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宏_金末杨宏道散文创作的史家意识
时间：2019-02-12 05:45:3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杨宏道（1189―1272）的文学创作秉承了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优良传统，这种精神尤其充分地展现在了他的散文中，本文主要通过赋、序中的讽谏意识、记体文中的存史补缺思想、祭文中的史家笔法三个方面来探讨杨宏道散文创作的史家意识，以见教于方家。
关键词：金末 杨宏道 散文 史家意识
贞 南渡后，金朝内忧外患丛生，处于风雨飘摇之境地，基于此，金末士人纷纷通过写作来揭示社会矛盾，通过著述来保存金源一代历史，通过评判人物来树立自己的价值理念，金末杨宏道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杨宏道主要是作为诗人活跃于历史长河中，如金元士流乃至清代四库馆臣都对其诗评价颇高，对其散文创作则有所忽略，想是其散文受到了理学影响而具有浓重道学气息的缘故。当然，杨宏道散文具有它的价值，我们应该给予一定的关注。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目前学界对杨宏道散文的研究只有魏崇武先生的《金末元初杨宏道散文片论》一文，文章分析了杨宏道的生平、杨宏道散文的思想感情及艺术特点：杨宏道散文充斥着对自身窘境的展现；杨宏道散文真实地表达了他对出仕的渴望；杨宏道散文体现了一种温厚的特点①。魏文见解深刻、独到。本文主要分析杨宏道散文创作的史家意识，望见教于方家。
一、赋、序中的讽谏意识
杨宏道现存赋作两篇，其中《临水殿赋》（《小亨集》卷一）思想性、艺术性都较高，此赋是作者初到汴京游临水殿时所作，开篇写宫室的营建“当率由乎旧章”，既而言楚之章华、秦之阿房与周之灵台、汉之未央一毁一誉，原因在于“周汉之示制度”而“异夫秦楚之为淫荒者”，从而引出临水殿的建造并未循乎旧章。作者进而将临水殿昔日的繁华景象与今日的断壁残垣进行对比，以感叹宋朝的兴亡。文章似写汴京临水殿，亦隐射金中都之临水殿。我们知道，临水殿建于宋政和年间，属于金明池，金世宗时大兴土木，于中都亦曾建临水殿，属于万宁宫；宋金统治者为修建皇家园林都曾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据史料记载，宋人运送太湖之石入汴，“金人载此石自汴至燕，每石一准粮若干，俗呼折粮石”（清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金宣宗南渡后仍然大兴土木、奢侈享乐；文中所提到的“想夫临幸之初”不仅指宋帝，亦当暗指金帝，因为两朝帝王都曾分别游幸汴京、中都之临水殿。由此可见，作者借写汴京临水殿，隐约间对金朝统治者因为滥用民力而导致金朝败亡的历史命运做了深刻的思考，具有积极的讽谏意义。
杨宏道的送序文，也体现了对社会现实的讽鉴意识，如《送张景贤张彦远引》（《小亨集》卷六），作者首先引用《诗经•鲁颂•泮水》“顺彼长道，屈此群丑”，“矫矫虎臣，在泮献馘”语，歌颂鲁禧公修泮宫以及与其他将领征战淮夷的功绩，突显了他能文能武的优秀品质；引用《礼记•礼器》孔子言“我战则克”以说明“文武非二道”。作者又以“首戴武弁，嫉文吏如仇雠”的宦官专政导致了唐朝的衰落，晋 、东汉祭遵、西晋杜预、西晋羊祜等四人能文能武之例，从正反两方面进一步说明轻视文吏的现象之不可取。
杨宏道在文中反复强调儒者亦能武的现象，这与金末鄙薄文吏的社会风气针锋相对：“甚哉，风俗之移人也！南渡后，吏权大盛。自高琪为相定法，其迁转与进士等，甚者反疾焉。故一时之人争以此进，虽士大夫家有子弟读书，往往不终辄辍，令改试台部令史。其子弟辈既习此业，便与进士为仇，其趋进举止，全学吏曹，至有舞文纳赂甚于吏辈者。”②作者对金末嫉文吏如寇仇现象的不满，也是作者自身不幸遭遇的哀鸣：“余 书生也，学不足以起身，文不足以明道，然而不为流俗之所惑者，盖尝深考古道，笃信圣人之言故也。自经丧乱，身外无族。有子既冠，远游未还。年将四十，被檄西来。借一军职，有名无实。若此而与夫啖腴饮醇者同责其畏避而不事事，不亦冤乎!”③由此感叹：“后世惑于流俗，不知文武同方，而失其所以用人，使贫贱之士进退狼狈，而不知其所为。”
