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赵雷 [小人物的悲与喜]
时间：2019-02-11 05:35:2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城市生活》里上演的是一出一个人的喜剧，是城市里小人物无可奈何的自我嘲弄和无所事事时苦闷的自我排解。这个故事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几乎无事的悲剧”，它使我们想到西方的所谓“黑色幽默”（Ｂｌａｃｋ Ｈｕｍｏｒ），这种“黑色幽默”的特点是，常常采用病态的、嘲讽的、荒唐不经的故事，来嘲笑人类的愚蠢，把痛苦与欢乐、异想天开的荒诞和人的冷静而平淡的反应，统一在喜剧性的荒唐行为之中，人物的心理和行动，都有着丑角式的滑稽。因此，黑色幽默又被称为病态的幽默。
《城市生活》里所写的就是这种病态的幽默。这个短篇小说里写的主人公田志文，在和一辆破烂不堪的自行车较劲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认真、执著、无休无止、锲而不舍、不屈不挠的努力，既让我们感到可笑，又让我们深思。
田志文所面对的只不过是一辆破烂不堪的自行车：“没了车座，安装车座的地方只剩下一截锈迹斑斑的钢管，向上指着。这辆自行车的前轮后轮都没了气，车胎的胎皮瘪得贴着地皮”，显然是一辆早就不能骑了的“死车”。仅仅是因为田志文的自行车没了放的地方，而这辆破烂不堪的自行车偏偏还占着一个存车的位置，于是他就生出了要把它扔掉的念头，给自己的自行车腾出一个位置来。其实，田志文的那辆自行车不过也是一辆破车：“灰不溜秋，连什么牌子都分辨不清……就是扔到大街上，也不一定有人捡”，可是尽管如此，他仍然要让它占据一个可怜的存车位置。他的一切努力，就是反反复复地把那辆破车扔掉，而躲在暗处的破车的主人，却一次又一次地把那辆破车搬回来，再放到存车的架子上。我们很难说田志文的行为是出于极端的自私，他的推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因为那毕竟是一辆早已无法再骑的破车了，既然已经成了死车，还要占据一个能够存放活车的“泊位”干什么？
田志文在这个城市里也是一个小人物，他在一家报社的总编室上班，负责的是报纸付印前的最后一道工序――可以想象得出来，只不过是个看大样的，连个正经的记者、编辑都算不上。但他又确实是个好人，不喜欢搓麻将，打扑克，下象棋，也不喜欢喝酒，连电视也看不下去，认为没啥正经玩意儿。
他谨小慎微，很在乎自己的形象，除了热衷于拿老婆开整以外，也不敢找情人，不敢进歌厅，在洗浴中心里也不敢找小姐按摩：“倘是被某个小姐按摩过，再被小姐认出来，那就糟了，糟到家了。”在他所住的楼下有个地下室，他有时想以采访的名义到地下室里去看看也不敢，因为他是这座楼上正儿八经的住户，住的是上层建筑，是楼房的主人，也是有身份的人，到地下室里去便有失身份。因此，即使他怀有把那辆破车扔掉的心思，也断然不敢明目张胆地去做，怕被别人发现了，遭到别人的轻视或辱骂。连那个捡垃圾的老头他也怕，怕影响自己在那个老头心目中的形象。每次把那辆破车扔掉的时候，他总是怀着一种惴惴不安的心理，生怕被人当作了小偷。
像这样一个好人，在他的狭窄的生活天地里，能有什么乐趣可言呢？为了给自己的自行车找到一个存放的位置，他可谓是用心良苦了，可没想到居然有这么一个人躲藏在暗处，与他较量起来，和他打开了“拉锯战”。于是，他从中找到了一个乐子：“他正愁平日里没有什么乐子呢，权当和无名氏的斗争是一个乐子吧。”小说的情节就在这样一个“看不见的战线”里展开了。
俗话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田志文要为自己的自行车找到一个可以安放的位置，而一辆连车座都没有了的破车，竟不屈不挠地要占据一个位置，就令他不能容忍了。第一次，他把破车丢到一堆破烂的自行车里去，谁会想到那个没有露面的破车的主人，竟然很快又把车子放回到了车架子上去了；第二次，他把那辆破车扔得远些，把它放到１００多米以外的另外一个单元的一堆破车里去，可到了第三天，那破车竟又回到了架子上了；第三次，他把破车转移到了小区门外的一家饭店的门前，实指望饭店的老板会把这辆破车砸成一堆垃圾，跟鸡毛、鱼鳞一块儿扔掉，可是第二天一下班，那辆破车已经又回到了架子上。