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对外宣传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凸显 译者主体性
时间：2019-02-14 05:35:5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 外宣翻译是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媒介，重要性不言而喻。外宣翻译不同于一般汉译英，译者在翻译中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原文进行“手术”：增补、删减、编辑或改写，使译文清晰易懂又符合译语习惯，以达到对外宣传与交流的目的。
［关键词］外宣翻译 译者 主体性
当今世界一体化趋势日趋显著，我国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入，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翻译在对外宣传交流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外宣资料能否准确传达原意、能否让译语读者接受原文信息，这都取决于翻译质量。
黄友义指出：“外宣翻译是一种门面工作，其中的错误与缺陷会被放大来看。可以毫不夸张地来说，外宣翻译是一个国家对外交流和人文环境建设的具体表现。”［1］外宣翻译目的是让国外受众最大限度地理解并接受原文信息，进一步传播中国文化，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这就决定了外宣翻译不同于一般汉译英，译者不能死守 “信”“忠实”原则，“亦步亦趋”甚至“对号入座”，应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原文进行“手术”：增补、删减、编辑，甚至改写。这似乎有背翻译本质，是种“背叛”。但这种“背叛”并非毫无根据，是翻译中的“创造性背叛”。本文试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对这种“背叛”进行探讨，希望对外宣翻译研究起到抛砖引玉。
一、译者主体性内涵
译者是翻译实践的主体，在翻译中作用不可或缺，译者决定译本质量。传统翻译观坚持原作中心论，以“信”“忠实”作为判断译本好坏的主要标准，忽略了翻译中译者的主观能动介入，但这种介入是客观存在的。20世纪70年代，西方翻译界突破翻译乃纯语言范围的束缚，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即把翻译重点由原语文本作者转向译语文本读者，把翻译研究的重点从单纯语言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使得译者主体性研究受到译学界的普遍重视。我国多名学者对译者主体性进行了研究，许钧指出“所谓译者主体性，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一种自觉地人格意识及其在翻译过程中的一种创造意识。这种主体意识的存在与否，强与弱，直接影响着整个翻译过程，并影响着翻译的最终结果，即译文的价值”［2］。查明建把“译者主体性”界定为“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思、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3］。两名学者对译者主体性的表述虽有出入，但分别用“创造意识”“主观能动性”来描述主体性的本质特征，有异曲同工之妙。译者主体性贯穿翻译始终，译者在选择、理解、阐释翻译客体、翻译策略选择、语言转换或再创造、对读者期待等方面都体现主体性。本文仅从翻译策略选择角度探讨译者主体性在外宣翻译实践中的凸显。
二、译者主体性在外宣翻译实践中的凸显
弗米尔认为翻译只是为了实现人的目的的一种社会活动，必须将其置于社会系统中，而不是单纯的语言系统中处理，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所处的文化环境往往存在差异，译者有权采用各种不同的翻译策略使译文具有可接受性。此时，原文只是“原材料”，译者可以根据需要对其舍取、重组、加工［4］。既然翻译实践是一种目的性行为，翻译目的不同，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也就不同。外宣翻译根本目的是要传播中国文化，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目的能否实现，取决于读者对译文的接受度。因此，译者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摒弃以“信” “忠实”为核心的原文中心论，做到“心中对老外念念不忘”。
1. 增补词义
