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迷雾叙事作文800字 穿越叙事的迷雾
时间：2019-02-10 05:40:1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芥川龙之介 《竹林中》 多重隐喻 摘要：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竹林中》讲述的是一件发生在莽丛中的凶杀案，作者以高超的叙事技巧赋予这个俗旧故事无穷的阐释空间和形而上的哲学意蕴，使之成为一个多重隐喻的文本。对此，本文从三个方面进行解读，以期窥冰山之一角。
《竹林中》是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１８９２－１９２７）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小说讲述的是一件发生在丛林中的凶杀案。这本是一个毫无新意的题材，但作者以他高超的叙事技巧赋予这个俗旧故事无穷的阐释空间和形而上的哲学意蕴，使之成为一个多重隐喻的文本。对此，本文拟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把握，以期窥冰山之一角。
一、客观真实等于个人感受
作品以法庭讯问的形式展开，采用内聚焦多重叙事方式，通过七个人物的叙述来建构凶杀案的真相。有意思的是这七个人对同一“本事”的讲述却莫衷一是，既互相印证又彼此矛盾。在叙事的迷雾中，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武士金泽之武弘死了，他的妻子真砂被强盗多襄丸强奸了。而案子的关键问题――金泽之武弘是怎么死的却被悬搁。你若想从蛛丝马迹中找出真正的凶手，最终发现那是不可能的。
作品首先叙述了砍柴人、行脚僧、捕手、老婆子四人给审讯官的证言。四人的证言提供了一个对故事进行回顾的场所，也是后面叙事展开的基础。砍柴人是尸体的最初发现者，他详细交代了现场状况。同时以一个砍柴人的经验对案情做了初步推测和判断：武弘是他杀，且在被杀以前一定有过一场恶斗。行脚僧叙述的是对武士夫妇的印象，他感兴趣的是色彩。他注意到女人穿着胡枝花纹的衣服，他们骑着棕色的马，武士随身携带着黑色的剑筒。他的叙述更多体现了出家人人生如朝露的悲悯情怀。捕手不仅交代抓住多襄丸的时间、地点以及当时的诸多细节（这些细节和砍柴人、行脚僧叙述的某些细节刚好吻合。这些吻合除了说明多襄丸是凶杀案的主要嫌疑人之外不能再证明什么），而且凭他的职业眼光断定：凶手是多襄丸，他是见色生淫心而最终杀人的。他的推理依据是多襄丸是京师大盗，好色，曾犯过两桩命案。老婆子是真砂的母亲，她以母亲的独特视角交代了真砂和武弘的身份、年龄、性格，认定是多襄丸杀了他的女婿。看来“众望所归”：多襄丸是凶手无疑了，况且多襄丸也对自己强奸杀人罪供认不讳。案子似乎可以圆满了结。
然而事情却远没有结束。到清水寺忏悔的真砂，面对俯视、怜悯众生的观音菩萨道出了心底的秘密：是她用随身携带的小刀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她之所以杀死他，是因为她无法忍受她被强奸后，丈夫冷酷、蔑视的眼光。这真是异峰突起。然而，更出人意外的是，死者武弘的幽灵借巫婆之口，发出了来自黑暗地狱的倾诉：他说强盗强奸了他妻子后，就坐在旁边安慰她，他妻子竟然听信了强盗的话，愿意跟他走，并且发疯似的强烈要求强盗把她丈夫杀了。面对妻子的所作所为，武士真是太伤心太痛苦太恼恨了，于是拾起掉在地上的小刀，“一刀刺进自己的胸口”。就这样，案件最重要的两个当事人以各自最不容置疑的“自白”彻底颠覆了前面五人对案情真相的建构。武弘究竟是怎么死的？自杀还是他杀？致命的凶器的是大刀还是小刀？捆绑武弘的绳子是怎么解开的（武弘说是他自己解开的，真砂说是她在丈夫死后解开的，多襄丸说是他解开的）？
按常理，事件本身只是一个“矢量”，是不可重复的。但叙述却可以使同一事件反复出现，在重复叙述中某种思想得以构筑，某种观念得以抽象。在此意义上，《竹林中》彰显了“重复”叙事的价值和意义。作者以“复调多声”的叙述使文本歧义丛生，解构了一直以来人们关于“真实”的看法――“真实”是客观存在的，通过努力，我们不仅可以获得它而且可以重建它。而芥川龙之介却告诉我们：客观真实是不存在的，重建历史真实更是不可能的，所谓的“历史真实”只是话语建构的产物。与事件有关的每一个人都在“自说自话”。每一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从自我感受出发谈论问题，说话人的个人意识必然影响对“本事”真相的展现，但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最真实的而怀疑他人的真实性。在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真实就是“我”所感受到的真实，换言之，真实等于个人感受。这种关于“真实”的看法和后现代主义关于真理、理论的观点不谋而合。后现代主义认为，理论只是为了某个特别的功利主义目的而建构的暂时支点，理论充其量只是提供了关于对象的局部性的观点，并且所有关于世界的认知性再现都受到了历史和语言的中介，而语言是不透明的，是错综复杂、晦涩难解的，只能提供通向真理的间接途径，而不能抵达真理。语言又是不稳定的，总是根据说话者情绪的变动而变动，每一种说法都不可能是明晰准确的，语言虽然可以提供相当客观的现实，却无法抵达真正的现实。总之，不存在普适性的理论，更没有终极性的真理，真理终究只是语言的游戏，具有视角性、相对性、片段性和不确定性。
