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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政策越来越好日子为何越过越难]

    时间:2019-02-06 05:24:3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蔚然本名爱新觉罗・蔚然,原本是一个普通的白领,1991年他替同事到甘肃下乡,那个贫穷的村庄为了招待他,全村人你一分他两分地凑了11块钱,买了两斤肉,“最大的票面是两毛钱”。2006年,蔚然开始了“万村行”的计划,打算用25年时间骑车走访全国不少于一万个贫困的村庄。
      
      “你是哪个单位的?”
      
      2006年8月14日,蔚然“万村行”的第一站从青海开始。
      蔚然选择的是个笨办法,也过于“走马观花”,他甚至没有可能在一个村子多停留一点时间――中国一共有68万个行政村,就算一天走一个村庄,全部走完也得需要差不多两千年。如果他想25年走一万个村,他得一天走两个村。
      每走进一个村子,蔚然最为头疼的是,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你是哪个单位的?”没有组织派他来,也没有介绍信,他辞职后也没有单位,办他自己一个人的“幸福促进会”,那是为了“有个单位”而注册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像这样的帮扶组织在中国有一百多家”。一个公民不经官方到村里“调查”和“帮扶”,是“非法”的。蔚然只好先在“良心里自认为行动是合法的”,他和骗子的最大区别是,骗子最终是要钱的。
      蔚然在“日记”中不敢加上“观点”。因为他知道,农民“上访”会遭到“截访”,他害怕说话不注意惹恼乡镇官员,以后他的“下访”也会被“截访”。
      一个村子不接纳他,他就走向下一个村子。有一个村支书觉得他“敏感”,村主任把他留下来了,还骑着摩托车带着他走了附近四个乡镇。“就算你是骗子,我们的穷苗寨有什么可骗的?”村主任让他跟自己的儿子儿媳住一间屋子,蔚然觉得“既尴尬又温暖”,儿子晚上还放心大胆出去打麻将了。
      有县乡干部对他说,你在我们这里玩几天没有问题,我们陪你天天喝酒,至于帮扶农民的事就别提了,“这些人帮扶不起来的,从解放到现在一直是穷人。”那个干部认为,农民贫困是因为“脑子不行”。
      到了村里,上年纪的农民有点不解地问他:“你是毛主席的干部?”他们多年来在村里不大见到干部的身影,除了计划生育干部。
      自费在农村走了4年,蔚然总被农民当做“国家的人”,他从农民口中听到最多的感叹是:“政策越来越好,日子越过越难。”
      他遇到一个乡干部跟农民吵架,“政府免了你的农业税,还给你种粮补贴,你不交税了,就不是纳税人了。”蔚然差点儿跟那个乡干部“干”起来:“只要一个人呱呱坠地,他就是纳税人,每一包奶粉、每一粒药中都包含了税收,作为乡干部这样说话,有没有常识?”
      蔚然惊讶的是,农民毫无怨言:“政府和中央领导很好,日子过不好怨我们自己没有本事,我们翻不了身,下辈子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粮食保障是个危险信号
      
      4年的“下访”经历让蔚然对中国农村有了许多认识,他估计所谓“8亿农民”,真正在生产第一线的,不会超过1亿人,且绝大多数是“老”农民。这些老农民在耕种着18亿亩土地,养活13亿人口。
      “如果这些老农死光了,青年都进城了,谁来种粮食?”蔚然对农村老龄化问题尤为关注。
      在云南丽江三川镇金官,他遇到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老人跑到下水沟里捡一块纸烟盒大小的纸片。街上也有其他捡破烂的,她只能在沟沟坎坎捡别人忽略的,一天能卖七八毛钱,来维持生活。蔚然听说她有儿子时,本想愤怒地责怪这个儿子,但一看到那个儿子,就落泪了,儿子的日子过得比妈妈还惨,他身体有病,没有上过学,有两个孩子,正在长身体,靠种地的口粮基本上只能让四口人勉强糊口。老人早就干不动重体力活了,只能依靠捡破烂,给儿子减轻些负担。
      镇上有一家养老院,住着三位老人,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婆婆瘫痪在床,另外两位七十多岁,靠捡垃圾自力更生。养老院只提供住处,老人在“养老院”中继续为生存而劳动。两位老人白天捡破烂。晚上三个人做香烛。香烛一部分卖给信佛教的村民,另一些留作自用,焚香拜佛,算是三位老人的“医疗保险”。
      养老院的老人说:“让我们老了依靠儿女,这都是瞎话。农村人的儿女都是农民,挣不来钱,反而要管老人,管得过来吗?‘国家的人’退休还有钱,农村的老人一直要干活干到死,要不然就要饿死。”
      蔚然在农村的行走中常常听到,儿女们的生活贫困往往使赡养老人之事成为家庭纠纷的导火线。
      “专家学者都在说,把农村劳动力解放出来,其实是个表象,中国8亿农民,在农业生产一线的不到一亿,都是老年农民。这些老农死了,将来农业怎么保障?老农说他们干不动了,种点地,够自己吃了就行了。这对13亿人口的粮食保障,是个危险信号。”蔚然说。
      
      没“性福”,谈什么幸福?
      
