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媛 《仙媛纪事》初探

　　关键词:《仙媛纪事》 类书性质的志怪小说集 文本结构 民俗文化价值 　　摘 要:明代书坊主杨尔曾所编撰的《仙媛纪事》是一部具有类书性质的志怪小说集,它在结构上,不是单篇小说的松散集合,而是贯穿着四个方面的内在线索,使全书的故事基本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同时《仙媛纪事》是明代类书与小说集刊刻风气下的产物,又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其插图体现出徽派版画的典型风格,展示了其异于同时代作品的独特风貌。
　　
　　《新镌仙媛纪事》(下简称《仙媛纪事》)是明代中后期杭州书坊主杨尔曾所编撰的一部通俗作品。目前所见最早的版本是明代万历三十年(1602年)苏州杨氏草玄居的自刻本。全书分九卷,补遗一卷,共188个故事。
　　杨尔曾,字圣鲁,号雉衡山人,又号夷白堂主人,别署卧游道人、草玄居士。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家住钱塘县保安坊二羊牙荡①。生卒年不详,约明神宗万历四十年前后在世。著作甚丰,所刻书多附图,现有《仙媛纪事》《东西晋演义》《韩湘子全传》《海内奇观》《图绘宗彝》等通俗作品传世,是一位作家兼书肆中人(书坊主)。
　　有明一代,类书与小说集的刊刻十分盛行,蔚为大观,《仙媛纪事》作为一部辑录历代女性修炼成仙的作品集,就是这种风气下的产物。作为一部具有类书性质的志怪小说集,《仙媛纪事》在文体性质、文本结构两方面都展现出有别于同时代小说作品的独特风貌,因而在小说史上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同时,书中刊刻的版画插图所体现出徽派版画艺术的风格转型,在版画艺术史上也具有相当高的文化价值,所以《仙媛纪事》不仅在明代小说史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在中国美术史上也有其独特的地位。
　　
　　一、《仙媛纪事》的性质
　　
　　笔者认为,《仙媛纪事》不是纯粹的类书,也不是类书体小说集,而是一部具有类书性质的志怪小说集。
　　关于“什么是类书”这个问题,虽然引起了不少争论,但是至今未有准确的定义。《中国大百科全书》“类书”条目的说法是:“中国传统的资料汇编性质的工具书。从各类文献中采辑资料加以编次而成。编次资料的基本方法是事以类聚、事类相从,即分门别类,故名类书。”{2}人们对于类书的概念感到模糊,原因不外在于难以区分类书和丛书以及总集。其实按照笔者的理解,类书是摘录、汇辑多种文献中的原文,按内容性质或音韵分门别类地编排组织,以供寻检和征引的工具书,即广为采择经、史、子、集中的语词、诗文、典故以及其他各种资料,编次排比汇辑成书,类似现代百科全书。
　　从第一部类书《皇览》开始,类书经历了一个古老而久远的发展历程,它兴起于汉唐之际,当时只是作为子部杂家的附属存在,宋元以后,随着类书的编撰日盛,它逐渐脱离子部的附属地位而独立,进而有了更为详细之分目。
　　到了明代,类书的编撰蔚然成风,尤其是通俗性类书大量出现。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也是出现在明代。明代的类书喜欢从前代说部中汲取素材,“明代坊行类书最多,大抵剽窃 ,无资实用。”{3}“无资实用”的评价未免过于偏颇,但是这句话至少说明了明代类书的多和滥。如“《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锦绣万花谷》、《事文类聚》、《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不仅各处有刊板,又有七八种铜字活字本”{4}。原因恐怕有三:一是文人的积极参与编纂,二是书坊刊刻的兴盛,三是其中所包含的小说等雅俗共赏的内容深受读者推崇。这就使得类书在明代大行其道。
　　一般性类书的特点有:首先,它是一部工具书,有资料汇编的性质;第二,它的编排方式是以类相从的;第三,它有述而不作的特点;第四,采事而忘意。
