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与理解:“汉语语境中的基督教经典与诠释”国际研讨会述评
时间：2020-04-23 05:19:0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在中文和合本圣经出版九十周年之际，四川大学宗教所基督教研究中心于2009年12月5-7日在四川大学举办了“汉语语境中的基督教经典与诠释”国际研讨会。这次受邀参会的学者有三十多位，共提交论文三十三篇，分七组进行讨论。研讨会以圣经文本为中心，对圣经在汉语语境中的翻译、传承、理解与诠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交流。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的卓新平教授作了主题发言。卓教授回顾了《圣经》在华的理解及诠释历史，并从三个方面加以概述：“索隐派”圣经观在中国的“形象化”理解、《圣经》汉语翻译带来的语言变化和意义革命、汉语表述的全方位《圣经》研究。他指出：《圣经》中译史与中西思想文化的相互理解密切交织，这种经典解读与诠释是相关理解的不断调整、不断深化的过程，从而促进了不同语言、不同思想体系的彼此接近、相互认知，并达到一定程度的“会通”和“融合”。在这一过程中，文化沟通与更新的意义遂得以体现。时任赫尔辛基大学与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所研究员的黄保罗，以“大国学”作为汉语语境中基督教经典研究的背景框架，认为“汉语学术神学”是“汉语学术《圣经》学”的具体语境，倡导大国学视野中的汉语学术《圣经》学。以上二位学者，看待圣经的视角迥然相异，前者梳理了汉语语境中圣经翻译与理解的过往，强调圣经研究的人文性与跨学科性，后者将汉语圣经研究置入“汉语学术神学”之框架中，更多关注圣经的神圣意义之表达。除了这种较为宏观的总体性研究之外，本文拟就以下七个方面或主题，对是次会议的论文作一评述。
1、圣经译本研究。
汉语语境中，有丰富的宗教文化传统。在景教文典里，我们就发现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明末清初，耶稣会士面对的是一个具有深厚而悠久注经传统的社会，他们的著述有涉及圣经节译的，比如，香港大学的宋刚博士，以耶稣会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的《天主降生言行纪》为中心，探讨《圣经》四福音书在明末中西宗教、文化交流中被策略性地翻译成中文的过程。十九世纪初叶，基督新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后，积极着手于圣经的汉译，不同的差会形成了不同的译本。这次会议对“委办本”与“和合本”有较多的讨论，比如，香港圣经公会的蔡锦图与浙江社科院的俞强，都以“委办本”和“和合本”为考察的中心，呈现了十九世纪圣经汉译过程中的各种纷争。同时，四川大学宗教所的陈建明教授论及西南少数民族语言的圣经译本，对其翻译与出版的状况进行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考述。此外，西南交通大学的任显楷博士，以吴经熊翻译的圣经“诗篇”《圣咏译义初稿》为研究对象，探讨其与中国传统儒释道思想和语汇的互动关系。圣经在汉语语境中的译述过程，呈现了基督教与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之间的深入交锋与融合。其中，有文化适应，也有文化植根，因此，圣经在汉语语境中被翻译，以及其被国人接受的历史，是个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从来都不是完全客观中立的。各种译本与纷争，首先反映了中西文化的对话与互动，同时也反映了西方不同差会内部的神学之争以及基督教信仰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2、中国基督教会对圣经的诠释。
圣经作为基督教信仰的依据与精髓，其传承、翻译与诠释，同基督教信仰群体密切相关，在中国亦是如此。中国基督教会对圣经的诠释，深受中国政治与历史的限制，从而表现出富有中国特色的解经进路，同时也表现出诸多的问题。这一点，来自瑞典隆德大学的李洁人博士，在其报告中为我们提供了线索。他指出一系列问题的关键在于圣经诠释的合法性，即谁有权力去诠释这一圣典。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三自教会与自主教会之间在释经上出现了分裂，而且，这一分裂伴随着丁光训神学思考之重构的运动而愈来愈巨。他还指出：在中国教会建制之外的学者，呈现了最为有趣的神学处境化的努力，他们将基督教的信息运用于当代的中国社会。
3、运用汉语资源进行圣经诠释。
在汉语语境中，如何运用本土的文化资源与传统去诠释圣经?深圳大学的林艳博士，对《桃花扇》和《约书亚记》第2章进行了跨文本的阅读，运用女性主义的视角分析了李香君与喇哈两位女性人物，指出她们“深明大义”式的优秀品质不过是男权主义强加给两位女性的华丽外衣。西南交通大学的唐均博士，对典出《论语》的“恕”与典出《利未记》的“爱”进行了文本比较的诠释。他通过原典追溯、对于部分古典译本的剖析、以及“回译”处理，对中文里的“恕”和希伯来语里的“爱”在各自文化语境中的思辨蕴涵作出了文献学上的多语种诠释。此外，宁波大学的徐雪梅博士，对圣经“传统历史批判”进行了分析，认为圣经是一个写作与传输长期过程的产物，因而，此过程可以是包含在一个文本单元中的前文字历史的各个阶段。这使我们可以对文本做一种开放性、全面的，以文本形式本身为基础的历史与文化及宗教传统的研究处理。
4、中文标准译本的翻译与希汉希腊语新约圣经辞典的编纂。
