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故事素材【关于司马迁对陈涉评价的再审视】
时间：2019-02-12 05:43:3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陈涉 农民起义 礼义教化 富贵 才能 暴力 摘 要：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对暴力统治深恶痛绝，因此对陈涉的首难给以了充分的肯定。但司马迁不是歌颂农民起义，因为陈涉起义无法自始至终保持农民起义的性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将之视为无领地的诸侯争夺天下更切合历史实际。陈涉最终的失败，在司马迁看来，是由其缺乏礼义教化及才能所决定。他贪图富贵享受，脱离群众又缺乏与“举大计”相应的政治才能，迷信暴力，把暴力视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所以招致失败。
关于司马迁对陈涉的评价问题曾是《史记》研究的一个热点，其中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司马迁是否歌颂农民起义，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是肯定，一是否定。肯定者的依据是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说：“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还有《陈涉世家》所谓：“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笔者认为，司马迁肯定陈涉在反秦起义中的历史意义并非等同于他歌颂农民起义。所以，关于司马迁对陈涉的评价问题有必要重新审视。
司马迁之所以给以充分的肯定，首先在于陈涉在暴秦的恐怖统治之下首先发难，实属难能可贵。宋人洪迈说：“秦以无道毒天下，六王皆万乘之国，相踵灭亡，岂无孝子慈孙，故家遗俗？皆奉头鼠伏。自张良狙击之外，更无一人敢西向窥其锋者。”（《容斋随笔》卷十四《陈涉不可轻》）秦国如虎如狼，在其铁蹄底下相继而亡的六国，其孝子贤孙哪去了呢？除张良敢用铁锤砸秦王之外，更无一人敢向秦朝窥见其锋芒。清人陈玉树说得更具体，他说秦朝“荼毒生灵，于斯而极，癸辛虽虐，祸不逮此，海内愁怨，并思亡秦……然而智如徐福，渡海东逝，贤如张耳，隐于监门，勇如梁籍，亡命会稽，举劫于威虐，相顾莫敢先发，”只有“涉以一耕佣奋起垄上”，然后乃“豪杰云兴，秦遂夷灭”（《后乐堂文钞》卷一《史记陈涉世家书后》），陈涉首先发难，然后才引来亡秦的大好形势，这难道不值得肯定吗？执意要“成一家之言”的司马迁对陈涉首难之事大书特书，的确是独具慧眼。
其次，司马迁遭李陵之祸，亲身尝试了暴力统治的残酷。李陵之祸不但摧残了司马迁的肉体，而且对其心灵也是一种极大的伤害。在《报任安书》里，司马迁曾这样描述：“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他受祸之后痛苦不堪，精神整天恍恍忽忽，几曾自杀。要不是为写《史记》这一坚强的信念支撑着，他早已对自己的生命有了一个了断。司马迁身遭惨祸，对暴力统治有着近乎本能的反感，因此在《史记》一书里，凡论及暴力统治他都会不遗余力地加以抨击，对陈涉这种敢于首先发难推翻暴力统治的壮举，自然就要大书特书，反复强调了。
再次是与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后所形成的生死观有着密切的关联。他在《报任安书》里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在《廉颇蔺相如列传》里又说：“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在司马迁看来，知道怎样为正义而死，并非难事，因为它重于泰山，而怎样处理死才是最为困难的。蔺相如处理死的问题是勇怯各得其所，既敢于力挫秦王又对廉颇处处谦让，最受司马迁推崇，所以给以了热情的讴歌。陈涉在生死关头喊出“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涉世家》）这种大义大勇、气壮山河的抉择，也是司马迁十分欣赏的，所以司马迁给陈涉以充分的肯定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对陈涉首先发难的充分肯定并非就等同于歌颂农民起义。要弄清楚司马迁是否歌颂农民起义，首先要界定清楚陈涉是不是农民起义，是否自始至终保持着农民起义的性质。
