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弃乌托邦】 乌托邦
时间：2019-02-14 05:47:5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无庸讳言，大凡阅读西方现代化理论著作的人，多半是为了返观中国自身的状况，读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OrderinChangingCountries)也是如此。十年改革遇到的挫折和困境，使国人深思反省，原来对现代化抱有的乌托邦梦幻消失殆尽了，然而梦醒之后最易转入的则是疏离、失落的心态，这似乎有点象戊戌以后或辛亥以后知识分子难以排解的心境。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步履瞒跚地走了一百多年，每一次都由辉煌的梦落回到沉重的黄土地上，但附丽于现代化概念的多种主观臆解却又一次次重新升华为现实行为的依据和准则，这种乌托邦式的追求成为纠缠于中国现代化的久久不散的阴影。
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品味亨廷顿研究的意义的，它的全部价值在于贡献了这样一个告诫：抛弃乌托邦！
一
中国的“乌托邦”有它特殊的历史内涵，这使它遭遇到其它传统文明所未有的现代化困境。与其它传统社会不同，中国由于其独特的历史地理条件，使它在近代以前的经验中，向以为自己才是建立高度文明的唯一存在。这种文化民族主义的自我中心观念，在近代忽临更为强大的西方文明挑战，一下落入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整个民族的群体情绪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极为严重的挫折。自我中心的价值偶像突然破碎，导致了知识分子普遍的文化虚无心态，五四时期的全面反传统所以独特于世界各民族，大约正由这个历史情结所致。然而挫折的现实并未能改变传统的价值理想，再塑偶像、重温旧梦的潜在心理不断地被投射到变法自强的现代化追求中，其躁进、焦灼的心态便支撑了对未来的乌托邦想象，这成为理解中国近代以来全部改革行为的钥匙。
这就是使中国久久难以摆脱的特殊困境，或者说，正是这种特殊的文化心态使中国的改革者难以冷静地面对世界，并顽强地将自己导入追求乌托邦的虚幻境界。
这种独特的境遇在较弱的意义上其实又是一世界性现象。对于其他传统社会而言，对现代化进程持有的理想化倾向也同样存在，而这种追求理想化的行为方式亦同样是招致它们改革困境的基本原因，亨廷顿的分析即由此一基本事实而展开。而我们对亨廷顿理论的欣赏，以及亨氏这部著作在还没有中译本的情况下就风行国内学界，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
亨廷顿这部一九六八年出版的著作，以现代化运动中的政治变迁为题，在其中独辟蹊径，提出许多新颖和极富挑战性的观念，卓然成一大家。尽管由于他“极右”的色彩而在美国学界“臭名昭著”，但在对传统社会现代化的政治秩序分析和变迁策略的构造上，至今仍未有可与之挑战的理论出现。我们不妨先看看亨廷顿在构造他的理论前是先选取了一个怎样的视角，或说他是如何先行抛弃了传统理论中的“乌托邦”的。
在传统理论中，人们往往将理性化权威(即“法理型”权威)、分化的结构(即如“三权分立”)和大众政治参与(即民主制度)视作现代政体与传统政体的分水岭，然这仅是理想模型而已。传统社会容易以西方文明的现存状态直接当成自己的下一步目标，而忽视了实际的转变过程不会是理想的这一简单事实。甚而就如黑格尔所描述的西方工业文明是一种“恶”的历史一样，今天的现代化亦同样会是一种“恶”的过程，决不是浪漫的价值抽象或乌托邦认同。亨廷顿以为，实际上可以对政治现代化有两种非常不同的界定，“一是视为从传统到现代政治的一个转化；一是视为社会、经济和文化现代化在政治层面所呈现的征相和后果”，这两种界定存在着十分重要的区别。“前者所指的是政治变迁在理论上应该迈进的方向，后者则仅描述在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所实际发生的政治变化，而这两者显然存在着莫大距离”。因为“在事实上，现代化屡屡意味一个传统政治体系的变化和解体，但却并不一定包含一个现代政体的出现”。这构成了亨廷顿得以提出他后来的全部分析的基本出发点，而那种认为政治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必然相随的错误想法，则正是导致许多国家现代化策略失误的乌托邦。传统国家的社会现代化如都市化、工业化、大众传播媒介等等确实以相当的速度在发展，但“学者们对政治现代化所拟定的目标，如民主、安定、结构分化、国家整合等却往往如水中捞月，毫无所获。这种因看到社会现代化发生，而政治现代化必将伴随来临的天真想法，曾诱使五十年代许多富有同情心的西方作者，对未开发地区的政治做种种不切实际的遐想。他们错把理想目标当作实际情况或可能出现的情况，来描述他们所关注的政治体系”。
