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立场的作家阎连科【时代镜像中作家的立场与表达】
时间：2019-02-06 05:36:3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二十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研究一直是热点话题之一,作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担负着巨大的历史使命,“传统与现代”、“学术与政治”一直是知识分子话题的两个轴心。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消费文化的泛滥,中国社会以政治话语为中心逐渐演变为以资本话语为中心,消费正在逐渐成为核心的话语方式,成为一种“新意识形态”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消费社会中,传统的知识分子的身份、角色、使命、职责都在发生转变,消费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研究成为重要课题。
随着技术的迅猛发展,进入了影像时代、网络时代,消费主义倾向加剧,消费文化逐渐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当代都市最重要的文化趋势。而消费文化本身具有双重性,一是指涉消费的物质形态,即人们的日常消费行为,满足快感的消费欲望,二是指涉消费的符号性、意识形态性,即消费是社会认同、自我表达的主要方式。计划经济时代,具有世俗享乐特征的消费意识被当作腐朽、没落的思想受到批判,而且由于物质的匮乏,个人的消费空间本身极其有限,所谓消费只是为了满足日常生存和生活的需要而已,人们的消费方式大同小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物质的日益丰富,人们的消费空间和消费欲望一起膨胀,并且逐渐成为主流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因此,消费文化的崛起意味着政治的、伦理的、宗教的权力关系让位于市场的、购买的、资本的权力关系这一社会事实。消费主义通过资本这根“魔杖”,从商业、艺术、道德、伦理等层面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在务实性、利益性社会文化变迁动因的驱动下,消费文化不仅是大众日常生活突出的文化表征,而且通过市场与资本之手,对当代文化进行着重铸与改造,逐渐成为最能反映当代文化内涵的核心话语,并且不断渗透,导致文化的价值生成和内在机制发生重大转变。
如果从全球化的视野着眼,不难看出,考察和研究消费文化现象,实际上也是后现代主义研究后的又一重点所在。因此,对消费文化现象的研究是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消费文化与知识分子关系的研究,更是饶有趣味的话题。
在中国,消费跟都市是紧密相连的,都市是消费性集中体现之地,消费成为都市文化最重要的表征。考察知识分子与消费文化的关系,必然要回溯“都市与乡土”这一纠缠了一个多世纪的社会与文化矛盾。
在近现代的中国,自开禁通商以来虽然城市成为实质上的政治文化中心,但“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制度、文化根深蒂固。从《呐喊》开始,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的就是乡土的现代化问题。再加上阶级立场、意识形态的局限,乡土天然地与历史、文化、政治等密切相关。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出生于乡村或者小城镇,乡土是立足之本。乡村是灵魂的皈依,所以身体离乡但精神思乡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人在城中,笔写乡土,是一百年来中国文化的一种重要的创作传统,二十世纪文化主流的乡村叙事传统导致对都市的隔阂。
作为一个意味深长充满多种阐释意义的领域,都市跟乡村一起构成历史话语、家国情怀和意识形态的两极。现代意义上的都市不仅发展迟缓,而且在文化意义上常常被当作堕落的化身、罪恶的渊薮。比如沈从文、师陀笔下的城市常常丑陋不堪,左翼文艺更是常常批判都市化导致农村的萧条与衰落。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乡村成为革命乌托邦的象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政策层面、实践层面都有着充分体现,《创业史》、《红旗谱》等革命题材和乡土题材的文艺高歌猛进成为文艺主流。建国以后,城市生活被遮蔽和忽略,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城市直接就是堕落和腐朽的化身,而《上海的早晨》完整地描写了城市生活被改造的过程。城市成为工业题材中含混不清的一个场景,“车间”成为城市中经常出现的正面意象。
