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论》之作论似赋特征管窥】赋体的特征

　　关键词：盐铁论 赋体化 结构模式 语言 　　摘 要：把《盐铁论》与汉代同时期的文学发展作共时性的横向考察，该书在文体结构、写作手法以及叙述语言上都具有明显地受文学创作时代风气的习染而带有了部分赋体化的特征。这种特征不仅是《盐铁论》文学特色的突出体现，而且是汉代散文创作中追求对偶整饬文风的典型体现，同时也是汉代散文创作借鉴赋体文学写作手法的体现。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一个多层面的复杂结构系统。《盐铁论》尽管历来被认为是汉代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品，但与其前后出现的政论散文相比，该书在文体结构以及叙述语言上却都具有了一些明显受文学创作时代风气习染而带有了部分赋体化的特征。钱钟书曾道：“贾生作论而似赋，稼轩作词而似论。”{1}说贾谊作论似赋，这不仅揭示了贾谊政论散文的特色，实际上也揭示了汉代政论散文的共有特征。《盐铁论》正是如此。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盐铁论》的作论似赋特征，主要是就汉代散体大赋的局部文体特征在《盐铁论》中的隐约流露而言的。因为无论从西汉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抑或从文体嬗变的角度看，我们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出《盐铁论》与汉赋之间所存在的那种必然联系。就前者而言，《盐铁论》成书的宣帝时代，正是汉大赋创作“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2}的方兴未艾之际，宣帝对汉赋“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尚有仁义风喻”{3}的高度激赏，不仅进一步刺激了知识界对赋的严重关注，同时也刺激了知识界以赋的创作、欣赏、评议为主要内容的学术风气的空前弥漫。这种时代风气不论是对盐铁会议论辩中的大夫与文学贤良，还是对“推衍”“增广”会议“议文”{4}的桓宽，都会产生某种潜在的影响，这是可以肯定的；就后者而言，宣帝时代又是汉大赋文体的全面成熟时期，前有枚乘、司马相如等大赋作家的铺张扬厉，后有扬雄等人“雕虫篆刻”的“作者鼎沸”{5}。朝臣文士的“朝夕论思，日月献纳”{6}，使赋体文学成为当时文坛创作主流形态的趋势更显深入。而一种主流文体的形成与流行，必然会使这一时期的作家受文学审美主流风气之裹挟，潜移默化地将这种审美意识再现于自己的笔下。因此，《盐铁论》也就必然性地体现出了某些赋体文学的特征。
　　刘熙载《艺概•赋概》：“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曾见迭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7}盐铁会议“千态万状，曾见迭出”的辩论主题，文学贤良由对政治现状的强烈不满而积聚的愤慨之情，都使得他们在论辩中形成一种“吐无不畅，畅无或竭”的发言模式，这种发言模式与汉赋创作心态的相似性，也成为了造就《盐铁论》这部“殆苟于成书者与”{8}的散文著作浓郁的赋体特征的现实社会依据之一。
　　
　　一、两方辩论方式与汉赋结构模式
　　
　　《文心雕龙•诠赋》概括赋体文学的基本特征道：“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这是赋体文学“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9}。从文体学的视角看，汉代散体大赋最为首要的特征正是表现在文体结构上的“述客主以首引”――由客方与主方对话、问答引导而开端的结构模式之上。汉代散体大赋的名篇佳作，《七发》《子虚赋》《上林赋》《两都赋》等无不体现出了这样的特点。这种结构模式在汉赋中的“反复使用，相沿不衰，遂使它们成为散体赋最为显著的文体标志”{10}。
　　《盐铁论》双方对话辩难的结构模式与汉代散体大赋客主问答的结构方式之间的相似性是一目了然的。如果我们承认客主问答的结构方式是汉赋最为显著的文体标志之一这样一个前提的话，那么我们也就必须承认，《盐铁论》在文体特征上，确实具有了汉赋的某些特征。这又是因为：
　　其一，汉大赋经常虚设思想观点不同的一客一主，在双方的问答之中，展开对客观事物的铺陈排比，激扬文字、表达主题。与这种编排模式相类，《盐铁论》也设置了文学贤良与大夫这样两类观点截然对立的论辩人物，把他们放置在一个相对激烈的论辩环境之中，通过双方的辩难，展示各自的观点并把作者的评判曲折含蓄地表达出来。这种力图表现客观事物、人物思想诸多不同方面特征的写作编排，与汉代散体大赋的基本结构模式有着极为相似的一面。