　　《仙媛纪事》虽有资料汇编的性质,也有采事而忘意的时候,但是它的内部并没有以类来分卷,没有完全做到“述而不作”。它只是具有类书性质,并不是作为工具书而存在的,所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类书。
　　在明代,小说集可以说是和类书相并行发展的文献存在方式。明代出现小说集编纂的高潮,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前代。而这些小说集因为多少具有资料汇编的性质同时采取类书的编纂体例,所以这些也可以说是具有类书性质的小说集,如《稗史汇编》《灼艾集》《古今奇闻类记》《说略》《说类》《说原》《国色天香》《燕居笔记》《万锦情林》《检囊随笔》《益智囊》《智品》,还有冯梦龙的《太平广记钞》《智囊》《智囊补》等。数量如此众多的小说集都是出现在万历前后,可见明中后期小说集编纂的风气之旺盛实属前所未有。这些类书体小说集有其重要的特点:“通俗化的倾向有所加强,强调雅俗共赏的娱乐性质”,“这与宋代类书体小说广采博收,供人检索的意图有所不同。”{5}实际上,这也是明代小说集与明代类书不同的地方。
　　宋莉华在其专著《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中有专节说到“类书体的小说集”,从《太平广记》说到南宋类书体小说集,再说到明代类书体小说的编撰。值得注意的是,宋莉华所说的“类书体小说集”是采取类书编纂体例、以类相从的一种小说集,并非笔者下面所要说的具有类书性质的小说集。《仙媛纪事》是一部具有类书性质的小说集,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类书体小说集。
　　笔者认为,《仙媛纪事》是一部具有类书性质的志怪小说集。
　　《仙媛纪事》共九卷,补遗一卷,有188个故事,所载的都是女性如何修道成仙的故事。它有着鲜明的主旨,正如杨尔曾所说的:“采撷前芳,纪鱿仙媛绍徕后哲”,“丽藻粲春花,墨客囊盈金,错落琳音振响,玉架流芳,岂艳一时,将垂万 ”{6}是为了采集仙女事迹来弘扬道教后哲,使之流芳永世。这种资料的汇集使《仙媛纪事》成为可供道教徒或有兴趣了解道教的读者进行一次性阅读的通俗读物。
　　但是它并不像上述的类书体小说集一样采取以类相别的编排方式,它只分卷而不分门类,虽然有线索贯穿其中,但和类书体小说集的以类相从、广采博收显著不同。例如署名为王世贞所编的《艳异编》共40卷,分为星部、神部、水神部、龙神部、仙部、宫掖部、戚里部、幽期部、冥感部、梦游部、义侠部、徂异部、幻术部、妓女部、男宠部、妖怪部、鬼部。而《仙媛纪事》卷与卷之间除了有时间线索贯通之外并没有类别的不同。整部《仙媛纪事》都是在搜集魏晋以来的志怪小说作品中关于女仙的故事的基础上编辑而成,其间也并没有坚持类书“述而不作”的特点,在适当的时候,作者会自行删减或改动原素材,保留并突出与女主人公相关的记载。基于此,笔者认为,不能将《仙媛纪事》简单地归类为类书,它只是一部具有类书性质的作品。
　　其类书性质具体表现在:第一,《仙媛纪事》是一部专载女性修道成仙故事的志怪小说集,它搜集了众多自魏晋以来志怪小说中关于女性神仙的故事,如《园客妻》《程公智琼》《天台二女》《白水素女》《姚氏三子》等魏晋志怪小说和唐传奇,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有着资料汇集的性质。第二,小说集中保留了大量关于道教文化的知识,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为是道教“宣传本”。里面指出了一条可以让凡人通向仙界的道路。同时还指明了一些普通民众最想了解到的知识,如在卷一《无上元君》中阐述了何谓“七十二相”、“八十一好”;卷一《金母元君》告诉我们“世之升天之仙,凡有九品”,同时用很大的篇幅说明“欲长生者,取诸身坚守三”、神仙之丹药的分类分品等;卷三《魏夫人》里面甚至传达了上界的警告:“有泄我书族及一门,身为下鬼”,让读者知道,信奉道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还解释了何谓“尸解”,什么样的“尸解”为之上者,这就让读者有所期待而努力幻想成为哪种方式;类似这样的道教文化知识散落在《仙媛纪事》中的各处,让读者俯拾即是。
　　总之,《仙媛纪事》是一部具有类书性质的志怪小说集。它的出现与明代中后期的雅俗共赏的文学风气、社会消闲娱乐的倾向以及民间道教信仰的心理是分不开的。
