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一处有力的历史标识

时间：2020-04-23 05:17:40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作者简介：董之林，一九五二年生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现就职于《文学评论》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

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中美关系逐渐陷入冷战僵局。随着一些史料公之于众，一些史实浮出水面，这段历史越来越为今人所普遍关注，而不仅在于学有专攻的少数人。从这个社会突变的环节点上，蓦然回首，发现现实一些选择缘自当时。当时无法盖棺论定的事，特别是被裹挟其中的历史人物，他们种种复杂的感知已成为社会肌体一部分，不仅延续至今，也将我们导向一个有所预知的未来。

一位哲人曾说，一桩学问“是一种性格的事情，而不是逻辑的，哲学家的信仰不是依着明显的根据，而是依照他自己的气质，他的思想只是要把他的直觉所以为的东西造成合理的”。我引这句话是想说明，对人们心头长期挥之不去的人与事，单纯地局限于学术圈内，解释为对学术的热情，恐怕远远不够。

一九六二年司徒雷登病故，海外不断有纪念他的回忆文章面世。至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大陆陆续出版关于司徒雷登的个人传记《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燕京大学史稿》，还有北京大学出版社连续多年出版发行的《燕大文史资料》专辑，等等。但时光不饶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入学的燕大学子就不必说了，单是一九四六年司徒雷登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与当年进燕大和老校长有一面之缘的学生，当时如果十七八岁，活到现在，也已八十多岁高龄。耄耋之年，燕大人带着对司徒雷登的怀念之情，在即将纷纷告别人生舞台的时候，感到自己“直觉所以为的东西”，却还未能“造成合理的”，或者还未能达到他们所期待的结果，他们的回忆文字总让人感觉到一种紧迫和焦灼。

傅泾波先生为《司徒雷登日记》在大陆出版作序说：司徒雷登自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在美国“严重中风”，经住院抢救脱离危险后，“跟我们一起住了十三年。他以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和人类仁者身份，几乎每天都为和平、为中国的统一、为结束世界动乱等问题而祈祷”，直到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九日阖然长逝。

环顾当今世界，战争、生态环境、文化、种族和性别等问题连连不断，而且险象环生。司徒雷登的愿望不但远未实现，他为这愿望付出的艰辛努力，也还远未得到人们理解，甚至许多人提起他的名字，只知道《别了，司徒雷登》。如果说，对司徒雷登的那些回忆、散记和随笔中有一种“气质”和“直觉”的流露，那么这种“气质”和“直觉”所呈现的，实际上是一代又一代燕大师生，对中华民族在全球化趋势中寻求正确发展途径的拳拳之心。因为恰恰在这一点上，司徒雷登以其一生经历，确定了一处有力的历史标识。

上篇

司徒雷登是出生在中国的美国人，也是燕京大学的缔造者，是享誉海内外的教育家。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发表《别了，司徒雷登》，文章开头便提到这一点：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正因为他有如此经历，“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毛泽东这篇文章主要针对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一份报告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一九四四——一九四九年时期》（即白皮书），揭露当时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为在亚洲、欧洲以及全球的利益，支持国民党打内战，严重损害了中美两国人民彼此的友好。尽管文章言辞犀利，但司徒雷登离华只是一个引子，全文矛头所向是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并非都对着司徒雷登本人。据统计，“《别了，司徒雷登》全文共三千多字，其中涉及司徒雷登的文字有三段，字数不足五百，约占全文的六分之一。”文章开头的话也清楚地表明，如果不是司徒雷登与中国人民长期荣辱与共的患难经历，使他在抗战胜利后的中美两国均呼声甚高，美国政府也不会赋予一位在中国的教会大学校长以驻华大使的政府高官职位。但终究形势比人强，抗战胜利，国共和谈失败后，国民党在东北、华北战场一败涂地，成为美国政府眼里“扶不起来的刘阿斗”。与此同时，冷战序幕也徐徐拉开，麦卡锡主义即将风行美国政坛，朝鲜战争转瞬即发。在这样的国际政治背景下，司徒雷登纵有天大本领，也无法使美国政府承认中共政权。他只好服从政府调遣，“挟起皮包走路”，离开他生活五十年、从此一直魂牵梦萦的第二故乡——中国。