这些批判性的意见一旦说出便很简单，然而却正是这些简单的理由使理论家们蒙蔽了许多年。更重要的，则是这些意见意味着一场方法论的转变。自然，亨廷顿依然有着相当强的西方主义色彩，但这已不是“西化”式的西方主义，他把立足点完全放在了传统社会实际发生的现代化过程上，而以一个西方作者不承担东方社会文化包袱的超越心态，开始了一种全新并富有创意的现代化政治策略构造。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可获得对十年改革梦的一个极有启发的比照。
二
亨廷顿的基本分析构架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基本假定之上的。他认为政治秩序的稳定是任何现代化的首要条件，而传统社会现代化的困难也往往在于它们无法建立能推进现代化的有力的政治权威，它们对现代化的急切渴望和焦虑，以及由此而来的过激行动往往使社会在未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便突然陷入混乱和无序的状况，而这正是社会发展的大忌。二十世纪的现代化就其与西方历史上现代化的先行者相比较，可被称之为“自上而下”式的模型。因为在西方历史上的发展中，没有任何成功的先例可援引，社会发展不具有预划性，其发展的动力和遇到的问题都来自于社会内部各种力量的自然积聚，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模式；然今天的现代化却首先建立在与前者的各种比较和借鉴的基础上，是一个由政府有计划地设计和实施的过程，因此，稳定的政治秩序和中央政府的权威自然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容易想象，当一个欲实施发展计划的政府丧失了合法的权威，而社会又无力建立为各利益集团共同接受的游戏规则，亦即处于一种从文化价值到社会秩序的普遍混乱状态的时候，再高明的发展计划也只能是一纸空文而已。因而亨廷顿判断，合理的政治策略应是寻求能导致秩序和稳定的政策发展。
然而通向稳定的道路在哪里？亨廷顿以为在于通过具有整合意义的政策。我们在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亨廷顿所具有的一种并非彻底、又相当技术性，然而却是真实不虚的文化主义立场。来自于传统外部的现代化计划，必然会引起原有结构的反抗，这在本质上无疑是一个文化问题。不过万勿以为亨廷顿有足够的文化主义立场，他理论的中心环节是“秩序稳定”，而“整合”只是导向稳定的原则性方法，若社会结构崩溃或政策疲软、法制丧失时，他甚至不惜主张采取一党专制的方法，并用“镇压”手段来预防不稳定因素酿成的社会混乱。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会论到，而现在则让我们先看一下亨廷顿的基本理论框架是怎么样的。
亨廷顿认为：传统的社会结构向现代化的有计划变迁，是依靠一系列制度和政策创新实现的，而如此则必然会引起原有的社会结构变化并形成新的利益集团。在这样的情况下，若欲在变动中维持一个社会的政治稳定，并保证变革不招致坚决抵拒，则唯一的途径便是使创新的政策具有尽可能大的整合范围，使创新的制度尽可能多地容涵原有的和新生的社会基础。换言之，创新和容涵是现代化变迁中最重要的关系命题，若原有的社会结构具有较大的容涵性，则较易实现和平转变；若创新的政策有较好的容涵性，则社会可以实现转变中的秩序稳定，并可较顺利地通过结构转变的痛苦和困难。
我们不妨例举几段亨廷顿对中国近代改革历史的描述，虽然这在他的书中只是寥寥数语，但却足见其分析构架的独到和新意。