杨宏道的送序文，也体现了对古代礼仪的维护和对金代科举制度的不满情绪，如《送王仲泽任宁陵县令引》（《小亨集》卷六）开篇名义，突出了古道之不可废：“得非礼主于敬，敬以立行，行以孝为本，孝以勉丧事为难乎”，所以孔子认为宰我欲改革三年之丧是不仁的表现，且以“于汝安乎”责之。在杨宏道的时代，像宰我那样，在丧礼上不遵守古制的人极其常见，而王仲泽（王渥）能守礼以终制，这是作者所赞赏的，作者进而表明自己的观点：“立行之本于流俗既衰之后，举礼之难于叔世巳坏之后，移之可以事君，推之可以从政矣。”有意思的是，作者并未接着上文发论，而是采用史传笔法，以“初”字领起，叙及金宣宗时期的举荐制度，作者通过举荐者多于他人，进一步突出王渥的德行。到此，笔锋一转，言及王渥作为进士入仕进阶的艰辛：“自登进士第，以青衫九品职应辟书、居油幕者，殆将十年，而人无言焉。”这正可证之于刘祁《归潜志》“一举成名天下知，十年窗下无人问”④之语，对此，作者感慨颇深，隐约地表达了对金代科举制度的不满情绪。最后文章写王渥被唐邓帅府征辟，以及敕授宁陵县令的经过，点明题旨：“故于君之赴宁陵也，唯述其能行三年之丧，夫岂简君也哉！”也就是说王渥既有德行，又能于政事，而不是他仅仅能行“三年之丧”。总体上看，文章虽为王渥赴宁陵县任职所作的引文，但却表达了杨宏道对儒道思想的坚定信念，且叙及金代的举荐制度以及科举制度等，行为也显得较有波澜。
二、记体文中的存史补缺思想
杨宏道的记体文相对其他文体较多，所反映的内容也比较广泛，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体现了“以文存史”的意识，如杨宏道《重修太清观记》（《乾隆历城县志》卷十八），此文作于“著雍， 滩十月”（戊申年，1248年十月，即宋淳 八年，蒙古贵油汉三年），文章首先概括交代了金大定间全真教始兴，接着描述金贞 南渡、壬辰金溃后，士族良民流离失所，纷纷潜身于道庵以避战乱，最终得以自保的现象。实际上，金元之际，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由儒士而投身道门的有李益、孙伯英、刘志厚、石志坚、高道宽、褚志通、李和甫、李志常、史志经、李志全、申志贞、冯志亨、张本、陈志玄、秦志安、李鼎、杜招抚（先）、姬志真、范圆曦、王巨济、王志谦、杨鸿（云鹏）、李道谦等人，又有些人在大蒙古国任职后，苦于政事，脱身归道，如李子荣、韩仁等⑤。这些人入道时间跨度从13世纪初直到13世纪中期，与杨宏道文中“盖天假全真之教为渡人之航于数十年之前，而能济斯人与数十年之后”的记述正相吻合。文章的重心在于叙述历史事迹，次又介绍太清观的地址及重修经过，内容都很简略，而不像李俊民之《重修太清观记》正面详细介绍重修时的构造布局。
有关金代社会政治制度的沿革在杨宏道的记体文中也有体现，如《裕州防御史题名记》。郭预衡先生根据独孤及《江州刺史厅壁记》指出：“厅壁之记，始于郡国公堂屋壁之记事，而且是延续了古代的史官书事的。”⑥本文属于官厅题名记，文章详细记述了从楚之方城到金之裕州设置的始末，其间兴衰起伏，可谓备至，而且重点说明了金代刺史的行动权限与裕州防御史的名称由来：“国制，刺史职五品，受约束于大镇，而不得专。是州县之名虽殊，其施为举措，亦无以大异。今主上即位之四年，有司再以为言，乃更刺史为防御使，首以某官莅之。”文章进一步通过唐之广文馆之闲曹来突出金代裕州防御使权力的实用性。这些内容对研究金史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也可与《元史》相参照⑦。此文在叙事上亦不落俗套：“其山川控带，户口、兵赋，刺史题名记备矣，此不复云。”正体现了作者“以文存史”意识的自觉。另外，作者并非简单陈述事实，在文中还夹杂有个人的主观评判，使得其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史论与政论性质。
需要指出的是，杨宏道散文尤其是他的《事言补》对金末文化风习的记载，也是杨宏道以“立言”来实现人生的价值重要方式。作为“三不朽”之一的立言是文人儒士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方式之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文人儒士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来实现人生之理想，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人生遭际的不幸。杨宏道生逢乱世，遭遇朝革代变，他曾有凌云之志，然而多所不遇，所以杨宏道藉《事言补》以立言，使得自己的人生更有意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自世变不一，有委心於权谋，谓之知；死心于势利，谓之通；苦心於雕虫篆刻，谓之文。故立德者鲜，立功者鲜，立言者亦已鲜，久矣。嗟乎！士君子所以垂宪于后，顾所学何如耳，遇不遇，不论也。素庵杨先生少羁孤，致力古学，为名辈所推重，尝著《事言补》三卷。”（元魏初《青崖集》卷三《素庵先生事言补序》）
三、祭文中的史家笔法