陈涉起义之时，是个农民，参加起义的人肯定绝大多数也都是农民，从这一角度看，按习惯我们可以称它为农民起义。肯定司马迁歌颂农民起义的人，也是据此而立论的。我们认为，这种宽泛意义上的农民起义，严格说来，它与真正的农民起义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因为按其出身来界定其思想、行为的阶级属性，并据此而得出结论，未免显得简单而武断。其实出身与思想、行为之间未必有必然的联系，如果是必然的，那么我们认识人，认识世界，就没有那么多的盘根错节了。要判断它是不是真正的农民起义，只能看它是否代表农民的利益，有没有提出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政治要求与经济要求，如我国后来的一些农民起义那样提出“均田地”、“均贫富”的口号。田地问题及与此密切关联的贫富问题，向来是农民关注的焦点。农民是处于社会最底层最贫困的弱势群体，这些问题亟待解决。以解决这些问题为宗旨的起义，那才叫做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否则称之为什么什么的暴乱，称之为土匪也未尝不可。在历代农民起义中，太平天国起义被公认为最完整意义上的农民起义，是我国旧式农民起义的高峰。之所以是这样，就在于它把千百年来农民对拥有土地的渴望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比较完整地表达了出来，成为农民起义的政治经济纲领。陈涉提出的是什么口号呢？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以此作为起义的号召，与其说是农民的思想倒不如说是普遍的人性诉求。因而有人论及陈涉的起义，说它即使是农民起义也很快就蜕化为诸侯角逐中原，争夺天下的战争。这是很有道理的。既然无法自始至终保持农民起义的性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那么说司马迁是歌颂农民起义也就无从谈起。实际上司马迁也只是将陈涉作为诸侯而已。
司马迁说：“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秦楚之际月表第四》）司马迁把陈涉、项羽、刘邦相提并论，并说“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安在无土不王？”（同上）他们三者，不都是作为一介平民起自于闾巷（里弄）吗？哪里见得“没有领地就不能称王”的道理呢？司马迁分明是将他们作为没有领地的诸侯王，而他们的区别就在于陈涉首先发难，项羽奠定灭秦的大局，刘邦真正登上王位，陈涉、项羽虽曾一时号令天下，但最终被淘汰出局。
陈涉、项羽为何最终被淘汰出局，正像在《项羽本纪》里论析项羽一样，司马迁对陈涉也“原其所以败之故”（明代杨慎《史记题评》卷四八），作了深刻的揭示：
一是陈涉缺乏应有的礼义教化，贪图荣华富贵的享受，导致脱离群众而使他最终走向失败。司马迁写人物传记善于在开头写一二个故事，从小事件展现传主的性格志向、品德才能，以预示传主未来发展的走势及其结局。这样的例子较多，如《李斯列传》开头写了仓鼠厕鼠的故事就很典型，近人叶玉麟说：“斯毕生得失，在入仓观鼠一段，全罩通篇。”（《批注史记》）《陈涉世家》开头所写“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的故事与之异曲同工，也有“全罩通篇”之妙。故事说明陈涉胸有大志，但其所谓的“鸿鹄之志”仅是为了“富贵”而已。另外他自视甚高，把人随便就视之为“燕雀”（即没有大志，没有作为的凡夫俗子），有轻易蔑视他人的思想倾向。这一切，都是造成他日后起义失败的根源。他起义仅仅六个月，是成是败，是存是亡，尚未有眉目，可已迫不及待来享受荣华富贵，住的是富丽堂皇、又大又深的宫殿，让旧时的伙伴惊叹不已。伙伴之所以要到处说陈涉当年穷困不得志之事，就在于陈涉前后的反差太大了，给他心灵造成震撼而不得不一吐为快，这是一种自然的心理反应，陈涉轻易地杀掉伙伴就不应该了，这与他贱视他人的思想观念有关。而他的贪图富贵，在司马迁看来，更是与他的缺乏应有的礼义教化，节制欲望，有着密切的联系。
司马迁十分重视礼义教化，能否尊礼重义，成为他评判事物的标准。在《礼书第一》开篇便说：“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司马迁说他看了夏、商、周三代对礼制的增减，才知道礼制是根据“人情”、“人性”来制定的。而什么是“人情”“人性”呢？那就是“人欲”。他说：
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义所以起也。故礼者养也。①
司马迁认为人生而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愤怒，愤怒没有度量就会去争，争就会乱。古代的圣王不愿意看到乱，就制定了节制欲望的礼和体认本分的义，它既要讲满足人的一般的合理欲望，又要让人不至于以穷尽物质，使物质屈从于欲望为满足。物质与欲望二者要“相待而长”（即相互增长），保持一种平衡的状态，不要让欲望恶性膨胀。司马迁把礼义制定的由来及其功用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司马迁强调礼义，有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一面，对于富于反抗精神的陈涉来说殊不可取，但其强调节制欲望，有合理的一面。司马迁强调节制欲望，认为凡违背礼义而放纵欲望者都没有好下场，并且在《史记》一书里揭示了这样的大量的历史事实。从司马迁的角度看来，陈涉当然是不讲礼义的放纵欲望者。放纵欲望，贪图富贵享受，加上有轻视“凡夫俗子”的思想倾向，使他的目光变得短浅。如果他以广大的农民利益为重，提出类似“均田地”，“均贫富”这样的口号作为号召，让广大的农民为自己的利益而战，为正义而战，情况就会好得多。这样的口号的提出在当时也并非不可能。当起义军打进关中时，秦少府章邯建议二世赦免骊山刑徒和奴产子，编成军队，以对抗起义军。这些人，原先都是奴隶，一旦赦免为自由人，又当上兵，其战斗力非常强，所以一败周文，二败田臧、李归，三败邓说，四败伍徐，五败上柱国房君等等。起义军纷纷败在他们的手下。章邯的这种做法，对陈涉来说应该有所启发才是。然而陈涉心目中只有自己的王侯将相梦，一心一意要占有尽可能多的社会资源，享受荣华富贵又轻视凡人，这可谓一叶障目，使他看不到这其中的奥妙。
