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几本外国版画集想起的 德彪西版画集
时间：2019-02-13 05:40:1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书橱里的书在不断地添加，过一些时候总得把它调整一遍。说实在的，也只有在调整书的安置地位时，才有机会去浏览一下过去的藏书。最近翻阅一下好多年前收藏的几本外国版画集，都是国内的版本，经过了灾难性的“十年动乱”仍然得以生还，总算是万幸。披览之余，不禁勾引起许多往事来。
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麦绥莱勒的四种连环木刻画《一个人的受难》《光明的追求》《没有字的故事》《我的忏悔》，我原来保存有全套，现在只剩下一本残缺不全的《光明的追求》了。这四本小巧精致的画册，是一九三三年我在重庆购藏的，当时重庆刚刚新开设了一所良友图书公司的分销店，在布置得十分精雅别致的橱窗里，陈列有麦绥莱勒的这四本连环木刻，我便毫不犹豫地用平时省下的零用钱把它买下来。这四本画册在编辑、印刷、装帧上都十分讲究，使人反复欣赏，爱不释手。我从小就爱好绘画，也喜欢书，买书总要先拣附有插图的版本买。但对于一般坊间出版的连环画，我与其说是在欣赏它的艺术，不如说是为了看文字的故事内容，我觉得当时艺术水平较高的连环画是不多的。麦绥莱勒的四本连环木刻，使我发现了绘画艺术的新天地：第一，过去我对于图画的喜爱，只是从审美的角度去欣赏，仿佛除了好看以外，就得不到什么别的东西。这回却使我明白，原来图画也可以表现人的丰富思想感情内容；第二，过去总认为有色彩的绘画要比单色绘画更丰富、耐看，更有表现力，这回却使我看到单纯的黑白艺术，竟会达到如此深刻、丰富的表现力，竟能取得为色彩艺术所不能代替的持久不衰的艺术效果。麦绥莱勒的四本连环木刻使我从朴素、典雅、刚劲有力的黑白色块和线条的组织中，领会到与我在思想情绪和审美趣味上更加合拍的东西，也使我意识到艺术家在黑白世界中有施展自己聪明才智的无限广阔领域。我当时已立志要从事绘画，并决心要为探索黑白艺术的奥秘而努力奋斗。
一九三四年，我考进了上海美专的西画系，在课堂上学的是素描、水彩和油画，而我更感兴趣的却是木刻。当时艺术学校没有木刻这门课程。自己身在艺术学府，自然掌握了一些绘画基本技术和知识。因此，常常看到国内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木刻作品毛病很多，其原因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木刻与绘画无异，基础仍在素描”。所以，我当时并没有急于握刀向木的愿望，倒是想在素描上多下些功夫，以利于日后在刻刀上有所发挥。特别是当我看到鲁迅编印的《士敏土之图》(德国木刻家梅斐尔德作)和《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之后，更使我认识到鲁迅先生的教导是千真万确。梅斐尔德和珂勒惠支以及麦绥莱勒都是以粗豪力强的表现手腕著称，也正如鲁迅先生所分析的，不论是象梅斐尔德那样“很示人以粗豪和组织的力量”，或是象珂勒惠支那样“是阴郁的，虽然都在坚决的动弹，集中于强韧的力量，这艺术是统一而单纯的――非常之逼人”，以及象麦绥莱勒那样“刀法简略而黑白分明，非基础极好者，不能到此境界”，都说明这些大师如果不先掌握有扎实的绘画基本功，是不能成为出色的版画家的。
当时上海的美术学校是传播西方现代派艺术的大本营，学生们只知道毕加索、马提斯、夏迦尔、特朗、裘绯、达里、康丁斯基的名字，而且认为只有毕加索、马提斯的素描才是当代第一流的素描。《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的出版，打破了许多人的这种偏见，她使人信服地证明，现实主义画家的深厚素描功力，不仅不逊于现代主义的画家，而且在表达人物的性格特征与内心精神世界方面，是远远超过他们。《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大长革命画家的志气，并给了许多倾向进步的青年艺术学徒以莫大的鼓舞和信心，使他们能够把正确的艺术方向和刻苦的磨练艺术技巧的任务很好地结合起来，避免将来成为“空头的艺术家”，这是这本集子在当时给予我们的宝贵启示。如果说，珂勒惠支的作品教育了我们这样的年轻艺术工作者整个一代，一点也不是过分。和我同时代的从事革命美术活动的朋友们，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从她的作品中获得有益的营养。在战争年代，当我们四处奔波流动的时候，为了轻装，不能不忍痛扔下许多心爱的画册，只有珂勒惠支、麦绥莱勒的画集以及《引玉集》《苏联版画集》一直带在身边，不离左右。无论是一九三八年在武汉政治部第三厅的美术工场，或是后来在延安鲁艺美术系，都把它作为学习和工作中的重要参考材料。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当我离开延安前夕，把《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赠给了美术系一位快要上前方去的同学。我回到重庆后，想买到同样的版本已经不可能了。在一九四一年秋，才从生活书店购得香港“新艺社”出版的一种二十四开本的《凯绥・珂勒惠支画册》和另一本同样开本的《果耶画册》。这本《凯绥・珂勒惠支画册》收集的三十二帧作品，大部分是三闲书屋版本里所没有的，但卷首转载了三闲书屋版本