　　其二，在汉大赋所虚设的一客一主之中，作者经常表现出的是一种抑主扬客或抑客扬主的主观判断倾向，这种“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写送文势”{11}的结构特征，与《盐铁论》的结构方式与结构意图也有精神实质上的相似或相同。受作者桓宽儒家学者身份的影响，《盐铁论》在演绎双方论辩过程的时候，对大夫与文学贤良所述观点的评判态度是明显不同的。如果我们把在朝的大夫一方理解为主，将在野的文学贤良一方理解为客，那么《盐铁论》表现出来的则是一种极为明显的抑主扬客的主观判断倾向。这与汉大赋的基本结构模式也有着极为相似的一面。
　　其三，受战国纵横家游说君王既不能忤逆人主又必须打动、说服人君而不得不采取迂回曲折、委婉含蓄的方式并大多在游说之词的最后表达主题这样一种卒章显志结构方式的影响{12}，汉大赋大多具有“劝百讽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13}的特征。同样，《盐铁论》在演绎大夫与贤良文学之间那场辩论的时候，尽管五十九篇文章（除序言《杂论》篇）的主题各不相同，文章结构上也长短不一，但其中有一点却是完全相同的，即几乎全部文章都是把文学贤良的发言作为结束段落（仅《论诽》《利议》《散不足》三篇例外）。作者刻意将文学贤良的发言编排在每一篇文章的最后，以盖棺定论的总结性发言，体现作者对双方论辩观点的主观性评判。尽管它与汉赋的“卒章显志”、“曲终而奏雅”有明显的思想内涵以及表达这种思想内涵方式上的不同，但其结构方式本身还是体现出了与汉赋“必推类而言”、“既乃归之于正”{14}结构模式上的相似性。
　　章太炎先生曾说：“然言赋言，多本屈原”、“纵横既黜，然后退为赋家”{15}。以客主问答开端并以双方问答为基本结构模式的汉大赋，从文体结构模式的渊源上看，与《盐铁论》一样，同样是承继于战国散文与楚辞的文学传统，但却经过异流、分化而具有了各自不同特色的。《盐铁论》的对话体结构方式所要实现的写作目的，在于展现大夫与文学贤良的论辩观点，对话、论辩的双方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而汉赋的客主则一般为“虚拟的人物，仅仅是一些思想观念的代言人，他们的作用，只在于提起话头，引出不同的观点，其间并无真正的思想和逻辑的交锋”{16}。这也就是说，《盐铁论》与汉赋都是把对话作为一种手段，只是汉赋通过这种手段所要达到的是铺叙描绘具体事物的写作目的，而《盐铁论》所要达到的则是在对立之中展示双方不同思想主张的写作目的。与汉赋运用对话体一般多是在文章开头之后便很快抛开思想与逻辑上的写作意义相比，《盐铁论》则更为准确地阐释了运用对话体写作方式所本应该实现的写作目的。
　　
　　二、《盐铁论》铺陈排比的赋体写作特色
　　
　　《文心雕龙•诠赋》：“赋者，铺也；铺采 文，体物写志也。”按刘勰对汉赋基本特征经典性的解释，汉大赋最突出的特点正是体现在对客观事物的铺陈排比、罗织辞藻之上。赋体文学这种以铺陈为基本创作模式的特点，应该说是从这种文体诞生的源头上就与生俱来了。郑玄注释《周礼•春官》“六诗”中“赋”的概念时道：“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17}这固然是郑玄经学家个人化的理解与期盼，但这种解释中突出铺陈是汉赋最为突出之特点的意思，则是清晰而明显的。
　　严格地说来，诗歌、散文创作都是讲求铺陈排比的。但我们以为，如果把铺陈排比的写作方法过分地突出与强调，乃至于使之成为了写作目的之一而不再是一般写作表现手法的话，这样的作品便基本上强化了其与诗歌乃至散文之间的界限而具有了更多赋体文学的特征。《盐铁论》虽然还不能说已经把铺陈排比的表现手法做了突出的强调与使用，但却已有明显地吸取汉赋这种写作方法的倾向。可以想象，当对现实人生怀有强烈干涉欲望的民间知识分子初登朝堂，面对在朝公卿的鄙视性刁难与直白的批驳，为了申述自己的政治理想、反驳对方的谬见，对自己的观点做适当的铺陈排比以期细致入微，生动在理，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于是，《盐铁论》中很多文学与贤良的发言，便自然具有了赋体文学“铺采 文，体物写志”的特色：
　　《取下》篇中贤良说：
　　夫高堂邃宇、广厦洞房者，不知专屋狭庐、上漏下湿者之瘤也。系马百驷、货财充内、储陈纳新者，不知有旦无暮、称贷者之急。广第唐园、良田连比者，不知无运踵之业、窜头宅者之役也。原马被山、牛羊满谷者，不知无孤豚瘠犊者之窭也。高枕谈卧、无叫号者，不知忧私责与吏正戚者之愁也。被纨蹑韦、搏梁啮肥者，不知短褐之寒、糠垢之苦也。从容房闱之间、垂拱持案食者，不知 耒躬耕者之勤也。乘坚驱良、列骑成行者，不知负担步行者之劳也。匡床旃席、侍御满侧者，不知负辂挽船、登高绝流者之难也。衣轻暖、被美裘、处温室、载安车者，不知乘边城、飘胡、代、乡清风者之危寒也。妻子好合、子孙保之者，不知老母之憔悴、匹妇之悲恨也。耳听五音、目视弄优者，不知蒙流失、距敌方外者之死也。东向伏几、振笔如调文者，不知木索之急、 楚者之痛也。坐旃茵之上、安图籍之言若易然，亦不知步涉者之难也。