二是陈涉“才能不及中人”。这话出自附在陈涉本传后边的贾谊文章，虽未免夸张，但如贾谊所说：“非有仲尼、墨翟之贤”，“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乡时之士也”，却是不争的事实。司马迁向来重视智慧、谋略在解决问题上的重要作用，所以《史记》全书写了很多以智慧、谋略取胜的故事，赞美了很多有为的贤能之才。陈涉的不足于成事，也就在于他缺乏相应的智慧与谋略，未免有志大才疏之嫌。上面论及章邯赦免奴隶而他未能从中得到启发，除了贪图富贵作祟之外，其悟性不足，也是个中原因。说他完全没有悟性也是失之公允的。当他派出征讨暴秦的武臣自立为赵王时，他立即“捕系武臣等家室，欲诛之”（《陈涉世家》）。经人指点，他能马上明白过来。因为“秦未亡而诛赵王将相家属，此生一秦也”（同上）。也就是说杀武臣等人的家属致使秦未灭而又生出一个劲敌来，当然不是个办法。这事他能明白，毕竟是显而易见之理。至于杀旧时伙伴，事情看似简单却实际蕴含着更为复杂而深刻的道理，他是没办法明白其中的奥妙了。这事关系十分重大。他杀了伙伴，司马迁马上写道：“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同上）陈涉败相由此马上显露。
陈涉政治才能的平庸，使得他处理事情太过于简单。本来他是暴力统治的牺牲品，已沦为“�隶之人”，“迁徙之人”（贾谊《过秦论》），生死未卜，对秦朝的暴力统治的不得人心应该是深有体会。而他的首难能迅快引起一呼百应，也在于秦朝统治的残暴，这是显然的道理。但他倒迷信暴力。可以说陈涉是以暴力起家而最终称王的。对暴秦，不得不采用暴力，以暴抗暴，情有可原，但自此将暴力视为解决任何问题的唯一手段，那就大错特错了。陈涉迷信暴力，解决问题只会使用暴力，他杀旧时伙伴是如此，重用朱房、胡武更是如此。朱胡两人，一为中正，一为司过，负责纠察群臣的过失，凡命令下去稍不听从的就抓来治罪，以办事苛刻细密来表示对陈涉的忠心。他们是陈涉的左右手，陈涉对他们十分宠信。迷信暴力，除了德行问题之外，其实缺乏政治才能导致处理问题的简单化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才与德可以构成互补关系。有德便可避免杀故人及用朱房、胡武之过。但有才也可以避免无德所可能产生的错误。对执掌军政大权的人物往往难求之以德，只能求之以才。有才便有识，有识便懂得施行仁义的重要。刘邦不见得有多大的德性，但他起码懂得“约法三章”，施行仁义的重要。范增曾对项羽说：“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项羽本纪》）这番话也足见其识见弥补了他德性的严重不足。刘邦的胜出并非没有道理。司马迁在写陈涉杀故人及重用朱、胡之后，马上说：“此其所以败也。”陈涉主要是政治才能低下（项羽主要是残暴而显得无德），使他无法避免无德之行。如此之人，如此之举，岂有不败之理？
当然，对暴力深恶痛绝的司马迁，更主要的还是从道德层面去看问题。写《秦始皇本纪》，以贾谊《过秦论》一文殿之于后以代自己之论赞，写《陈涉世家》再次以《过秦论》殿之于后，恐怕是深有用意的。秦始皇创建的大秦帝国因施行暴政而变得不堪一击，而首先给它这一击者因一味施行暴力而最终也未能建立起自己梦想的王朝，不都是“仁义不施”之故吗？司马迁之所以写得如此含蓄，就在于太珍视陈涉的首难，不忍心去给他以太多的否定而让这一形象湮没，客观地记录历史也就够了。因此有人论及司马迁对陈涉缺少热情的歌颂，这的确是事实。
综上所述，司马迁对暴力统治深恶痛绝，因此对陈涉的首难给以了充分的肯定。但陈涉起义无法自始至终保持农民起义的性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说司马迁歌颂农民起义当然无从谈起。陈涉贪图富贵享受，脱离群众又缺乏相应的政治才能，致使迷信暴力，把暴力视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结果招致失败。
（责任编辑：原 琳）
作者简介：范 �（1955- ），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
① 有学者认为《礼书》序确系司马迁所作。正文从“礼由人起”至“是儒墨之分”，采自《荀子・礼论》。笔者认为尽管如此，其精神和司马迁序里所体现的礼义精神仍是一致的，故引用时仍归在司马迁名下。
参考文献：
[1] 王明信，俞樟华著：《史记研究集成第十卷・司马迁思想研究》。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