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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着的皇帝:刘瑾_刘瑾是哪个皇帝的太监

    时间:2019-02-14 05:42:3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这是封建社会孔圣人的话,表明皇帝的独尊。可是到十六世纪初,在明王朝朱氏的一统天下里,居然同时出现了两个皇帝,原来是太监刘瑾窃取了明武宗朱厚照的权力,他口衔天宪,发号施令,臣民谁敢不遵!当时四川巡抚林俊在刘瑾煊赫时,大胆地写下一个奏章,他说:
      
      陛下倚任刘瑾如伊尹、如周公,刘瑾,古今恶魁也。今近而京师,远而天下皆曰两皇帝:朱皇帝、刘皇帝;又曰坐皇帝、立皇帝。谓陛下居皇帝之位,而刘瑾实系皇帝之权。陛下朱姓,朱皇帝,刘瑾刘姓,刘皇帝也。(《见素集》卷四页1―8)
      
      由此可知,当时京师内外的臣民,已公认刘瑾为站着的皇帝。
      出现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并不足怪,也是可以理解的。远因是在洪武十三年(一三八○年)明太祖朱元璋继废除了设在地方的行中书省后,接着又废除了中央的中书省,罢设丞相,将之纪录在《皇明祖训》里,告诫他的子孙要永远遵守。他的目的是将全国的军政大权,总揽在皇帝自己手里,以便消除权臣窃国的危险,永葆朱氏家族的天下,万世罔替。
      朱元璋万没料到他的子孙,生长宫苑,并不理会他创业艰难和他的苦心焦虑的心机,大都是一些好逸恶劳、享乐唯恐不尽的角色,有几个心愿去躬揽庶政,关心民间的疾苦呢?
      就是在明初盛世,明成祖朱棣就没有牢记他父亲的教导:对“内官(太监们)只可供洒扫,不可使之有功”。对竖立在宫外的铁牌,上镌着“内官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禁令也置于脑后。他认为政务丛脞,日理万机,实在难以胜任,于是在宫中的文渊阁里,设立了一个秘书处,任命几个翰林院官员,当成笔杆子,草拟诰,批阅奏章,参预机务,后来终于逐渐形成为内阁。对宫中供驱使的太监,他大胆使用,命令他们提督他创立的特务机构――东厂,令他们主持北镇抚司,大兴诏狱,对臣民进行缉访、拘捕和审讯。他派遣内官监太监郑和统帅二万七千多武装军士,由海上驾驶取宝船,七次出使西洋三十余国,在陆上派遣太监李达出使西域,侯显去西藏,亦失哈去奴儿干建立奴儿干都司。这些太监为明王朝建立了特殊的功勋,在朱棣强有力的控制下,并没有为非作歹。
      宣宗朱瞻基在宣德(一四二六――一四三五)初,在宫中设立了一个“内书堂”,命翰林官员专教小内使书,许多太监因此“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使太监如虎添翼,有批红、参政的能力了。当时太监金英就曾被亲信用事。以后各朝,太监擅权,时有发生。如英宗时的王振,景帝时的曹吉祥,到了孝宗朱樘掌权的十八年中,用内臣典兵之事,已积重难返,太监可以监督军务,提调和操练京军,至边方重镇以及各行省中出任镇守、分守等要职,他们的权势已不限于京师,而远达边塞和地方了。
      弘治十八年(一五○五年)五月,朱樘死,年仅三十六岁。嗣位是那位被称为坐着的皇帝朱厚照,他生于弘治四年九月,他唯一的弟弟朱厚炜于弘治九年去世,于是他成了朱樘的独生子,生母是皇后张氏,因此更得到帝后的特别溺爱。弘治五年即被册封为皇太子。八岁时始出阁就读,但到了十二岁还未到过太子读书的地方文华殿念过书,从小骄惯成性,养成一种贪婪无耻的卑劣心理。朱樘在弥留之际,召见内阁三大臣说:“东宫年幼,好逸乐。先生辈善辅之,令成令主”。可是这位十五岁的小皇帝,在青宫时,就与太监们打得火热。刘瑾虽然识字不多,但工于心计,诡点子甚多,善于揣摩皇帝的意图,于是更诱导小皇帝从事声色狗马、鹰犬歌舞、角之戏。待小皇帝嗣位之后,更无忌惮地作长夜之游,恣无厌之欲。京戏中有一出“游龙戏凤”,就是描写他溜到山西某县梅龙镇上,与酒店女主人李凤姐调情的故事,可能看过这出京戏的人,对他并不陌生。可惜的是这出戏并没把这皇帝居豹房、到处冶游的流氓性格有所刻划。
      朱厚照嗣位的次年,改元正德(一五○六至五二一年),正德元年正月,刘瑾被任命为内官监太监,管理京军“三千营”,渐用事,干预朝政,与其党七人: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智、谷大用、张永结成一伙,时人称之为“八虎”。
      这位站着的皇帝刘瑾,原姓谈,祖籍陕西省兴平县马嵬镇,父名荣,母刘氏。幼自宫,在景泰初,投奔刘太监为养子,因冒其姓,得以夤缘入宫。成化中,因领教坊(宫中乐舞)得幸。弘治初,坐法当死,免罪后,摈为茂陵(宪宗陵)司香,很不得意。其后,朱樘误以为他老成持重,年已过半百,又善于应对,于是选入东宫服侍太子。刘瑾善矫饰,终以俳弄赢得了朱厚照的欢心。
      正德元年二月,顾命三大臣刘健等以皇帝受到“八虎”的诱惑,不理政事,不御经筵,上奏言:“陛下即位之初,天下引领太平,而朝令夕改,迄无宁日……建白者以为多言,干职者以为生事。累章执奏,则曰再扰,查革弊政,则曰纷更,忧在民生国计,则若罔闻,事涉于近幸贵戚,则牢不可破。臣等叨居重地,徒拥虚衔,或旨从中出,略不预闻,或有所拟议,径行改易”,“乞特允退”。帝不许。
      是年六月,大学士刘健等又奏言:“近日以来,视朝太迟,免朝太多,奏事渐晚,游戏增广,奢靡玩戏,滥赏妄费,非所以崇俭德”。对于单骑驰骋,轻出宫禁,泛舟海子,鹰犬弹射不离左右,接受内侍进献等事,希望能留神警省。恳求将刘瑾等八人,尽行摒斥,以绝祸端。可是疏上之后,皇帝未加理睬,却用内宫监太监刘瑾提督十二团营。
      九月,刘健等以南京织造太监崔杲奏乞长芦剩余盐万二千引,上奏说,开中盐引,本为供边塞军用之费,不可滥发。小皇帝藉此声色俱厉的说:“天下事岂专是内官坏了”!“朝官中十人里也只有三四个好人,坏事者十常六七。”刘健等据理执奏,皇帝仍许给崔杲所乞盐引之半。很显然,皇帝是与内臣站在一边的。
      十月,户部尚书韩文以皇帝妄费,太仓国库已空虚,深表忧虑。于是与属下户部郎中李梦阳计议,拟联合科道、六部九卿同时上奏,奏章由李梦阳执笔,韩文叮咛他奏章“不可文,文恐上不省;不可多,多恐览勿竟也”。他们征得司礼监太监的同意,由太监范宁、徐智等将奏章直达皇帝。不料受太监支助出任吏部尚书的焦芳,将此情密告刘瑾,使之早筹对策。韩文等的奏里说:
      