这次会议让我们经验到高科技在汉译圣经中的运用，包括数学、统计学与概率论的应用。这主要体现在来自亚洲圣经协会的吴安迪、王东与马正的报告中。他们以中文标准译本的翻译经验为例，通过九部新约圣经汉译本的定量比较，分析了“信”与“达”的指数，以数据来说明译本忠实原文的程度与可读性。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努力，才使中文标准译本具有以下翻译特点：既最大程度忠实于原文，保持原有的语言风格，致力于“信、达、雅”的平衡，同时，符合现代汉语规范，力求通俗易懂。除了以上运用现代电脑科技软件与语言模型汉译与研究圣经之外，香港中文大学的黄根春教授，从新约圣经希腊语本身为出发点而进行的希汉新约圣经辞典的编纂，再次向我们展现了圣经语词及意义表达的丰富与多元。
5、现代圣经诠释方法。
河南大学梁工教授探讨了圣经文学研究在弗莱(Northrop Frye)原型批评体系中的位置，提出圣经文学研究乃是弗莱批评事业的起点和圆心。他具体考察了弗莱何以与圣经文学研究结缘，弗莱对圣经语言模式的理解，圣经文学研究对弗莱原型批评的意义，《伟大的代码》对圣经的类型学释读，以及《神力的语言》如何论述圣经神话主题及其在西方文学中的变体。浙江大学的章雪富教授，从神哲学的视角，探讨了奥利金(Origen)的寓意解经法的三个层面，即新经典观、护教和灵性自我的操练。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张晓丹博士，针对诗歌与理性主义诠释之间的文本与方法的对立，将列维纳斯(Emmanuel Levjnas)的诗歌伦理，用于圣经中的诗歌类篇章的阅读与翻译。此外，香港中大学的博士生叶洛夫，将现代电影理论用于圣经传统的理解与诠释。他以《创世记》中“挪亚方舟”的故事在影视作品中的表现和诠释入手，尝试讨论经典在世俗文化中的意义和影响，并举例说明这种表现和诠释是可以帮助对圣经的理解与认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张靖，则运用后现代圣经诠释理论，重新解读《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撒玛利亚妇人的形象，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的神学诠释。
6、旧约专题研究。
旧约部分的论文涵盖五经、先知书与智慧文学。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赵若云，以《创世记》9:20－27为
文本考察的中心，从两个主题去理解挪亚醉酒故事的多重内含。四川大学的田海华博士，在阅读《出埃及记》1－2章的过程中，分析集体记忆如何建构了以色列人的过去，并表达了他们多元的身份。四川大学宗教所博士生王东，讨论了第二以赛亚书中的第四首仆人之歌，使之同被掳的语境紧密相关。而西北师范大学的姜宗强博士，以第三以赛亚书为重点，呈现了回归社群内部的不和与分歧，他指出在流放回归社群内部，存在对于亚伯拉罕“应许”传统与摩西“出埃及一西奈”传统，谁才是以色列精神正统的争执。华东师范大学的张缨博士，通过解读《诗篇》89篇，说明在国家遭难的危机关头，诗人面对困境，如何试图唤醒并提醒上帝，其所表现的质问上帝的智慧和勇气的确不同凡响。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的李哲博士，对《哀歌》的结语5:22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讨论，涉及希伯来原文的表述方式以及翻译和诠释过程中引发的各种论争，说明上帝的缺席与沉默，如何更令这一结语成为一个“无言的结局”。
7、新约专题研究。
北京大学访问教授钟志邦博士以《约翰福音》为例，探讨将圣经视为社会文本而阅读所产生的诸种问题。他剖析了圣经社会科学批判的利弊，指出这一点对中国大陆学界的圣经与神学研究至关重要，因为，这些学人来自社会科学的背景，并于跨学科的领域里从事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的刘翠玉博士，追问“保罗新观”
是否比马丁路德的传统更能解释保罗所描述的“因信称义”的问题。香港中文大学的陈龙斌博士，探讨《约翰启示录》与“耶稣运动”的后期发展，并视之为新约圣经处境诠释的范例。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生王学晟，选取“税吏和罪人”以及穷人为主要讨论对象，分析耶稣所领导的群体的主要社会阶层构成情况及其耶稣运动与当时的加利利以及犹太地的社会所发生的互动关系。此外，四川大学的查常平博士以福音书为例，探讨了基督教历史经典文本内含的三个层面。
汉语语境中的宗教、文化与传统，同圣经之间的互动，是本次会议关注的重点。同时，圣经研究专题部分，显示我们在掌握圣经语言的基础上，运用了现代欧美的圣经诠释方法，表现为整合和梳理了西方圣经学术传统，进而自主地深入到圣经背后的世界、圣经本身的世界以及圣经面前的读者世界。圣经语言的掌握与欧美释经方法的具体应用，这一点对于中国圣经研究的历史而言，是个极为可喜的变化，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圣经研究融入世界学术潮流的希望与可行性。但是，欧美圣经诠释的历史源远流长，而汉语语境中的圣经研究正在起步。我们在了解与认识欧美丰富而多样的释经方法的基础上，去参与汉语语境中批判性的圣经诠释，才能达到转化与扩展的目的，因此，对于汉语语境中的圣经诠释而言，本土资源与欧美释经方法，并非是个二择其一的问题。故此，汉语语境中的圣经诠释，需要关注汉语世界中宗教与文化传统。这种“批判性参与”(critical engagement)，才有可能使汉语语境中圣经诠释的根基日渐牢固，并获得自主性，促进汉语语境中人文学术与基督教神学思想之间的深层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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