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犹未了,落花满地鸟惊飞 [怪鸟啾啾鸣未了]

　　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但人们却时常可以见到一位着长衫马褂的老先生，脑后拖着一条长辫，在校园内昂然前行，这便是辜鸿铭。辜氏在当时的学术文化界有如一只怪鸟。他在课堂上高谈孔孟之道，以清王朝的遗老自居，却又是个精研西文的语言天才(他精通英、德、法、希腊、拉丁等九种语言)，讲起外语来如珠走玉盘。连以英文见长的林语堂，在谈及辜氏时亦不能不承认：“无论才思及英文文字的风格，至今无出其右者。”(《无所不谈合集・与大千先生无所不谈》)
　　辜氏生于一八五七年，卒于一九二八年。他是我国最早赴英的留学生，约一八八○年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复遍游法、德、意、奥等国，于三十岁上返国。回国后，曾为周馥、张之洞幕僚。其在张之洞门下最久，约二十多年，协办外交，甚得器重。他在政治上拥戴清室，宣统复辟时曾任外务部侍郎；民元后他任北京大学教授，后为北京英文日报编辑。辜氏处于清末民初的大动荡时代，由于思想上的偏执，他希图以中国传统儒学挽狂澜于既倒，因而以顽固守旧为国人所诟病，终于抑郁而亡。
　　辜氏一生著述颇丰。他努力向世界各国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当时在国际上很有影响，但因其所著书多为英文，故不为国人所知。
　　辜氏的主要著作有《春秋大义》(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1915)，《总督公署中的论著》(Papers from Viceroys Yamen，即《张文襄幕府纪闻》)，《中国牛津运动故事》(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呐喊》(Vax Cla-mantez，拉丁文本)，《尊王篇》(英文)，《大学》、《中庸》、《论语》英译本，中文著译有《读易草堂文集》，《痴汉骑马歌》(为英译汉的五言诗体译文)。
　　《春秋大义》为辜氏的英文代表，作，其主要内容为宣扬中国文明的优越。辜氏深谙西学，在欧美游学期间亲睹西方文明的利弊，归国后又长期攻研儒家经典。他在对中西文化进行过总体比较后，乃得出只有儒学才是当世的救世学说的结论。他认为，估量一种文化的价值，不在于都市之大，器物之新，制度的优越和科学艺术的创造等，而在于文化的灵魂，即有什么样的人道，什么样的民族性格。他认为中国文明有三大特征，即深奥博大，单纯，妙悟，而美国人不够深奥，英国人不够博大，德国人不够单纯。《春秋大义》附录长文：《战争和出路》(Verleidiguag Chinas ge-gen Europa，为中国辩护，反对欧罗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笼罩世界之时，辜氏对战争和出路作出了明确的解答：中国的圣经(四书五经)曾保存了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中国文明的正义精神定能拯救世界：“我们要有勇气，不要怯懦，才可以打倒武力”，“我们大家都以为德国民族是现在世界最危险的敌人，其实现在世界最大的仇敌就是自私和怯懦，因为自私和怯懦便造成了现代的拜金主义――商业主义。”他认为西洋文明太注重物质，结果产生军国主义和拜金主义，才导致世界大战。辜氏著作在欧美曾引起很大反响。丹麦著名文学史家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一九一七年曾作《辜鸿铭论》，称“此位卓著的中国学者对于欧战及对于东西文化关系的思想，比之通常欧洲人士所仅识得之多半作家，辜氏值得更大注意……。”