二、人活在无法逃避的绝望之中
存在主义先驱、人本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在《致死的疫病》中具体分析了“绝望”――人的一种生存状态。他把绝望称为“致死的疾病”，绝望就是“求死不得的无望”。在他看来，人每时每刻都支撑着全部绝望的负担。因为，根据基督教的理解，生理的死亡是进入新的生命，而绝望这种“致死的疾病”的特点是既没有生的希望又不能死。所有绝望的公式是：对自身绝望，在绝望中想摆脱自身，却又处在永远无法摆脱的自我折磨之中。以此观之，《竹林中》的确是一个关于“绝望”文本，一个关乎“致死的疾病”的恰当隐喻。
也许你会奇怪，在没有人证、物证的情况下（或者说人证、物证都很可疑，没有很强的说服力），京师大盗多襄丸何以那么干脆利落地承认是他杀的人。其实，他完全可以蒙混过关。谁都知道等待杀人犯的结局是什么。他难道是活腻了吗？没错，他就是活腻了――他是彻底绝望，生不如死。现在正好有一个死的机会，甚至可以死得很“豪气”，他当然要毫不犹豫地抓住了。他的绝望首先是对社会现实、对国家权力机关的绝望。在多襄丸的口供中，有一段与案情毫不相干的话：
你们杀人不用刀，用你们的权力、金钱，借一个什么口舌，一句话，就杀人，当然不流血，人还活着――可是这也是杀人呀。要说犯罪的话，到底是你们罪大，还是我罪大，那就说不清了。
这段辛辣尖刻的嘲讽出自强盗多襄丸之口，似乎有些不协调，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但正是这种不和谐突显了作品的社会批判价值。也许多襄丸就是那些被权力、金钱所“杀死”的人中的一个？也许就是因为现实社会的黑暗才使他走上了强盗的不归路？也许他就是要以这种极端的、邪恶的方式发泄对现实的不满，以此和这个邪恶的社会对抗？总之，现实社会让他绝望。然而，他却在真砂火一样的目光中看到了新的希望，萌发了和真砂结为夫妻、从此改邪归正的强烈愿望。这是一个浪子、一个漂泊的灵魂对爱的期盼，对家的渴望，对最终归宿的祈求。为此，他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即使一下子会被天雷打死，我也必须将这女人做我的妻子，把她作妻子――这就是我那时唯一的心愿”。这也许是多襄丸黑暗人生中最美好、最亮丽的一瞬，是他摆脱绝望人生的电光石火。然而，真砂到底逃走了，那美好的时刻也如电光石火一般转瞬即逝。由此，多襄丸陷入更深的绝望――不仅是对社会的绝望，更是对爱情、对家的温暖、对所有美好希冀的绝望。对他而言，生命已毫无意义，唯有死才能得到彻底解脱，所以他才会昂然地说：“反正我这颗脑袋迟早得挂在樗树上，那便请判我死刑吧。”
但是，死真的能彻底摆脱绝望吗？金泽之武弘自杀了，但在黑暗的地狱里，他的幽灵依然经受着绝望的煎熬，他依然听到妻子的“把这个人（指她丈夫武弘――引者）杀了”的叫喊，这喊声让他的灵魂永远不得安宁。事实上，武弘不仅绝望于妻子的无情和狠毒，更绝望于自己的无能与窝囊。作为一名武士，他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了，眼睁睁地看着别人侮辱自己的妻子，他还有何颜面活在世上？对妻子的恨只不过强化了这种自我绝望的情绪而已，或者说他在潜意识中把对自我的绝望转嫁到妻子的头上。就这样，武弘在绝望中毁灭了自身，却又在永远无法摆脱的自我折磨之中受煎熬。与多襄丸和武弘不同，真砂选择了杀死“他者”的办法来摆脱绝望。因为在她看来，她最大的不幸不是被强盗侮辱，而是被侮辱后丈夫对她的蔑视和冷酷。丈夫不仅见证了她的耻辱，而且彻底摧毁了她做人的尊严和信心。她以为消灭了她的耻辱的见证者，她就可以摆脱耻辱，减轻绝望。但事实上，杀死丈夫之后她不但没能摆脱痛苦，反而在已有的绝望之中又增加了无法摆脱的负罪感。现在，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没有自杀的勇气。只好在菩萨面前忏悔，与其说她想祈求菩萨的怜悯和原谅，不如说她在寻求自我救赎。但她的内心早已被迷茫和恐惧掏空了，她是一具绝望的形尸走肉。
总之，无论是多襄丸、金泽之武弘还是真砂，他们都是绝望的化身，这种绝望来自于生存的荒谬和自我超越的虚妄。无论他们怎样挣扎，都难以摆脱绝望的折磨。就这样，芥川龙之介以诗性方式诠释了存在主义哲学观――人就活在无法逃避的绝望之中。也许，这就是他在三十五岁的盛年突然自杀的原因？