　　
　　二、《仙媛纪事》的文本结构
　　
　　小说集毕竟是汇集了多人多种小说单篇的作品,结构上容易产生松散拖沓。值得注意的是:《仙媛纪事》在看似没有分门别类的清晰框架下,其实有其内在贯穿的线索。
　　1.以时间为线索。《仙媛纪事》的篇幅在传统志怪小说集中并不算厚重,全书分九卷,包括补遗共188篇。在这部小说集里,基本上是按照所辑录的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为线索来安排的。以卷四《紫云观女道士》为分界点,在这之前都是发生在唐前的故事。从卷四《紫云观女道士》到卷七辑录的是唐宋时期的女仙事迹。卷八以后主要辑录明代嘉靖万历时期的故事。这样按时间顺序来辑录编排的方式在历代志怪小说的编纂中是颇为常见的,可以十分清晰地反映相同题材的女仙故事的发展流变状况。但是,笔者注意到,这部小说集除了时间线索以外,同时还存在着其他一些线索。
　　2.以人物的流动性作为线索,编排出一个网络状的有机整体。除了时间顺序之外,根据人物的流动性来安排篇目也是《仙媛纪事》的一个突出线索。比如卷一首篇《无上元君》写玄妙玉女(即无上元君)诞下老子,然后以老君(老子)的游历为线索,引出第二篇《太一元君》的女主人公。第三篇《金母元君》写西王母命上元夫人授予茅固、茅衷二人太霄、隐书、丹景、道静等四部宝经,从而引出第四篇女主人公上元夫人。从这篇《上元夫人》开始,接下来的《九天玄女》《右英王夫人》《紫微王夫人》《云华夫人》都是和西王母相关的,要么是情节人物的引出,要么是王母女儿们的事迹。
　　卷二从《孙夫人》记载三天法师张道陵之妻的升仙故事开始,接下来的《张文姬》《张文光》《张贤》《张芝》记载的分别是张道陵的长女、次女、第三女、第四女成仙的事迹。
　　再如卷三《樊夫人》,记录的是刘纲妻子的成仙故事,其中描写了樊夫人和刘纲之间的斗法;而下一篇《东陵圣母》的女主人公圣母则是跟着刘纲学道的,通过人物的流动性来连贯篇目。卷四中人物的交错更有意思,《谌姆》中引出许真君逊和主人公谌姆,接下来的《刘仙姑》与谌姆相关,而接下来的《许氏》载许真君逊之女的事迹,《盱母》则补充许真君逊之母的故事,使人物在交错中相互照应,减少读者阅读上的陌生感。
　　卷五《玉卮娘子》记录的是西王母第三女的事,西王母(即金母)同时又会出现在卷六《谢自然》中,各种人物的行动的互相交织使整卷看起来成为一个整体,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神仙系统,而并不像其他一般集子一样呈现出松散拖沓的特点。
　　3.情节相类性(以情节为线索)。把情节具有相类性的故事放在一起,也是《仙媛纪事》的一种线索方式。比如,从卷二的《钩翼夫人》开始出现“尸解”的情节,接下来的《秦宫人》《南阳公主》《程伟妻》等篇目以及卷二之后的篇目中,就大量出现“尸解”而去的升仙情节。再如从卷三《赵素台》把“积阴德”作为成仙的一种潜在因素后,接下来的《黄景华》《周爰支》《张桃枝》,等等,就会连续出现“积阴德”的故事情节。
　　这种把相类情节辑录一起,使《仙媛纪事》看起来是有规律可循的,读者可以不费工夫地找到相关情节的故事进行阅读。
　　4.以地点为线索。《仙媛纪事》还会把发生在同一个地点的故事放在一起,可见辑者的煞费苦心。众所周知,道教中有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升天的人都会有自己的洞府。在《仙媛纪事》中,辑者会把在相同地点发生的故事放在一起,比如卷三中《张桃枝》《傅礼和》《张微子》《窦琼英》《韩太华》《刘春龙》《郭叔香》等连续篇目都是发生在易迁宫的故事。
　　可见《仙媛纪事》全书并非只是单篇小说的松散集合,它是在一个顺序的时间线索统领下,间以人物的流动、情节的相类、地点的相类等线索相交错,形成一个网状的有机整体。但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存在着少部分的篇章,难以纳入上述任何一种线索之内,可以看做是游离于线索之外的单篇散章。其原因有三:一者,道教神仙本来就繁多庞杂,未必都在书中所铺排的仙人系统之内;第二,道教的排他性比较薄弱,具有容易吸收其他宗教神仙的特殊性质;第三,道教是民间土生土长的宗教,不少被崇拜的神仙都是在民间产生,具有相当的偶然性与随意性,也未必都能纳入传统的神仙体系。
　　
　　三、《仙媛纪事》的版画文化价值
　　