　　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一九○六年十月曾致书辜氏：“亲爱的先生：中国人的生活常引起我的兴趣到最高点。我曾竭力要知道我所懂得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智慧的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评注。我现在从你的书里知道好战的思想――想用武力把欧洲民族的横暴的举动打退――在中国醒觉了，我自己非常焦虑，就是这个缘故。”信很长，但托氏的和平主义与辜氏的思想显然差距很大，所以辜并未回复。辜氏的武力抵抗外侮思想在接受英国小说名家毛姆(Somerset Maughm)访问时表现得最为明显。辜面对这个英国小说家喊道：“你们凭什么理由说你们比我们好呢？……当你们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进化的人类了！”他甚至这样预言：“你们喜欢机关枪，你们也将被用机关枪判决。”(OneChinese Screen：The Philosopby)
　　辜氏虽然在政治方面的立场顽固守旧，但在当时畏洋如虎的官场气氛中，举措却不失为一个爱国者。在庚子事变时，他在与英人谈判的过程中极力维护中国的民族尊严与权益，痛斥英人在华举动为“卑鄙的基督徒”(Sneak Christian)。辜氏十三岁时即随外人出国，长期背井离乡，备受凄苦，但天性颖悟，遂养成一副孤高倔强却又失于偏执的性格，以致被人称做“辜疯子”。胡适曾经说：“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著‘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这种心理很可研究，起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一九一九年八月《每周评论》三十三期《随感录》)
　　胡适所说的矛盾现象确是事实，但这一矛盾不仅深植于他的心理、性格之中，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清末民初这一大动荡时代传统文化崩解的社会文化背景。他曾自述：“许多外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忠于中国之文明。”于此可见，忠于清室和留辫不去对辜氏实具有一种文化象征的意义。但是长期的书斋幕府生活，使他与广大人民生活隔绝，他的偏执性格又加强了他的偏见，以致于他维护旧礼教趋于极端，甚至把辫子、小脚、纳妾等也说成是好的。他把辛亥革命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均视为洪水猛兽，骂中华民国为梦魇(nightmare)。
　　
　　辜氏一生著书二十余种，如果不以人废言的话，其中不少还是很可一读的。这里想谈谈他的杂文集《张文襄幕府纪闻》。是书中文版系宣统二年(一九一○年)出版，共两卷，线装二册，署名为“汉滨读易者撰”，用的是笔名，故鲜为人知。
　　辜在张之洞幕府中协办外交诸务有二十年，《纪闻》一书即他后来在清外务部供职时所著。《纪闻》完全不象一般的清人笔记，详载趣闻轶事、聊供清玩。他在“弁言”中自述：“其间系慨当世之务，僭妄之罪固不敢辞”。“余赋性野，动触时讳，处兹时局犹得苟全，亦自以为万幸，又何愤马？惟历观近十年来时事沧桑，人道牛马，其变迁又不知伊于何极，是不能不摧怆于怀。古人云：‘作《易》者其有忧乎？’识者亮之。”所以《纪闻》乃是抒愤之作。书中辜氏的伤时忧国之情，溢于言表。正由于辜氏的忠于清室对他个人具有一种文化象征的意义，而晚清官场的腐败现实，与他恪守的儒家理想又有如天地悬隔，故辜氏愤积其中，不仅不对官场的腐败黑暗加以回护，反而对达官贵人讽刺斥骂，痛快淋漓，其中不乏破的之言，中肯之论，虽多伤时骂座之语，但谈言微中，文字极为犀利俏皮。如果牵强比附的话，亦可归于“黑色幽默”一类，是近代文学中不可多得的小品。
