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面断肠人在天涯是谁 [断肠人在天涯]

　　此曲只应天上有 　　 　　若干年前,提起鸳鸯蝴蝶派,我便会想到旧上海滩的靡靡之音。年轻时少不更事,脑子里“靡靡之音”的概念来得好生奇怪,只觉得两样都不是好东西,实际上那时并没有接触过鸳鸯蝴蝶派的片言只语,更谈不上读过一部作品,有这个概念,自然是多年教育灌输的结果。对鸳鸯蝴蝶派我们知道得如此少,而知道的,又未必全都明白。
　　比如说这个人,他叫范烟桥(1894―1967),吴江同里人,小名爱莲,名镛,字味韶,用过的笔名有含凉生、鸱夷、余晷、西灶、乔木、万年桥、一缕、知非、吴蒙、愁城侠客等,最为知名并传诸于世的是他的号“烟桥”。宋代诗人姜白石有首诗脍炙人口,题为《过垂虹桥》:“自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他取名号“烟桥”,即源自姜白石的诗意。
　　范烟桥也喜爱制新词,从小便是如此。据《驹光留影录》记载:清光绪三十年(1904),范烟桥十一岁,不喜读书,对《大学》、《中庸》、《左传》诸经茫无所解,背诵亦不纯熟,惟受母亲影响,对苏州弹词情有独钟,“每当阅其书于晨间枕畔,因病近视”。苏州弹词又称苏州评弹,类似于曲艺类说书,以说唱相间的方式表演,唱时用三弦或琵琶伴奏,这种在江南人人喜闻乐见的曲艺形式,对于年幼的范烟桥来说,是他整个青少年时期的精神养料。
　　及至中年,历史为他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1936年,范烟桥至上海,任明星影片公司文书科长,辑《明星实录》十余万言,遗憾的是抗日战争起,枫林桥陷入日寇掌中,原稿悉数散失,中国电影事业之发展,缺失了一份重要史料,殊觉心痛。不过,在此后的几年里,电影业正经历从无声到有声的巨变,每部新影片必有插曲,成为最时尚的新潮。才子范烟桥俨然成了填写新词的“白石”,参酌传统的昆曲,用长短句,协平仄韵,一时间,喜看杨柳翻新枝,范烟桥作词的名曲《夜上海》、《花好月圆》、《拷红》等,经由金嗓子周璇运腔使调,遏云绕梁地唱着,不知吸引了多少影迷,唱醉了多少人心。
　　《夜上海》被誉为一首标志性歌曲,是大上海的音乐风俗画和音乐名片:“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华灯起,乐声响,歌舞升平。酒不醉人人自醉,胡天胡地蹉跎了青春。只见她笑脸迎,谁知她内心苦闷……”灯红酒绿的都市风光,香醇浓郁的海派风情,透过金嗓子周璇天籁般的声音,将某个瞬间唱成了永恒。而在这座永恒的纪念碑上,便镌刻着范烟桥才华横溢的名字。
　　
　　旧式文人的尴尬
　　
　　1914年,范烟桥二十一岁,以小品文向上海《时报》副刊投稿。其时苏州同乡包天笑担任副刊主编,奖掖后进甚殷,约请范烟桥写稿,范才子提笔,利用几个晚上一挥而就,写成弹词《家室飘摇记》十回,约三万言,以张勋复辟为里,以家庭琐事为表,鞭挞袁世凯称帝一事,发表在包天笑主编的《小说画报》上。这是范烟桥第一次发表长篇,被朋友们称为快手。
　　这之后范烟桥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有《孤掌惊鸣记》、《新潮过渡录》、《中国小说史》、《齐东新语》、《新儒林外史》、《学诗门径》、《茶烟歇》等作品集问世。才子的生活是丰富的,更加丰富的是才子的内心。1934年,中孚书局出版了范烟桥的笔记集《茶烟歇》,书中附有他的一帧照片,穿着对襟褂,剃着平头,人显得神气十足,却被一幅大墨镜遮住半个脸,看不清他的面部表情,也看不清他凝重的眼神。在自题小照《烟桥四十造像》的诗中他写道:“利钝平生未计论,景斜寸草有余春,乐天鬓发初添白,山谷文章岂更新;颓醉反叫心气定,飞腾恐失性灵真,珊瑚网散茶烟歇,四十心如七十人。”落款是“烟桥写于鸱夷室”几个字,不知为什么,总让人感觉其中透出了异样――那是一种阅尽繁华的苍凉韵味。