刊载的由史沫特莱撰写由茅盾翻译的一篇序文。《果耶画册》的内容是这位西班牙画家有名的铜版组画“战争的灾难”共八十三幅。在抗战时期，看到这两本画册，感到特别亲切和有用，因为当时中国人民正经历着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的严重斗争，画册里所表现的内容，也正是和中国人民一样所身受的苦难和血泪的历史。同时，也正是需要有良心和正义感的画家，象几百年前的果耶和现代的珂勒惠支那样，把侵略者、剥削者的罪恶向全世界善良的人民进行有力的揭露与控诉。这两本画册印数不多，发行到内地的更有限，在艺术界中引起珍视是自然的。一九四三年秋，我在育才学校美术组任教时，有两位美术界友人把这两本画册借去。不久，他们要去新四军参加工作，我便把画册赠给他们作为纪念。到了一九四八年春，我从南京去香港，经新波介绍，我认识了叶灵凤，他原来就是当年“新艺社”的主持人，他听了我说起这两本画册的经历时，便慨然把自己仅存的两本《凯绥・珂勒惠支画册》中的一本赠给了我，一直珍藏至今。
就在那年，香港人间画会一位同志谢子真从书店购得一本美国出版的《珂勒惠支画集》，包括画家一八九七至一九三五年的作品。我们看了都喜出望外，后来大家设法集资，以人间画会名义出版了一本《凯绥・珂勒惠支之画》，共选印了三十七幅作品，由谢子真同志根据原文版材料写了一篇有关画家的详细介绍文字印在卷首。这是国内第三本介绍珂勒惠支的画集，印数不多，出版后不久即销售一空，现在我手头还保存了一本样书。多年来凡经我手在报刊上介绍的珂勒惠支作品，大部分都是从这本集子里翻印的。
现在我还保存有一本鲁迅编选的《引玉集》，是解放后上海出版公司的翻印本，原来由三闲书屋印行的版本，早在抗战初期便散失了。回想在一九三五年，我和美专的两位爱好木刻的同学，在北四川路内山书店每人购得一本刚出版的《引玉集》时的欣喜心情，是难以用文字形容的。《引玉集》给我们打开了认识社会主义艺术的大门，过去我对苏联的文艺作品倒是看过一些，可对苏联美术却是一无所知。克拉特珂夫的《士敏土》、绥拉菲莫微奇的《铁流》、高尔基的《母亲》、里别进斯基的《一周间》、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贺非译本)等小说，我在中学时代便已读过。到上海后，急于想找到这些名著的插图本而不可得。在《引玉集》里，使人意外而兴奋地看到毕斯卡莱夫为《铁流》作的木刻插图和亚历克塞夫为高尔基的《母亲》所作的木刻插图，还有其它版画家作的文学作品的木刻插图，真是大开眼界。它使我从西方现代派艺术世界以外，还看到另一个社会主义的艺术世界，尽管这里看到的只是很小的一角，也使我们从那里感受到一股格外清新、明朗、健康的空气，令人耳目一新，从此大家对苏联美术有了初步的认识。等到一九三六年“苏联版画展览会”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开幕时，我们对社会主义艺术便有更进一步的了解。那里不只是木刻，还有铜版、石版、水彩、水墨画、素描，内容也不全是政治性的宣传，而是广泛地表现了社会生活和自然生活的丰富多彩面貌；表现形式、手法也不拘一格，各有千秋。但它和西方现代派艺术截然不同的是，这样的艺术是与广大人民群众密切结合的艺术，是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理解的艺术。展览会闭幕后不久，便由蔡元培、鲁迅分别撰写序文，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了一本十分精美的《苏联版画集》，它和《引玉集》可以列为姊妹篇，而《苏联版画集》的内容更为充实丰富，在艺术青年中流传更广。它的出版意义还不仅在于介绍了苏联新艺术的成就，还使人们通过这样的艺术了解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新生面貌，看到了人类的前途和希望。这本画集对于帮助我坚定地从事版画艺术和遵循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信念起了很大作用，我一直把它当作常备的重要参考书。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当我离开延安以前，才把它送给美术系一位十分珍爱此书的同学。我回到重庆后，又托朋友从香港买了一本寄给我，仍然是一九三六年的版本，经过了四十五个春秋，保存到现在，有时翻阅起来，感到每幅作品都印得那么清晰而近乎原作，比之现在出版的许多版画集的质量还要高得多，这不能不归因于当时的编辑出版者对艺术、对广大读者的高度责任感了。
