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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附丽的抗争】附丽是什么意思

    时间:2019-02-11 05:43:1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摘要:本文通过文本细读对《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进行了重新解析,认为与其说它反映了女性追求人格尊严的抗争,毋宁说它表达了男权文化的自我肯定,这表现在作者对李甲非“真”男人的形象塑造中,也表现在作者塑造杜十娘形象上的矛盾。
      关键词:杜十娘 抗争 男权文化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晚明白话短篇小说中的名篇,人谓它刻画了“一个维护女性人格尊严的典型”①,是尊重人性、妇女解放的一种表现,这反映了晚明社会涌动的人文思潮。文学史的这个传统观点,实际上只关注了作品的题材,而忽视了作家的写作,没有体察到“大量‘三言’故事中出现了作者‘感情两分’的现象”②。其实在男权中心的文化传统中,关于女性的故事通常有意无意地流露出男性的视角和欣赏口味。女性的美丽、温柔、才干等等,都寄寓了男性欲望的眼光。女人及其抗争,并不是自足的,而是为了男人的需要而存在的。这部小说也不例外,与其说它赞颂了女性不屈不挠的追求人格的尊严,毋宁说它表达了男权文化的自我肯定。
      杜十娘沉宝投江的故事,起初见于文人宋懋澄的文言小说《负情侬传》,据说这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一件真事。冯梦龙曾摘抄该文编入《情史》(又名《情史类略》)卷十四“杜十娘”条,后来又创作了拟话本《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拟话本虽然没有歪曲事件的基本经过,但是其改造也是明显的,赋予了故事崭新的意义,也使故事变得广为流传。在这个新的――也就是广为人知的文本中,杜十娘做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梦,结果“错认李公子。明珠美玉,投于盲人,以致恩变为仇,万种恩情,化为流水” ③,她与他一起导演了自己的悲剧。冯梦龙的这曲女性抗争故事,恰恰从反面维护了男性的中心地位,她还是他之下的她。
      首先,李公子李甲非“真”男人,他的拙劣之中投射了男性自我满足的隐秘理想。李甲本无才华,当不得风流才子。如小说开篇就暗示了这一点:自幼读书在庠,未得登科,援例入于北雍。正式的科举考不中,只能依靠家里纳粟入监,这潜在地表明他不过是个无所学问的富家公子罢了。坐监期间,又游“学”妓院,沉迷于杜十娘的美貌,将父母、前程置于一旁。他获取杜十娘的芳心靠的是俊俏的外表、温存的性格、讨巧的帮衬,典型的花花公子的表现,好在没有大户人家的骄横。对于杜十娘一而再再而三的试探,他竟然没有一点儿感觉和发现,全然不明人心世情,正如小说结尾所说“不识杜十娘一片苦心,碌碌蠢才,无足道者”。李甲亦无才干,无力成其一事。杜十娘表明心迹想从良于他时,他因惧怕父亲又不敢应承,同时又抛舍不下,“朝欢暮乐,终日相守,如夫妇一般”,留给杜十娘无限的希望。他迷恋的只是杜十娘的美色,从未真正想过两个人的将来,过的是今宵有酒今宵醉的日子。虽然在杜十娘的压力之下有所行动,但是筹钱赎身、安排生活,还是一无是处,全靠杜十娘和旁人拿主意,直至将杜十娘转卖出去。这个男子根本没有担当的能力,辜负十娘的“真心”只是早晚的事。作者把李甲描绘得如此无才华无才干(前人宋懋澄的文本中没有这样具体的刻画),并让他遭受到因果报应,固然是表达了对于这个人物的否定,殊不知这正好透露了作者自己的思想前提――风流是要有才的,有才就可以风流。诚如传统故事经常讲到,小姐营救的落难公子,都是些将来要考状元的落难公子。作者显然否定的不是李甲的风流,而是李甲的才华,所以行文到结尾,即有诗叹云:“不会风流莫妄谈,单单情字费人参。若将情字能参透,唤作风流也不惭。”
      有了这层了解,我们不妨回到小说的开头,看看关于杜十娘的最初刻画:
      
