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定县社会概况调查
时间：2019-02-13 05:44:2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作为定县社会调查成果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出版于半个世纪之前，似乎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了。但是，值此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式社会学之际，定县社会调查又被人们提了出来，特别是对于《概况调查》，津津乐道者有之，不屑一顾者有之。笔者以为，如何辩证地、历史地评价《概况调查》，不独能显示其历史真貌，而且对当前社会学研究和社会调查的开展，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有鉴于此，这里试就《概况调查》作一初步评述。
一
《概况调查》的编著者李景汉先生是社会学界屈指可数的老前辈，现任中国社会学会顾问。他于一九二四年留美回国后毕生致力于实地社会调查。早在去定县前，他就已经开始对工厂工人生活、人力车夫生活和各种手艺工人行为组织进行了调查，写出了《北京的穷相》、《京兆农村的状况》、《中国人的普通毛病》等调查报告。以后他又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调查方法，指导学生调查农家生活，写了《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一书，并于一九二九年五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定县社会调查的准备时期始于一九二四年。是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就已来到这里成立农业科学研究场，提倡平民教育。一九二六年秋选择定县作实验区。一九二九年平教总会由北京移到定县，正式成立“定县实验区”，施行文艺、生计、公民、卫生等四大教育，“用社会调查所得的结果，来推广提倡解决生活问题的教育”(《概况调查》第174页)。从一九三三年起，“定县实验区”发展成为“河北县政设计院”。李景汉先生在定县期间(一九二八――一九三五)始终担任社会调查部主任，埋头工作，先是指导人口、农业等普查，家庭生活抽样调查，个人生活个案调查等，继又着重指导定县经济自给程度及各国经济侵略实况的调查，间或在北京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讲授农业调查方法。
《概况调查》作为李先生在定县的最重要的成果问世以后，在社会学界长期被公认为“我国县区社会调查最详细的报告”(见孙本文著：《当代中国社会学》第217页)。最近，日本社会学家福武直先生在《中国社会学及其复活》文中也认为此书“含有深刻的社会学分析”(《国外社会科学》一九八○年第六期)。
李景汉先生选择位于河北省西部的定县作为一个“大的活的研究室”。这样，定县就不仅是一个行政区域的单位，而且还是一个社会生活的单位，并以此为单位实地调查全县一切社会情况，大凡地理、历史、政治、人口、家族、教育、卫生、娱乐、信仰、风俗、救济事业、交通运输、农业、生活程度、工业、商业等都在调查研究之列。调查范围之广项目之细在社会调查史上是罕见的。
《概况调查》全书计十七章八二八页，正文前冠以河北省图、定县图、定县城关图、定县自治区图、高头村图、翟城村图等地图十二幅，以加深对被调查社区的空间印象，内穿插照片六十八张，以加强对社会生活的形象说明。从内容看，它既包括全县普通概况，又包括定量方面的数据；既包括全县各村的概貌，又包括六十二村及翟城村的典型；既包括农业、工商业、手工业、农村借贷和家庭生活费的经济状况，又包括文化、教育、卫生、风俗、娱乐、宗教等社会状况；既包括县衙门的情况，又包括地方团体的情况；既包括天灾的情况，又包括人祸(赋税、兵灾)的情况。因为定县在旧中国至少是北方农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这些内容“可以帮助人民对于中国一般的农村情况有一个鸟瞰的认识，尤其是从这些表的数字里可以发现许多的农村社会问题，得到许多社会现象的线索。”(《概况调查》第4页)正因于此，当时的许多著名学者如陶孟和、陈达等，以及和李先生有着交往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陈翰笙都为该书写了序言，从各种不同角度肯定了这部著作的价值。陈翰笙同志在序言中着重肯定了《概况调查》“可以提供中国北部农业区域的研究资料。”
《概况调查》出版以后，尚有《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定县赋税调查报告书》、《定县地方自治概况调查报告书》等专题报告，以及散见于刊物上的专题调查，如《定县人民出外谋生的调查》、《定县农村人口的分析与问题》、《定县各国货物输入之调查》、《农村高利贷的调查》陆续发表。这些东西大都偏重于经济方面的调查分析，实际上是《概况调查》的补充和深化。