增补词义是为了让受众更好理解译文，在原文基础上添加必要的句子成分来补充背景知识，使译文在语言和文化层面都能让受众接受。严复在《天演论》中指出：“在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补，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由此可见，增补词义并非无中生有、画蛇添足，而是显现原文“隐含之意”，这“隐含之意”包括语言层面和非语言层面因素。
增补法在外宣翻译中尤为重要，很多在国内媒体上频频亮相、尽人皆知的表达，对外国读者可能是“新生命”，若不把词义补充完整，国外受众可能不知所云。我们在介绍“秦朝” “清朝”两个朝代时，若仅译成 “Qin Dynasty” 和 “Qing Dynasty”， 国外受众可能会不知所云。外宣翻译最起码的要求就是要让受众理解译文，所以要提高信息清晰度，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为了让受众更好理解“秦朝” “清朝”，我们应该补全时间信息，受众才能确切知道“Qin Dynasty” 和 “Qing Dynasty”。
我国提出“十二五”规划，国民都知道“十二五”规划是从2011年到2015年，但国外受众并非中国人，“the Twelfth Five Year Plan”可能会给他们造成误解：“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国一共做了几个“五年规划”？现在是第几个“五年规划”？若补上“2011-2015”， 即译文改成“the Twelfth Five Year Plan（2011―2015）”，国外受众的疑问就会烟消云散。
2. 删减法
删减法，是在翻译过程中把原文中需要、重要而在译文中不需要的单词、词组等加以省略。对外宣传讲究“内外有别”原则，外宣翻译更要讲究“内外有别”。用黄友义的话就是“外宣三贴近原则”，即“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5］。在外宣翻译实践中，译者要充分发挥主体性，在翻译前扮演信息“过滤器”角色：保留那些国外受众容易理解、有必要理解的信息，删除那些让他们在理解上费劲、对原文大意不会造成关键性损害的信息。
例如：
（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应奥地利共和国总统菲舍尔、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萨科齐邀请，国家主席胡锦涛于30日乘专机离开北京，对奥地利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法国戛纳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六次峰会。
陪同胡锦涛主席出访的有：胡主席夫人刘永清，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国务委员戴秉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外交部副部长傅莹，胡锦涛主席办公室主任陈世炬等。
这则有关胡主席访问奥地利和法国并参加G20峰会的新闻，用在对内宣传没有任何问题，用作外宣则不妥。第二段讲的是胡主席的陪同人员及他们的任职，这么多的人名、职务对国外受众来说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若全部照实译出，国外受众会产生挫败感，并最终放弃阅读或收听此消息，导致宣传失败。
3. 编译法
编译，指译者根据读者的要求对原作加工整理后再翻译。译者可以大刀阔斧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调整句子、段落甚至篇章结构，目的是让译文在传达信息时更明确、更有条理、更有针对性，从而让读者接受。美国翻译工作者协会（ATA）制定的“译文标准”中有一条规定：“一切译文，特别是对于推销广告和其他宣传品，主要标准都是好不歪曲地确切传达出愿意，同时还要心中有读者、有听众，也就是要考虑到他们的文化背景和心理状态。要做到这一点，有时还修改原文，以便按目的语的规范传达出接近原文的信息。”外宣资料当然属于“其他宣传品”，可见外宣翻译的评价标准不能仅仅是 “忠实”，而应取决于国外受众对译文的接受程度。
例如：
浙江的湖笔和安徽的墨砚闻名中外，而在北京专营湖笔和徽墨的店铺，则要数坐落于北京久负盛名的宣武区琉璃厂文化街东侧的老字号“戴月轩”。戴月轩始建于1916年，其创始人姓戴，名斌，字月轩，自幼学会了湖笔制造技术。
译文：Daiyue xuan is a China Time H-
onoured Brand，and its products have been granted the honour of “China Top Pen”. It is famous for its Hubi（writing brushes from Huzhou） and Huiyan （inkstone from An Hui province）. It was established in 1916 by Dai Bin（pen-name Yue Xuan） on East Liulichang and quickly became renowned for its excellence in writing-brush-making.
