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纯真恋情的颂歌:旧日颂歌原曲
时间：2019-02-12 05:35:4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施蛰存 《上元灯》 精神家园 摘要:《上元灯》以日记体的形式,用上元灯节前后三天的日记抒写了一对少年男女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情,唱出了一曲纯真恋情的颂歌。表面看来,这是忆旧之作,实际上,这正是作者都市理想幻灭之后为逃避现实都市生活而建构的理想的精神家园。小说中更为深刻的感伤是理想的破灭和精神家园的失落所产生的一种刻骨铭心的伤感。
《上元灯》是施蛰存开始典型的心理分析小说创作之前的代表作品。小说以日记体的形式,用上元灯节前后三天的日记抒写了一对少年男女天真无邪的爱情,唱出了一曲纯真恋情的颂歌。
第一则日记以“得灯”为主线,抒写了主人公的朦胧恋情。在灯节里,“我”换了崭新的杭绸皮袍借着看灯的缘由去看青梅竹马的“恋人”。一对情窦初开的少年男女彼此用含蓄朦胧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恋情,举手投足、凝眸回首间已心心相印。“她”把书房中悬挂的最好的花灯“玉楼春”赠送给“我”。感激之余,“我”却不愿让这一盏花灯孤零零地悬挂在自己家里,便让它继续留在了“她”的书房,待元宵节后再取走。在叙写两人的恋情时,作者有意表现了少女剥除社会庸俗风气的高洁品质。“她”瞥眼间看到“我”穿着一件新的皮袍,并没有高兴、赞赏,而是加以轻轻的反对:“还是穿那件旧的好。”一句平平淡淡的话语却道出了“她”不尚奢华的淡泊心境、鄙视金钱的纯洁灵魂。第二则日记描写了“失灯”及“我”的感伤情绪。当“我”得知“玉楼春”被“她”的表哥强行摘走时,“我”便不顾“她”的解释,把其表哥的强行掠夺归为“她”向荣华富贵的屈服:“我只差了一项条件,我不像人家能穿着猞猁狲袍子,博得许多方便。我这般衣着的人便一架花灯的福分也没有。”于是,“我”堕入了无限烦恼之中。第三则日记记述了再次得灯及“我”的愉快心情。元宵节,“我”再三踌躇,还是应邀到“她”家吃元宵。谈话中,“我”得知昨晚“她”拒绝了富贵的表哥的求婚,即使有妈妈的勉强、表哥的强迫,“她”也总是“由他们,我总是拒绝”!而且,“她”准备把最为精致的一架挂在卧室里的淡青纱灯送给“我”。上元灯,正是少女纯真、童稚的象征。少女用赠灯这一方式含蓄表达了自己以心相许的决心。
小说集《上元灯》中的大部分忆旧作品,表面看来都是对美好往事的感伤回忆,实际上反映的却是作者对现代都市生活的不满和批判,是作者对都市理想幻灭之后为逃避孤独、冷漠、堕落的现实都市生活而构筑的理想精神家园。《上元灯》表达的正是作者对理想的纯洁爱情的渴望。在这个理想的境界中,金钱、地位等一切都市社会中卑劣污浊的丑恶东西都消隐了,让位于人和人之间的和谐、纯真。小说中纯真无邪的少女集真、善、美于一体,正是作者理想人格的化身。
都市的产生与发展是人类文明缓慢进程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它也推动着人类文明的长足进展。都市作为文明的中心和标志,诱惑了一批批人,特别是多愁善感的文人,不断地抛弃远离都市的偏僻、贫穷、落后、愚昧的乡村,一头扎入标志着文明的现代都市之中。然而,作为现代都市文明副产品的人性的堕落、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疲于奔命的生活困境等却又无情地粉碎了他们的都市之梦,造成了他们对都市的恐惧和厌倦。于是,他们一方面身居繁华而堕落的都市,一方面精神上又皈依到被他们无情抛弃了的乡村或者是纯真的童年生活,去寻求自己理想的精神家园。
施蛰存像许多现代作家一样经历了乡村――都市――乡村或童年记忆这一精神上的历程。上海具有典型的现代都市的特征:十里洋场,灯红酒绿,摩天大楼,珠宝店,咖啡厅,JAZZ舞厅,跑马场等。身居现代都市之中,施蛰存等海派作家大多热衷、沉湎于大都市的现代生活,他们的生活方式完全是都市化、现代化和西方化的。据施蛰存回忆,1928年暑假中,他和戴望舒、刘呐鸥、杜衡、徐霞村、冯雪峰六人住在中国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刘呐鸥租住的房屋中,“每天上午,大家都耽在屋里,聊天,看书,各人写文章,译书。午饭后,睡一觉。三点钟到虹口游泳池去游泳。在四川路底一家日本人开的店里饮冰。回家晚餐。晚饭后,到北四川路一带看电影,或跳舞。一般总是先看七点钟一场的电影,看过电影,再进舞场,玩到半夜才回家。这就是当时一天的生活。”①刘呐鸥的日记证明施蛰存所说当时他们的生活方式大致不误。刘呐鸥1927年12月31日的日记是这样记载的:“晚上六个人一队(嘉惠,李君道南,林百泰先生,青风等)去跳舞场巡探,在Del Monte时送一年的最后的一刻。后到黑猫,三民宫,Lodge,回来时已经天明。”②刘呐鸥在上海与朋友相聚时不外闲聊、下馆子、逛舞厅、打麻将,常常通宵达旦。身居繁华的大都市,施蛰存在都市喧嚣的表面背后,体验到的却是人和人之间的难以忍受的隔阂、冷漠,正如施蛰存《梅雨之夕》中的“我”所说:“上海是个坏地方,人与人都用了一种不信任的思想交际着。”他甚至宁愿以生病来消除精神上的困苦,“我在健康的日常生活中,每当感觉到人生的孤寂的时候,便渴望着再发一次病来重新获得它们”,因为“生病又能够使我感到人类的很精微的同情心”③。施蛰存精神上的痛苦无依、孤独寂寞可想而知。因而,施蛰存在小说创作中便展开了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批判,同时,施蛰存把被都市彻底粉碎的精神家园移向乡村和童年生活,幻想到乡村与童年生活中去寻找和重建精神家园。他对乡村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纯朴和谐关系顶礼膜拜,发出了对乡村原始文明和纯真童年时代的深情圣赞。