      浑身雅艳,遍体娇香,两弯眉画远山青,一对眼明秋水润。脸如莲萼,分明卓氏文君;唇似樱桃,何减白家樊素。可怜一片无瑕玉,误落风尘花柳中。
      
      这里将杜十娘与卓文君、白樊素相比,表面上说的是容貌,其实何尝没有比较她们个人遭遇的意思呢?《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西京杂记》等都曾记载卓文君的故事。冯梦龙的《情史类略》评价卓文君说:“妻者,齐也。或德或才或貌,必相配而后为齐。相如不遇文君,则绿绮之弦可废;文君不遇相如,两颊芙蓉,后世亦谁复有传者。是妇是夫,千秋为偶。风流放诞,岂足病乎!”④他认为卓文君的貌与司马相如的才堪称般配,才得以传名后世,成就千秋佳偶,所以风流不是病,貌不能配才方是最大的错。杜十娘与卓文君一样貌美如花,一样对意中人“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遂主动追求,希望与爱人“山盟海誓,白首不渝”。她抓住老鸨话头,催促李甲借钱为其赎身;在李甲借钱失败后,又自愿贴钱帮助李甲;赎身成功后又有计划地安排两人的道路,并规划未来的生活。对幸福的追求,她付出的不比卓文君少,但是她失败了,因为她选错了人。李甲只是一个“无足道者”的“碌碌蠢才”,十娘偏偏引为知己,并托付终身,终致悲剧发生。如果她遇上的是才子如司马相如者,当是另一番传名后世吧。白樊素的事迹见于《旧唐书・白居易传》、唐孟 《本事诗・事感》等文献。冯梦龙在《情史类略》有载:“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年既高迈,而小蛮方丰艳,因为杨柳之词以托意,曰:‘一树春风万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坊里东南角,尽日无人属阿谁?’及宣宗朝,国乐唱是词。上问:‘谁词?永丰在何处?’左右具以对之。遂因东使,命取永丰柳两枝,植于禁中。白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风雅,又为诗一章,其末句云:‘定知此后天文里,柳宿光中添两枝。’”⑤白樊素正是得遇风流家主白居易,终于传得风流名声,甚至为上所听,这真乃一个家妓莫大的荣光!女人不论贵贱,她的命运取决于所知遇的男人。杜十娘的悲剧是李甲造成的悲剧,李甲既不能凭借自身改变命运,更不可能造福依附他的女子,没有风流的资本而强作风流,难怪“众人聚观者,无不流涕,都唾骂李公子负心薄幸”,甚至咬牙切齿,欲相殴打。由此可知,李甲的混蛋实乃是个人的事,作者和大众(旁观之人)心中自有真男人在,风流――风流才子就是女人的好归宿。
      不可否认,杜十娘是一个敢于追求爱情的女人,而且富于心机,善于决断。尽管出身妓女,她却“久有从良之志”,挑中了李公子就一如既往,不因对方的贫贱转移性情。对于生活的安排早有定谋,百般试探李甲,只为检验他的真心。在她身上展现出了热情追求爱情生活、力图主宰个人命运的气象,在那个妇女没有地位的年代,尤其是一个风尘妓女,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在此我们不能忽略作者的“解读”,不能忽略文本中对于人物的道德评价。如小说人物李甲的同乡好友柳遇春曾两次评论杜十娘:“此妇真有心人也。”“十娘钟情所欢,不以贫窭易心,此乃女中豪杰。”看起来是把杜十娘的价值抬得很高,实际上这里还是从对待男人的态度上来肯定女人。杜十娘的好,是因为她对男人“真有心”、“钟情”,没有受到钱财的影响。这种认识方式也为杜十娘本人所持有,如她投江自沉之前解释自己的心机,也是“怜妾有心,收佐中馈,得终委托,生死无憾”,追求的目标只是附着于男人,可惜没有附着一个“真”男人罢了。再从叙述者的观点来说,十娘投江,其感叹是“可惜一个如花似玉的名姬,一旦葬于江鱼之腹”,所惋惜的竟是容貌,是男人目光下的美色,是悦男之色;文末评论十娘的遭遇,说:“独谓十娘千古女侠,岂不能觅一佳侣,共跨秦楼之凤?乃错认李公子……”女人的价值只有在“觅”中才能够实现。看到这些异人同声的话语,我们脑海里仿佛浮现了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写下的文字:马可・波罗对忽必烈说,掌控故事的不是声音而是耳朵,无论他怎么讲,听的人只记住了他希望听到的东西。⑥冯梦龙写下的也是“他希望听到的东西”,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小说自然地把女人的价值附丽在男人身上,女性只能是第二性。女性的活动,包括杜十娘争取自身命运的活动,在为男权文化浸淫的人们看来,不过是表达了她们对于男性的认同和热情。
      女子的贞节观念是男权文化的一个集中体现。有明一代,“贞节观念宗教化”了,政府对奖励贞节孔武有力,甚至明文规定,家有贞节女子,可“免除本家差役”。⑦这说明当时男性占有欲不仅仅表现为社会风气和道德,而且成为了国家的具体政策。于是,贞节成为明代妇女的一种教条和迷信,为男人守贞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事,是女子的第一件大事。失贞的女人在人们的思想中显然是一个坏女人。如小说起初介绍杜十娘:“十三岁破瓜,今一十九岁,七年之内,不知历过多少公子王孙。一个个情迷意荡,破家荡产而不惜。”这完全是一个红颜祸水的形象,她的美色扰乱了男性正常的生活秩序。对于这种男人“消费”女人造成的危险,文本自觉地把它嫁祸于女人,女人的美貌被哪个男人所消费,她就祸及哪个男人;反之,男人仿佛没有责任。这种观念道出了男权文化对于美貌的女人既想消费、占有,又想不受左右、且鄙夷的心态。把女性描述为欲望对象、恐惧对象,都是为了男性的需要。杜十娘“误落风尘花柳中”,在叙述者看来,想当然地成为了一个坏女人。她能够变成“女中豪杰”、“千古女侠”,正是因为她“久有从良之志”,而且积极争取从良,后来还做到了从一而终――只要守贞就是好女人了。从良的想法,说到底还是男权文化规训的结果。