　　《爱国歌》一篇讲慈禧太后作寿时，张之洞各衙署“悬灯结彩，铺张扬厉，费资巨万。邀请各国领事，大开筵宴，并招致军界、学界，奏西乐，唱新编‘爱国歌’。”辜作陪客，大为反感，“谓学堂监督梁某曰：‘满街都是唱爱国歌，未闻有人唱爱民歌者’”。所谓“爱国歌”，乃是歌颂清朝、恭祝皇太后万寿之歌。梁促辜编，辜曰：“余已得佳句四，君愿闻之乎？”即口诵：“天子万年，百姓化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盛席华筵之上，辜氏却敢于大煞风景，吟出了为民呼喊的惊人之语，结果满座为之哗然。慈禧太后是当时清王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对当时的内政、外交种种失败，负有直接责任；可她在生活上又是穷奢极欲，曾挪用海军军费大造颐和园。辜对其不满，恐已久之，当时触景生情，虽只四句，却十分鲜明地将最高统治者和老百姓的境遇作了尖锐对比，攻击矛头直指天子、太后，也够大胆的了。后来这几句诗歌曾作为民谣流传，但著作权还是属于他的。
　　《马路》写某省初筑马路，窄狭先两边人行道，某道台之子驰马冲撞老妪。路人不平，道台之子骂道：“抚台筑此路，本要给马走，故不叫作人路，而叫作马路。你们混帐百姓，敢占了马路！我不送你到警察局惩办，已算你们造化，还敢同我理论呢1”有一乡人应曰：“啊哎，大少爷，如此说来，如今中国惟有官同马有路走，我们百姓都没有路走了！”官少爷的骄横，百姓的怨愤由此都被绘声绘色地写出来了。文末辜还引了韦苏州诗句：“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表达了他的自愧之情，文短意长。
　　《不问民》先引孔子在厩焚时问：“伤人乎？”不问马，后叙：“今日地方有一事故，内外衮衮诸公莫不函电交驰，亟问曰：‘伤羊(洋)乎？’不问民。”辜认为办新政应以保民为心，“非为保外人以保衮衮诸公之禄位也。”《卖穷》先引袁简斋诗话中句：“若使桑麻真蔽野，肯行多露夜深来”，后叙：“西人曾谓余曰：‘今日上海卖娼者何如此其多？’余曰：‘此非卖娼也，卖穷也。’”寥寥数字，道出了多少妇女的辛酸！这几篇都表现了辜对人民疾苦的关心以及他的儒家“仁政”的理想。
　　《纪闻》中更多的是对时政的抨击，对达官贵人的申斥，当时执政大臣，几被他骂遍。《贱种》先述西洋流氓至中国即大事挥霍、贪婪无度，接言“余谓袁世凯甲午以前本乡曲一穷措无赖也，未几暴富贵，身至北洋大臣，于是营造洋楼，广置姬妾，及解职乡居又复甲第，置园囿，穷奢极欲，擅生人之乐事，与西人之贱种一至中国辄放量咀嚼者无少异。”“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袁世凯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窃国大盗，正是因为出卖了戊戌六君子得以暴富贵的。当时正值他解职乡居，但又在伺机复起。辜当时大骂袁为贱种，揭露其流氓本质，是很大胆的。袁在其后出任民国临时大总统以至演出复辟丑剧，证实了辜的论断。辜后来曾说过：“袁世凯的行为，连盗跖贼徒之廉耻义气且不如……袁世凯不但毁弃中国民族之忠义观念，且并毁弃中国之政教，即中国之文明。”对袁一直持反对态度。
　　一国物质产品常常映现出该民族的文化。外国人常以一国建筑、器物的精粗，如英国货的厚实，德国货的精密，法国货的精巧，看一个民族性格的特质与文化的高下。辜氏则在《南京衙门》一文中，通过南京制台衙门建筑之粗率，推知作为晚清重臣的曾国藩经术之陋，“其学术及其所以筹画天下之大计亦实有不满人意者，”“看南京制台衙门规模之笨拙，工料之粗率，大而无当，即可知曾文正之陋处也。”这确实是别具只眼，发人之所未发。