      近朝政日非,秋来御朝渐晚,仰观圣容日就清癯,皆言太监马永成、刘瑾等,置造巧伪,淫荡上心,马鹰犬,俳优杂剧,错陈于前,至导万乘与外人交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志德。……伏望奋刚断,割私爱,明正典刑,潜消乱阶。
      
      朱厚照见奏,“惊泣不食”。刘瑾等八人于是夤夜齐集于帝前,以头抢地,泣诉委屈,声言求救,否则将被磔狗了!更诉说,害奴辈者司礼监太监王岳,是他勾结阁臣,欲制止上出入宫禁,并叫嚣“狗马鹰犬,何损万机!”王岳等也曾买献,为何独责瑾等。如果司礼监得人,外官何至那么放恣,竟然指责到皇帝头上!朱厚照果然被刘瑾等激怒,于是许将王岳和范宁、徐智等人充南京净军,立命刘瑾掌司礼监兼提督团营,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张永等司营务,分据要害部门。这样,一夜间的急遽变化,是外廷无法料到的。
      第二天,圣旨下,刘健等才知事已无可为,如是各上奏辞职,帝允刘健、谢迁致仕,留李东阳仍旧任阁事。这次交锋的结果,刘瑾等胜利了。焦芳由吏部尚书进入文渊阁,不仅跨入了密忽之地,而且破例地保有吏部尚书的官职,仍旧有对官吏进退之权。内阁至此,几同虚设,大小政事惟太监刘瑾马首是瞻了。
      从此,刘瑾等排除异己,惩治反对者,首先将王岳,范宁追杀于临清途中,徐智遭折臂才得免死。接着将奏劾他们的韩文,借口户部库中发现膺银,将其革职,杖责请留刘健、谢迁的给事中吕、南京给事中戴铣等六人,御史薄彦徽等十五人。十二月,兵部主事王守仁因疏救言官戴铣,遭杖责三十,被挞几死,谪贵州龙场驿任驿丞。
      故事,明廷杖朝臣,到成化时仍容许朝臣厚绵底衣,以重毡叠裹,以免伤动筋骨,挞臣下于朝与众,原意是示辱而已。刘瑾始主去衣廷杖,故此后经常出现朝臣被挞死之惨状。刘瑾用这种酷刑以立威。刘瑾还创造立枷,于锦衣卫常用之,枷重一百五十斤,被枷者不数日辄死。依附刘瑾的升官,奏劾他的罢黜镇压,因之敢言直谏者日少,奉迎依附者转多。刘瑾权势倾中外,公侯勋戚,不敢钩礼,诸司科道以下,私竭皆相率跪拜。
      刘瑾哄骗小皇帝的诡计,每构杂艺于上前,待其玩弄兴致高昂时,则多取各司章疏奏请省决。帝每曰:吾用尔何为,而乃一一以烦联耶,宜亟去。自是数次,后瑾不复奏,事无大小惟意裁定,凡百诏旨,上多未尝知之。刘瑾识字不多,批答章奏,辄持归私第,与妹婿礼部司务孙聪和窝藏在家的松江市侩张文冕等相参决,文字由焦芳代为润色。当时内外所进章奏,先具红揭呈刘瑾,号称“红本”,然后交通政司,号“白本”,皆称“刘太监”而不敢称名。这样,刘瑾成了实际站着的皇帝。
      正德三年八月,刘瑾传旨:改惜薪司新厂为外办事厂,荣府旧仓地为内办事厂,京师统谓之“内行厂”,由刘瑾自己提督,比东、西厂危害臣民更为酷烈。刘瑾下令寡妇尽嫁,停丧没埋葬的尽焚弃,京师为之哄然!
      刘瑾专横,也引起了内部权力之争,“八虎”之一的张永,已感到刘瑾对自己有不满,有遭惩办的危险,希望情况稍有改变,对使天下臣民皆重足屏息,嚣然丧其乐生之心的局面,籍江西南康县民吴登显三家,因端午节赛龙舟而遭破家之祸,觉得难以维持长久,也思稍稍有所易辙,以免遭到覆巢之祸。
      正德五年四月初五,安化王朱举兵反,在讨伐刘瑾的檄文中说:
      