李景汉先生在定县社会调查结束以后，直至解放前夕一直在清华大学(抗战期间并入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担任教授，指导学生调查，编写毕业论文，其中有北京戏剧、电影、报纸、公园、妓女、天桥等调查，与此同时，李先生还兼任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调查组主任，从事人口、农业等普查。在此期间，李先生还曾在云南西部对少数民族的社会组织及生活情况进行过调查，担任过呈贡县志的主编，多次出国进修和考察，出席过国际人口学会会议，得为学会会员。解放以后，李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担任教授，又在调查研究室担任主任，从事过京郊农村家庭生活调查，同在旧社会调查的家庭生活做比较，写出了《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的今昔》(选入《让事实说话》一书中，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优越性。前年，他又以八十七岁的高龄，重新编著了一本六万字的《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调查札记》(三联书店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出版)，旨在“作为史料及社会调查方面的参考资料”，同时也表明作者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前途“抱着无限希望”(见《札记》序言)。李先生的热爱社会调查从事社会调查贯穿于他的整个学术生涯。
二
我国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生前曾对言心哲教授说过：“处今日之世面论古人之非则易，处古人之境，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究应何去何从那实在是一个难题。”从潘先生的感叹中，我们悟出这样一个道理，即在评价一个人或者一部著作时，都不应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概况调查》是在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它注重从事实出发，学者下乡，科学下乡的学风却也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如果具体分析一下，我认为有如下几点值得一提：
第一，《概况调查》中反映出编著者从实际社会调查中总结出的娴熟精巧的调查研究的方法技术。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不是局限于在国外学到的所谓科学的抽样方法，也不是拘泥于国外惯用的调查程式，而是从实际出发编制表格，选择标本，进行统计。在步骤上，为了打开局面，消除农民的误解和怀疑，从而得到比较确实的材料。他们首先创办平民学校，作为调查人员与“农民联络情感，解释误会的枢纽”；设计的调查表格力求避免被调查者的误会，“例如标题不用‘户口调查表’，而用‘拜访乡村人家谈话表’，不用‘调查员姓名’，而用‘拜访者姓名’”(《概况调查》第131页)。其次采取先易后难、先局部后整体的方法，即先调查定县的历史、地理等概况，并以县的东部六十二村(东亭乡村社会区)着手进行社会调查，然后推及全县。否则，“假定你有天大的本领，你精通高深的统计你读尽了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的中西名著，也许无济于事，倒许贻害。”(《关于从事定县社会调查的一些经验》，载《清华周刊》第38卷第5期)
第二，《概况调查》一书中有各类统计表格三百十四张，各种各样的统计数字，比较研究的定量分析，俯拾即是。例如第四章第三节通过五千二百五十五家家庭规模的随机抽样，并经过严格测算，得出定县的平均家庭人数为5.8口，接近于西方农村家庭之平均人数的4.5至5口，从而否定了传统结论：中国大家庭制度下每家的平均人数必然远超过西方小家庭制度下的平均人数。究其原因，一方面“欧美的小家庭制度尚没有影响中国的农村社会”，另一方面“死亡率甚高，尤其是儿童的死亡。”(《概况调查》第139、143页)其他诸如税役负担、生活程度、婚姻状况、教育程度乃至农田灌溉等，都是用统计方法随时整理收集的材料，分析各种现象的构成要素。这样就可以避免主观臆断的杜撰，增加调查报告的可信度。