　　在贤良这段刻意表现汉代社会贫富差距、以民间知识分子立场批驳大夫等官僚集团奢侈无度的文字中，自始至终都以排比句式构成。贤良一口气排比出十四种社会不平现象，也即是从十四个方面推类而言，力图全面展示汉代社会各个方面的贫富差距与不同。这段颇具“竞为侈丽闳衍之词”{18}特色的文字，不仅体现了汉赋“纵横自在，系乎知类”{19}的聚类式铺张的强大惯性，而且具备了其“写物图貌，蔚似雕画”{20}的特征，确实具有了赋体文学的一些明显特质。
　　《散不足》篇记载贤良的论辩发言，一改其他各篇相与往复的论辩模式，在全文的三十九自然段落中（按王利器先生的点校、排列），除了开头与结尾的五小段之外，其余三十四段全部是对当时社会黑暗面的铺陈排比。其第五自然段是这样“起讲”的：
　　贤良曰：宫室、舆马、衣服、器械、丧祭、食饮、声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圣人为之制度以防之。间者，士大夫务于权利，怠于礼义；故百姓仿效，颇逾制度。今故陈之，曰：
　　古者，谷物菜果，不时不食，鸟兽鱼鳖，不中杀不食。故缴网不入于泽，杂毛不取。今富者逐驱歼网 ，掩捕 ，耽湎沈酒铺百川。鲜羔 ，几胎肩，皮黄口。春鹅秋 ，冬葵温 浚，茈蓼苏，丰 耳菜，毛果虫貉。
　　古者，采椽茅茨，陶桴复穴，足御寒暑、蔽风雨而已。及其后世，采椽不斫，茅茨不翦，无斫削之事，磨砻之功。大夫达棱楹，士颖首，庶人斧成木构而已。今富者井干增梁，雕文槛 ，垩 壁饰。……
　　限于本文篇幅，这里只是截取了《散不足》篇中的部分文字。这段引文中贤良开宗明义的第一段话，非常类似于赋体文学的“述客主以首引”。先点出宫室、舆马、衣服、器械、丧祭、食饮、声色、玩好等八项为“人情之所不能已”，而当今社会在这些问题上却又是“颇逾制度”。然后从八个方面，以今昔对比的方式做了反复的铺陈。这种先总论再分别铺叙的模式，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枚乘《七发》的结构模式。
　　其次，在贤良“纵横自在”地对汉代社会诸多黑暗面作古今对照的铺排中，其完全无视论辩规则的相与往复与论辩气氛的紧张激烈而自由推类，已经大有《西京杂记》所载司马相如论赋之词――“若赋家之心，控引天地，总览人物，错综古今”{21}的基本特色。这种铺陈排比追求多镜头、多角度的全面与细致，也大致达到了“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22}的程度。这正是赋体文学创作中尽可能在时空上对客观事物做全面展示排列的求全、求大基本心态的反映。
　　其三，本段文字，几乎全由四言句式构成，这与赋体文学喜用四字句式而追求语言的整饬、美观也有极其相似的一面。章太炎曾说：“要之《七略》分诗赋者，本孔子删诗意，不歌而诵，故谓之赋；叶于箫管，故谓之诗。”{23}在章先生看来，诗歌与赋的区别正在于前者是“叶于箫管”而后者是“不歌而诵”的。这种对诗歌与赋体文学的区分界定实际上说明，抛开作品的音乐特征而言，诗歌与赋体文学两者在文体结构上不仅不存在明显的、本质性的区别，而且应该是比较接近的。《散不足》篇中大量四字句式的运用，给我们直观的感觉是它确实很像诗歌（个别句子还押韵），而且是一种明显地不能被于管弦、只适合吟诵的诗歌。这样看来，本篇文字的赋体化特点应该是一种明显而突出的客观存在。
　　
　　三、“铺采 文”的语言骈俪化倾向
　　
　　从文体特质上说，赋是一种强化与满足人们审美阅读体验的美文。汉赋作家正是通过“铺采 文”来实现他们对文章语言本应极尽繁华靡丽审美理念的追逐。尽管这种追逐常常使赋体文学走向了“辞人之赋丽以淫”{24}的过度文饰，但却也将汉语言文字的华美素质做了穷形尽相般的表现。
　　《文心雕龙•诠赋》：“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辞雅义，符采相胜。”按刘勰的论述，“丽辞雅义”应该是赋体文学的基本特征。但从赋的创作实践与经典作品的文本特征上看，“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的大赋追求“雅义”的创作期许，往往呈现出“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25}的徒劳无功。于是，“丽辞”也就成了汉赋作家实现其审美理想较为现实的单项选择。马积高先生概括汉大赋的特点时说，“其特点是大都以问答为骨架，铺陈名物、排比辞藻，好用古文奇字和双声叠韵词，凡铺排处多用整齐对称的韵语，叙述和提顿处则多用散文句”{26}。这样看来，赋体文学最可把握的另一特点，应该是在语言的层面之上。而“铺采 文”、“极丽靡之辞”又是其基本的语言特征。从这个角度看，《盐铁论》在语言上也明显地具备了这种赋体文学的本质化特点。