　　1949年是他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春节,范烟桥是在焦躁与彷徨中度过的,外孙女丽芒、丽明、丽南几个在院子里放鞭炮、踢踺子,他嫌外孙女们闹的声音太大,竟第一次破例呵斥了几句。事后他懊悔不已,不该将漂泊不定的情绪发泄在孩子们身上。4月27日,解放军渡江南来,进入苏州城,范烟桥手摇一面小彩旗,挤在欢迎的队列中,面含微笑。但是他的内心却是疑惑的,最隐秘的深处甚至还有一丝惶恐不安,他不知道自己过惯了的那种旧式文人的闲适生活,将在新的社会里如何延续;大地上热火朝天的红色浪潮,能否容得下温家岸那个恬淡的书斋。范烟桥有写日记的习惯,从民国四年起,从未间断,在这天的日记上,他并没有留下多少文字,也难以让人触摸到其心路痕迹,只是在其自定年谱《驹光留影录》中用例行的公文词语写了几笔:“全国各地先后解放,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以公历纪事。苏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召开苏州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余由东吴附中推为候选人,中学教职员联合会选举,余当选,始参与政治生活。从东吴宿舍迁回温家岸,学习马列主义及毛泽东著作,思想渐得进步,参加社会活动,遵守并贯彻中国共产党政策、方针,努力自我改造,新我故我思潮不断斗争,余有诗云:‘吾于解放得更生’,盖此时为余一生之转折点。”
　　那是一个激情四射的年代,人们内心充满憧憬,澎湃的激情犹如滚烫的钢水向四处迸裂,谁也不会在意会灼伤什么。经历了短暂的沉静,仿佛人生中的一个顿号,或者,音乐旋律中的一个休止符,范烟桥还是加入了为新生活而歌的大合唱。1950年,范烟桥五十七岁,在这一年的年谱中他自述道:“参加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被选为副主席。第二届、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继续当选为代表。出席苏南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为评弹艺人唐耿良写《太平天国》。为《新民晚报》副刊《新评弹》写评话弹词推陈出新之理论文章及反映新人新事之短篇评弹与开篇。辑成《人民英雄郭忠田》,苏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唐耿良是著名评话演员,苏州人,早年曾在江浙一带演出,是蜚声书坛的“七煞档”之一。范烟桥为唐编写的弹词《太平天国》,后来成为唐的重要代表曲目。郭忠田是抗美援朝的一位志愿军排长,他带领全排战士在朝鲜西部龙源里北山高地阻击美军,激战一整天,打退了美军十余次进攻,歼灭两百余人,缴获满载军用物资的汽车五十八辆及枪支弹药等,全排士兵无一伤亡,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了“一级战斗英雄”的称号。建国初期,范烟桥响应号召,参与到写工农兵和英雄的行列,他不擅长那种“欢乐颂”式的政治抒情,便利用弹词翻唱小调,从报纸上看到郭忠田的故事,于是改写了苏州弹词。他把建国初期的这些创作自嘲为“旧瓶装新酒”。可是在新文艺阵营的眼里,范烟桥的“新酒”却是一瓶坏酒,至少也是品味不纯,是无聊文人做无聊事,恐怕连范烟桥自己也觉得不合时宜。而在另一方面,他的一些流落海外的旧时友人又面露疑惑:范烟桥如今握在手中的,可还是写《夜上海》、《花好月圆》、《拷红》的哪支笔?
