标、定位问题，他亦贡献了自己的意见。这一从“乡土”到“都市”的转变，亦折射30年来时代社会的变迁。

三

从有据可查的公元前六世纪始，基督教在中国四起三落，“在基督教传播的历史上，从未遇到过需要反复多次，重新开始传教的国家”⑩，直到鸦片战争前后的第四次进入，基督教在中国才站稳脚跟。而这一“站稳脚跟”又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特征，以致在“五四”之后招来了中国新知识界的强烈抵制——1922年，为抵制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召开第11界大会，上海率先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接着北京以李大钊为首的77位学者联名成立了“非宗教大同盟”，并由陈独秀喊出了“我们应该于一切宗教中特别反对基督教”的口号。在《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的“引论”中，杨剑龙教授专设一节来处理这一问题。他指出：“以客观辩证的眼光观之，我们不能把帝国主义与基督教完全混为一谈。然而，近代以来以不平等条约为前提的基督教传入、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传教士和教民在中国的滥用特权等，都使人们对教会产生极大的反感，导致了反教运动好教案迭起。”而这一对基督教的抵制，除了抵抗其间的殖民意识和行径外，还有中国新知识界是伴随着对进化论的全面接受而睁眼看世界的。上述两个同盟由“非基督教”到“非宗教”的名称变化，就已显出了端倪。

但这是否可以得出中国现代文学基本上是反基督教（除了少数例外的例子）的结论呢？出版于1980年代的《双刃之剑》（Double-edged sword）作者、美国学者罗宾逊，便是“从中国作家对于基督教文化的批评的视角来研究的”[11]。这一视角没有错，它用于分析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是恰如其分的，但却是一个过于表面化和狭窄化的角度，不仅可能遮蔽、乃至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的隐秘关系（如把萧乾理解为“一个反基督教的作家”，受到萧乾本人的纠正[12]），又无法处理深受欧洲文学影响的五四以后的新文学怎么可能杜绝基督教文化这一理论问题。而《旷野的呼声》则提出了一个辨析性的视角，即面对基督教文化，“中国现代作家大多忽略基督的复活、圣灵、圣事等，而注重其中蕴含的博爱思想、人道精神、救赎色彩、人格意味，以此来否定中国文化中的封建伦理、等级观念、宿命思想、奴性性格等” [13]。这个判断简要概括起来就是：忽略宗教，注重文化。这就恰如其分地解释了一种与欧洲文学密切相关的亚洲新文学，怎么可能与基督教绝缘，或只站在其反面？

正是在这一合理的视角下，作者发现了一些看起来是“反基督教”的作家，却在自己的作品，通过文学和文化的管道，感染上基督教文化的色彩。于是，在深受尼采影响的无神论者鲁迅那里，其与基督教的关系，就不仅仅是借助于“基督”的题材偶一为之（如《野草》的若干篇子），而他本身就是一个耶稣式的受难者——“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14]。“……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15]而在一些“反基督教”的作家那里，在揭露教会虚伪的同时，发现了“神的仆人”与“教会的奴隶”之分（张资平）；发现了“不为信仰”而入教和“钉在十字架的耶稣”之分野（老舍）；逐渐学会了“从历史和政治角度看待基督教”（萧乾）和“在小十字架架上受着桀刑”，“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郭沫若）……

而到了殖民主义时代已成历史陈迹的当代，基督教不再作为双刃之剑，而成为和佛教、伊斯兰教，乃至无神论共处的生活内容，而人们也摆脱了文化和外部殖民压力时，基督教作家终于登上大雅之堂，甚至有时候作为正面受难的力量源泉。《旷野的呼声》在当代部分选取了两位知名作家，一位是大陆的北村，一位是台湾的张晓风，探讨了他们的信仰之路和灵魂挣扎。