　　首先，《盐铁论》的语言，极具“铺采 文”之特色。如《散不足》篇中对食饮的描绘：
　　今民间酒食， 旅重叠，燔炙满案， 鳖脍鲤， 卵鹑 橙枸，鲐鳢 醢醯，众物杂味。……今熟食遍列， 施成市，作业堕怠，食必趣时。杨豚韭卵，狗 马 ，煎鱼切肝，羊淹鸡寒， 马酪酒，蹇捕胃脯， 羔豆赐， 雁羹。臭鲍甘瓠，熟粱貊炙。
　　这种大量堆砌诡异文字或古文奇字，刻意铺陈罗列食物名称，有意识地运用相同部首文字的现象，正如学者所指出的，“是汉赋的一大特色”，或说其“‘同辞重句’床上架屋，是汉赋一望而知的现象”{27}。如果我们把《散不足》篇这段对佳肴羞馔的描绘与汉赋经典作品枚乘《七发》中对相同主题的描绘文字两相比照，其赋体化的特征则更是清晰可见：
　　 牛之腴，菜以笋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肤，楚苗之食，安胡之饭，抟之不解，一啜而散。于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调和。熊蹯之 ，勺药之酱。薄耆之炙，鲜鲤之脍。秋黄之苏，白露之茹。兰英之酒，酌以涤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饭大 ，如汤沃雪。
　　两段文字皆为四言句式，也皆是铺陈罗列食物名称，故意堆砌怪异文字，语言丰博富赡。但其一为汉赋的经典作品，一为汉代的论辩散文，其不同作品身份的相同特征，很容易让我们体会到《盐铁论》文章自身的赋体化特征。
　　其次，《盐铁论》的语言，从总体特征上看，也是比较符合所谓“凡铺排处多用整齐对称的韵语，叙述和提顿处则多用散文句”的赋体语言特征的。作为一部论辩散文著作，其“多用散句”的语言特色固然无需强调，而其“多用整齐对称”之语却也是比比皆是：
　　《结和》篇大夫曰：
　　轩辕战涿鹿，杀两 、蚩尤而为帝，汤、武伐夏、商，诛桀、纣而为王。黄帝以战成功，汤、武以伐成孝。故手足之勤，腹肠之养也。当世之务，后世之利也。
　　《险固》大夫说：
　　虎兕所以能执熊罴、服群兽者，爪牙利而攫便也。秦所以超诸侯、吞天下、并敌国者，险阻固而势居然也。故龟猖有介，狐貉不能禽；蝮蛇有螫，人忌而不轻。故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故仲山甫补兖职之阙，蒙公筑长城之固，所以备寇难，而折冲万里之外也。
　　这种对仗工整、散对相错的语言，即便是今天读来，仍具有一种明显的韵律化或说诗化的特征。尽管这仍然是一般优秀散文所应有的特点，但从文与赋的交叉点上看，说这种句式明显地带有了一些赋体化倾向，应该也是准确的。
　　再次，与赋体文学相类，《盐铁论》的语言也多用韵语，常有押韵现象。清代学者张敦仁早已指出：“此书多韵语。如《大论》篇云：‘是以嫫母饰姿而矜夸，西子彷徨而无家’，夸、家为韵。”{28}杨树达先生在注释《轻重》篇御史所说的“水有 獭而池鱼劳，国有强御而齐民消。故茂林之下无丰草，大块之间无美苗”一句文字时也说：“劳、消、苗，古音同在豪部，为韵。”{29}王佩铮先生诠释《褒贤》篇文学所论“今有司盗秉国法，进不顾罪，卒然有急，然后车弛人趋，无益于死。所盗不足偿于臧获，妻子奔亡无所处，身在深牢，莫知恤视”一节文字时，引陈奇猷《晚翠园札记》道：“死、子、所、视韵。……由此节可悟及全书韵例。”{30}这样看来，《盐铁论》语言上常有韵语，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非鞅》篇文学曰：
　　商鞅峭法长利，秦人不聊生，相与哭孝公；吴起长兵攻取，楚人骚动，相与泣悼王。
　　《崇礼》篇贤良曰：
　　管仲去鲁入齐，齐霸鲁削，非持其众而归齐也。伍子胥挟弓干阖闾，破楚入郢，非负其兵而适吴
　　也。……楚有子玉得臣，文公侧席，虞有宫之奇，晋献不寐。……山有虎豹，葵藿为之不采；国有贤士，边境为之不害也。
　　这两节文字，今天读来，不仅对仗工整，文学所说句子中的“生”、“公”、“动”三字明显协韵；贤良所说的这段文字中，“齐”与“席”、“奇”，“采”与“害”也都是押韵的。
　　承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盐铁论》是标准的论辩散文著作，但由于该书采用了对话问答的基本结构模式，文学贤良在发言之中对汉代的社会现实又多有铺陈排比化的叙述与描绘，而其语言上也有“铺采 文”以及多用整齐对称的韵语等等特色，从而使《盐铁论》一书确实部分地具有了赋体文学的特征。虽然它不是也不可能是赋，但它的很多文章段落却又是完全可以当作辞赋来阅读的。
　　章培恒、骆玉明两先生曾指出：“以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难蜀父老》等文章和桓宽《盐铁论》为代表，西汉中期的散文出现追求对偶工整的趋