　　除了《人民英雄郭忠田》外,范烟桥的笔再也很少触及现实题材,此后他转向历史寻找诗意,创作的作品有《唐伯虎外传》、《李秀成演义》、《晏子故事》、《神龟》(庄子故事)、《韩世忠与梁红玉》等。正像其友人回忆的那样:在新文坛上,他并没有像周瘦鹃那么活跃,也不大参加社会活动,大部分时间悄悄用在整理旧稿上。接下来是反右、“四清”、“文革”……政治运动一个比一个残酷,文化人一个个噤若寒蝉,范烟桥的那只旧瓶,更是不敢轻易再装新酒了。
　　
　　温文尔雅的抗争
　　
　　关于鸳鸯蝴蝶派的来历,平襟亚在《“鸳鸯蝴蝶派”命名的故事》中回忆道:1920年某日,杨了公做东,请好友在上海小有天酒店聚餐叙旧,座中有姚�雏、朱鸳雏、成舍我、吴虞公、许瘦蝶、闻野鹤、平襟亚以及北里名妓等,朱鸳雏脱口成句:“蝴蝶粉香来海国,鸳鸯梦冷怨潇湘。”满座欣赏。欢笑间,忽然有一少年闯席,乃刘半农也。刘入席后,朱鸳雏道:“他们如今‘的、了、吗、呢’,改行了,与我们道不同不相谋了,我们还是鸳鸯蝴蝶下去吧。”刘半农认为“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这样的句子言之无物,徐枕亚的骈文小说《玉梨魂》犯了空泛、肉麻、无病呻吟的毛病,该列入鸳鸯蝴蝶派小说。朱鸳雏反对道:“鸳鸯蝴蝶本身是美丽的,不该辱没它。”这边在尽情说笑,不料隔墙有耳,席间的话被人偷听到了,随后传开,从此便有了鸳鸯蝴蝶派这个名称。
　　事实上,近代文学史上并不存在一个叫“鸳鸯蝴蝶派”的文艺团体,只有为数众多的个体生命,在自由书写着他们熟悉的“旧式生活”,他们像发掘老古董一样,从古汉语中挖掘词句逐一擦亮,赋予新的生命,放置进中国文学的殿堂。在新文学的大架构中,他们原本应该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正如台湾学者赵孝萱所说:怎么看都觉得新文学作家,文本实力都不如鸳鸯蝴蝶派作家,而且关于文艺功能和小说价值的看法,鸳鸯蝴蝶派似乎也更为清醒和前卫,“大家都说他们保守陈旧,我觉得他们颇为新颖时髦;大家都说他们通俗庸鄙,我觉得他们颇高古雅致;大家都说他们消遣媚俗,我却觉得他们也启蒙关怀”。
　　仿佛天边划过了一群璀璨的流星,夜空因此而显得美丽生动。但是很快,流星被人当作了扫帚星,被视为不祥之物,批判与声讨铺天盖地而来。新文学阵营的几乎所有作家都加入了这场围剿,先是划定一个圈子,凡“非我族类”的文学统称为“鸳鸯蝴蝶派”,然后放肆攻讦,大泼脏水,称靠写稿为生的旧式文人是“文丐”、“文娼”,认为他们“庸俗”、“品位低下”、“男盗女娼”、“封建余孽”、“才子+婊子”……这类谩骂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乃至当下。
　　面对新文学阵营滚滚而来的批判,被指认为“鸳鸯蝴蝶派”的一方基本上没有抵抗,只有极少数旧派文人轻微地咕哝了几声,其中,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用“文丐”的笔名,写了篇《文丐的话》,刊登在同年12月的《晶报》上,文中说:“我的肚子很大,不像那些新文化的朋友那么狭窄得一些容不下什么的……照我看来,世上的人,除了能够从娘肚子里带干粮出来吃一世的人外,恐怕没有一个人要生活在世上,就绝对的不能不借着他人之力去得衣食住罢,既要靠他人之力才能生活,那就有了丐的性质了……这么说来,世上真无人非丐咧,何况骂人的人,也是一位靠着一支笔拿来生活的人啊。”
　　和新文学阵营的指责谩骂比较起来,袁克文争辩的声音要微弱得多。在鸳鸯蝴蝶派这边,连这种微弱的争辩也并不多见。包天笑、张恨水、范烟桥、周瘦鹃、郑逸梅以及其他名家都矢口否认自己是鸳鸯蝴蝶派,他们隐约表示过抗争,但是这种抗争最多只是感到委屈的小声咕哝,丝毫也没有剑拔弩张的意味。