改革开放后,城市迅速发展,乡村也出现了工业化、城镇化趋势,城乡对立既是现实问题,也带来了文化领域的转型困惑。此时城乡二元对立思维盛行,在文化领域中表现为对传统乡土美学的留恋与赞美,企图以乡土美学对抗城市文化成为潮流。例如寻根文学、市井文学、地域文学等都是在此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莫言的《红高粱》等一批小说经由电影传播后,甚至被西方解读为中国传统乡土文化的化身。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城市的功能和景观发生巨大变化,往日以行政、工业为主要功能的城市逐渐成为消费的核心。西方都市为参照体系的全球化格局逐渐渗透,中国都市逐渐走入世界视野成为关注焦点。八十年代末王朔式城市痞子的出现,标志着城市正式进入中心话语,消费、都市大量进入文学、电影、电视领域。
如何考察消费社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在都市化程度高于中国的西方社会,消费文化与知识分子的矛盾关系更为源远流长,由此产生的理论和哲学蔚为壮观,它们对当代中国的现实颇具借鉴和研究的意义,其中关于都市视角与都市书写的立场理论对考察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参照价值。消费社会的日常生活是当代文化哲学研究的基础,由此出发,知识分子与消费文化的关系可以根据都市视角与书写方式的差异得出不同结论:一种是以列斐伏尔、马尔库塞等秉持精英立场的理论家为代表,对消费化的都市生活采取审视和批判的姿态,其目光和视角是自上而下式的全知视角,列斐伏尔的《临窗而望》就是他站在巴黎蓬皮杜中心附近自己的寓所窗口俯视城市生活时写就的一本文化批判作品,对商品化的都市生活充满忧虑。一种是法国思想家德赛都的行走者立场,主张通过“走在城市里”的实践方式体验都市或者反抗都市,主张对日常生活实践采取避让但不逃离的抵制方式,认为消费才能获得自我身份意识,消费产生意义。还有一类就是以本雅明和波德莱尔为代表的漫游者立场,作为二十世纪最著名的都市观察者和书写者之一,本雅明主张通过漫游来体验日常生活的暧昧、复杂、无奈,体验都市的美感和丑陋。在当代中国,这种理论框架和结论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随着消费文化的兴起涌现的新的社会阶层、新的人物形象逐渐成为新的文化主体。作为知识分子队伍重要的组成部分,作家这一特殊职业在消费社会中的兴衰流变极具解析意义,由此管窥知识分子与消费文化的关系极具代表性意义。
消费社会中作家的身份具有双重性,他既是都市生活的观察者和书写者,同时也是都市生活的体验者。都市文化的消费性本质导致作家姿态的差异,作家与都市的关系和姿态大致可以概括为进入都市、观察都市、融入都市、思考都市、批判都市等几种姿态和立场。作家不仅是思考者、观察者而且还是讲述者,他(她)用自己的回忆折射城市的历史,用自己的经历编织城市的变迁,用自己独特的观察阅读城市的风景,用自己缜密的思考揭示城市的文化内涵。在介绍城市的同时他(她)也在展现着自己,如果把城市比作变幻的舞台背景,作家就是活动在台前的演员。
不同的观看必然导致再现的差异,加缪看见了都市的荒谬,卡夫卡看到了变形,安迪・沃霍尔的戏谑,巴塞姆的拼贴都跟观看的方式不可分割,朱文的小丁们是步行者、知识分子、写作者的混合物。韩东、李冯的笔下涌现不少城市的漫游者。王安忆的上海和陈丹燕的上海大相径庭,邱华栋的北京跟王朔的北京简直不是一个地方。
从形而上的审视者、批判者,到融入细节的步行者、漫游者,还有充满解构的窥视者,写作者与都市爱恨交加的关系暴露无遗。在消费社会中,立场的选择尤其困难和暧昧。具体到中国作家来说,他们大多来自乡村,乡村情节和都市生活在文本中充满矛盾,一方面力图保持对都市的批判和不满,但自身却浸淫于都市日常的碎屑生活之中,所以,只能将笔下的人物返回乡村,进行所谓精神上的返乡。从沈从文到贾平凹,再到张承志、张炜等,大多局限于这样的情结和矛盾之中。
作家一方面充当审视者的角色,带有潜在的文化精英特征,但另一方面,也逃脱不了商业社会消费文化的逻辑,文本中的作家和现实中的作家常常表现出一种分裂性,文本中的价值观和现实中的行为模式存在一定的裂痕。邱华栋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作家与文本的分裂性。在文本中,对都市的批判可谓入木三分。但作为一个都市生活真诚的热爱者,邱华栋是都市的闯入者、征服者、批判者的结合体。“欲望”这个消费社会的核心语词,在刁斗等作家的文本和现实中反复出现,《我爱美元》重金钱的欲望更是不加任何掩饰。
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代作家的两难跟十九世纪欧洲文豪具有某种共性。巴尔扎克一面毫不留情揭示巴黎的黑暗和腐朽,同时却又野心勃勃周旋于各种名利场,《人间戏剧》高超的技巧和名噪一时的文学地位,却成为他进入上流社会的敲门砖。十九世纪末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价值体系的矛盾性更是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个案。他被当作哈姆雷特和福斯塔夫的结合体,学者周小仪在《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一书中甚至直指王尔德“既是一个社会批判者,又是一个势利眼”,一方面极力鼓吹“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艺术观,但同时又不遗余力地追求感官的愉悦。而王尔德善于制造话题,利用媒介进行宣传包装的策略,许多当代作家也望尘莫及。
文本代表了作家与现实的想象性关系,而消费的生活方式则体现了作家与现实的真实性关系,两者互相消解、割裂、改造。商业社会消费逻辑的覆盖渗透了文本的每一个角落,这一切文本的表征都是作家现实立场的映射。