一九四三年春，在重庆由中苏文化协会举办了第二次“苏联版画展览会”，我当时参加了展出的筹备工作，在展出之前已仔细观赏过全部展品，并撰写了两篇文章，准备在《新华日报》和《中苏文化》杂志上发表。这次展品不仅是题材范围广泛，除了有表现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许多惊心动魄的场面以外，也有极富抒情诗意的风景和美丽的花卉静物。表现形式除了黑白木刻以外，还有大量五色缤纷的套色版画，刻制印刷技术之精到，正如郑振铎先生后来在《苏联木刻》画册的序文中所写的：“有好几幅彩色版画，几可与油画相争竞。”当时虽然因战争的关系，交通运输不便，这批作品不能运到其他地区展出，但在四川省内也巡回展出了几个县市。大家都希望有哪一家出版社能象上海良友图书公司那样，出版第二本《苏联版画集》，使这些精彩的作品能广为流传，那当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啊！可是在当时物质条件困难、连报刊发表版画都不能制成锌版而要用木刻原板送上机器以供印刷的情况下，哪有一家出版社肯花这么一笔浩大的制版印刷费来印行高质量的画册呢？在那年秋天，良友图书公司的负责人之一张沅恒先生由桂林来重庆，曾经找我商谈出版《中国抗战木刻选集》的事，他打算以过去出版《苏联版画集》同样的规格来出版一本《中国抗战木刻选集》。我就向他建议，是否可以再出一本《苏联版画集》，他原则上表示同意，但要先出版了中国的再说。后来终于因为条件不足，连中国的一本也未能实现，就更谈不上考虑别的了。但是这批苏联版画原作的保存问题，一直使人放心不下，因为我知道在巡回展出中已经散失了一些。如此珍贵的原作，如果在鲁迅先生手里，是会视若珍宝、比自己的生命还要可贵的。当时苏联艺术家联盟组织委员会A・格拉西莫夫《致中国木刻界同志》的一封信中，热情洋溢地说明要把这些版画作品全部赠送给我国的木刻家，作为两国版画家之间深厚友谊的标记。可是当时中苏文协当局竟没有按照他信上的意见办事，我们也毫无办法。到了抗战胜利以后，中苏文协理事葛一虹同志把这部分原作带到上海，由天下出版公司在一九四七年编印了一本十六开本的《苏联木刻》，请郑振铎先生作了序言，这里只收集了三十七幅作品，已远远不能窥其全貌了。我记得象史塔洛诺索夫的《芬兰前线》、康士坦丁诺夫的《防御战》、波列珂夫的《防空壕里》、梭阔洛夫的《克里姆林宫河畔》、毕可夫的《莫斯科保卫战》等一些十分精彩的作品都已荡然无存了，真是莫大损失。但是这本薄薄的画册，总算保留了一部分这次展品的面貌，为这次有历史意义的展出留下了宝贵的形象印记，应该说是编者的一大功劳。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出版印刷条件当然比战时的大后方强得多，可是，对外国版画的介绍翻印，仍然不大引起出版界的重视。原来良友图书公司的赵家璧先生到了晨光出版公司，继承了过去“良友”的传统，为介绍翻印外国版画作了不懈的努力。在他的策划下，首先约请萧乾先生编印了一本和《苏联版画集》同样版式的《英国版画集》，内容也相当丰富，卷首有萧乾撰写的长篇序文，卷末附有每位作者的文字简介，这都是十分必要的工作，对读者很有裨益。赵家璧先生还有意约我编一本《法国版画集》，和苏联、英国的两本配套。我当时手头的资料有限，只有一本法文版的《三十位书籍插画家》，大部分是版画作品，这本画册因借去的人次太多，已经变成活页散装了，后来请友人范用同志拿去重新装订，才焕然一新。但只此一本资料，也无法编成一本较有份量的画册，原来的打算一时不能实现。当时我正供职于法国新闻处，平时曾把一些法国版画作品以发稿方式在京、沪报刊上发表，前后也积累了几十幅之多，其中大部分都是从《三十位书籍插画家》一书中选出来的。我利用这批用过的锌版，把它编成一本包括有三十九幅作品的《法国木刻选集》，卷首附上自撰的一篇序文，在叶圣陶先生的支持下，由开明书店出版，虽然在内容和出版水平上都不够理想，但在当时翻印外国版画出版物不太景气的情况下，三千册的印数，很快也就脱销。这大概是解放前国内介绍外国版画的最后一本画集了。
解放后三十多年来，我们有了许多优越的条件，可以把介绍翻印外国版画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可是从过去的情况来看，不但出版这方面画册的种类很少，而且出版质量也不高。现在重读若干年前鲁迅先生和其他一些热心于此道的先生们所编的外国版画集，实在令人感佩，也使人感慨！希望今天的出版界和美术界能重视这项有意义的工作，通力合作，为传播文化艺术、促进国际艺术交流作出贡献。
一九八四年七月于盛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