　　范烟桥曾在《茶坊哲学》的文章中表明了他对待人生“平和冲淡”的观点。他认为茶坊是常识的供应所,是活的图书馆,吝啬的人吃了几回茶,至少可以慷慨一些;迂执的人吃了几回茶,至少可以旷达一些。中国太缺少娱乐精神了,一天工作辛苦,没有片刻的娱乐,精神上何等痛苦。和几个茶友谈天说地一回,可以把苦闷丢到爪哇国去,大多数人脸上会浮起一点笔意的。文章的结尾说道:“苏州人还有一个奇异的名词,唤做‘茶馆上谕’。意思是说,茶坊里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舆论,去批评一桩事件,比报纸的社论,法院的判决书,还要有力。某人说过,倘若袁世凯常到吴苑来听听茶馆上谕,决不会想到做洪宪皇帝的。尽有十恶不赦的人,会给茶馆上谕申诉得服服帖帖的。”皮里阳秋,话中有话,以这样一种人生态度来应对新文学阵营的那些批评,旧式文人范烟桥表现出了足够的温文尔雅。
　　1926年,范烟桥从北方辞职而归,蛰居苏州,写成了二十余万言的《中国小说史》,试图从理论上为民国旧派文人的写作寻找一个依据。在这部书的前言部分,范的好友江红蕉写了篇《我的感想》,文中说道:做小说是抒情的一种表现,做小说史是整理学术的一种手腕。中国小说很多,独独小说史的著作十分缺少。坊间流传的这类书,不是支离舛误,就是门户之见太深,言辞太过激烈。而范烟桥的学术见解是不会偏激的,如今饥不择食的读者,正需要这种客观温和的东西去供给。这几句话,似隐隐含有微讽的意味。
　　正如魏绍昌所说:“以前的中国小说史,都是写到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为止,后来的现代小说,只写新文学小说,不提鸳鸯蝴蝶派小说,即使提到,也视作一股反动的逆流,不作调查研究,也不加具体分析,批判几句就一笔带过了。”而范烟桥的《中国小说史》,着重强调了小说的娱乐功能,以《汉书》中“小说家者流,皆出自稗官”的话作理论依据,为民国旧派小说正名,颇有四两拨千斤的巧劲,也是别开生面。全书将小说分为混合时期(周、秦之际);独立时期(汉魏及六朝);演进时期(唐、五代、宋、元、明);全盛时期(清及最近十五年)。在“最近十五年”一章中,范烟桥反其道而行之,只字不提新文学小说,而是全面介绍了自《玉梨魂》和《广陵潮》开始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在迄今为止的中国文学史或小说史中,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本。
　　魏绍昌主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时去信苏州,约请范烟桥将《中国小说史》作些删改,再续写至1949年,范烟桥慨然答应下来,不久便交来一部《民国旧派小说史略》。在书稿的《概说》部分,范烟桥否认了鸳鸯蝴蝶派的称谓,坚持认为自己这一路文人属于“民国旧派”,其创作的小说叫做“民国旧派小说”,他在文中委婉地说道:“旧派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虽然是个不甚光彩的名词,但究其实际,亦不可一概而论。以作者论,固有高下之分;以小说论,亦有质量高低,内容正邪之别。而尤可注意者,是这种小说在数十年间所出版的数量,是惊人的。”这一番话,在中国社会刚开始拨乱反正的时候敢于说出来,是意味深长的。
　　
　　温家岸十七号
　　
　　范烟桥温文尔雅的一生,与其家学渊源关系极大。
　　范氏家族是范仲淹从侄的后裔,其父范葵忱是江南秀才,家有良田五百多亩以及大片房产,太平天国之乱,大部分房屋被烧毁,家境有所滑落。范烟桥从小就不是个传统意义上的乖孩子,他厌倦背诵“四书五经”,而是对笔记轶闻一类野史的东西感兴趣,尤其喜欢苏州弹词,因为他的母亲严云珍是个弹词迷,这个爱好显然是受家母影响。范家的仆人中,有个名叫春宵的“酒罐子”嗜酒如命,逢人便夸酒的好处,范烟桥大受诱惑,也追随其后泡起了酒馆,很快有了酒瘾,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屡屡被其父亲警告。在鸳鸯蝴蝶派文人中,范烟桥的酒量是有名的,与著名“酒星”赵苕狂不分伯仲,分坐酒国第一二把交椅。他的笔名中有个“鸱夷”,就是古代的一种酒具。