　　向。……司马相如之后，像桓宽《盐铁论》这样一种经过整理的关于国家财政方针讨论会的记录，也有很多对偶工整的句子，说明这种文章风格在西汉中期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后来成为东汉散文的普遍特色，继而在六朝发展成骈文。”{31}这种评价，既指证了《盐铁论》语言上所具有的对偶工整的特点，又将其视为六朝骈文的源头之一。这对于我们准确把握《盐铁论》的文学特色与文学史价值，无疑具有了明确的启示与指导意义。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介绍：王永，文学博士，宁夏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研究。
　　
　　① 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91页。
　　②⑨{11}{20} 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诠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0页，第80页，第80页，第81页。
　　③ 《汉书•王褒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29页。
　　④ 《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赞》，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903页。
　　⑤ [刘宋]范晔：《后汉书•蔡邕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96页。
　　⑥ [汉]班固：《两都赋序》，中华书局，1977年版，[唐]李善注《文选》，第21页。
　　⑦{19} [清]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6页，第99页。
　　⑧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附录四•姚鼐〈惜抱轩文后集〉》，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803页。
　　⑩{12}{16}{27} 万光治：《汉赋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第90页，第９４页，第389页。
　　{13}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73页。
　　{14}{22}{25} 《汉书•扬雄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75页。
　　{15}{23} 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第８7页。
　　{17} 《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96页。
　　{18} 《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56页。
　　{21}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诠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页。
　　{24} 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吾子》，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9页。
　　{26} 马积高：《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28} [清]张敦仁：《盐铁论考证》，中华书局，1991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本，第8页。
　　{29} 杨树达：《盐铁论要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
　　{30} 王佩铮：《盐铁论札记》，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70页。
　　{31}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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