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狂欢:刘震云小说中的戏拟表达]刘震云手机
时间：2019-02-12 05:28:2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戏拟 冲动 困窘 摘 要:《故乡相处流传》和《故乡面和花朵》以故乡倾诉的方式讽刺性摹拟了历史演变中的故乡和包含历史积淀的当下故乡的生存状态。本文试图沿着作品的话语态势,透过对作家非写实风格转向的体验,从重写传统、全球化语境和人种图景等几个维度来解析刘震云小说中戏拟表达的狂欢旨归。
从《故乡相处流传》开始,作家刘震云的创作风格发生了新的转化和变革。在创作方法上借鉴了中国古代的重写传统,但更多地采用了非写实的戏拟,融入了超现实主义的胡思乱想因素,使戏拟创作达到了一个新阶段,显现出从戏拟历史到戏拟现实的思想狂欢的态势。
一、重写传统中的讽刺性摹拟
在刘震云的作品中,重写与戏拟最早出现于1992年所写的《故乡相处流传》之中。这种重写和戏拟首先是对古代重写传统的继承。在晚清1909年前后,流行着一大批以“新”为作品标题的重写型小说,这些小说常常袭用旧小说的书名和人物名,而且还出现了几位作家先后重写同一部旧小说的现象。譬如《新西游记》就有陈冷血、静啸斋主人、煮梦、吴趼人等四位作家分别写出的四种本子。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将这批重写型小说称为“拟旧小说”{1}。中国古代小说的重写,在人物的性格特征、作品的主题内容等方面往往更多地沿用旧文本。到了1990年代,在中国当代作家中也出现了一种对神话传说、经典名著或名篇进行重写的创作倾向。不过,和晚清时期不同的是,当代作家的重写则大部分采用了自嘲嘲人的话语方式和闹剧的情节模式。王爱松在《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中把这种重写的文学现象称为对经典文本的“戏拟”、“戏仿”{2}。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就是1990年代以来这种戏拟创作的先锋。
刘震云小说中的重写和戏拟,实质上就是巴赫金狂欢化诗学中的“讽刺性摹拟”。巴赫金认为讽刺性摹拟“是一切狂欢化了的体裁不可分割的成分”。“讽刺性的摹拟,意味着塑造一个脱冕的同貌人,意味着那个‘翻了个的世界’”{3}。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分为“在曹丞相身旁”、“大槐树下告别爹娘”、“我杀陈玉成”、“六○年随姥姥进城”四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在曹丞相身旁”显然是对三国故事的戏拟。小说中的曹丞相同历史上的曹操和《三国演义》中的曹操相对应构成了一组脱冕的同貌人。小说一开篇就是曹丞相的粉墨登场:“一到延津,曹丞相右脚第三到第四脚趾之间的脚气便发作了,找我来给他捏搓。丞相的脚,一只像白薯,一只像裂嘴的香瓜。当然啦,曹丞相日理万机。上午、下午、吃过晚饭,主要处理政治、军事大事。这时英雄荟萃,笑声皆‘嘿,嘿嘿’而不是‘哈哈哈’。曹丞相屁声不断,其他人都憋着忍着。”{4}曹丞相在这里不再是阅读历史积淀中那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而是一个长着脚气、脚趾间流着黄水、屁声不断、爱玩小寡妇的无赖型军阀头子。小说中的袁绍同历史上的袁绍和《三国演义》中的袁绍相对应又构成了一组脱冕的同貌人。“袁主公(袁军让我们称呼袁绍为主公,像当初称呼曹为丞相一样)呢?原来也不是吃人喝血的魔王,也是一个体恤民情、和蔼可亲、没有架子的人。他的脚也患脚气,无非曹是右脚,他是左脚,也找人捏脚。”{5}袁绍在这里也不再是阅读历史积淀中那个英俊威武、礼贤下士、治政宽猛有方的袁绍,而是一个同曹丞相一样长着脚气、爱玩小寡妇的无赖型军阀头子。同貌人的戏拟,由于不再拘泥于历史事实,具体的历史场景也成了只要无关写作宏旨就可以随意变化的叙述因素,这种描绘使得小说在讽刺性摹拟中变得滑稽可笑。但刘震云的小说并没有在滑稽可笑的目标上稍作停留,而是随即趋向于一种历时性的观察和共时性的对比,让历史与现实碰撞,在想象的世界中归结。这种写作目标上的延伸,追求的是一种世界性感受。这样,刘震云的小说常常会在滑稽可笑中引发出更多严肃深沉的反思。读者有时会忽然发现小说中的曹丞相和袁绍实际上也是一组脱冕的同貌人。顺着这个视角切入小说,读者还会发现这样一组脱冕的同貌人的成员在叙述和阅读中不断地增加。曹丞相和袁绍在大槐树下这一部分中竟摇身变成了曹成和袁哨,千年之间的变化让这两个人甚至还有了很近的亲戚关系,“曹成是我姑夫,袁哨是我表姨夫。”{6}“我”同曹成、袁哨成了哥们,共同沦为大槐树下迁徙出去的移民。这种时代、环境、身份、事件的变更,使得曹丞相和袁绍这两个原本属于不同阵营、完全对立的人握手言和,化敌为友,从而验证出同貌人的同质本相。曹丞相、袁绍和小刘儿三人之间在关系和身份上的变化,则暗示了不同阶层的人物在本质上的同质同构和同貌。移民哥们的同貌身份,使得曹成和袁哨能够抛开集团的利益,以非政治化的民间立场,个性化地述说千年之前曹、袁争战的种种内幕,晾晒出一件件亘古未闻的绝密档案。在刘震云的笔下,同貌人的队伍迅速地膨胀,并跨越了小说的四个部分,在四个部分之间留下了刻意重写和互相戏拟的线索。同貌人队伍的建构和扩充,促使小说的各个部分能够互文见义,互相解读,一起指向一种抽象的言说和世界性感受:历史的重复,历史生活的残暴,人民生活的盲目、世俗和苦难。