　　“坚船利炮”是当时洋务派流行的理论。旅顺口炮台和军港是李鸿章苦心经营了十多年的，所有大炮几乎均为德国克虏伯厂的出品，但甲午一战，守将纷纷逃命，几乎未战即溃败，拱手将大连、旅顺送给日军。李鸿章及北洋水师的腐败，连外国人都看得出：“在他周围的一切，在他的船的甲板上，在他的一切衙门机关里，有的都是他自己委派的许多无赖汉，他们只是忙着把钱装到荷包里，出卖了国家的安全。”(濮兰德《李鸿章传》)在那些无赖、败类手中，任何坚船利炮都起不了什么御侮作用，反而成了他们变钱、自肥的工具。相反，辜氏虽然恪守儒家传统，但却看到在西方坚船利炮之后，有着深厚的精神基础，主张学习西方的学术制度文物。比之于洋务派的“坚船利炮论”，在见识上确实高出一筹。在《曹参代萧何》一文中，他继续批评曾国藩之御外方略：“当时诸贤以为西人所以强盛而狎侮我者因其有铁舰枪炮耳，至彼邦学术制度文物皆不过问，一若得铁舰枪炮，即可以抵御彼族，此曾文正公所定御外侮之方略也，亦可谓陋矣！”
　　《禁嫖赌》先述南洋大臣张安圃出示，禁官界学界军界嫖赌，可谓冠冕堂皇。辜却要拆穿其西洋镜，指出张为“幼樵胞，当时亦清流一派，幼樵入赘合肥相府，而安圃亦与袁世凯结儿女姻亲，所谓清流者如是！”张安圃的叔伯即为李鸿章的女婿。在甲午战争最紧张时，日军已占领威海南北帮炮台，海陆发炮攻北洋舰队，击沉来远、威远等船，而该两船管带(舰长)邱宝仁、林颖启正在妓院嫖宿，才免击毙，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出告示的张安圃本人亦与流氓、无赖袁世凯结儿女亲家，可见皆是荒淫无耻之辈。辜在文末引班固论西汉诸儒之言大骂：“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
　　《倒马桶》述“丁未年张文襄与袁项城由封疆外任同入军机。项城见驻京德国公使曰：‘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我是讲办事的。’”并以此自得。张文襄指张之洞，袁项城为袁世凯，河南项城人，袁世凯之从祖父，道光进士，历官江南道巡察御史，兵科给事中、钦差大臣、漕运总督等。官虽做得不小，实际上并无什么德能，正如李伯元《官场现形记・自序》中所言：“亦尝见夫官矣，送迎之外无治绩，供张之外无材能，忍饥渴，冒寒暑，行香则天明而往，禀见则日昃而归，卒不知其何所为而来，亦卒不知其何所为而去。”袁正是此流人物。辜评袁之言曰：“诚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讥袁不学无术，乃倒马桶一类角色。
　　端方是满洲正白旗人，字午桥，号斋，为当时满人大员中佼佼者，曾任陕西、江苏巡抚，两江总督。《翩翩佳公子》称端方为“翩翩浊世之佳公子”，评曰：“近日督抚考无良心，端午桥应考第一”，因其最易为无良心事，有如水性杨花之女子。并与张之洞相比：“张文襄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真小人。”骂得亦可谓辛辣了。
　　辜在《公利私利》、《权》、《廉吏不可为》、《半部论语》等篇中都讲到张之洞，有颂扬亦有讥刺。《半部论语》文中讲张调署两江时，为节省经费计，令在署幕僚皆自备伙食。辜戏谓同僚：“我大帅可谓敬事而无信、节用而不爱人，使民无时。人谓我大帅学问贯古今，余谓我大帅学问即一章《论语》亦仅通得一半耳。”巧妙地用孔子的话讥刺了他。程靖宇在《新文学家回忆录》中曾述及辜鸿铭大骂张之洞，讲的是有一次某国领事见张，辜任翻译，陪谈甚久。送客时张从督辕内厅直送阶下，辜即说：“大帅请回，由我送吧。”因张乃两省封疆大吏，对方仅一领事，送至阶下，已足够了。可是张直送出二门，辜急，立时厉声对张：“大帅请回步，不必再送了。”张方止，辜送完客，向上大骂：“望之不似人君！”他是用孟子见梁襄王时评语：“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为“嗜杀人者”之“人牧”！这里可见张之洞在洋人面前的卑躬屈节与辜之鲠直无畏！不过张能容忍辜氏在其幕下从容讥刺议论，这位封建官僚之气度雅量倒也未可小觑。