三、女人，你的名字不是弱者
相对于丈夫金泽之武弘，作者在真砂身上花费了更多的笔墨，关于她的叙述亦呈现出更多“版本”。在母亲眼里，真砂是一个“脸色微黑，左眼角有一个黑痣，小小的瓜子脸”的“有丈夫气的好强的女子”，对丈夫很忠诚；在多襄丸看来，她美丽得“好像一位观音”，周身散发出难以言说的魅力；而丈夫武弘却在地狱里也不能忘却对她的怨恨，在他看来，没有比真砂更放荡、更轻浮、更恶毒的女人了。有些论者亦据此把真砂说成是自私、轻浮、不守信诺、不讲道义的女人，是女性邪恶的象征。男人如果认真爱女人、尊重女人只能上当受骗、自取灭亡。这种狭隘的菲勒斯（ｐｈａｌｌｕｓ）①中心主义观点不仅是荒谬的，也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事实上，恰恰相反，《竹林中》不仅以反讽的笔调消解了日本传统文化中以武士精神为代表的男性神话，更是一曲女性反抗男性权威的压抑与迫害，寻求自我保护、自我尊严的赞歌，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女权主义文本。
众所周知，《竹林中》取材于《今昔物语》中的一个小故事：一位武士和他的妻子出远门，途中被一个强盗骗至树林中捆绑，强盗侮辱了他的妻子后逃走。其妻哭着为他松绑，并责骂武士――你身为武士，却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了。这个故事显然是对武士阶层的嘲笑。武士阶层曾是日本封建王朝国家机器的支柱，担负着维护政权和社会治安的责任。在传统观念中，武士应该果敢睿智、重义轻利、武艺高强。芥川龙之介对这个故事进行了大幅度的改写，但武士的利欲熏心、懦弱无能却与原文保持一致。一听说前面的山林里有宝物，就立刻抛下妻子跟着强盗去了。结果只能束手就擒，眼睁睁看着妻子被凌辱。这之后，不但没去找强盗报仇，反而把怨恨发泄到受害者妻子身上。即使到了地狱还在怨恨妻子，却丝毫不反省自己的过错。这正是典型的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女人是祸水，男人的不幸都是由女人造成的。
面对突然降临的灾难，真砂却比号称武士的武弘要刚烈、果敢得多。她不再是《今昔物语》中那个只会哭哭啼啼、任人欺凌的弱女子。她随身带着一把小刀，危难之时，果敢无畏地拔刀自卫。真砂怀中的这把小刀意味深长。她为什么随身携带一把小刀？最大的可能就是预防突然而至的人身侵害。这种人身侵害当然更多地来自于人类，确切地说是来自于男人的伤害。因此，这把小刀承载了一定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意义，它暴露了真砂的潜意识：缺乏安全感，对男人（包括她丈夫在内）不信任，心怀恐惧并时刻准备反抗。因此，小刀与其说是使事件真相扑朔迷离的道具，不如说是一种象征，一个隐喻――它暗示了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在男性主宰的世界里，女性是受害者被排挤者，她们随时都有可能遭到男人的侵害，女人要时刻准备着自卫。如此看来，对多襄丸的暴行，真砂是“意料之中”的意外，所以她才能如此迅速地拔刀自卫。尽管她的努力是徒劳的，但她毕竟为了自己的尊严而拼死抗争过，可钦可佩。但她丈夫却认为你既已失身于强盗就无异于一块抹布。真砂说：
我还没靠近他身边，他便提起一脚把我踢倒地上。这时候，我丈夫的眼中发出一股无法形容的光，……这不是愤怒，不是悲哀，而只是对我的轻蔑。多么冷酷的眼光呀，这比踢我一脚，使我受更大的打击，我忍不住嘴里叫唤着什么，一下子便昏过去了。
丈夫冷酷、轻蔑的眼光使真砂在被强盗凌辱之后绝望到极点，她决心死。不过“你（指她丈夫――引者）也得死，你已见到了我的耻辱，我不能把你独自留在世上” 。在真砂看来，丈夫是与其他男人无异的一个“他者”，丈夫作为一个“看客”强化了她的羞耻感，丈夫轻蔑冷酷的眼光代表的是男性权威对女性尊严的压迫和歧视，她不能容忍这种压迫与歧视的存在，她要在毁灭自己之前毁灭这种男权权威。在此意义上，她杀死的不是自己的丈夫，而是男人施加给女人的侮辱与侵害，是对男性权威的反抗。
以上从三个角度分析了《竹林中》的丰富内涵。事实上，“众声喧哗”的复调叙事赋予这个俗旧故事广阔的阐释空间和形而上的哲学意蕴，使之成为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多重隐喻的文本，你只能无限接近它，却不能真正穷尽它。这正是经典的魅力所在。
责任编辑：水涓
作者简介：沈文慧，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英语中ｐｈａｌｌｕｓ一词本是男性生殖器的形象，女权主义者以此作为男性文化的象征。
参考文献：
［１］芥川龙之介：《竹林中》，《世界文学金库》（短篇小说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