二、全球化语境中的民族性冲动
在刘震云的创作中,戏拟已蔚然成为一种狂欢化的思维特质,不仅突破了前文本,而且常常穿透历史和现实,直抵思想的狂欢。《故乡面和花朵》是刘震云凭着自己独特的想象力建构的一个二百万字的戏拟文本。在讽刺性的描摹和叙述中,刘震云把戏拟的对象直接指向现实生活,指向我们当下的包含着历史积淀的生存状态。现实和主体由于戏拟都变得恍惚迷离,如梦如魅,读者切身的经验和形象也变得遥远而又错讹。这种陌生化的处理方法在《故乡相处流传》中已经有所呈现。《故乡相处流传》以历史为戏拟对象,在陌生化中消解掉了历史的严肃性和崇高性,从当下现实中抽掉了历史的传统意义,指向一种非政治化、非集团化的个性化的感受和冲动。《故乡面和花朵》则将戏拟的力度向前不断地推进,把现实也列为戏拟的对象,在陌生化中既消解掉了历史的严肃性和崇高性,还从人们能够自我确认的经验世界中消解掉了现实的传统意义,指向一种无所依附、孤立悬浮的普遍性的感受和冲动。
《故乡面和花朵》中言说的这种普遍性的感受实际上描述的是一种全球化语境中的民族性冲动。小说发展了《故乡相处流传》中不再注重历史的时间因素的叙述策略。小说虽然也写了异性时代、同性时代、生灵时代、灵生时代和合体时代等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但是这些时期都只是失去所指的能指,这在实际上已经取消了小说的时间元素。在剥离了时间元素之后,作家可以发挥想象的自由,随意地安排小说中的任何一个人物的命运,像《故乡相处流传》中的曹成、袁哨一样跨越时间长河,不死不老,出现在相隔千年的不同时代。小说也不再注重历史的空间因素。小说召唤着古今中外各路人马云集“故乡”。古有曹成、袁哨、吕伯奢,近有柿饼脸太后、小蛤蟆、县官韩,今有孬舅、小麻子、白石头、小刘儿,外来户有冯・大美眼、呵丝・温布林、巴尔・巴巴、卡・莫勒丽等等,诸色人等同时出现在“故乡”的牛屋和打麦场。“故乡”成了一个横跨五洲、纵贯古今的巨大的狂欢化广场。在这个巨大的时空广场上,时间与空间已经不再对人类构成阻绝和隔离,它们以前所未有的敞开姿态怀揽了无数在时间中上蹿下跳和在历史上出生入死的人们。小说所构造的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弱化、空间收缩的“全球化”的巨大时空体,为作家在戏拟中表达出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历史意识提供了广阔有效而又富于互动情境的话语平台。1990年代以来,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影响我们的生活的特殊力量。所谓全球化就是指“17世纪以来世界各个民族之间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与渗透的生活方式”{7}。在全球化生活方式中,地方生活同远距离的、遥远的世界形成一种互动性的关联,形成一种必不可少的依赖。任何一个遥远的国家或地区的运动变化,都会自动触发相互关联的全球化世界中的另外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活变化。全球生活的相互共生,一方面会给我们带来全球一体化、单一化的冲击和风险,另一方面也会给我们带来复杂化和机遇。王一川指出:“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思考我们的艺术、艺术的民族性,我们可以看到,越是在全球化剧烈的时刻,艺术家的民族冲动越强。”{8}刘震云的小说《故乡面和花朵》正是作家在敏锐地感知和面对这种剧烈的全球化过程中激发出的强烈的民族冲动所形成的作品。小说中充满了一个中国当代作家在全球化语境中对文化艺术的民族性的思考。
三、人种图景中的认同性困窘
美国社会学家阿帕杜莱在1990年所写的《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和差异》一文中,提出了全球文化的五种互动图景。这五种图景是他用来观察全球文化流动、断裂和差异的五个维度,“这五个维度是:(a)人种图景;(b)媒体图景;(c)科技图景;(d)金融图景;(e)意识形态图景。”{9}其中人种图景,就是指人的景观、人的生存状况。刘震云在《故乡面和花朵》卷三第五章中记述了故乡出现的全球文化的互动图景:“反正我们也习惯了和麻木了,但是可苦了那帮到我们故乡来的外宾了。冯・大美眼,卡尔・莫勒丽,呵丝・温布林,基挺・米恩,巴尔・巴巴,牛蝇・随人和横行・无道。当然,现在看来他们也无动于衷,时间一长他们也已经被同化了。他们也已经串种和麻木了。就好像我们在街上碰到一个在此地居住多年的外国人一样,他(她)的形象是外国人,他人还是外国人吗?”{10}刘震云在《故乡面和花朵》中撷取的互动图景就属于阿帕杜莱所说的全球化中的人种图景。阿帕杜莱认为,随着全球化的程度的加深,越来越遥远的地区会加入到全球化的行列,越来越多的个人与群体会加入到迁徙的现实中来,或者是陷入迁徙的幻觉之中。更为严重的是,这些迁徙的作用和范围会越来越大。刘震云在《故乡相处流传》中曾用整整一个章节描述了大槐树下的群体向延津的大迁徙,这种迁徙展现的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地区实施国家化中人种流动的文化图景。