　　范家藏书甚丰,范烟桥虽说也爱读书,但不求甚解,他追求的是一种写意的生活。1907年,十四岁的范烟桥入同川公学,启蒙课由国学大师金鹤望授读。金鹤望与范家是世交,也是名头很响的江南名士,他的教学方法不同于常人,不仅教国文、历史、地理等,还讲解梁启超、包天笑的翻译小说,又以游记体裁编成世界地理,让学生们觉得兴趣盎然,范烟桥对金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有一天,范烟桥请先生给他写几句话,金鹤望略作沉吟,提笔写了八个字:“扬帆千里,速不求工。”看着笔记本上的红笔批语,范烟桥怔怔发呆,从此,他追求写意生活的人生态度有所改观,最明显的表现,是对家中藏书的使用态度为之一变,日日浸泡书房中,抄书背书,如入宝山,有目不暇给之感。后来,他还将“速不求工”刻成了一枚印章,督促自己。这一年的年谱中记道:“常须背诵,不能不勤读,往往至深夜。迟睡早起,饮食不饱,体日以瘠。而思路渐通,写五六百字,能无大疵。”但是“速”与“工”这一对矛盾并不是那么容易和解的,这与人的性格、脾气等因素有关,看来是强求不来的。几十年后,范烟桥已经老了,在编写自己的年谱时,仍然还是补了一笔:“余后来做事、属文,不改其习,故余七十有句云:‘速不求工成结习’。”
　　1911年,十八岁的范烟桥考入长元吴公立学校,同学少年中,有诸多英杰之才,如历史学家顾颉刚,文学家叶圣陶、郑逸梅、江红蕉,画家吴湖帆、陈子清,书法家蒋吟秋等。这年9月,苏州光复,停课返家,慕南社风采,与故乡一帮少年组成“同南社”,吟诗唱和,同年结识柳亚子,入南社。
　　1922年,他的父亲范葵忱以九千元在苏州温家岸买了一幢房屋。因其父字葵忱,取葵心向日之意,宅园名为“向庐”。又因清代进士顾予咸曾在附近居住,顾予咸的宅府旧称“雅园”,范烟桥便在自家门楣上题写了一个别号:“邻雅旧宅”。移家苏州后,逐渐与苏沪文人有了联系,时上海报刊风起云涌,包天笑、严独鹤、周瘦鹃、毕倚虹、江红蕉等分别主编《小说大观》、《快活林》、《红》、《时报》、《紫罗兰》、《游戏杂志》等,范烟桥自始踏入文学界,日以数千字以应。
　　范烟桥此后的一生,与温家岸十七号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直到1967年,范烟桥在这里走过了他人生最后的岁月。他曾在一篇旧文中充满感情地写道:“我家有院,有假山数垛,颇嵌空玲珑,有池虽天旱不涸,有榆树大可合抱,其他梧桐、腊梅、天竹、桃、杏、棕榈、山茶,点缀亦甚有致。”遗憾的是,美丽犹如天堂乐园般的邻雅旧宅,在“文革”中备受冲击,主人范烟桥去世后,向庐被充公,因年久失修,墙塌屋危,又被拆除旱船、廊屋,改建为平房住宅,水池亦被填平。直到1979年,向庐才归还给范氏后裔,如今尚存花厅、方厅、书房等建筑及太湖石假山,花木稀疏,仅存紫薇、棕榈和白牡丹一丛。木门新刷了一层红色油漆,门上挂着铜牌,上书“范烟桥故居”几个字,游人如织,匆匆而过,很少有人驻足停留,去品味那幢历尽沧桑的旧房子。
　　
　　回首当时已惘然
　　
　　如今上了些年岁的苏州人,还能记起那个谦和的文化局长,那是范烟桥老年时的光景:他穿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头戴宽边礼帽,一副大墨镜遮住了半个脸,剩下的半个脸依然是满脸喜色,一团和气,见到熟悉的人,便笑盈盈地点头打招呼。可是他的内心却是既孤独又苦涩,很少有人注意到还有那种冷清的场景:在江南的暮色中,他彳亍而行,有时候还仰面长叹,范烟桥本来就身材魁梧,脸色黑红,此刻看上去更像一座沉默的铜像。