作家一方面充当审视者的角色,带有潜在的文化精英的特征,但另一方面,也逃脱不了消费的准则,逃脱不了文化工业的圈套。而且,对快感和物质的追求,许多作家无法避免。每个作家的生活和文本中都隐藏着各自灵魂的印记,通过消费性的符号折射出来。即使贾平凹等都市批判者的文本中,也充斥着化妆品、高跟鞋等消费的现实符号,更遑论其他都市写手了,有些甚至成为都市时尚消费的指南。崇尚独立精神的安妮宝贝在幻想与现实之间徘徊,虽然为了弘扬艺术的乌托邦而有意识地压制日常的消费性,但在其众多文本中,主人公们依然热衷于名牌,依然孜孜不倦于物质的细节,即使为他们寻找再多的借口也无法掩饰对物质生活由衷的喜爱与留恋。
批判的姿态在当代都市书写中不彻底,因为写作者的平视、甚至仰视的视角,只能导致震惊的体验,缺乏俯瞰城市的高度和深度,比如德莱塞式的批判就几乎没有。
作家身份的变化也是一个极有意思的话题,传统的中国作家是体制化的专业作家,属于典型的精英知识分子。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商业社会消费文化的兴盛,文化转型期带来了文化领域的重大转折,大众文化日益发达,曾经的精英知识分子日益边缘。1998年的“断裂”事件虽然言辞偏狭过激,而且具有一定的表演性质,但昭示了文化体制的断裂和转折。
随着大众媒介的发达,王小波以其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和写作,表明了作家制度外生存的可能空间。许多人选择了自由写作,作为自由文人,他们不属于任何组织,写作是他们的谋生方式,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也是消费文化的产物。
两难之境由此产生:写作如果单纯指向精英阶层指向文本的自主性,那么它就会失去市场的保证被大众媒介所拒绝,在经济上就会陷入被支配的窘境。而如果以满足公众需求为目的,就会沦为商业的附庸。
而大众传媒又通过制造话题、操纵潮流、发布排行榜等手段对作家施加压力。读者通过大众媒介来了解最新动向和时尚,而作家尽管可能声称自己仅仅关心创作自身的法则,实际上不可能完全不在乎自己在大众媒介中的位置和形象。许多作家就很是乐意通过将自己的作品改编成电影、电视,通过媒介扩大影响。黛安娜・克兰一针见血指出,“通往文学上的不朽的道路要经历畅销书这一关”。只有畅销才可能经典,读者(市场)的认可成为制胜法宝。卫慧们曾经宣言写作目标是要“兼具深度的思想内涵和畅销的性感外衣”,这样的写作本来就是欲望的一部分,所以写作和主人公以及作家本人的生活基本是重叠的,神圣的写作被解构殆尽,精神、意义的追问毫无价值。
理想主义的立场在消费主义的逻辑中姿态的悲壮和实际操作的无能在当代文化中表露无遗。文化艺术体制向经济资本俯首称臣,这一现象不仅中国如此,在当今世界应是普遍的社会事实。
在都市的书写中,作家与消费文化的关系也得到了印证。写作者的观察角度、故事的叙述方式、感受生活的方式、审美的表现形式,都体现了与都市商业文化的重大关联。作家与都市与消费的结合点在于,由于审美与资本趋向于统一,文学与商品,艺术的感受与都市的生活方式已经合而为一体。也就是说,资本已经进入审美与艺术领域,审美自身成为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审美的形式也服从于商品的规律。消费主义的逻辑不仅影响了作家与都市的关系,而且揭示了文化的当代处境和生存的矛盾性。
在消费社会,审美被消费主义逻辑所覆盖和替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在消费的镜像中,人类得以自我定位、自我认同。作家们一面努力超越现实,但现实生活同化了写作,于是批判性变得无所依靠,变得非常虚弱。这是消费社会作家的两难,也是所有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
大众传媒的双面性是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在人类文化史中,从口传文化时代到印刷文化到现在的多媒体文化,知识分子同负载知识的媒体的形式是休戚与共的。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本雅明宣告随着机械复制时代的来临,传统艺术走入末日。在印刷时代,有限的纸张资源、难以普及的印刷技术和被垄断的发行渠道保证了写作的特权地位,也保证了知识分子的特权地位。但现在,网络写作、自由表达打破了以前的门槛和禁忌,洛阳纸贵早已成为传说。而“超文本”(Hyper-text)的出现,更是解构了文本的空间本身,它具有无穷的指涉能力。在超文本的时代,所有的知识只不过是超文本中的一个节点而已,节点与节点之间的无穷链接构成了知识的体系。
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中技术、传媒与信息关系的分析从理论角度对知识分子的地位演化进行了阐释,大众传媒通过对拟像、符码等仿真信息的大规模复制,营造了虚幻的超现实世界。各种思想和价值观念通过媒介迅速传播,但媒介娱乐化、感官化、狂欢化的要求必然导致其平面和肤浅。而消费文化的商品本质使得审美、艺术一切都消费化,文化工业的准则成为精神产品的唯一生产方式。知识分子努力超越现实,但生活同化了写作,于是批判性变得无所依靠。
面对纷繁的都市现状,一厢情愿地否定和批判显然无济于事,知识分子既不能陷入消费主义泥潭不能自拔,也不该选择逃避或者失语,只有坚持批判与干预社会的勇气和冷静独立的品质,恪守独立的意识、独立的价值判断,坚守知识分子的本分,提出问题,思考、关注,然后参与、转化、缔造,“在趋利避害中重建新时代的精神、文化与学术”可能才是真正可行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