像这样地周而复始，田志文自己都觉得奇怪了：“难道他的对手是搞侦察工作的，有着很强的侦察能力，不然的话，人家怎么那么快就把车找到了。难道他的对手是退休的人，什么事情都没有，可以专心致志找自己的车。”大概也只有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才会这么不厌其烦地要和那个一直没有露面的破车的主人展开这么持久而没有意义的较量。可是，田志文却是乐此不疲地在做着这一切，把这种没有任何意义的事，做得那么津津有味。因此，我们与其说田志文在和那个破车的主人在较劲，还不如说他同时也在和自己的耐心、信心、好奇心较劲，因为只有他自己才会从这种没有明确对手的较量里得到一种可怜的快乐。
我们在《城市生活》里便可以懂得了，什么是城市生活的琐屑？什么是小市民的平庸？他们没有更高的生活目标，却把自己的有限的智力，全部用在了那些毫无意义的生活琐事上，为了一点可怜的私人利益，耗费着永远过剩的时间和精力。高尔基说：“古时候，犹太圣人吉列里曾给人类作出一个关于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非常简单明了的公式：‘如果我不为自己，’他说，‘那么，谁会为我呢？但如果我只为自己，那么，我生存有什么意义呢？’小市民乐意接受这个公式的前一半，但不能接受后一半。”（高尔基：《谈谈小市民习气》，见《高尔基选集・文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页）
《城市生活》还让我们联想到俄国文学大师果戈理、契诃夫他们笔下的一些可怜的小人物。果戈理、契诃夫的许多小说，都曾描写过许多平庸而可怜的小官僚、小公务员、小地主的形象。果戈理的《旧式地主》里写的那一对老地主夫妻，他们除了吃和睡以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里的两个“体面”的绅士，为了一点小事，成年累月地吵架和打官司；《外套》里的小官吏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经常受到别人的愚弄和嘲笑，好不容易节衣缩食地做了一件新外套，成了他一生最大的快乐，却不久就被人抢去，他跑到警察局长那里去请求帮助，却又遭到了一顿痛骂，从此一病不起，抑郁而死。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套中人》《普里希别叶夫中士》等等短篇小说作品的人物，也无不是一群庸庸碌碌的小官吏、小市民，他们活得是那么可怜，有的甚至已经到了窝窝囊囊的地步，在那些看似令人啼笑皆非的人物身上，契诃夫在讽刺的微笑中是含着眼泪的。
《城市生活》里的小人物田志文，与果戈理、契诃夫笔下的那些可怜的小人物不同，他把别人的破自行车扔掉，虽然多少表现得有一点自私，但从心理动机来说，并不是单纯地为了“使坏”，即我们常常在生活中所见到的损人不利己，他只是觉得，这样做可以为自己寂寞得近乎无聊的生活找到一点乐子。所以在把那辆破车第二次扔得远了一些的时候，他一方面自己也责骂自己：“我这是图啥呢”，另一方面在下班后看到那辆死车还在一堆破烂自行车里，也不由得“顿感快意，甚至有些心花怒放。真的，他的快乐是从心底涌出的快乐，是真实的快乐，他好久没有这般快乐了”。而且，当他看到那辆死车又一次回到了车架子上去的时候，他便想出了一个更好的策略，在隔了两天之后，想达到麻痹破车主人的目的，然后再把那辆破车扔到小区门外的一家饭店的门口去，他甚至想象到了，饭店的老板看到这辆破车的丑态与饭店的门面太不协调，一定既纳闷，又恼火。“他这一手，称得上一箭双雕，既把死车的主人调动得找不着北，又给饭店老板的心里添一点堵”，以至于在经过一番精心策划之后，要等到自己先睡了一觉，周围的人也都睡定了，才下楼去搬车。更为可笑的是，那时候电梯已经停了，他得从十二层楼上走下来（当然，可以想象得出的是，在事情做完以后，他还得一层一层地再爬上去），但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也就觉得“这无所谓，只要自己高兴，爬个十层八层楼不在话下。这样还好呢，可以避免和开电梯的女工照面，使事情的机密程度更高”。像这样折腾过来折腾过去的，我们真的需要想一想，田志文这样做到底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呢？但这正是小人物的快乐所在。对田志文来说，他还能找到什么更快乐的事呢？他把这件事当作一个“很大的乐子”，就是因为他再也找不到更好的能够让自己更快乐的事了。
