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撰写的美国文学史|美国文学史知识点梳理
时间：2019-02-15 05:33:2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在美国，关于美国文学的评论书籍五花八门，不胜枚举，但是全面系统地介绍美国文学历史的作品却不多。比较著名而有权威性的只有两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版的多卷集《剑桥美国文学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斯必勒主编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文学史》。尤其是后一本，自一九四七年初版以来，修订过三次，在学术界影响极大，一直是高等院校英语系师生和美国文学研究工作者必不可少的参考书。负责主编这本文学史的著名学者斯必勒和索普等人在该书第一版的《前言》中就指出：“每一代人至少应该撰写一部美利坚合众国的文学历史，因为每一代人都必须用自己的观点来解释历史。”他们一再表示，希望能有人用新的观点编出更好的文学史。但是，三十多年过去了，始终没有出现一部可以跟他们的著作相媲美的文学史。一九七三年，《美利坚合众国的文学史》发行第四版时，编撰者们一致决定，从此不再修订书的内容，也不再出新版了。他们呼吁新一代的学者们尽快着手编出令人满意的新文学史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这些专家学者的愿望看来可以实现了。剑桥大学出版社邀请哈佛大学名教授博克维奇重编剑桥《美国文学史》。与此同时，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委托普林斯顿大学名教授艾略奥特主编一本与斯必勒的文学史相类似的一卷集的哥伦比亚《美利坚合众国文学史》，而且订于一九八七年年底出版。
两家著名的大学出版社同时筹划重新编写两部美国文学史，说明这不是一件寻常的小事。消息传开以后，学术界大感兴趣，展开了一场关于美国文学史编写原则的大讨论。多数学者在理论上认为美国文学史确有重写的必要。首先，自斯必勒的文学史问世以来，尤其是近二十年内，文艺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新批评派不再占主导地位。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分解主义、新历史主义、读者反应等流派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新理论、新观点和新研究方法。其次，六十年代以来的争取种族平等和妇女解放等政治运动大大冲击了传统的文学观念和经典文学的概念，发掘了相当一批以往鲜为人知、甚至无人知晓的妇女作家、黑人作家以及其他非白人少数民族作家和作品。此外，近年来，学术界改变了对民间文学、口头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科幻文学和大众传播等非主流文学的看法，开始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相形之下，剑桥《美国文学史》自初版以来从未修订过；《美利坚合众国的文学史》虽曾修订过三次，但只在内容上有所增删，在全书布局、结构和立论方面，没有任何更动。这两部著作以及其他文学史作品多半内容陈旧，观点片面保守，大大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因而确有必要重新撰写美国文学史以满足新形势的需要。
但是，一涉及具体的编写工作，尤其是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美利坚合众国文学史》的编写原则时，各派学者意见分歧，众说不一。比较激进的人认为这是政治保守主义的表现，是迎合当前政治的需要，为政界服务的行为。他们认为，由于文学史着眼于分析文学在社会上的作用，阐述各种文学表现形式、手法和目的，介绍阅读研究具体作品的观点和方法，它必然通过对作家和作品的取舍与褒贬宣传一定的政治观点。当年斯必勒等人的文学史就是从“文学史是一国人民的画像”的观点出发，强调虽然美国人民没有统一的血统和文化传统，但美国文学一直致力于表现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族与人民自愿结合形成统一国家的过程。他们的文学史几经修订却不肯在观点上作任何变化，就是因为他们强调统一，以文学史内容和观点的统一来强调国家的统一，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政治服务。现在美国也有加强国家统一的政治需要。六十年代以来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学生运动，加上越南战争的失败、经济不景气和水门事件等政界丑闻，大大损害了美国作为“希望之乡”“机会均等之国”的形象，挫伤了美国人的自信心。因而，福特、卡特和里根连续三届总统都强调团结统一，呼吁全国人民医治创伤，弥合分歧，发扬全国各种族人民共有的传统。在这种形势下重编美国文学史，实际上是从文学角度提供全国人民共有的传统，是迎合政界需要，为政府加强统一而服务，因此是右倾保守的行为。
