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之镜像
时间：2019-02-12 05:31:1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萧军 土匪 地域 文化 摘 要:中国现代作家萧军写的小说《第三代人》,取材于作家的故乡辽西山区农民的生活,作品真实而叠形象地再现历史环境和历史环境中的“土匪”活动,它不仅揭示了真实的历史,而且揭示了辽宁绿林文化的历史,再现了一个时期辽宁农村社会生活和丰赡的历史内涵。
作为一位辽宁籍作家,萧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确实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言说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体现在他所呈现的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总体架构中“中国伟大的战争小说”{1}的独特文本,而且更直接地从他卓尔不群的小说写作姿态上标示出来一种绿林文化。萧军的文学命运近于传奇。他来自社会底层――几乎是一片文化荒漠的穷乡僻壤,自幼向往绿林生涯,以当兵或当土匪为理想职业,刚刚十八岁就投身军旅。东北沦陷却报国无门,他流落到哈尔滨被迫脱下军衣卖文糊口,不久流亡关内又雄赳赳闯进上海文坛,成为20世纪30年代引人注目的文坛新星。
当然,问题还有更复杂的一面。萧军与绿林文化的联系本身并非单一的性质,又使他深感自己是一位英雄式的人物。从萧军描绘自己的童年环境就可以看出:“他们鼓励着孩子们大胆,鼓励着孩子们蔑视任何秩序和成规……他们崇拜勇力……他们总企盼自己的孩子‘有出息’,成为一个非凡的轰天动地的能够高临万人的‘英雄’!不管这英雄是怎样获得来的。”{2}萧军的这一从彻底的文化变革出发对自身文化的认定,恰恰更进一步证明了他与土匪的固有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在萧军身上,主导因素无疑是积极的。这正是萧军较之同时代的作家,能够在历史动荡岁月成为特立独行的作家的重要原因。
萧军在《第三代人》中建构了具有形而上色彩的“土匪”文化谱系。他对存在的言说很大程度上又让我们重温了那种我们时代已久违了的对于“土匪”的诠释。萧军建立在切实人生体验之上的文学观,以及他的“土匪气”,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长河中,重新梳理出他本人和作品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其研究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而一旦进入萧军小说的文本世界和萧军的人生历程,我们会发现所谓“土匪气”在他这里是纯粹形而上的,他有着立体的多重的丰富层面和表现形态,我们可从下述几个层次进行具体的考察。
一、土匪身份的认同
读萧军的回忆文章,我们首先遭遇的就是他心灵的直白,说出自己与“土匪”的关系。无论是回答友人提问,还是回忆文章,“土匪”一词都是他在不同时空中的关键词。而对萧军来说,“土匪”显然正是他用以反映作品人物性格和自己人格的粗犷的一个特殊的视角。某种意义上,对于“土匪”的反复言说也正是他所有小说人物性格的一个贯穿主题。一位著名学者就曾准确地用“土匪”来概括萧军小说的精神线索,并把“土匪”命名为萧军小说的第一“主题词”。“他后来参军,也可以说是延续他成为武术英雄的人生抱负。他所谓的‘土匪精神’,仍然是他的人生特征;到他后来放下枪杆子,拿起笔杆子,这又成了他的文学作品的特征。”{3}而从萧军创作的作品中我们还发现,“土匪”也并不仅是指他小说的文本状态,而且也正是他激情写作和人生方式的直接体现。
1908年我在满洲一个不太小,但离最近的城市差不多七十里山路的乡村出生。那里住的人包括农民、工匠、猎人、士兵,还有“鞑子”,即土匪……除了参军之外,我曾经做过流浪汉、秘书、那种在露天市场忘命表演的职业拳师的学徒、侍应,以及在一间豆厂推磨石等类似工作。我的志愿是成为“鞑子”,虽然没能实现,而我现在正在写小说,但我仍然珍惜这个愿望,希望有一天能够实现。{4}