这是“戴月轩”宣传材料的第一段。原文按国人思维习惯，先介绍笔墨行业背景，接着引入宣传对象，然后介绍历史来源。而英语旅游宣传资料一般开门见山，先让你知道是什么、在哪儿，然后进行具体描述。译文不仅调整了原文句子顺序，删减了内容，也增添了内容，如 “its products have been granted the honor of ‘China Top Pen’”，目的就是让接受者更好地了解原文信息，更好地达到宣传目的。
4. 改写
勒菲弗尔把翻译定义为“改写的一种形式，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把翻译视作与“文学批评、传记、文学史、电影、戏剧、拟作、编纂文集和读者指南等”一样“都是对文本的改写，都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形式”。他强调“翻译创造了原文、原作者、原文的文学和文化形象。而一切改写，不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某种思想和诗学。因此， 翻译实际上也是译者对文本的摆布，使文学以一定的方式在特定的社会里产生作用”［6］。
把翻译看成改写，认为翻译是译者对文本的摆布（manipulation），这是翻译界思想上的一大跨越，也是译者身份提升的一大跨越。在翻译外宣材料时，译者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要有宣告作者、原文“死亡”的勇气，要有宣告译者、译作“诞生”的精神，要有用译者、译作“诞生”来让原文、作者在目标语文化中“重生”的目标。
汉语中有一些有特色的宣传材料，若不发挥译者主体性对原文进行改写，“亦步亦趋”的翻译，那么读者终究会不知所云。凡亦步亦趋紧跟原文语言表象者，最终被原文的精神主旨所抛弃，凡谨小慎微、一味忠实者最后往往无一例外地背叛了真正的原文［7］。
例如：
尊敬的领导、各位来宾，朋友们：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精神的鼓舞下，在××会议的推动下，在××方针的指导下，在党委的亲切关怀和具体的领导下，在兄弟单位的支持下，我们这个××开幕了!
这是汉语中典型的“官腔”文章，是给中国人看的“内宣”材料，若直接翻译成英语作为外宣材料，肯定会导致句式冗长拖沓、语意重复、晦涩难懂，也不符合目的语文化在同样场合下的文体，难以达到宣传效果。因此，译者要充分发挥主体性，按照英语文化习惯改写原文本。否则，在绝大多数外宣翻译中，凡逐字照译不误者，往往以忠实开始，以费解告终［8］。像这种套路式的文章，英语中也有类似的样本：
译文： Respected Leaders，Distinguished
Guests，Ladies and Gentlemen，I have the honor to declare the...open．I’d like，if I may，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convey our gratitude to those whose support and assistance have made the... possible．Our particular thanks should go to...
三、 结语
强调译者主体性貌似违背了 “信”“忠实”原则，但目的是让受众更准确地了解原文，更好地达到宣传目的。当然，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也不是没有限制的，它要受到客体、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制约，因此主体性还包括受动性。“能动性以受动性为前提，改造客体、影响客体以受客体制约、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9］因此，外宣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若只强调主观能动性，就会出现盲目性和任意性，出现“乱译”“胡译”。外宣翻译是一个很广的概念，外宣材料包罗万象，在翻译不同性质的材料时，译者主体性体现的程度也有所不同。比如在翻译我国政府对国际事务的政治立场、介绍我国大政方针之类的严肃文体时，译者主体性发挥的余地相对来说就小，除了在形式结构上做出相应调整，在内容上不能随便增删，更不能进行概括编译甚至改写；然而，对于旅游介绍性质的宣传材料，译者主体性发挥的余地则大得多。
（作者单位：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参考文献
［1］［5］黄友义．从翻译工作者的权利到外宣翻译――在首届全国公示语翻译大会上的讲话［J］．中国翻译，2005（6）：31-33．
［2］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中国翻译，2003（1）：6-11.
［3］查明建，田雨. 论译者主体性［J］. 中国翻译，2003（1）：19-24.
［4］张南峰. 中西译学批评［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6］郭建中. 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7］［8］李欣. 外宣翻译中的“译前处理”――天津电视台国际部《中国―天津》的个案分析［J］. 上海科技翻译，2001（1）：18-21.
［9］王玉�. 论主体性的基本内涵与特点［J］. 天府新论，1995 （6）：34-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