有些学者，虽不如此激进，不在政治上上纲上线，但也怀疑新文学史会不会导致文化保守主义。他们承认美国的政治形势需要加强统一，但他们坚决反对在学术问题上强求一律。这些学者认为，斯必勒等老一代学者编写的各种文学史的主要缺点在于他们从内容、选材到具体编写工作都强调一个标准、一个观点甚至一种方法。换句话说，它们都着眼于把文学经典化，确立一小批经典作家的地位，排斥一大批妇女作家和非白人作家，以点代面，把美国文学的研究工作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十多年来的破经典文学的运动证明美国文学的最大特点不在于它的单一性，而是它的多样化和复杂性，无论哪一时期都存在多种多样，甚至从内容到形式都对立冲突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这场破经典文学的运动才刚刚开始，对新发现的作家和作品的研究工作还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对已成经典的作家和作品也有重新检验和重新评价的必要。可以说，美国文学正处在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很多问题一时还难作出定论。现在编写新文学史是否又会重蹈旧文学史著作的覆辙，以一家之说取代众家之见，非但不能发扬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反而会形成新的文化保守主义，重新禁锢人们的思想，破坏历史上少有的文学研究方面的大好形势。
女权主义理论家和非白人学者也对新编文学史不大放心。他们担心十几年艰苦斗争获得的成就不能在新编文学史中得到充分的肯定，由于篇幅的限制，女作家和非白人作家的文学成就未必能得到应有的比例和充分的介绍。有的人对听说艾略奥特主编的《美利坚合众国文学史》以《妇女作家》、《黑人的呼声》、《现实主义与地区文学》等提法划分章节，便大为不满，认为这种提法本身就是歧视妇女和非白人种族的表现。还有的人认为现有编撰者并不了解非白人种族的文化，难以正确反映和估价他们的文学成就。女权主义者则认为妇女作家和男性作家应有两套不同的标准，担心现在的编撰者不能摆脱旧的习惯势力，不能用新理论、新观点和新方法正确分析和评价毫不熟悉的新发现的作品和作家，不能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给长期以来排斥于文学史之外的口头文学、民间文学、工人作家、女作家和非白人作家及作品以应有的重视和公正的地位。
当然，比较保守的学者也有他们的忧虑。有些人担心，破旧经典立新人新作的结果会使美国失去“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人们共有的历史”。还有人坚持几十年前就批判过的老看法，认为文学的基础是语言，研究国别文学应从所使用的语言出发。既然美国人使用的是英语，美国文学不言而喻就是英语文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言下之意，美国文学史并无撰写的必要。
这些意见主要针对即将出版的哥伦比亚《美利坚合众国文学史》，给编撰者带来很大的压力，主编艾略奥特教授连续发表讲话和两篇文章论述重新编写美国文学史的必要性、具体编写原则和实际工作情况。他再三强调新编文学史不是迎合政治形势，而是为了满足社会尤其是学生的需要，解除他们面对众多的流派，各种矛盾对立的观点所产生的困惑心情。这本文学史不强调统一，而是给撰写者充分阐述自己观点的自由，因此，不可能以一家之见取代百家争鸣。相反，它是以反映多年来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和研究内容的多样性为主要宗旨，着眼点不在于说明美国文化的统一性，而在于突出其中的矛盾冲突与复杂性。这部文学史非但不会加强旧的观念，反而会引导读者进一步批判一切旧的观念，因此不会形成新的文化保守主义，束缚美国文学的研究工作。艾略奥特不无自豪地认为，他的文学史能够充分表现六十年代以来政治运动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反映错综复杂的文艺理论和学术研究成果。为了尊重女权运动，他大力邀请女学者参加编写工作，保证四分之一的撰稿人是女性(当年斯必勒主编《美利坚合众国的文学史》时，六十名撰稿人之中只有一位女性)。他不仅吸收女权主义文艺理论的新成就，而且邀请有关专家撰写过去文学史所没有的有关美洲土著居民、非洲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及拉美裔美国人文化成就的篇章，甚至还有专文论述大众传播、科幻小说、通俗文学以及刊物杂志的文学意义。为了说明美国文化不是以一致性为特点，全书开宗明义介绍美国文学起源的第一章不是援引以往的作法，从西班牙探险者或清教徒来到美洲大陆开始，而是分别介绍早自十二世纪的美洲土著居民的艺术、来美洲定居的英国人的文学、有关开发美洲大陆的文学以及清教主义文学，从而突出美国文化有矛盾、不和谐一致的复杂性。艾略奥特把新编文学史比作一座拥有众多入口处和走廊的后现代派建筑物；导言好比设有楼面布置及展品内容示意图的大楼正厅。各节第一章引导读者进入不同的历史时期。但它们不是终结，而是新的入口通道，新的走廊，把读者引向更为具体的作家、作品和文学运动。
综上所述，美国文学的研究正处于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生气勃勃的时期。如果艾略奥特所主编的哥伦比亚《美利坚合众国文学史》能象他所强调的那样，真实地反映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和研究成果，他的文学史确实能使人耳目一新。但是，“拥有众多入口通道和走廊的建筑”似乎也有可能成为一座迷宫，让人摸不着头脑。当然，这一切还得留待全书出版以后再作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