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与不公平_公平规则不公平,纸上谈兵,传统出版要改制,期待涅�
时间：2019-02-08 05:31:3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作为行业协会，规范图书交易行为，维护市场秩序是必要的，但是所规定的内容是否切实可行，限制折扣能否达到维护市场和消费者利益的目标，却值得人们再思考。 今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国新华书店协会三家国字号的单位联合发布了《图书公平交易规则》。这个以行规行约面目出现的规则最雷人的一条是：“出版一年内的新书(以版权页出版时间为准)进入零售市场时，须按图书标定实价销售。网上书店或会员制销售时，最多享受不低于85折的优惠幅度。”
图书跟工业产品不一样，并不需要太多的所谓“售后服务”，尽管许多图书的版权页下边都印着一行“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印务部联系调换”之类的话。我给老爸老妈新买的海尔热水器几天后混水阀门漏水，打电话报修，师傅及时上门维修，边干活边明确告诉我：这个牌子的产品比同类产品贵一点，但售后服务绝对是国内一流。看，这就是该产品带给用户的实惠啊。买了二十多年书的老王，怎么也想不出有哪些是需要出版社为我进行售后服务的地方。所以从读者的立场来说，当一本书的内容和印制质量确定以后，它的实惠便在于价格的高低、折扣的多少了。
《图书公平交易规则》，给人第一感觉像是要刻意保护出版社的利益。再看其具体表述，又像是格外维护读者的利益。比如，第21条明确说“提倡开展能够让消费者得到真正实惠的促销活动”，但接下来却发现这是一句忽悠人的废话，具体规定与此正南辕北辙。第22条立马规定新书一年内零售“不得打折销售”，这好像明摆着不让读者得实惠啊。到了第23条又开了个小口子，说特殊情况下可优惠促销，然而不得低于定价的85％，“网上书店”算是四种特殊情况之一。还有，出版一年内的新书网上销售折扣幅度不得低于85折(尽管与全价销售相比，能多少打点折已经是便宜读者了。但将下限定在85折还是太高啦)。这与一个段子颇为异曲同工，段子说的是东方不败得到《葵花宝典》，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欲练此功，必先白宫。”于是东方先生举起利刃，手起刀落，一声惨叫……接着再看第二页：“如不白宫，也能成功。”其实，这个《图书公平交易规则》所规定的，简而言之就是：一、图书销售，严禁打折；二、如想打折，其实也行。
这个规则容易令人想起两年前某部门欲颁发的馒头标准，该标准要求企业蒸出的馒头，“须为圆形或椭圆形”、“体积不能太小”，当时有网友评论称“那些爱吃方形小馒头的人该哭了”。老王怀疑制定出“馒头标准”的大人先生们把方形馒头爱好者给弄哭之后，又跳槽到了出版业摇身一变成了制订“图书优惠不得超过85折”规定的专家啦。
平日只见别的行业制定规则来维持垄断和高额利润，现在中国出版业也开始出招啦，但却是自作聪明地将市场拱手让人。如果不能将这个规定在所有图书经营渠道强制执行，那么其施行的结果不难预见：参加这个规则的会员单位将门可罗雀，而规则之外的图书经营单位则趁机扩大经营规模，然后迅速地将被规则“保护”起来的单位消灭掉。概言之，这个规则的实际效果，简直就是要将参加的会员单位以“合法”的名义给谋杀掉。
老实说，一方面是出版社利润微薄极需维护，另一方面又是消费者对书价的敏感，而市场新兴业态的出现又使竞争更激烈，在这样的情况下，图书“限折令”有百害而无一利。作为行业协会，规范图书交易行为，维护市场秩序是必要的，但是所规定的内容是否切实可行，限制折扣能否达到维护市场和消费者利益的目标，却值得人们再思考。
有道是：图书颁行“限折令”，公平规则不公平。纸上谈兵百般好，现实绝难行得通。
1月10日，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携17种经过出版社推荐、专家初评、网上投票选出的精品图书赶到北京，邀请在京主流媒体，在北京图书订货会现场进行终评，以投票方式选出了“2009年度最有影响10本书”。老王将这最有影响的10本书打量一遍，认为可以看做五味杂陈的杂货铺子。我不怀疑它们的质量甚至销量，但感觉上更像是该集团旗下各出版社平均分配指标的当选书目――全国性的评奖我不清楚，各省市每年的优秀图书编辑奖不就是这样“评”出来的么?说是评，不过是平衡的结果。这次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推出的10本书分别是：《大江东去》、《什么是什么》丛书、《一句顶一万句》、《西决》、“新中国60年文学大系”、《祖国在我心中》、《潜伏在办公室》、《毛泽东与共和国重大决策纪实》、“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书系”、《甲型H1N1流感防治手册》，有文学畅销书，有发行量大的书，有政治上十分正确的书……如果不是分工不同的各社分别推荐一种，想形成这样10种图书的阵式都难。
但是，书或者不尽优秀，但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愣是能跑到首都利用起在京主流媒体这个平台，这样所产生出来的影响就不再局限在一省一地，而是全国性的了。南方出版人的聪明乃至精明在这里显露无遗。北方特别是北京有着博大的文化底蕴和全国性的影响力，在南方人的主动出击之下，实际上为对方所用。老王并非反感南方人的聪明策划，也不是为北方人甘愿做冤大头而沮丧，只是说：南方出版人的许多聪明过人的策划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他们把北方人所忽略不用的便利条件抢先一步利用起来，再加上自身的实力和业绩，其成就当然会更上一层楼。