　　他对当时朝政的总评价是行“亡八蛋之道”，见《亡八蛋》一文，文极短：“学部待郎乔君谓余曰：‘君所发议论皆是王道，其如不行于今何？’余曰：‘天下之道只有二端，不是王道就是亡八蛋之道，孟子所谓仁与不仁而已矣’。”他骂督抚之好吹牛，将亡中国(见《不吹牛》)。他说“今日大人有三待：以匪待百姓，以犯人待学生，以奴才待下属。”(见《大人有三待》)都是一针见血之论。他反对谄谀之风，称“颂词”为谀墓之文，敢于当众打趣(见《颂词》)。他还对督抚讲应办督抚学堂，见《督抚学堂》一文。此乃由京师拟办税务学堂引起，他见到端方，曰：“既有金学堂则州县官亦不可无学堂”，“午桥曰：‘诚然’。余正襟而对曰：‘如此则督抚亦不可无督抚学堂。’午桥闻之乃大笑。”端方以为他在说笑话，此是似庄实谐，富幽默感。
　　在《自大》一篇中，辜氏还借日人樱泉氏之言大骂当时腐败的政教风习：“士讲经艺，耗百年有限之力于白首无得之举业，及其一博科第，致身显贵，耽财贿，肥身家，喜得忧，失廉耻，荡不复知国家之为何物！而名儒大家，负泰斗盛名者，日夜穷凿经疏，讲究谬异，金石说文二家……纷乱拉杂，其为无用，百倍宋儒。其少有才气者，以诗文书画为钓名誉、博货贿之具，玩物丧志，无补身心；风云月露，不益当世，此亦与晋时老乐相距几何！吏胥奴颜婢膝，奉迎为风，望风拜尘，欺己卖人，自为得计。商贾工匠，眼无一丁，脏貌价，滥造粗制，骗欺人财，此犹可以人理论者，其最下者狗盗鼠窃，不知刑宪为何物，立门乞怜，此皆由风俗颓废、教化不行者。呜呼！政教扫地，一至此极！而侮蔑外人、主张顽见，傲然以礼义大邦自居，欧米人之以未开国目之抑亦有故也。”辜之所言，确是当时实况，可见士风之坏，比《儒林外史》所述儒者之奇形怪状更甚之。清人龚定庵有言：“士不立则国不立，士无廉耻则国无廉耻。”晚清士林之风气日下，标志着封建社会已至崩溃边缘。辜面对现实，不得不借日人之言大声疾呼。文中愤世疾俗之情，充溢词句，文章也写得很有气势。末言：“今日慕欧化者，又何前倨而后恭也！”作出了鲜明地对比。
　　《纪闻》中还有一些反对改良之短文，反映了辜对新思想的反感，对新潮流的反动，如《孟子改良》、《狗屁不通》、《在德不在辫》等篇。这些短文比较浅露，缺乏说服力，有的是信口开河，虚构故事，是其短处。至如书中洋洋数千言长文《英将戈登事略》，详述其一生行状，为镇压太平军之刽子手歌功颂德，凡此都是书中的糟粕。
　　此外，书中《生子》讲做学问、作文章需先立“诚”，主张“自然”。《不枉受穷》讲“吾人居今之世，当以增长气骨、开通识见八字书诸绅以自儆”。《自强不息》引德国名贤歌德箴言：“不趋不停，譬如星辰；进德修业，力行近仁”以自励。《犹龙》以老子诫孔子语：“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作《纪闻》殿后之文。从这些讲修身的文章中也可以窥见作者之风骨气节。
　　
　　鲁迅在《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中，曾精辟地指出小品文的历史发展：“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这种作风……直到乾隆年间，这才压制下去了。以后呢，就来了‘小摆设’。”“小摆设”即士大夫的“清玩”，玩物丧志，温柔敦厚，雅得很，清代小品，多属此类。李渔号称大家，其《闲情偶寄》即集大成者，虽偶有讥刺不平，但不及《纪闻》远甚；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多记狐鬼轶闻，就批判尖锐性而言，亦不如《纪闻》。至于谈风月、讲掌故等大量笔记小品，更难与《纪闻》相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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