　　《仙媛纪事》是书坊主迎合读者需求的产物,在当时属于畅销书,有着休闲娱乐的倾向。辑者杨尔曾作为杭州的一个书坊主,他刊刻书籍只有在赢利的前提下才能进行下去。况且,《仙媛纪事》“很受南京市民欢迎,尽管他(指黄德宠,《仙媛纪事》的插图刻工)自称‘不二价’,但是购买者还是趋之若鹜”{7},可见《仙媛纪事》的刊刻和发行是非常成功的。这和当时民间崇尚道教的风气和此书的女性题材以及雅俗共赏的特点是分不开的。
　　《仙媛纪事》作为一部具有类书性质的志怪小说集,不仅有独特的文本结构,还有其版画文化价值。
　　周芜说:“中国版画史就数量来讲,实际上是中国书籍插图史。”{8}小说插图由来已久。明清小说更是几乎无书不图。小说插图成为一种有利于小说传播和阅读理解的稳定符号。《仙媛纪事》中共有插图33幅,镌有插图的篇目分别是《无上元君》《金母元君》《九天玄女》《云华夫人》《太真夫人》《织女》《江妃》《麻姑》《樊夫人》《王妙想》《魏夫人》《萼绿华》《云英》《梁母》《天台二女》《何二娘》《玉卮娘子》《王法进》《太阴夫人》《萧氏乳母》《谢自然》《崔少玄》《郭翰》《玉蕊院女仙》《张云容》《缑仙姑》《张珍奴》《孙仙姑》《台州蛇姑》(两幅)《刘香姑》《仙尼净秀》《嵩岳仙姬》。这些插图情节性非常强,可以辅助读者进行阅读以及展开想象。
　　为《仙媛纪事》镌刻插图的是徽州刻工黄玉林。《无上元君》中的插图《折桂》上有“黄玉林镌”的字样。根据《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中“黄兼宠”字条,我们可以知道,黄兼宠(1573―1620),字玉林,是万历时新安(今安徽县)虬村木版画著名刻工,于万历三十年(1602)为杨尔曾撰的《仙媛纪事》镌刻插图{9}。黄兼宠也就是黄德宠,也叫黄宠、黄玉林,是虬村黄氏26世,黄銮的仲子。{10}他所主刻或参与镌刻的作品还有《书言故事大全》(12卷)明万历十七年新安吴怀保刻本、《图绘宗彝》(8卷)明万历三十五年杨氏夷白堂刻本、《汉魏丛书三十八种》(250卷)明万历间新安程荣刻本、《汝水巾谱》(1卷)明崇祯六年自刻本等。
　　徽州版画刻工在明万历中叶以后剧增,无论其数量还是质量,都是闻名全国的。徽州版画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在线描上下功夫,笔力清晰,这些特点我们都可以在《仙媛纪事》的插图中得到很好的体味。徽州版画作为一门艺术,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漫长的岁月中经过无数能工巧匠改良,其艺术风格经历了一定的流变。
　　徽派版画是明代版画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该派源于徽州(即今安徽歙县),此处晋时称新安,故徽派版画又称新安派。徽州的版画在明代天顺、弘治、正德、嘉靖时均有所见,但是该版画流派实际上正式形成于万历初年,而于万历中晚期至崇祯年间到达极盛时期,清中叶后才渐渐衰落,前后历经四百多年。明代版画艺术经历了一个由粗到精的发展过程,明代早期的建安、金陵派的小说版画插图,其画风偏向粗犷豪放而尚质尚朴,大刀阔斧而线条粗拙。但正如下面一段话所给的评价:
　　
　　万历三十年(1602)苏州草玄居刊行的《新镌仙媛纪事》九卷,为黄德宠所刻。郑振铎先生评说此书插图:“由粗豪变而为秀隽,由古朴变而为健美,由质直变而为婉丽,盖徽派刻工作风转变之始也。”《中国美术通史》即以此作为“徽派版画风格”。这六个字,被公认为对新安派版画艺术风格最恰当的概括。{11}
　　
　　这段对《仙媛纪事》插图意义的分析无疑是非常中肯的。明代版画艺术风格从徽派开始,转变为求细求精,纤丽细致,姿态妍美,刻人物则力求眉目传神,突出人物神情特征而达到栩栩如生的艺术效果,刻房屋园林则刻镂入微,帘纹、窗花均曲尽其妙。画中运用细若毛发的线条,表现极为工巧。徽派画工最著名的是黄姓一家,徽派早期的刻工黄铤、黄钫在万历十年为郑之珍“高石山房”所刻的《目连救母劝善戏文》还属于粗枝大叶的豪放古朴一路,而万历三十年黄玉林为杨尔曾“草玄居”所刻的《仙媛纪事》就完全转向精工细琢、繁缛细密。