以中国传统讲求功成身退、留得一世清名的为人之道来看，司徒雷登晚年从政是人生败笔。抗战胜利，司徒雷登如果不接受大使任命，继续燕京大学教务长的职务，他的中国经历是不是就几近完美了呢？所谓“文章不与政事同”，教育家从政，学问一经政治染指，就显得龌龊而不再清高。但问题是司徒雷登不是中国传统文人，脑子里并没有塞满传统文人儒道互补、进退有据，和爱惜自己羽毛、贪恋清誉的人生哲学。

从传教士、教育家，到驻华大使、美国政府官员，要了解其人生转变，必先了解司徒雷登所处的时代环境和他所受的教育，了解司徒雷登青年时期勤奋学习、认真思索，其人生观最终确立的过程。由于司徒雷登父母都是十九世纪下半叶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一八七六年出生在中国杭州，但他人生最重要的受教育阶段全部在美国完成。他十一岁由父母带回美国读书，一八九六年，年仅二十岁的司徒雷登以名列第二的考试成绩毕业于美国著名的汉普顿·悉尼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接着，他到潘托普斯学院从事拉丁文、希腊文教学。执教三年后，他又进入弗吉尼亚协和神学院学习三年，并以最优秀的成绩获神学学士学位，开始其牧师生涯。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点，在美国，只有读过大学的学生才能进神学院学习，而且相当多的神学院学生都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一九○四年年底，在美国当时盛行的“学生志愿赴海外传教运动”影响下，司徒雷登又回到他的出生地中国。出于这样的时代环境和教育背景，以及他本人经过种种思想斗争，最后决定投身海外传教士行列，司徒雷登青年时期对世界局势和基督教的现代宗旨就有深入思考。一九一六年，他在与同事陈金镛合著的《圣教布道史》中说：

今日担任布道者，实为立于剧烈之战场，争存竞进，不可不以劣败自凛，优胜自勉，非然者，不第圣教未及之处，难期开拓，即圣教以及之处，亦将停滞。

该书认为，基督教是世界现代化进程唯一的精神指南，并号召传教士为传递基督的现代福音一往无前，“以劣败自凛，优胜自勉。”司徒雷登对这一宗教信仰的认定，是多年对宗教问题潜心研究的结果，并与他对世界其他两大宗教教义的比较和评价紧密相关。司徒雷登认为，佛教始祖释迦牟尼怀有“普济众生”的观念，但佛教“旨杂而不纯”，其本质是“逃避”，告诫人们逃到来世中去。“这一学说不仅忽视了人类在当今世界奋斗的成果，也抹杀了人类与非人类的根本区别。这也是佛教之所以难以被世界广泛接受的原因所在。”他对伊斯兰教的看法是“尚力而不尚德，其教与势并进，自必与势并退”。虽然佛教、伊斯兰教与司徒雷登信奉的基督教有许多分歧，但身处信仰多元的时代，面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莘莘学子，特别是传教士和教育者的身份，使司徒雷登并不是一个偏执的基督教义鼓吹者，而是尊重现实、并灵活应对的信仰实践者。从美国回中国后，一九一五年，在“美国长老会第四次平信徒教大会”上，司徒雷登阐述了对中国问题的主张。他说：“一个人对某些事物的看法和其对学术研究的见解，与他的宗教信仰是两回事。在宗教团体内部，根本没必要把因受本人学识和环境影响所产生的不同意见当作违反宗教信仰来大加反对和干涉。”或者说，不同信仰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可能在学识上、在对事物的看法上互相讨论，并且达成共识。这种开放的宗教观使司徒雷登在华生活几十年，与晚清旧臣、北洋军阀、信奉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官员，还有相信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员之间，都建立起“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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