改革对于不具扩张能力即缺乏容涵性的政治体系可能是灾难性，“集权的传统体系，尤其是如满清、罗曼诺夫王朝(俄国皇室)等官僚帝国，最后都很可能在革命中断送其国祚。因为在这些社会，君主垄断一切合法权威，因而体系不能和平地顺应政治权力的扩张，也不容许其他社会创新和政治权威的资源有独立发展的机会”，于是情况便成为：只有“先把整个体系推翻，这些资源才有得以舒展的可能”。
当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浪潮席卷向东方的时候，这一特征即充分地显现出来。以中国和日本为例，“倘若一八五○年有一个观察家被要求判断这两个国家中哪一个较具未来的发展潜力，他会毫不犹豫地将赌注押在中国”，因为以西方标准的观点看来，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当时亚洲的各民族间，唯一能带给现代世界以平等主义、个人自由和社会流动、可以自由买卖私人财产、具有世俗化的实用主义、可以反抗暴政的人道主义政治思想，和以知识为登进公职的主要途径等传统”。然而，“看起来比中国满清还为落后的日本德川幕府，却提供了扩大政治参与及把传统世家和新兴商业团体整合入政治系统的社会基础”。日本权威分散的262个“自主的”家族和许多功能分散的社会团体，使得这样一种情况成为可能，即“假如日本的一个地理区域或社会部门不能适当地反应西方压力所造成的危机，则可由另一个地理区域或社会部门来应付，而事实也确是如此”。(这对于中国今日的改革当不失为一条重要思路，“联邦制”、“区域推进”，或者正可以有计划地粉碎“大一统”的僵化和迟钝，形成迅速反应挑战的社会功能。)这就为迅速建立起新秩序提供了可能。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在日本，政治参与的扩大化和制度化，是与现代化的创新政策的引进同时进行的”。但中国的情况却正相反，原有的高度整合的政治和文化系统，并不能为改革提供适当的支持。“中国的儒家价值观念和态度，使政治精英迟迟不肯从事改革，而等到他们愿意改革时，则权威的集中化又阻止了那些因现代化而产生的新社会团体被和平地容纳入政治体系中”。
这正是中国特殊的困境：历史的以及文化的困境。而中国改革志士们强烈的焦虑意识和过激倾向，则进一步增添了摆脱困境的困难。企望在一夜间变革成功的政策推进，无疑很难使创新的制度具有容涵性。对于中国的改革家们今天仍高度评价，并欲发扬其“战斗精神”的戊戌变法，亨廷顿却从他的理论出发，完全持一种批判的立场。他这样评价“百日维新”：“在传统社会内，改革者的君王显然是站在少数的一边”。尽管在甲午海战以后慈禧已经转变了对改革的态度，但“过于迅速及过于激烈的行动却将温和的改革派推向保守派，并肇致潜在的反对派转变成积极的反对派。一八九二年，光绪帝的‘百日维新’即为一显例”。戊戌时期短短三个月中便一连颁发了近三百条新政，谭嗣同们不可谓不慷慨激昂，光绪帝也不可谓不矢志变法，然而虽则可歌可泣，却恰是使改革流产的原因。这被亨廷顿称为“惨败的乌托邦主义的例子”。改革是改革者的事业，将失败的原因归于“反动势力太强大”其实是一种软弱的托词；改革又是头脑清醒的事业，冷静的思考比之噪嚷“球籍”或提倡“碰硬”于今天或者也是更为必要的事情。
三
特别易于迷恋于乌托邦的是知识分子。尽管改革对于一般群众而言，意味的是满足他们逐日增长的生活需求，而在这个意义上或在本质上改革也确是一项形而下的事业，但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现代化却恰是一种形而上的文化价值，这就使他们特别易于与所谓“标准现代化”的一些抽象原则发生认同，并不自觉地以这种乌托邦式的文化骚动，来抵拒实际发生的、非理想化的现代化过程。
亨廷顿曾将知识分子与农民作了颇具创意的比较：“知识分子对社会怀着疏离感，农民怀着不满意感；知识分子的目标是广泛的、理想型的，农民的目标是具体的、有关利益分配的”。因而“给予知识分子物质的好处，将增加他们的怨懑和罪恶感(或增强他们对改革的乌托邦意识――笔者)，而给予农民物质的恩惠，则创造他们的满足感”。勿论其描述是否准确和普遍，亨廷顿得出这样一个命题：“在城市改革可能是革命的催化剂”，因为具有容涵性的政策，可能被认为只是一种安抚和实质上对旧体制的维护，而“在乡村它则会是革命的替代品”。因为“没有一个政府可望满足暴动学生的要求，但政府若有决心，则可在相当范围内改进农村的情境，因而削减农民叛乱的倾向”。
