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小学_史家的关怀

时间：2019-02-16 05:31:52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以史学为重心贯穿全书，随处体现钱穆之史学精神，是《钱穆评传》一书的特色。　　宾四先生是一大史家。其学虽极广博，然其根基要在史学，其为学亦时时体现一史家之眼光。所以他把历史学看作“研究人文科学一种最基本的学问”(《中国历史精神》)。古来中国学术，本以文史哲不分家为特征。然史家之关怀，毕竟不同于哲学家。史家主即通变而达经世。司马光著《资治通鉴》，“资治”一语，已见史家之关怀。哲学家则关注形上理想之挺立，如张横渠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钱穆视人生、文化、历史、民族为一体，必即历史变迁之具体过程而显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和民族之个性，必见诸行事，即通变而见真常。故其哲理乃就史学而显。
　　《评传》紧紧地抓住钱学这一特征，除专辟《史学论》一章详细评介钱先生的史学理论和学术成就外，又特别注重揭示钱学各学科部门中所蕴涵之史学精神。如在《经学论》一章中，作者专列《以史学立场为经学显真是》一节以显此义。作者举钱先生早年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为例，深入分析了钱先生以史学立场治经学的史家特点。指出，钱先生破所谓刘歆遍伪诸经疑案，息今古文之争，乃本诸史实以破经学虚说，即完全以史家的立场和眼光来治经学。“现代一般治经学的，通常不讲史学；治史学的，通常不讲经学。钱穆认为，经学上的问题，也即是史学上的问题。《刘向歆父子年谱》依据《汉书》谈《周官》、《左传》，他所持的就是这个观点。”(第107页)“所以钱穆最后的归宿在史学”(第110页)。又如在《子学论》一章中，作者通过对钱先生诸子学的深入分析，揭示了他“以史证子”，“子学也是史学的基本精神”。(第127页)指出：“钱穆子学研究的最大特点是把先秦学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历史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他以史学的眼光考研诸子学及其特质，是非常有独创性的。”(第117页)《评传》进一步结论说：“他无论是研究子学、文学、理学，也都是站在‘史学立场’上”。(第110页)
　　以文化关怀为纲维理解钱学精神，是《评传》一书又一特色。
　　钱学之根柢在史学。然而钱先生治史，非作不相干的客观研究。他以史学为生命之学，而生命精神之显发，即为民族之文化、民族之历史。因此，无此种生命之契合，则断无历史精神可言，因之亦无史学可言。所以，钱先生治史，意在求致“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振起民族文化原创之精神，以为“民族国家复兴前途之所托命。”(《国史大纲・引论》)钱先生之学，倡性道一体，天人合一，本史学以打通四部诸科而成一大系统，是以今人称钱先生为“通儒”。《评传》作者对此一旨趣深有所会，因此自始至终以文化关怀为主线来评介钱先生的学术思想。
　　《评传》是关于钱宾四先生学行研究的一部颇有特色和学术价值的著作，其精彩微至之处，不能一一例举。当然，作为大陆第一部全面评述钱宾四先生生平、学术、思想的论著，不能不存在一些尚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例如，钱先生作为一位现实感很强的学者，其不同时期的思想是有变化发展的。《评传》较注重于横断面的分类研究，对其思想纵向的变化似显注意不够。我们期待作者在钱学和现代学术、思想、文化的研究中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钱穆评传》，郭齐勇、汪学群著，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三月版，15.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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