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与酒相关的诗文 [陶渊明亲情诗文及其思想渊源]
时间：2019-02-10 05:38:2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陶渊明 亲情 儒 道 摘要：陶渊明表现父子和手足之情的诗文，充分表明他对人伦亲情的依恋，这成为他归隐人生重要的精神支柱。亲情诗文是诗人深受儒学熏陶的产物，具体表现为对《诗经》和《论语》等经典的接受。此外，还融入了道家自然率真、委运任化等思想。
在常人眼里，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似乎浑身“静穆”，超凡脱俗。然而，其亲情诗文让我们看到了诗人的另一面，即他也有儿女情长。这些诗文是诗人情感的自然流露，最能表现其所思所想。对之进行分析，有助于探讨陶的思想渊源。
一
陶渊明表现亲情的诗文主要有：《命子》《责子》《与子俨等疏》《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悲从弟仲德》等，可分为父子之情、手足之情两类。
前三首诗表现父子之情，从中可见一位十足的慈父形象，他对儿子们曾有过深切的期望，但当他们不得志时，仍抱有豁达的心情。黄庭坚在《书渊明责子诗后》说：“观渊明之诗，想见其人岂弟慈祥，戏谑可观也。俗人便谓渊明诸子皆不肖，而渊明愁叹见于诗，可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黄可谓陶的知音。
《命子》诗从家族渊源写起，自豪地称远祖是陶唐氏，叙述陶氏家族的曲折发展，或显或晦都依“道”而行。当列国纷争时，“凤隐于林，幽人在丘”。乱世结束时，愍侯陶舍应时而起，“抚剑风迈，显兹武功”。曾祖父陶侃在东晋建国中建立了卓著功勋，继而功成身退。通过对陶氏家族的追述来激励后代儿孙，也为归隐人生埋下了伏笔。下面的叙述转入现实之中：与先辈相比，自叹弗如，功业了无建树，而立之年还未有子息。大儿子的诞生令人欣喜，按《礼记》“名汝曰俨，字汝求思”，希望他“温恭朝夕”，青史留名。诗中概括出“既见其生，实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无假”的至理名言，即父母在孩子呱呱落地时就开始为他构想未来，盼他早日成才，此乃人之常情。
然而事与愿违，儿子一天天长大，“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责子》诗以轻松幽默的笔调勾勒出五子情状：“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通篇如漫画一般，令人叫绝！五子活泼可爱，憨态可掬，却个个贪吃贪玩，不求上进。果真如此吗？恐怕未必，只不过以无雕饰的语言描摹孩子的纯真与憨厚。好吃懒做是孩子的天性，表现出孩童的“本真”情态，让人回味无穷，慈父之爱也在谐谑中表露无遗。纵然他们无心仕进，诗人并无一丝的担忧与不快，依然饮酒自乐。人生是不可强求的，儿孙自有儿孙福，做父母的应以平常心来看待，最好是顺其自然。
《与子俨等疏》引贤人之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可谓开宗明义。诗人坦然面对生死，不愿意自己的离去给儿子带来太多悲痛，表现出对他们的体贴与疼爱。又想到辞官归隐使妻儿忍饥受寒，心中充满了愧疚，但并无半点遗憾：“�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余尝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何惭儿子。”接着回忆田园之乐：“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诗人沉浸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感受着习习清风，聆听着阵阵鸟语，咀嚼着脉脉诗意，仿佛把人带进了素朴而遥远的上古时代。不惜笔墨地描述归隐感受，旨在让儿子们从中得到启发：不奢求名利，以享受自然人生为乐，如此才能看轻钱财，也才会看淡生死。他叮嘱兄弟之间要重义轻财，希望他们以名士为楷模和睦相处：“然汝等虽不同生，当念四海皆兄弟之义。鲍叔、管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此诗借大量典故说明“孝悌”之义，说教意味浓厚。