      当然,我们不能以现代的价值观念去要求杜十娘,小说中的杜十娘客观上也有一些自立行为,希望主宰自己的命运,但是作者即使在描写这个人物时,重心还是放在她付出与争取“真心”上面:“不以贫窭易心”是在付出“真心”,反复试探李甲是在争取“真心”。到了得知李甲把她卖给孙富的时候,她竟然连赞好计,说:“千金重事,须得兑足交付郎君之手,妾始过舟,勿为贾竖子所欺。”人钱交换的时候,她还帮助李甲对那些白银“亲自检看,足色足数,分毫无爽”。最后,杜十娘立于船头,说出了“妾一片真心”,并表明“今众人各有耳目,共作证明,妾不负郎君,郎君自负妾耳”,然后纵身一跳,沉入江中。杜十娘没有报复李甲让其人财两空,而且反复地为李甲着想,投江前更是展示百宝箱,一切都是在表白自己的“真心”,证明自己的崇高。可惜她看错了李甲,终于“真心”无所寄托,毅然选择了自杀的道路。看完了杜十娘这些表演性的活动,抛开道德评价的冲动,不禁要扪心自问:她是真的对李甲“真心”吗?不难发现,她对待李甲的行为中一直充满了遮掩、伪饰、谎言。在李甲借钱六日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仍然追问:“郎君果不能办一钱耶?妾终身之事,当如何也?”终于脱离妓院,“李公子囊中并无分文余剩”,“十娘在箱中取出一个红绢袋来,掷于桌上”,那是五十两白银,之后“仍将箱子下锁,亦不言箱中更有何物”。她不是一再向李甲说“夫妇之间,死生相共,有事尽可商量,万勿讳也”么?为什么不能告诉李甲她有万贯家财,那个箱子实际是自己所存的百宝箱。如果她早点告诉李甲她的积蓄和真实打算,是不是有更好的结局?杜十娘尽可以抱怨李甲没有把“真心”给她,事实上她的“真心”同样没有给予李甲,而且也没有给予自己,她所给予的是“从良”。如果是对待自己“真心”,不说自立吧,只要自我一些,以她所拥有的财宝,过什么日子都是可以的,她却没有这样做。她选择了从良,即是要争取男权社会的接纳和认可;她投江自沉,是因为不能从一而终,实现男权社会的贞节理想,于是杀身成仁,做个贞烈的女子。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李甲这个始乱终弃的混蛋,她的怨气并不重,只是遗憾地说“郎君自负妾耳”;对于孙富这个破坏她从一而终的人,她竟然咬牙切齿认作仇人,并说“我死而有知,必当诉之神明”。杜十娘的悲剧,是从失贞变成守贞而不得的悲剧,她的抗争通向的仍然是一个附丽于男人的目标。这里且对比一下《警世通言》的卷二十四《玉堂春落难逢夫》。作者冯梦龙在故事中极力强调玉堂春的处子之身,再三表现她为王景隆守节的辛苦和自觉,而且还通过公堂审问确定她过往只与王景隆发生过性关系。虽然她只是一个妓女的身份,无法摆脱为人操纵的命运,但是她能够坚持贤良女性的心志和道德,仅仅委身一人,最终夫贵妻荣,子孙繁盛。玉堂春因为遵守男权社会的价值观念,收获了一份好命运,这就是杜十娘的好榜样。由是观之,“三言”小说中道德说教的痕迹是根深蒂固的。
      概言之,创作《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冯梦龙并没有从此“进化”了,走出男权文化的泥淖。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⑧冯梦龙对杜十娘故事的再创作,也许动机上是要塑造新人,无奈“受统治阶级支配的”思想规定了他的潜意识,不自觉地还是说了一番旧话。新的与旧的裹挟着,表面上的新衬托着底子上的旧,想必是变革时期的常态。
      
      ①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页。
      ②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1页。
      ③冯梦龙:《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载《警世通言》,中华书局2009年版。文中所引该作品文字均出于此。
      ④冯梦龙:《情史类略》,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11页。
      ⑤冯梦龙:《情史》,载《古今小说集成》第4辑第1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239―2240页。
      ⑥[意]伊塔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137页。
      ⑦参见石云、章义和《中国古代妇女的贞节观》,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⑧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页。
      
      作者:陈利娟,文学硕士,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编辑:张晴E-mail:zqmz0601@163.com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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