《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成书较晚，但作者萌动探讨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动机却早在1980年代中期，并在1990年代初就有有分量的论文发表。《旷野的呼声》无疑是同类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该著2008年为新加坡青年书局再版。201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文化思潮》是杨剑龙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成果，获得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是其《旷野的呼声》以后的新成果。

四

作为“文革”高潮过后较早的知青，杨剑龙教授在江西农村插队落户了五年多，这无疑给他的人生道路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而那个不正常年代的苦难，也总是构成那一代人的不灭的记忆。

“我曾经有过一段在山区里伐木撑排的经历，这段经历使我接触到了另一种人生。离开山村后，这段生活始终烙在我的心帆上，久久难以抹去”“我总想着将我的这段生活写出来……十多年以前，我曾经构想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基本人物和内容……”[16]到了“2005年的暑假，酷暑难耐”，他终于动笔写这部小说。

长篇小说《金牛河》发生在时代背景正是“文革”高潮过后，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的那个时段。书中也正好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知青小宋，他既是那片青山绿水，那个荒唐时代，那断艰难岁月的经历者，也是一个观察者。尽管作品中大多使用全能视角，但小宋无疑是一位躲在这全能视角背后的一个限定性视角。因为作为故事的推动，小宋几乎不承担任何功能，他唯一的功能是发现大自然的美丽和诗意（他也是业余诗人），经历那些乡下人正在经历的劳作、情动和苦难。

把这部小说称之为“乡土文学”一点也不为过，作者早年对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研读时获得的素养和熏陶，全部用在了这部小说的写作中。水，山，乡，人，以及灌满山谷的风，急骤而来的雨，阳光下的青翠，排工的刚劲和欲望，村姑的温婉和美丽，加之时代的恶与“劣绅”的颟顸与无耻，全被搅在了一幅画卷之中。也许是自然风貌的相似，读这部小说，总是会联想到沈从文的湘西；也许，作者在汲取既往阅读的营养时，明显偏爱了沈从文。而小说的结构也很有特点，像是一幅幅人物肖像和水墨画，一片一片似地靠一种叙事性（而非韵律性）的“顶针”串联在一起，巧妙而富有节奏感，阅读起来很轻松。作者在写人事时，常以自然来替代，避免写得很直露，同时赋予人事自然的美感、节奏和韵味，使得书中作者明显偏爱的人物因融于大自然而更加美好。

尽管如此，小说中的“历史”主题仍然是显豁的。这主要表现小说所写的历史内容：荒诞的岁月。作者笔下的乡土社会似乎比沈从文笔下更加不堪，地方小官僚为子弟求婚，几乎到了购买和霸占的地步；一种可能人之皆有的嫉妒心，借助被公然倡导的非人道方式，达到了毁灭人的地步。相比之下，那个属于“民间”的乡土社会，尽管也有争斗，有侵害（甚至是性侵害），但却因有牛汉国这样的人物，而显得健康和公正。作者显然在这种“民间”乡土中有某种寄托，其让知青小宋与牛汉国成为几乎形影不离的挚友，可能并无明显的寓意，但却无意中产生了寓意——那正是作者寄托的管道。

但另一方面，作者的怀乡之恋又总是时不时地压倒对历史的书写，这使得小说在处理故事时，总是突然而至，又迅疾而归，不如写大自然，写山、水、林、木、风、雨，写大自然中人的自然的情动那么舒缓。也许，这是另一种对历史“不满”的动机使然？

注释：

①转引自杨剑龙：《在乡土的沃野里探寻——近几年“乡土文学”研究述评》，《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②转引自郝胜道：《“乡土文学”的提法不是鲁迅最先使用的》，《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

③贾植芳：《放逐与回归·序一》，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

④黄健：《发掘乡土文学独特的文化审美意蕴——杨剑龙<放逐与回归——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论>读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2期。

⑤杨剑龙：《论上海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

⑥杨剑龙：《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⑦鲁迅：《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3页。

⑧杨剑龙：《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⑨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⑩转引自杨剑龙：《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