施蛰存1929年8月出版第一本成熟的短篇小说集《上元灯》时,其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施蛰存曾参加过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蛰居松江,理想幻灭,更深深体验到了一种孤愤和落寞。都市生活的孤独、冷漠、困境以及人性的堕落,大大刺激了施蛰存敏感的灵魂。都市并非诗意安居的精神家园,他只有将人类理想的精神家园寄托于童年、少年时期生活、熟悉的乡村城镇。《上元灯》描写“我”与“她”纯真的、朦胧的爱情,是对儿时美好往事的回忆。表面看来,这是忆旧之作。实际上,这正是作者都市理想幻灭之后为逃避现实都市生活而建构的理想的精神家园。施蛰存在其他小说中不时流露出的慨叹体现了作者的创作主旨:“(我)过尽了青春,到了如现在这样可烦恼的中年,只有对着小时候的友情的纪念物而抽理出感伤的回忆”(《扇》);“一转眼又是十多年了。这四五千日的光阴,把我从不知世事的小学生陶熔成一个饱经甘苦的中年人,我把我的青春在这儿消磨尽”(《周夫人》)。无疑“我”成年后的都市生活是艰辛的、令人苦恼的。施蛰存在《上元灯》中为我们构想了一个一尘不染的理想的爱情境界,这正是作者所梦寐以求的理想的精神家园。
与典型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作家不同,施蛰存不是靠典型形象的塑造、人物性格的刻画、故事情节的曲折、激情洋溢的宣泄、颓废痛苦的表白等来制造一种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而是靠营造一种感伤哀婉的氛围来唤起读者的感情共鸣,并不狂喊,亦不愤恨然地呻吟,只是轻微地发出对于人生的叹息。那叹息又是沉着的,深刻的。这自然而然产生一种强烈的、撼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上元灯》是作者对少年往事的感怀之作,感伤的情调贯穿小说始末。表面看来,是主人公贫穷的经济状况影响了自己的情绪。小说第三则日记中,“我”得到了意中人赠送的青纱彩灯,“在路上,我以为我已是一个受人称颂的胜利者了”,然而,现实条件却使“我”的兴奋瞬间烟消云散,“低下头去,一眼看见了我这件旧衣服,又不觉轻轻地叹息”。这种人生社会的不平等当然造成了“我”的感伤情绪,但这种感伤却是浅层次的。小说中更为深刻的感伤应该是理想的破灭和精神家园的失落所产生的一种刻骨铭心的伤感。
作者在现代都市生活中体味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隔阂,意识到了理想的破灭和精神家园的沦落。因此,他将笔触探向少年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温情,谱写出一曲纯真恋情的颂歌,试图以此抚平创伤,慰藉寂寞的灵魂。然而,往事已逝,青春的浪漫故事不会重演,心心相印的纯真恋情也已沦亡。因而,对现实的忧虑、烦恼,对往事的回忆和情恋,交织成一片密密的网,每个网眼都弥漫着幽幽的感伤和人生的无奈,挥也挥不去,赶也赶不走,在心底积淀起一股缠绵哀婉的感伤情绪,令人欲落泪叹息。
基金项目: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07WXC013)、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07SJD750011)、徐州师范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预研究项目(项目号:09xwy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黄德志,文学博士,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① 施蛰存:《我们经营过三个书店》,《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
② 彭小妍:《浪荡天涯:刘呐鸥一九二七年日记》,《中国文哲研究集刊》(台湾),第12期,1998年3月。
③ 施蛰存:《赞病》,收入施蛰存《灯下集》,开明出版社,1994年版,第95页-第96页。
(责任编辑:赵红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