第三，《概况调查》作为一部历史性的资料集对我们仍有参考作用。有的部分可以供中国现代史研究者的参考，如书中较为概括地叙述了民国成立以后军阀混战、人民遭殃的实况：“内战常常发生，人民财产牲畜，损失甚巨，又加以赋税屡增，征收特别捐，人民负担日重”，并指出这“非体恤民生之道”，“一般人民对此也就感觉非常的痛苦。”(《概况调查》第472页、575页)有的部分或可用来编撰县志，研究地方史，或可用来研究中国北部的气候、土壤、水利、畜牧业及农业生产的变迁与发展。至于家庭婚姻状况的调查，教育、文化、民俗的调查，人民生活程度的调查，则系本书的主体部分，可供社会学工作者研究有关问题时作历史的比较。限于篇幅这里不能尽举。
当然我们也无须讳言，《概况调查》的时代与阶级的印记也是明显的。
其一，不管编著者的本来意愿如何，定县社会调查被纳入了“乡村建设”的轨道。创办定县实验区，就李先生等学者说来，目的在于用教育的手段来改革社会。“这种方式，小而言之，是一种以教育为经，建设为纬之文化方式；大而言之，是一种以教育为手段，建国为目的之政治方式。”正因于此，《概况调查》不作阶级分析，许多论断只是在社会改良的圈子里打转转，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二，如果从社会学研究的立场来看，那么，《概况调查》的根本理论和方法还是处在资产阶级社会学樊笼的禁锢之下，所提出的也仅仅是一些浮光掠影的表面现象，至于这些现象，后面深刻的社会根源则不甚了了。王亚南同志在评价旧中国社会学时指出：“我们对于社会学的研究，如只是零碎的枝节的困扰在一些个别的社会问题，或者拘囚于形式主义主观主义各派矫揉造作的社会类型的观念框架中，我们所见到的中国社会，就被割裂成为彼此孤立或隔离的家族、人口、婚姻、宗教、风俗、传统、文化传播一类具体社会表象，而无法把那些作用在这一切表象背后的共同的社会根源发现出来。这至少是我们迄今尚对中国社会没有理解的基本原因之一。”(王亚南著：《社会科学论纲》第64―65页，东南出版社一九四五年六月版)许德珩同志也曾在《社会学讲话》一书中评述美国农村社会学：“他们之机械的肤浅的仅注意于农民的生活、娱乐、健康、贫困之救济，而不能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农村与都市的关系，来认识所以发生农村问题的原因；不能从社会制度的关系中，来把握农民之贫困，农民的健康和生产率低下的原因。”用这些论断来批评《概况调查》，也是贴切的。因为，这种孤立的、静止的、形而上学的社会学研究，自然不能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即使有同情农民之心，也无法揭示农民贫困的根源，更不可能提出根本改造社会，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案。
几乎是同一历史时期，许多共产党人以及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武器的知识分子，也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也写出了一定数量的调查报告。例如：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四年，陈翰笙同志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期间，主持过上海日本纱厂包身制的调查，还对江苏、河北、山东、安徽、河南、广东境内的二十四个县进行农村调查，着重研究了旧中国农村的土地租佃、雇佣、借贷关系，以及各类农户的生产情况。由于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又亲身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中去，因此写出能揭示旧中国农村经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和特点的著作，如《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中国的地主与农民》等。这些著作是为《概况调查》所远不能比拟的。
由此可见，我们固然没有理由津津乐道于《概况调查》，更不应把它视为金科玉律，但是，我们也同样没有理由对半个世纪以前的社会调查及其积累的资料不屑一顾，一笔抹煞，甚至深文周纳，扣上一顶政治大帽子。康生曾经把中国社会学的教授和学者们说成是“帝国主义的第五纵队”，甚至把资产阶级社会学说成是“帝国主义侦探学”(参见《社会学通讯》一九八二年第三期第33页)。如今，我们应该对社会学在中国的这段历史重新加以实事求是的研究，得出公允的结论。因为，我们只有根据我国国情，发扬马克思主义社会调查传统，同时也借鉴旧社会学中合理的因素，随时对变化着的情况进行调查，才能迈上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
(《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李景汉著，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发行，一九三二年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