在这种情况下,萧军和他笔下的“土匪”就具有了特定的亲和性、同构性与互文性。也就是说,现实世界中的萧军与文本世界中的那个萧军的创造人物在“土匪”的语境中就具有了互为阐释的生命关系。正因为如此,“土匪”这个带有地域特色的“话语”呈现在萧军的文学文本和回忆录中,就有了中国此前的各种“土匪”文本所未曾有过的那种体验性与生命意味。萧军对于“土匪”的言说本质上把它融进了生存主体的生命体验和感觉态度,并在对特定的“土匪”个体的塑造中真正凸现了“土匪”的形象价值。在此意义上,萧军可以说是中国现代作家中一位唯一的“土匪”和讲述者。卓尔不群的“土匪”形象的影响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有着特殊的贡献。而对于“土匪”形象的解构以及对于“土匪”形象的注目也显然正是萧军提示给我们的两把打开他文本世界的钥匙。
“土匪”在萧军的小说中还是一种生存状态,一个历史命运的一个侧面。在长篇《第三代人》中,萧军对东北农民的生活命运展开了更全面深入的描写。这部作品取材于作者的家乡辽西山区农民的生活。参照萧军的回忆录《我的童年》所提供的史料,《第三代人》所描写的人物与故事,同作者童年时代的生活见闻有密切的关系。作品以凌河村的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冲突为主线,写出了农民对于生活道路的寻求。和中篇小说《鳏夫》显然不同,《第三代人》主要写的是农民中的“强者”――起来反抗的农民。写他们不屈服于地主阶级的压迫;写他们上山为匪――当胡子,同地主斗争。
小说中对于羊角山的几茬胡子首领――海交、半截塔、刘元等人的形象描写,也着重写出了虽已脱离农民的正常生活,成为出没山林的强人,却又未失去农民的纯朴。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什么绿林豪杰的传奇色彩,而是同农民一样艰难,“如今的强盗,连吃一顿饱饭也不容易了!”在胡子群里混了大半生的半截塔,他最大的幻想是:“应该有个家,老婆丑一点不要紧,只要她能生几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她能对我知疼知热的……”这同普通农民对于生活的向往是一样,半截塔虽身为胡子首领,他所眷恋的只不过是已经失去了平静安乐的农家生活。青年的刘元,本来是赌输了钱被他父亲逼上山的。他在胡子中是个有着坚毅的性格、好勇善斗的首领,但仍未失其农民的本色,他内心深处怀有强烈的乡土眷恋。作品中描写他虽然上山日久,但“他的心却一刻也不能和这‘人间’绝了牵连!……他还和一般农民一样,担心着季节,担心着不适宜的风风雨雨,以至于撒种和收成……每天几乎一千遍转走在他记忆里的是那凌河村夏天宁静的夜晚,经过洗浴似的清晨……孩子时候的游戏和伙伴,慈心的妈妈和妹妹们。”而从他对走上羊角山的翠屏的敬重、对井龙泉的女儿的爱情,也表现出他仍然是一个纯朴的农民。
小说《第三代人》是东北的史诗。它以萧军出生地辽宁的生活为纬,以地主、农民、土匪争斗时代为经。萧军原没打算写主题小说,相反的,他是以自己的家庭经历为蓝本,编出一套故事情节,才有了土匪作乱、农民生活困难,以及因此而引起的一连串冲突的主题。他耐心地处理这些经历,为小说中的重大情节打下基础。读者看这部小说时,透过作者生动的描述,不断接触到东北的乡村,方言的巧妙运用,以及他对日寇占领了的家乡同胞所怀的深沉情感,不但赋予读者真实感,也使这本书充满生命活力。即使对东北陌生的读者,看了也会觉得那片土地与我们距离很近,富有亲切感。因此,我们看到萧军在书中对土匪生涯颇有颂扬之意,不知不觉中更增强了过去一般人对东北的印象。但另一方面,“土匪”的主人公又往往在体味艰苦之际也同时获得了生存的勇气。此情此景的“土匪”也就不仅给人以霸气感,而且更充满了一种生存悲壮了。
二、绿林文化的承传