      近年以来,主幼国危。好宦用事,舞弄国法,残害忠良,蔽塞言路,致丧天下之心,几忘神器之重。予奖率三军,以诛党恶,以顺人心。(《正德实录》卷六十二页1―2)
      
      四月二十三日,已被游击将军仇钺所俘,自起兵反到败亡才有十八天。京中还不知道此情,四月二十六日,刘瑾泾藏匿朱檄,命泾阳伯神英为总兵,太监张永为总督军务,起用都御史杨一清为提督,率领京、外军共三万人西行,分道进剿。已而知已就擒,一清遂与张永密计除瑾,开始张永以自伤同类,有点踌躇,杨一清诱以“瑾诛,公益柄用”,正中其欲,张永才欣然承诺。班师后,杨一清仍留总制陕西三边军务。
      八月十一日,太监张永还自宁夏,拟十五日献俘,刘瑾欲推迟其期,永虑有变,遂先期入宫,献俘毕,帝置酒劳永,刘瑾等也在座。及夜,瑾先退,永于是出檄,因奏瑾不法诸事,时帝已微醉,低头说:“瑾负我”!永因促帝曰:“此不可缓”,马永成等也从旁鼓动,帝遂下令执瑾,囚于菜厂,分遣官校封其内外私第。次日与阁臣议降刘瑾为奉御,谪居凤阳。及帝亲往藉其家,查出伪墨一,穿宫牌五百及衣甲、弓弩、衰衣、玉带等违禁物品,特别是刘瑾常持的扇中,藏有匕首二,才大怒曰“奴果反”,命即下狱审讯,诏磔于市,枭其首,榜示天下,这个站着的皇帝还幻想再高升一步,成为坐着的皇帝,他的黄梁梦就这样破灭了。
      刘瑾是恶贯满盈,丧身的直接原因是纳贿深藏,患了“多藏厚亡”之忌,使皇帝见到他所积“金银累数百万,其他宝货不可胜计”,也眼红起来。不过,他擅权不过五年,何来如此钜款。正德三年四月,他开鬻武爵赎罪、诸生捐监、广度僧道,以充边费,传者指出,“银未出京,入瑾之门几四分之一矣。”正德五年刘瑾被磔后,承运库太监李时曾指出“自刘瑾括天下之财以归京师,半入私室,半归公帑”据历史记载:万历时全国田赋收入每年征银为一千四百六十万两,而刘瑾所藏银一项多达两亿五千万两,是当时朝廷收入十七年以上的总数。这笔钱,并未入太仓国库,而是全都辇致豹房,供朱厚照做了逸乐挥霍享用之了。
      刘瑾被磔,其亲属十五人并侄孙刘二汉及其党张文冕等皆论斩。张瘐死狱中,还戮其尸于市。大学士刘宇、曹元,前大学士焦芳以及户部尚书刘玑、兵部侍郎陈震等六十余人,皆降谪。
      
      一部中国封建王朝史,可见宦官几乎与专制制度相始终。宦祸为烈之时,内竖对天子竟握有生杀予夺之权。“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李商隐《重有感》)但不该发生的事,却总是屡屡发生。不必说刘瑾以前,即刘瑾之后,终武宗一朝,乃至有明一代,犹宦祸不已。即使对此有痛切之识的崇祯帝,也未能免。这其中的“内因”与“外因”,不值得人们思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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