由以上分析可知，杨宏道的记体文如《重修太清观记》《裕州防御史题名记》《事言补》等具有明显的史家意识，但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记体文的文体特征以及所记述的内容所决定的。而在杨宏道的另外一些文体如祭文中，作者则有意打破文体的限制，在文中杂以当时的历史大事，体现了明显的史家笔法，如《祭刘副总管文》（《小亨集》卷六）。总体而言，《祭刘副总管文》符合祭文的格式特征，如祭文开头：“维……年……月……日，襄阳府府学谕杨某，拈香酹酒，告于故权京西副总管刘君之灵。”结尾为“魂而有知，庶几听之”。此与韩愈《祭柳子厚文》类似。⑧
按照常理，“祭文与墓志不同，墓志多以记述死者的生平、赞颂死者的功业德行为主，且多为请人代笔之作。而祭文则偏重于对死者的追悼哀痛，多是作者为亡亲故友而作，虽也追记生平、称颂死者，但感情色彩比较浓厚，所谓‘祭奠之楷，宜恭且哀’（徐师曾《文体明辨•祭文》），因此祭文多带有抒情性”⑨。但杨宏道《祭刘副总管文》既不同于一般的墓志铭，也不同于一般的祭文。如：“惟君之先，贵重于辽，辽亡入燕，袭爵百载，必有道也。绍定癸巳，以邓来奔。越明年，改元端平，正月巳酉，王师克蔡。乙卯，疽发背卒，无后，亦必有道也。”叙述了死者家世曾贵重于辽，辽亡入燕。死者又以邓投宋，接着插入宋端平元年正月王师克蔡（河南汝南），最后才是写死因：疽发背卒。作者叙事犹如历史编年，文字虽然简短，但始末备至，颇得春秋笔法之致，与其说是哀悼死者，毋宁说是以此记史。作者甚至数落其祖上的叛国传统，对死者以邓入宋的行为表示不满，而且对他发出了无情的痛斥：“无后，亦必有道也。”此与祭文“兼赞言行，以寓哀伤之意”（明徐师曾《文体明辨•祭文》）的本意是背道而驰的。
但杨宏道在文中对死者的评价并非一无是处，毕竟是祭文，所以对死者之行为也不全然否定：“某所以祭且吊者，武仙执迷，不复唐州，不知天命，诖误而死者，不知其几何。如邓民穰穰，咸获更生，以武仙唐州方之，实亦有赖于君焉。”不仅如此，作者对死者进行祭吊的原因仅是死者在邓民获生这个环节上做出了贡献，在这一点上是通过与武仙行为的对比中彰显出来的，显而易见，作者虽是祭吊死者，但却杂入了对他人是非的评价，所以，其祭文具有了一定的历史品评意识。即使是哀悼祭吊，作者亦不敢徇私，其对死者功劳的评价是很客观的：“此众论之公也。某寓邓六年，蒙君以客礼待，燕游乐乐，无不与焉。此一己之私也，苟无公论，不敢遂其私。”
由以上分析可知，作者在祭文中以叙述死者的家世背景以及死者个人的功过是非为主，祭悼之辞较少，在文中只有简单的一句“呜呼，哀哉”来表达作者的情感倾向。而且在评价人物事迹时也不隐晦，对死者的行为有褒有贬，比较客观，在叙述时以编年的形式杂入当时的历史大事以及对他人功过的评价，从而使得这篇祭文具有了明显的史家意识。
四、结 语
面对金朝积弊，杨宏道积极地通过创作来揭示社会的矛盾，以讽喻社会现实，同时在国破家亡之际，他也像元好问、刘祁等文士一样，通过著述来保存金源一代历史，以使金代典章制度等不至于湮没无闻，在追悼念亡灵时，他的散文也秉承一种客观实录精神，体现了对史家“不虚美、不隐恶”优良记事传统的继承。由此，其散文创作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① 郭英德.励耘学刊•文学卷（2007年第2辑，总第6辑）[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91―101.
② 崔文印点校.归潜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71―72.
③ 平凉守借一军职使宏道谋生，宏道以位不称才，决计辞去。见王庆生.金代文学家年谱[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1374.
④ 崔文印点校.归潜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74.
⑤ 赵琦.金源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8―25.
⑥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373.
⑦ 元史•地理志二[M].裕州：“唐初置北澧州，又改鲁州，后废为县，属唐州。金升为裕州。旧领方城、舞阳、叶县。元初即叶县行随州事，就置昆阳县为属邑。”
⑧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414.
⑨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415.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