      2006年,蔚然来到甘肃陇南的朱家台村,村子320口人,光棍就有13个。一家姓牛,家中四口人,儿子38岁了,因为经济负担大,没有成婚;35岁的妹妹因为承担家庭重担,也错过了结婚年龄。一个汤姓家庭两口人。一个鳏夫(68岁)和一个光棍(45岁),老人三十多岁时妻子去世,由于贫困他未能再婚,也没有能力给儿子娶上媳妇。
      生活在山区的贫困农民男青年已到正常婚配年龄,娶不到、娶不起、娶不来妻子的,在蔚然走访的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贵州等农村,不是个别情况。村子里的姑娘外出打工不再回村找对象,其余的外嫁到平原地区或者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很多地方出现“女荒现象”。
      除了结不起婚的,还有结婚后妻子离家出走的,有的留下一子,有的没有生育。这些家庭大多数不是因为感情不和,而是贫穷。出走的妇女大多都没有办理离婚手续,但有的成了他人的“二奶”。被抛弃的农村丈夫更是雪上加霜,多数在娶妻时就借下一大笔债务,没来得及偿还债务就人走屋空了。还债、种地、照看孩子落在了这些“丈夫”的头上,他们也因此不能外出做工。
      “没有‘性福’还谈得上什么幸福,有一些所谓的专家、调查机构说什么农民的幸福指数要高于市民,在我看来,这是个伪指数。他们把这些农民兄弟调查到了吗?”蔚然质问。
      
      吃饱了才有皮影和秦腔
      
      蔚然发现新闻报道说的和农村的现实不一样。比如,报道都说农村合作医疗好,但合作医疗也会“坑农”:农民头疼脑热原来花两三块就治好了,现在动辄两三百元,就算最多报销60%,自己还要掏50块,也是冤。而且“非住院不给报销”,但即便是住了院,报销时说你这也不合格,那也超出规定,结果合作医疗肥了部分医院。
      政府的政策一天一天好了,下面具体执行的时候往往给“贪污”了。一些干部不让农民知道国家的政策,不让农民知道它的“好处”。
      “村干部是个‘硬坎’。”蔚然在书中写道。在蔚然看来,不少的村干部素质差,是“花钱上去”,不是真正按村民自治法选举上去的,贪污、强势,外姓村民不想投却不敢不投他的票。
      在内蒙古,蔚然遇到一个大学生村官受到乡干部的威胁:“再给我捅娄子,我找人把你‘做’了!”
      和地、县、乡镇干部经常打交道,蔚然归纳了地方和基层官员做官的三种心态:一个是为“前途”,一个是为“钱途”,第三种是为亲朋好友。
      每个村都有“驻村干部”,拿着国家的薪酬,有些“驻村干部”却“连个屁都不敢放”。“驻”几年之后,有的找关系提上去当个“副镇长”什么的走人;升迁无望的,混个公务员,种自己的地,打打麻将。
      蔚然发现,国家的扶贫政策是“撒胡椒面”,由上而下,扶贫方式已经不能真正进入农村。他在重庆了解当地“扶贫牛”政策,当地以种植柑橘为主,却给了一家一头牛,村干部上面给什么要什么,当地农民没养过牛,每家不得不花费一个劳动力专门跟着牛,啥事也做不成,就有农民故意把牛推下山崖摔死了,牛肉吃了,牛皮卖了。而按政府的想象,牛生牛犊,牛犊再下小牛,如此循环,致富美梦不难成真,但政府忘记了制约条件。
      蔚然还感到焦虑的是“土地之死”,化肥过度使用致使土壤板结,中国占世界7%的耕地中投放了占世界34%的化肥。农业总产量是拼命靠化肥在维持。
      在11个省份的农村走访中蔚然看到,伴随着农村的贫穷和破败,城市化无序的发展,乡村文化被快速毁灭了。乡村的文化特色用城市文化是无法代替的,不光是物质“脱贫”,还有一个精神层面,“吃饱了才有皮影、秦腔”。
      西方国家的乡村也在衰败中,但衰败的速度很慢。蔚然想让中国的官员懂得,不要因为“单一经济利益”,驱赶得中国乡村过快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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