此外，《和郭主簿二首》“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归去来兮辞》“乃瞻衡宇，载欣载奔。童仆欢迎，稚子候门”，《止酒》“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等都充满了对家园亲情的热爱。诗人迫不及待地归隐田园，有家便是福，无官一身轻。在酒酣耳热之际，爱子绕膝，温馨的家给诗人以莫大的慰藉，令他忘掉功名利禄。父子之情既是他人生之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辞官归隐找到了精神上的依托。
表达手足之情的《悲从弟仲德》《祭程氏妹文》等多为祭文，拳拳兄弟之情、恋恋兄妹之谊，在面对生死诀别的情境时，表露得如此真挚动人。前者全诗突出一个“悲”字，“衔哀过旧宅，悲泪应心零。借问为谁悲？怀人在九冥”、“迟迟将回步，恻恻悲襟盈”。诗人无法面对从弟的突然离去，因为兄弟二人“恩爱若同生”，从弟功业未就，“慈母沉哀疚，二胤才数龄”。
《祭从弟敬远文》抒发对从弟的无限感伤之情――“情恻恻以摧心，泪愍愍而盈眼”。首尾以“呜呼哀哉”呼应，足见悲痛之深。敬远是诗人堂弟，其母又是姊妹，二人志趣相投，亲密无间。诗人仕途无功而返时，世俗的人们投来不解和非议，敬远则一如既往地与自己携手同游，可谓知己。因此，诗人念其人，想其德：“于铄我弟，有操有概。孝发幼龄，友自天爱。……其色能温，其言则厉。”敬远天生仁爱，温文尔雅，义正词严。他们早年丧父，彼此依赖，经常同游同乐，心心相印。尤其可贵的是，兄弟二人安贫乐道，虽“冬无�褐，夏渴瓢箪”，但“相将以道，相开以颜”。少年的游乐恍如昨日，而从弟已然撒手人寰，留下孤儿寡母，怎不令人心寒！读这篇祭文，知敬远为诗人知音，再看《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才明白诗人为何单独要向敬远表明心迹。在“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的贫寒环境下，诗人仍固守穷节，静心读书，欣赏雪景，写下“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的千古佳句，雪无疑是诗人高节的象征。
《归去来兮辞》并序中写道：“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为妹奔丧而辞官归隐，《祭程氏妹文》写得情切意哀，以“梁尘委积，庭草荒芜”和“黯黯高云，萧萧冬月”的萧条景致衬托哀情，不胜悲凉。兄妹二人两小无猜，“特百常情”。一则为妹年幼即丧母的身世而悲；再则为善人不长寿而悲：“咨尔令妹，有德有操。靖恭鲜言，闻善则乐。能正能和，惟友惟孝。行止中闺，可象可效。”贤良温顺的妹妹不幸英年早逝，怎不让人“感惟崩号，兴言泣血”。
以上诗文最突出的特点是形象栩栩如生，情感真挚动人。梁启超说“须知他是一位缠绵悱恻最多情的人，读集中《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与子俨等疏》，可以看出他家庭骨肉间的情爱热烈到什么地步”①。诚哉斯言。陶氏亲情诗文在某种程度上深刻地揭示了他的内心世界，让我们看到了诗人更为真实的一面。正如宗白华《美学散步》所言：“晋人虽超，未能忘情……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二
陶渊明亲情诗文主要体现人情之真、人性之美。儒家的“善”和道家的“真”在其中水乳交融。亲情本身就植根于儒家文化，陶氏这么多亲情诗文充分表明他对人伦的重视。陶的曾祖父陶侃是江南土著旧族，很有儒家风范。外祖父孟嘉也是以儒德被选为僚属的，自幼受到熏陶的他具有深厚的儒学涵养。在谈到敬远和程氏妹的为人时，他都情不自禁地用到了儒家崇尚的友、孝、惠、温、恭、和、善等字眼，并用“有操有概”、“有德有操”来总括。他教育儿子“温恭朝夕”，念兄弟之义。陶对母、子极为疼爱，对弟、妹也是情同手足。作为儿子、父亲和兄长的陶渊明，都尽到了儒家孝悌之义。
陶渊明对儒家文化的接受，还体现在发自内心的安贫乐道。具体表现为对《论语》的频繁引用。《卫灵公》有“君子固穷”，《颜渊》有“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些都为陶所接受。《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云：“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与子俨等疏》首尾即引用《颜渊》之语。诗文中的“厉”、“立”、“�褐”、“没齿”、“为山”等词语都从《论语》中信手拈来。特别是反复出现的“箪瓢”出自《雍也》：“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此谓“孔颜乐处”，淡定而从容，平静而洒落。袁行霈说：“陶渊明的思想融合了儒、道两家……但在‘固穷’和‘安贫’上，陶渊明是纯粹的儒家思想。”②