亨廷顿这种超然的、一丝不苟的评价和笔调，对于传统国家的知识分子也许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但他确实说对了不少。知识分子对现代化的追求，往往高悬在理想的层面上，他们所欲获得的是“国家尊严、进步的感觉、国家有一个总目标，以及个人有参与社会重建的机会以达到生命的满足感”。然而这些听来无可非议的价值理想在现代化初期只是一种乌托邦的企望，因为社会的现代化并不与政治的现代化直接地合二而一。而试图将这种乌托邦推广为一场实际的运动，其结果便不仅使知识分子放弃了对社会的创造性的、引导的责任，而且客观上容易将社会健康的运动推向极端。这对于青年知识分子也许尤为如此。青年学生对自己社会的状况感到羞愧，急切地盼望加以彻底改造，但他们以乌托邦的标准来评价社会的变化，以理想化的运动来代替曲折复杂的现代化过程，因而极易陷入挫折、失落的群体心态，而他们的过激行动，也会为社会规范的和平转变造成裂缝。我国七九年民选、八六年学潮两次招致的反自由化运动，以及其时的经济改革政策停顿和调整，甚而政府内的人事变动，都是这一类乌托邦主义的注脚。
四
阅读亨廷顿中肯、尖锐的思想虽然在理智上常可获得快感，但在情感上却往往是沉重的。这沉重来自于作为对现代化有着真诚追求的知识分子，尽管在理论上必得承认政治稳定和政治权威对于现代化改革的必要，但在现实中却难于全取功利的态度而放弃价值批判的立场。不过亨廷顿并不是无懈可击的，我们还是愿以同样理性的态度对他的思想作一点批判的思考。
亨廷顿的一切分析都是从维持社会转变时期的政治稳定出发的，这在他看来是现代化的首要条件，因而他不惜在政治策略上走向极端，断然主张不妨采取一党专制和独裁的政治形式，而对知识分子的理想化运动则认为最好的办法是“镇压”，以为不如此不足以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这在西方世界无疑是大胆的和颇具新意的，但在东方社会却是历史上司空见惯的现象。然而这司空见惯的现象至少在中国的近百年来，带来的只是现代化努力的不断受挫和越来越强烈的乌托邦意向。亨廷顿的这一“政策建议”，与他自己的“能够接纳政策创新和新社会团体的政治体系，才是达成现代化的合适基础”的判断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对立。显然，一个“独裁的”和“镇压”的政治权威可能会有推广创新政策的力量和权威，但同时却少有获得新政策的外在条件和内在机会，因为权威在本质上总是保守的、反对创新的。欲创造出一个“创新的权威”亦同样是乌托邦了，只是更为理论化在实践上也更为缺乏可能面已。因此，在权威和创新之间须有一个合理的评价标准，应寻求一套可确定的边界条件。应该承认，亨廷顿其实也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在情感上过分迷恋于秩序稳定的情结却将他在结论上推向了极端。
中国的改革也可能会面临这样的局面。当权威流失过速且社会因无力建立新规范而陷于混乱的时候，对强权的呼唤便可能成为上下一致的要求。然而中国传统的政治资源最易于支持的往往是一个“专制”的和“镇压”的集权政府，于是与现代化的理想也就更为遥远。
亨廷顿在他的理论假定中由于有了一个预设的标准模型，因而很可能导致他分析出发点的错位。尽管他详细深入地描述了传统社会现代化的实际状况，并力图从中寻找可以实际运用的政治策略，但他所描述的现代化困境却可能由于基本假定的改变而成为性质根本不同的另一种困境。这困境不是传统社会由东方走向西方在整个文化结构的蜕变中经由曲折道路的困境，而是表现上和心态上的西化努力与实质上的文化选择之间的张力所造成的困境。
中国要走出百余年来的改革怪圈或许就须对此有充分反省。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在看到西方的历史后便也要在中国推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但他们却误解了西方近代文化从中世纪神学权威下解放出来的真实意义；它只是个由圣入凡的世俗化过程，西方世界外在超越的价值结构非但没有改变，反而为近代工业理性提供了选择的机会和动力。现代化在中国固然是生存选择，但在本质上它与西方一样，也更是一项文化选择。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美〕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即将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