寂寞也许是造成田志文没事找事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城市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若即若离的，看起来都生活在同一个环境中，却又互不相关，各不相扰，就像银河系的星星一样，“它们各有各的轨道，相互是有着极远距离的，是极其冷淡的”，“你抬头即可望见无数星星在闪烁，可你连一颗星星都不认识，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就连和自己家住在同一个单元里的女儿同学的爷爷死了都是无声无息，一点动静都没有，一点消息都没听到，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你说田志文能够不感到寂寞吗？他需要在这种如同一潭死水般的生活中找到一点刺激，一点乐趣，以打发掉过剩的时间和精力。这就是平淡生活里的一点波澜，一点对自己空虚的生活里的慰藉。所以，那辆不知道主人的破自行车，便成了他的对手，也是他消解寂寞的伙伴。
但是，田志文毕竟还不能算是一个居心险恶、心理阴暗的坏人，他从来没有过产生偷盗自行车的想法，也没有亲自动手去把那辆破车砸了，他只是容忍不了那辆无法再骑的破车还要占据一个存车的位置而已。而且，就在他想出了一个彻底了断的计划，把那辆破车直接扔进垃圾车，让负责清运的人拉走倒掉的时候，他突然爆发出了非凡的想像力，想到可能是一个女孩子死了，她的母亲就把这辆破自行车当作女儿遗留下来的一件纪念品，每天都要看上一遍两遍，“看到了自行车，就如同看到了女儿。看不到自行车，就心急火燎”，于是又不由得产生了恻隐之心，且自责道：“为了使自己的车能有一个位置，他多次恶作剧般把人家的车扔掉，真是太自私了，太没人性了”，以至于从此打消了扔掉那辆车子的念头，“再见到那辆车，他不再觉得别扭，反而感到有些神圣”。所以，田志文既是一个自私的、无所事事的小市民，又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在田志文的身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人的性格的丰富和多面性。这种刻画人物的方法，正是弗斯特在《小说面面观》里所说的“圆形人物”，这种所谓的圆形人物，“必能在令人信服的方式下给人以新奇之感……绝不刻板枯燥，他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活泼的生命”（《小说面面观》，花城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６３－６４页）。
那么，这辆被搬来搬去的自行车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作者没有硬性地给这个故事安排一个合理而完满的结局，来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只是让田志文又想出了一种可能，是那个车子的主人也很无聊，也很想找点乐子，说不定还以为田志文是在和他做捉迷藏的游戏，还在背地里暗自窃喜呢。小说有意识地设计出了两种可能的结局（甚至于还会有更多的可能），但终究没有交代出那辆车子的主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或许，作为小说来看，这样的结尾可能更好一些。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无法考证的结尾，便有了一点博尔赫斯式的神秘色彩，也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的余地。小说也就有了更多的阅读趣味。如果真的交代出了是怎么回事，倒反而索然无味了。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孙华南，江苏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