　　整理旧稿和编撰自定年谱之余,范烟桥常常陷入回忆的漩涡。
　　1922年,范烟桥离开故乡,移居吴门时,结识了一批江南才子。其中有个赵眠云,风度翩翩,家境也富裕,与范烟桥尤其谈得来。七夕的那一天,赵眠云约请了一群文人雅客到留园涵碧山庄聚会,有范烟桥、郑逸梅、顾明道、屠守拙、孙纪于、范君博、姚高凤、范菊高等诸君,群贤毕至,少长咸宜,流觞曲水,足以畅叙幽情,席间大家觉得这一种集合很有趣味,就结成了一个社。因为当天正好是七夕,范烟桥提议社名叫“星社”。
　　十年后,范烟桥写了篇《星社十年》的文章,发表在《珊瑚》月刊上,文章中说:“这一天的情况,平淡得很,只是有一桩巧事,孙东吴先生和周瘦鹃先生欣然加入星社,新旧社友就凑成了天罡之数――三十六。我们是不是文坛的魔君,我们倒不敢断定呢。不过,过去的十年中间,我们三十六天罡有何作为,有何贡献,实在恧于落笔;我们应当自励,虽不能像梁山上朋友的横行诸郡,也得分文坛一席地来掉臂游行,这才不负了这一回的结合,而更使星社的存在为有意义了。”
　　星社活动颇多趣事。星社成员主要分布在沪苏两地,有一次,济群独自一人乘火车到苏州,想找几位星友谈谈逛逛,不料到了苏州车站,大雨滂沱,欲行不得。他在车站等待了足足两小时,天黑如墨,大雨丝毫没有停的意思,他大为懊丧,乃购车票返沪。事后严独鹤说他“雨星照命”,姚民哀更促狭,称他“苏车站镇守使”。
　　他对过去的岁月眷念不已,对昔日的友人无限怀念。到了晚年时,范烟桥书斋墙上挂着一帧程瞻庐的照片,家里来客了,他总会有意无意提及:“这是鄙人最好的朋友,过去一起办‘星社’的,他叫程瞻庐,小说写得很好。”
　　据其好友郑逸梅回忆,有一次,范与郑饮于王恒豫酒家,有梅酱一簋,范烟桥津津有味地佐着酒,并一再赞许。郑逸梅回家后,讲给内人周寿梅听了,这时黄熟梅子充斥于市,郑夫人购来,去其核,捣之成糊状,伴以冰糖,加工煮透,盛一瓷盎,贻送烟桥。范烟桥亦是性情中人,立撰诗一首为谢:“王家酒店成梅酱,一种酸甜醒酒汤。多谢梅妻贻妙制,更添齿颊十分香。”
　　在范烟桥的一生中,类似这样的佳话,不胜枚举。最为人称道的是“千龄会”。
　　抗战爆发,范烟桥随东吴大学迁居沪上,在上海认识了梅兰芳、周信芳、吴湖帆、郑午昌、陈少荪、席鸣九、汪亚尘、李祖夔、杨清磐等文艺界朋友,这些人有的是表演艺术家,有的是著名画家、作家、收藏家,也有银行家、实业家,十分凑巧的是,这些人均为甲午年生人,生肖一概属马,遂由吴湖帆牵头,在上海万寿山酒楼聚首,联袂成盟,成立了这个“千龄会”,又名“甲午同庚会”。结社的时间为1943年(癸未),二十个人都是五十岁,加在一起正好一千岁。其中,郑午昌正月初一生,排列第一,被称作“马头”;杨清磐排行最小,被称作“马尾”。消息不胫而走,远在大后方重庆的国画大师徐悲鸿闻讯,特地画了马头折扇扇面一帧,题“马首是瞻”四字,托人辗转送到上海,向郑午昌等人致贺。
　　据范烟桥子女范慧静、范崇清在《我父亲范烟桥与千龄会》一文中说:1943年“千龄会”成立后,曾在上海霞飞路999号魏家花园举办盛宴,取名为“千岁酒”,除邀集社会名流参加外,每个成员发十份请帖,以便携眷同往。范烟桥的夫人沈鸣盛就曾参加过这次宴会。“千龄会”成立时,特制了二十只“小玩艺”,分发每个成员留作纪念。此纪念品为五公分高四公分宽的竖式小摆设,上端是银元大的景泰蓝制品。一面是蓝底白色骏马,下书“民国三十二年癸未”;另一面也是蓝底,上书“甲午同庚五十岁纪念”九个金字。下端则是设计朴素大方的红木底座。
　　
　　生命中的坎
　　
　　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些坎,有的挺一挺就过去了,有的则并不那么简单。
　　在范烟桥的自定年谱中,这种走麦城的经历也有几处。1930年,范烟桥三十八岁,遭遇了一次打击――对一向衣食无忧的他来说,那几乎是灭顶之灾。《驹光留影录》关于这一年有如下记载:“上海交易所买空卖空之风甚炽,余亦卷入旋涡,买卖标金,折阅逾万金,尽罄所积,不足,负债数千金……”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虽然用了极克制的笔墨,还是流露出了谱主凄苦无助的心境。