如果说绿林文化在萧军人生境遇和小说中是一种弥漫性的存在的话,那么,土匪文化的历史承传关系在他的人生境遇和小说中相随相依的是一种更本质的生存状态。当然,“土匪”在萧军的人生境遇和小说中也是双重所指的。一方面,它对应于作家生活的境遇现实,另一方面,它又指向东北农民的生活和斗争。走进萧军的人生和小说文本,我们会发现他所营构和表现的“土匪”是来自家乡历史上土匪生活状态的直接注解和显在表征。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土匪活动是遍及全中国的一种常见现象,在萧军所生活的那个动乱时期里,尤其如此。可是,东北地处边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那些在新地区擅自占有土地又与当地官员或居民不合的人,那些因图谋侵占地方利益而被赶走的人,常常成为逃犯。满蒙地区自发的拓荒史是与土匪活动史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拓荒者往往就是那些来来去去的擅自占地者、流浪汉或逃犯。”鸦片也常与土匪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开发东北各省的过程中起了作用。这些土匪群在东北所建立的村庄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多。因此,不必把萧军想当土匪一事,与中国其他地区由于抢掠为匪相提并论。在东北,土匪俗称“红胡子”。时常享有民众相当广泛的支持。他们的声望大概至少不亚于正规军的小分队。《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一书以赞同的口吻引用了一首民谣:“贼至则民为馈送饮食,兵至则妄指歧途。”{5}但一般说来,在中国,也像其他国家一样,土匪毕竟是土匪。他们以偷袭、抢劫和杀害富人为生,那些富人也许是地主、高利贷者、商人,或者是他们的对手――更厉害的土匪。但他们有时也抢掠整个村庄或城镇、贩卖鸦片、绑架过路人或富人,以此勒索赎金。
萧军出生于1908年,童年是在家乡度过的。这正是辽西,也是整个辽宁最动乱的年代,清王朝走向灭亡,民国虽立而东北成了军阀割据的天下。日本帝国主义也乘机大肆侵略。社会动乱,土匪蜂起,辽河两岸满布胡子的团伙。辽西土瘠民贫,山民们的强悍这时便以被历史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纷纷上山当胡子。“胡帅”张作霖手下一员大将张作相就是胡子出身的辽西人,这被山民们视为荣耀。萧军在《我的童年》中生动地展示了辽西的社会生态。山民尚武成风,以“培养贼子使人怕,不养呆子使人骂”为人生信条,鼓励儿女大胆冒险;青少年们也乐于使枪弄刀,以当兵当胡子为谋生和求发达的人生之路。萧军的家族本属农民兼手艺人,经营过木工作坊。但社会的动荡使人难于乐来安居。他父亲破产后进了军营,二叔上山当胡子,三叔十八岁外出当兵(“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兄弟三人都回故乡参加了抗日义勇军)……萧军六岁被送入学校,因为常常逃学他父亲狠狠打他,他还是宁愿放猪也不愿读书,又神往于冒险生涯,想跟二叔上山……萧军晚年回忆说:“可能自幼不知不觉地就被‘匪气’所熏陶着了。”{6}
萧军在长篇小说《第三代人》中写胡子的生活便不带任何浪漫色彩。但是,上山当胡子或进军营当兵,这种生命的冒险毕竟是一种自由的选择,总比那种汗滴禾下土也未必有收成或未必能享受自己的收成的农民生活要动人。辽西的山风唤醒了萧军与生俱来的选择意识。他一定要选择一种能生存下去并能强大自己生命意志的生活方式。从这一点来看,他在哈尔滨转向文学求生与他当初走进军营是一脉相承的,也与当时东北土匪的动向一致。“九一八”之后,许多胡子的团伙和军阀的部下将枪口转向侵略者,成了风云一时的抗日英雄。萧军来到哈尔滨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暴风雨中的芭蕾》是揭露日本侵略者在沈阳的暴行的。他在以文学求生存时传达了东北民众抗争的心声。萧军从事文学的内在驱动力也在这里。
三、“绿林”文化的内涵
然而,在我看来,不管是对土匪身份的认同还是对土匪文化的承传,其本质仍是一个历史上的怪胎,对于历史,对于“土匪”的言说实际上是萧军人生境遇生存痛楚和生存困境的最本质的表现形态。而萧军的小说对于“土匪”的表现可以说正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首先,绿林文化贯穿在萧军文学作品之中,这极有可能与他在写小说之前那段“土匪梦”有某种程度的关系。