有道是：近水楼台不得月，头上月亮空自明。远方来客偏有意，借取亮光照我行。
今年全国新闻出版局局长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从2010年开始，我国要用十年时间实现从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的转变。这些年，出书品种越发增多，说是令人目迷五色也不过分。但同时，也常听些文化人发表些“出版门槛太低”的宏论或幽怨，老王对此是一笑了之，觉得不必去做对和错的选择题。前些日子，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据宣传界定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翔实梳理建国60年来中国文学与外来文学关系的文学史著作《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的研讨会上，有学者呼吁“出版应该设门槛”。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学会会长温儒敏见诸媒体的一句话是：“天下题目都想出来了，都做完了，但真正能够站得住的书有多少?”他说：“我记得以前出版是有门槛的，起码要找两到三个人评审，给出意见，‘可以出版’、‘修改出版’、‘不能出版’，现在是一点门槛也没有，只要有钱就可以出书。出版的量是上了，但是很多书出版之后行内的人都不看，这样的书有什么价值?”温先生的话说得有分寸：别的出版物不论，但起码学术出版是应该有评审机制的。这样的说法，令人可以接受。平心而论，出版门槛的高与低，其实是个两难的命题。在老王看来，目前或者是建国以来图书出版标准最不规范的一个阶段，对此似可“无为而治”，让它自动 地运行到一个正常有序的轨道上去，也用不了太长时间。
具体到这套由学者朱栋霖集七八年之功力推出的《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温儒敏先生说：“这种扎扎实实很厚重的书，没有花架子、认真做学问的书，现在已经不多了。”不过以老王一隅之见，刚刚过去不到十年的20世纪后1／2的某个学术范围的成绩，现在便匆匆为之著“史”，不知道学术上够不够严肃?一般说来，就某一方面写史，好像也得距离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才有可能更客观吧。
有道是：出版大国成愿景，出版门槛却趋低。最是严肃学术人，朝夕之间即著“史”。
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的小说《人们的世界》(被译成英语时改为《风沙星辰》)里写过这样一段话：“我就这样在那里站了一会儿，一边想，一边对自己说，人是可以让自己适应任何一种环境的。人都知道，或许三十年后，自己一定会死掉的，但这个想法并没有剥夺任何人在生活中的乐趣……”
乱翻报刊，看到何明星先生在探讨“未来的中国出版业，拿什么吸引时代的青年精英”的问题。他认为，文化政治时代赋予出版社编辑以令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已经被工资、年薪、工作条件等实实在在的硬指标所比拼下去，当下出版社大部分人的收入常常难以对外人启齿；而没有大批充满活力、创新激情的青年人源源不断地投身到某个行业里来，这个行业是注定没有未来的。
老王从22年前刚参加工作时就一再听人说“书号垄断”，总觉得话不尽意，像是只说了事情的一个方面，至于另一方面是什么，没有去多想过，现在才恍然明白：中国出版，其实是最穷最穷的“垄断”行业!前段时间，业内人士争相传阅一篇题为《出版业，最穷的“垄断”行业》的文章，说的就是我们全行业的窘状。从文化消费的刚性与强度来看，出版业无法与生产人们日常生活的吃、穿、住等必需品行业相比，与石油、电力、通讯等经济发展高度依存的垄断行业相比更难以望其项背――总不能将图书跟衣食住行甚至钢铁、石油、电力捆绑在一起销售啊。
如今，出版人的社会角色似乎已经越来越平庸。作为出版从业者的个体，我们每个人只能在当代中国出版中占一丁点微不足道的位置，正如《小王子》里有一处写到小王子来到一个玫瑰怒放的花园，惊奇之余感到很伤心：因为“他的那株花儿曾说过她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株。而现在这里就有五千株。全都很相像。而且仅在一个花园里。”原来，小王子以为自己拥有“独一无二”的花儿，现在看来，他拥有的“只是一株普通的玫瑰”。于是，他痛苦地哭了。不过，就算是所从事的是十分平常的职业，“或许三十年后，自己一定会死掉的”，但我们一样可以而且应当在出版工作中时刻体味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乐趣。说到底，带着乐趣去工作，才会使工作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是充满活力的。这样说法有硬充理想化之嫌，在老王身上毕竟有着真切的感受。特别是在“欣逢”出版社全面改制之机，做如此之想，起码会给自己保持一个轻松而良好的心态。现在全地球人都知道：对一个人的生命质量而言，心态最重要。
有道是：出版垄断成历史，全面改制正当时。良好心态每一天，成功毕竟靠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