正如郑振铎所说,“这部《仙媛纪事》的插图既是徽派版画的艺术风格的转型之作,又是版画刻艺术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传世名作”{12},在徽派版画史甚至明代版画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不能否认,《仙媛纪事》也存在一些局限,比如在同一主题下,有几篇篇目并非为女性,即卷四的《蓬球》、卷五的《姚氏三子》及卷六的《郭翰》,当然《姚氏三子》和《郭翰》中也有女仙的存在,但是在整部作品都是女仙名称为篇名的书中,这三篇未免过于突兀;又如,一些并非成仙的故事也被不小心收入其中,如卷五的《骊山姆》与卷七的《石氏女》,她们都只是长命一些,并非成仙;这些与主题不符的篇目,在188篇的总数中分量是很少的,是可以理解的。再如,它的情节结构的设置过于模式化。然而,笔者以为,也正是这种模式化,符合中国古代读者的阅读接受习惯,和戏剧传奇等类似,有了模式,就可以让读者有先验的期待,情节发展合乎这个期待,就会引起阅读的快感。可见这种模式化有利于小说更好地传播。
　　作为带有类书性质的志怪小说集,《仙媛纪事》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它有不同于同时代小说集的异域特色,并且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宗教特色和民俗文化特色,尤其是在版画上的贡献,加强了小说与版画之间的相互作用,有效地促进了小说的传播,是文学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产物。
　　
　　本文系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程国赋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优秀成果《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项目编号:04BZW027)子课题之一
　　
　　作者简介:梁诗烨,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2007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叙事文学。
　　
　　① [清]丁丙:《武林坊巷志》(全八册)第三册,潘一平、孙云清、颜依青整理、校点,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13页。
　　② 《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第五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30页。
　　③ [明]顾起元:《说略》,文津阁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第320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71页。
　　④⑤ 宋莉华:《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9页,第253页。
　　⑥ [明]杨尔曾:《新镌仙媛纪事》(影印本),台湾学生书局,民78年版,第648页,第650页。(论文中所引《仙媛纪事》篇章及《叙仙媛纪事》都出自此版本,下略)
　　⑦ 方维保,汪应泽:《徽州古刻书》,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⑧ 周芜:《中国古本戏曲插图选》,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⑨ 俞剑华:《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150页。
　　⑩ 刘尚恒:《徽州刻书与藏书》,广陵书社,2003年版,第149页。
　　{11}{12} 薛冰:《插图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2页-第73页,第87页。
　　(责任编辑:古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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