《故乡面和花朵》描述的迁徙则展现的是个人在全球化中从全球各个角落向故乡迁徙的人种流动的文化图景。在小说中迁徙到故乡的人物里面,冯・大美眼是一个德国贵族,是一个世界名模。呵丝・温布林是一个美国黑歌星。巴尔・巴巴是一个南美的球星。卡尔・莫勒丽是一个欧洲某王室的公主。基挺・米恩是一个南太平洋的资深政治家。在这里读者可以看到,我们的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迁徙的以流动的群体和个人为主导的动态世界。迁徙已成为刘震云1990年代以来作品中的一种重要的与全球化相关的叙述话语。这在后来的作品诸如《手机》《我叫刘跃进》和《一句顶一万句》中都有若隐若现的应用。在全球化语境中,一方面我们不得不认真地面对和认知这种陌生的全球化人种图景,另一方面我们甚至也包括冯・大美眼们又都真切地体验到全球化中的诸多困惑:我们到底是谁?来自何方?又最终去向何方?这也是《一句顶一万句》中老詹在传道时经常提出的问题。这就出现了民族身份的认同困窘问题。应该说刘震云的小说较早地在文学中剖析了中国当下社会在全球化人种图景中的复杂性。
刘震云敏锐地观察到,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外各种思潮在国内日渐流行,尤其是关于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的各类思潮对国人的浸染日益广泛。由于全球化人种图景的内容在发生着许许多多新的变化,因而故乡的人种图景也在亲缘关系、朋友关系、工作关系、居住关系等关系形式上都有某些新的变化。刘震云在《故乡面和花朵》卷一第三章中这样写道:“一边是异性关系还没有搞够的同胞,光棍的光棍,寡妇的寡妇,见了异性就口渴、就眼中带血;一边是代表西方文明、决定社会和我们精神想象能力的世界级大腕――世界名模、黑歌星、时装大师、电影大明星、球星――要搞同性关系……你想,如果把这些势不两立的米搅和在一口锅里去熬粥,不就会立刻热闹和打成一锅粥了吗?”《故乡面和花朵》借助戏拟的形式描述了故乡的人种图景的新变化。小说不仅消解了历史的时间和空间因素,甚至还消解了现实的物种因素。小说突破了单一的传统的异性关系视角和人种关系视角,在思想的狂欢中让想象中永远不死的人和物走马灯似的转换交替。在小说中古人和今人可以一起席地而谈,本地人和外来户可以一起畅说己见,甚至活人和鬼魂、灵魂、动物也可以一起交流争辩。在小说第八章中,出席牛屋理论研讨会的鬼魂类代表有:1960年已死的前孬妗,前村民郭老三,前村民牛根,历史上曹成的朋友、因为误会被曹成所杀的老吕伯奢。出席牛屋理论研讨会的灵魂类代表有孬舅和小麻子。会场在座的两人都是魂灵,人并没有到场,是派灵魂参加的。出席牛屋理论研讨会的动物类代表有牛根和小蛤蟆。牛根生前是村民,现在既是人的鬼魂,又是人脚下的一只狗。小蛤蟆是一只蛤蟆,祖上曾当过铁匠。物种区别的模糊,幻觉欲望的膨胀,引导人们接连不断地进行着同性关系运动、生灵关系运动、灵生关系运动、自我与合体关系运动。读者在阅读中会油然产生一种困惑:我们究竟是活人?是鬼魂?还是灵魂?或者动物?在文本之中,人种图景中的认同性困窘超越了事件本身,并不断地向周边辐射和衍生。这种认同性困窘透露出作家对全球化的深重的忧虑和对现实的深邃认识。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果(2008FWX012)
作者简介:刘国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硕士,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
工作。
① 阿英.晚清小说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206.
② 王爱松.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A].许志英,丁帆.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下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139.
③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北京:三联书店,1988:181.
④⑤⑥ 刘震云.刘震云自选集(上卷)[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3,41-42,65.
⑦⑧ 王一川.文学理论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67,271.
⑨ 阿尔君・阿帕杜莱.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A]. 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M].北京:三联书店,1998:529,530.
⑩ 刘震云.故乡面和花朵[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8:1229, 11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