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考语文试卷知识、能力、E+与素养耦合的思考

时间：2020-05-06 05:15:52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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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命题总是一项不无遗憾的工作，语文命题尤其如此。作为大规模教育测量工具的母语考试试卷，因参议门槛低、社会关注度高、意识形态关联性强和学科主体意识模糊等因素更是备受关注。随着教改不断深入，考试命题和研究的焦点渐次由知识本位、能力立意向素养中心，甚至于核心素养转移，情感、态度和价值等素养要素也成为考查的必选项。语文如何考？又如何评考？成为新一轮高考改革关注度最高的问题之一，已经由一个学术问题演变成为社会话题。笔者以为，高考语文考试的考查目的当以学科素养为要，试卷结构当模范体现语文素养认知，命题材料选择以及情境构造、任务驱动当唯语文知识、能力、E+和素养耦合是崇。如此才能真正发挥高考“指挥棒”的正向作用，引导学科关注自身建设，引领语文教育教学向本体化和科学化方向发展；依此评价语文试卷效度和信度，才能促进语文考试命题规避不必要的非学科因素干扰，使试卷结构设计、试题文本制作、题型权重分配更趋科学化，真正发挥立德树人，选拔才俊的公器效能。职是之故，以例成笔。文题、关键词和文中之“语文知识、能力、E+和素养”的平列表述，并非并列关系，而是分总表述。素养是包含前述各项的种概念，各次概念平列并置，属并列关系，共同构成素养之属概念。其中知识和能力属于素养体系中的认知领域，E+属于非认知领域。“E+”代指情感、态度、价值观、内驱力、社会动机等现行测量理论和课程标准中拟设的非认知领域各考查项素，作为文章关键词出现频次高，每引必繁，为方便表达与阅读，設符以代。2018年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共8套语文试卷，浙江卷、上海卷属于新高考实验卷，北京卷、天津卷和江苏卷属于统一考试分省命题卷，全国三套试卷覆盖其余大部分省市自治区；2018年浙、沪地区的考生是受教育部委托先试先行高考改革的第二届，2018年也是教育部扩大新高考准入省域的第一年，预计有湖北、重庆等九个省市准入新高考，余则期年之后陆续进入。这是统一招考，多主体命题，各负使命，各展拳脚，所谓新旧高考并行的一年，于观察有边际之利，便宜比较中看新旧语文高考命题指导思想的变相，发微其变中之不变与不变之变。美芹之献，求教于大方。

一、试卷存在知识、能力、E+与素养耦合性与否多种可能性空间

高考语文考试是测量考生是否具备进入高等院校进一步学习所必需的语文潜质的评价活动，试卷是测量工具，考查指向是考生的语文素养。语文素养是包含知识、能力和E+及其相互作用外化形态的综合体系，在考查中具有潜隐性和间接性。知识、能力是命题者和考生运作的直接对象，间接反映素养，属于素养体系中的认知领域；E+是促使知识与能力相互作用发生反应的驱动系统，属于素养体系中的非认知领域。E+在素养形成中被认为越来越重要，属于重要的考查项素，在测量中是通过考生考试实践的物化成果方能体现的考查项素。试卷命制者必须面对知识、能力[1]、E+与素养之间这种复杂的转换生成关系，使得这几者与素养耦合与否存在多种可能性空间。素养考查的这种间接性，是由素养体系中各项素在素养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和在测量中的可视度决定的。这几者的关系从测量观察的可视度来看，综合目前的理论成果，可以用“一体两型”的理论假设来描述。“一体”，即知识、能力与E+及相互作用综合反应所构成的素养体系；“两型”，即“冰山模型”和“洋葱模型”。这两种模型不只存在理论赋型和语言描述上的区别，也存在可视项秩上的区别，但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冰山模型”认为：知识、技能是裸露在海面上的显性部分，是便于观察、易于测量、可视度明显的素养构成项素，也是可以通过具有针对性的教育、训练所获得的；而E+（情感、态度、价值观、内驱力、社会动机）等藏匿于海面之下，不易观察和测量，可视度偏低，但却是素养体系中比较稳定的因素。“洋葱模型”认为：素养体系中最易观察和测量，可视度最显明的是技能，由表及里层层深入，依次是知识、E+（情感、态度、价值观、内驱力、社会动机等），越往里越难于观察、不易测量，可视度越低。两种素养模型在素养体系包含项素方面没有差异，虽然在知识和能力的测秩先后上存在些微的差别，但本质上区别不大。因为当知识作为被传授、习得，被运用与被考查的对象作为素养的重要载体和要素间接体现素养，能力作为接受、习得、运用知识和被考查的心理倾向以行为表征而间接体现素养时，两者既不是各行其事，彼此孤立的，也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在E+的作用下，相互作用发生反应的显性共现。

如果确立知识、能力、E+与素养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那么素养体系诸要素之间即存在一定的共轭与随机的矛盾关系。具体表现为任何以知识为素养载体，在E+的作用下以运用知识、思想和方法体事观物、发现问题、表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系列行为方式为素养展示路径，以对个人健康发展和社会持续发展均有重要价值的必备品格和能力为考查指向的大规模教育考试，都无法避免在当下考试制度、技术条件和频繁变化的意外因素干预下，命题者因为合理的主观因素，在确立考查向度，明确试卷结构，选取素材作为主题类型、知识负载、情景构造、任务驱动和问题设计等诸多方面的随机性。虽然这种随机性受到《语文课程标准》约定的知识掌握类型、程度、范围以及相应能力层级要求等共轭规范的约束。但任何带有随机性的行为都存在可能满足共轭要求与无法满足共轭要求的多种可能性空间。更重要的一点是，命题机关执事者和命题者的命题行为和结果除了自身存在对学科主体认知的特殊性外，同样也会受到自身E+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可能是积极的、正向的，也有可能是消极的、负面的。如果是后者，则可能使考试命题偏离学科本体的核心问题，产生测量向度上的偏差，也可能出现诸如命题材料所负载的主体知识与命题人要求的任务驱动不相匹配而致考生无法正确作为在考试语境下不得不扭曲性作为，或无法真正促使能力与知识相互作用，产生良性互动，呈现考查预期与结果生成违合的可能。这种情况在语文学科并不少见。

出现上述情形的另一个方面的原因是，在现行命题机制下，试题信度和效度的安保阀值过低。预防命题系统性风险的“试题”机制出于安全考虑是小范围的，表面上是命题机关有条件选择的专业人士，实质上是在有限的熟人社会圈子里随机产生的充其量不过是矮子中拔长子的选择，只能是满足程序上的完整，而无法满足对试题信度和效度上的先验保证[2]。后置的试题评价和阅卷反检，受特殊的评价语境影响，也很难起到应有的作用。像《中国教育报》2018年策划的随考随评，未盖棺先定论即属此例。语数两科6月7日考试刚结束，6月8日即以专版专栏方式对两科试卷进行高度评价，并强调“得到了专家和一线教师普遍认可”[3]。这种先声夺人引导舆论的策略，为接下来的阅卷工作定调定标，严格意义上不属于严肃的考试评议，而是宣传，尤其是语文学科，基本上属于政审而非体验。这种定调定标，不盖棺即定论，结果前置的行为，使得通过不受干预的阅卷产生的大数据对试题进行信度和效度反检的环节形同虚设。因为这样的数据评价经过阅卷机关阅卷前的反复的试阅、调校、定标、固标，目的已经不是针对试题本身的信度和效度，而是要人为地确保大数据图形的正态分布而设计的，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下自然没有不合信度与效度的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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