陶渊明还继承了《诗经》的抒情言志传统，并多用四言诗这种典雅的形式表达亲情。《命子》为纯粹的四言诗，《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和《与子俨等疏》以四言为主。亲情主题是《诗经》所开创的，以《凯风》《蓼莪》《常棣》为代表。陶多处引用《诗经》中的词语，如“考�”、“温恭朝夕”、“特百”及“凯风”等分别出自《卫风・考�》《商颂・那》《秦风・黄鸟》及《邶风・凯风》。
再者，陶对儒家思想的吸收，还表现在疏祭文体裁的使用上，这与儒家重视祭典礼俗的传统相关。祭文一般从具体时辰写起，涉及到丧祭之礼。《祭从弟敬远文》写道：“岁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从弟敬远，卜辰云窆（下棺安葬），永宁后土。”《祭程氏妹文》云：“维晋义熙三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渊明以少牢之奠，�俯而酹之。”这些均写礼俗，十分庄重，体现出儒家文化浓重的伦理色彩。李剑锋说：“陶渊明对儒家文化的吸收，其重心，更确切地说是将之化入生命血液的主要不是儒家的政治学说，而是伦理道德学说。他对伦理道德学说的吸收也不是机械的，而是将之改造成为更具自然色彩的人际依恋和终极关怀。”③
道家思想对陶的影响主要是“自然”观，《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陶本“质性自然”，故才归隐田园，享受天伦之乐。他绝不违心地在官场上应酬，对孩子们的不成才也泰然处之。还有“本真”和“素朴”，陶对自然景物和儿子情态的描写，都体现出他返璞归真的一面。《庄子・渔父》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其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事君则忠贞，饮酒则欢乐，处丧则悲哀。”陶对儿子的慈爱、对母亲的思念都是由衷的，对弟、妹离去的悲哀也是真挚而深沉的，所以诗文才会如此感人。林云铭《古文新义》初编卷四说：“与子一疏，乃陶公毕生实录，全副学问也。穷达寿夭，既一眼觑破，则触处任真，无非天机流行。末以善处兄弟勤勉，亦其至情不容已处。读之惟见真气盘旋纸上，不可作文字观。”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陶渊明通达天理，视死如归，对生死持旷达态度，受到了庄子“物化”观的影响。《知北游》曰：“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之徒，吾又何患！”《责子》云“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悲从弟仲德》也说“翳然乘化去，终天不复形”。他对生命的衰老、子息的不肖，更多地抱有“委运任化”、坦然接受的心态。
此外，陶诗中也常引用《庄子》词语，如“帝乡”出自《人间世》“乘彼白云，至于帝乡”；“厉夜生子，遽而求火”出自《天地》。但陶的人生观在旷远之中有平实，其诗文为人们所喜爱，就在于他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最终将超迈的情怀落实到现实人生。
以上分析了陶的亲情诗文，可见他并非不识人间烟火之人。相反，亲情不仅带给他无限快慰，而且为其归隐人生找到了支撑点。李泽厚把儒家文化概括为“乐感文化”，《论语今读》指出“世俗中有高远，平凡中见伟大，这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以‘既世间又超世间’的情感为根源、为基础、为实在、为本体。因人的生存意义即在此‘生’的世间关系中，此道德责任之所在，亦人生归依之所在”。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李世萍（1970-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河北廊坊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先秦两汉魏晋文学。
① 梁启超：《陶渊明》，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
② 袁行霈：《陶渊明的哲学思考》，《国学研究》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③ 李剑锋：《陶渊明及其诗文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