小说《第三代人》以20世纪20年代前发生在辽宁省锦县凌河村和吉林省长春市为中心的东北城乡社会和人民生活为背景,积聚着萧军个人的生活体验和对社会人生的观察,反映了阶级的对抗和下层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在这篇小说中,萧军显示了他感性地营构“土匪”语境的独特才能,凌河村的贫苦农民们受官府、地主的剥削压迫,不得不破产、逃亡。刘元等青年农民被逼上山当“胡子”(土匪),杨洛中为保全身家性命和万贯家财,强迫村民为他看家护院,致使农田濒于荒芜。农民井泉龙稍有反抗,就被杨洛中害死。刘元等人为给死难的乡亲报仇,在杨洛中过生日时袭击了凌河村,焚烧了杨家部分房屋,抓走了杨洛中的二儿子杨承德。过去被杨洛中迫害的汪大辫子和林青也先后出狱,因无法在村里立足,流落到了长春,在同样肮脏的都市里苦苦挣扎,泯灭了他们善良的本性。萧军在小说中刻画了上流社会的凶残、狡诈、虚伪和荒淫无耻,以及下层民众的苦难挣扎、铤而走险和四方流徙。这里包蕴着萧军对苦难的无奈,从中也可以见出萧军对我们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对民族苦难的体察,对民族拯救的焦虑。他通过撼人心魂的艺术描写,揭示了“官逼民反”的社会根源。作家展示了不同阶层的众多人物,有农民、猎户、土匪、工人、教员、艺人、商人、妓女、中外流浪者、外国传教士、官僚、军阀、工厂主,等等,深入挖掘了生活的本质,透视和剖析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在海交、井泉龙、林青、刘元、翠屏等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奋起反抗,无疑传达的是中华民族灵魂中坚忍顽强的精神的象征,同时通过汪大辫子的形象,展示了一个病态、畸形的文化象征体,反映了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国民灵魂的腐蚀与束缚。《第三代人》是对民国初年辽宁和东北历史、社会、人生的高度艺术概括。
萧军因其粗犷豪放的东北风格,为中国现代文坛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文学内容和表现形式。萧军在他的小说中所致力的就是这种“本源”与“真相”的抒写,他无意于单纯“解构”或“建构”某种“本真土匪”,而试图在对土匪的历史境遇中进行双重阐释。所以萧军用这种历史的眼光,化为一种精神的象征,化为一种又出其外的胸怀,用历史的识见就必然要表现为宏大主题。
萧军的人生经历和对作品《第三代人》的文学社会化以及绿林文化的把握,成为开释辽宁人特别是辽宁绿林文化内涵的钥匙,或者就是提供了辽宁地域文化的导游图。在他的作品里,任何一次如身临其境可感可触的“土匪”活动的画面,都可以不夸张地说透露着辽宁人的文化心理的灵犀。这种文化心理的发现在萧军的人生自述和小说人物身上表现得更集中更强烈也更鲜明。萧军那毋庸置疑的艺术实践,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注入了浓浓的血液和新的动力。
《第三代人》是一部富于哲学意味和时代精神的史诗,它已镌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其“土匪”形象永远地具有活的生命和灵魂。
作者简介:程义伟,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4页-第195页。
{2} 萧军:《我的生涯》,周立波在《萧军思想分析》一文中引用,见《周立波选集》,第262页。
{3}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30页。
{4}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29页。
{5} 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省分院历史所与吉林师大历史系合编;《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长春出版社,1960年版,第144页。
{6} 萧军:《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黑龙江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