　　旧上海的无锡路,上世纪曾是“金业公所”的地盘,据说前几年房地产开发施工,还挖出了一块界石,一个世纪的时光悄然流逝,但“金业公所”四字依然清晰可辨。侧耳倾听,隐约可闻熙熙攘攘的吆喝与喧闹。当时黄金的来源主要是印度、日本以及国内的东北、四川,那些金砂熔化成黄灿灿的金条,促成旧上海金市开张,一时间,天南海北的炒家蜂拥而来,趋之若鹜,没有几个人会清醒地想到,这里将变成冒险家的乐园。
　　范烟桥有个同乡好友叫凌颂美,时为金业交易所经纪人,平日手头阔绰,生活优裕,每次来参加同乡聚餐,都是携着扬州瘦马,开着老爷车,令范烟桥之辈文人大为羡慕。在凌颂美的怂恿下,范烟桥一头扎进深海,家里装起了电话机,也做起金子生意。投机初试,居然获利不薄,于是放胆而为,随金价上涨趋势巨量买进,岂知天有不测之风云,受国际金融影响,金价骤然下降,潮退了,他才发现自己是在�泳――不仅输得连条裤衩都没有了,而且“负债数千金”。对于此事,范烟桥始终讳莫如深,深恐贻人做黄金梦的讪笑。
　　另一道坎出现在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的年谱中范烟桥写道:“因经济困难,卖出藏书,其中大部分为余历年所购致者,小部分为余祖所购,致藏于正闲词馆而携至余处者,而留存故里之书,都归散佚。”不知道谱主这一年前后的生活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对于一个终生与书相伴之人,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因经济困难,卖出藏书”的,仔细品味,其中的伤感真是难与人言。日本有个词叫做“眼靠”,用来形容男子娶妻妾,也有人拿它来比喻文人的藏书,也是再贴切不过,看着书橱里杂花生树的彩色书脊,是个温暖的眼靠,可是当那些藏书像小鸟似的四处飞散时,主人心里的复杂滋味可想而知。因此,在这条记录后边,范烟桥用一句话囊括了自己的心情:“余不能保有书籍,罪戾至大!”
　　范烟桥晚年居家苏州,与周瘦鹃、程小青、蒋吟秋被公推为“苏州四老”,热心服务桑梓,贡献诸多。好友画家吴湖帆是晚清名臣吴大�之后,收藏有清代状元题写字画的七十二把扇子,平时秘不示人,珍爱有加。范烟桥出任苏州博物馆长期间,为充实馆藏,动员吴湖帆捐赠“状元扇”,吴湖帆名士风度十足,慨然应允,仅提了一个要求:有清状元一百多人,他所藏成扇只有七十二把,须由公家出面,俾成金璧,完成他的未竟之功。柳亚子逝世,范烟桥北上京城,拜访柳夫人郑佩宜,请以柳亚子所藏书籍及南社文献捐赠博物馆,柳夫人即以书画典藏以及照片相赠,范烟桥满载而归,更是充实了博物馆。
　　《驹光留影录》所记最后一年是1964,这时离他生命终点还有三个年头,年谱中写他在南京观梅的心境,写他给香港《文汇报》投稿的际遇,写他“两次透视胃溃疡,已平复”,写他下乡劳动锻炼,当新农民的经历……从这些文字来看,他的生活态度是积极乐观的。不久,“文革”风暴袭来,范烟桥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家庭遭遇抄家,诸多书刊文稿连同那本《驹光留影录》年谱一起被抄走了。在其子范崇清后来整理的年谱附记中,可以寻找出一些蛛丝马迹:“1966年8月31日晚,三家(另有周瘦鹃家和程小青家)同时被查抄。1967年3月28日,父亲的胃溃疡复发,住第四人民医院,3月31日因心肌梗塞去世。”
　　生命中的最后一道坎,他终于没能垮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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