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学派的废墟之上 年鉴学派
时间：2019-02-16 05:41:4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大凡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交叉，总是陪居修饰之位，譬如历史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等。若历史居于中心词位置，则基本上被理解为部门史的一种，着重表明其研究对象，而不强调其学科交叉性，例如经济史、政治史等。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也不例外，社会史为部门史的一种，而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实践，一般被冠以“历史社会学”。二○○三年问世的《历史社会学手册》全面回顾了自马克思、韦伯以来历史学与社会学交叉合作的学术历程，以及近二十年来该领域的最新动向，是书开篇即明言：“历史社会学是介于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个模糊领域。”而法国学者热拉尔・努瓦利耶（Gérard Noiriel）反其道行之，将这个模糊领域称为“社会历史学”，他策划主编了法国Belin出版社的“社会历史学丛书”（Collection Socio-histoires），最近译介至中国的《社会历史学导论》（Introductionla socio-histoire）便集中了他对社会历史学的系统阐释。
法国史学界，曾诞生过一统社会科学的年鉴学派，而目前的学术界，常以美国学界为圭臬。鉴于这一不争事实，法国学者罗卡（Jean-Louis Rocca）在《社会历史学导论》“中文版推荐序言”中客观地将社会历史学定位于非主流，并特别指出，该书译介至中国的意义在于，“可以说，本书是一个西欧学者对于西欧社会历史与社会学思想的直接介绍，而不是以美国学者为媒介和滤器将这些知识传到中国”。值得注意的是，《历史社会学手册》将“历史社会学”定位于盎格鲁－美利坚社会学接引历史学的产物。因此，可以说，热拉尔・努瓦利耶的《社会历史学导论》向我们展示了居主流地位的英语学术世界之外，历史学与社会学交叉运用的又一路径。
一
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相遇，肇自十九世纪后期社会学的诞生，此时的历史学，也正经历着巨变。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提倡“如实直书”，奠定了现代历史学的实证原则，“事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这一朴素的思想，成为学科交叉实践中，历史学的标志性理念。但在兰克的时代，历史学还并未真正做到“如实直书”，在研究视野与客观性方面均存在着缺陷。当时，历史学是旧贵族之间以及新兴资产阶级与旧贵族之间进行政治斗争的武器，平民阶层大多无权于政治，不需要历史作为武器，历史学自然也没有将视线更多地投向平民。同时，在那个民族国家崛起的时代，“民族性”、“公民性”的要求也不断迫使历史学在客观中立方面做出让步。而以社会科学形象出现的社会学，将矛头直指历史学的上述缺陷。社会学认为，历史学与政治斗争直接关联，其术语充斥着含混的政治斗争用语，并非科学。为此，以韦伯为代表的社会学家提出，应将学术与政治分开，客观面对过去，客观理解过去。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学的一些研究思路，为史家提供了观察剖析社会的利器。社会学认为，相对于其他学科，其立足之本是擅长研究将个体联系起来的诸种关系。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关系固然有目共睹，而在一个庞杂的社会中，更多的是互不相识的人们之间发生着甚至连自己也未曾意识到的“远距离联系”，“社会何以可能”，正蕴藏于这些联系之中。社会学的早期巨匠曾揭示了“远距离联系”的多种存在方式及其运行机制。马克思发现了人与人之间物化的联系，货币和市场是将远距离联系物化的重要工具。涂尔干进一步指出，远距离联系的拓展在扩大人类交往的同时，也催生了对人类行为的限制。更多互不相识的个人，因着远距离联系的存在，需要遵守相近的行动规范，国家即以此保护着自己的成员。那么，国家又是如何将自己的权威传递到未曾谋面的基层民众呢？韦伯的科层制解答了这一问题，这一制度巧妙地缩小了命令发布者与遵守者之间的距离。但科层制伴随着单向性的强制性聚合，加布里埃・塔尔德（Gabriel Tarde）对出版的研究，发现了文化在聚合陌生人中的独特作用，与科层制不同，文化的传播与被接受，在文化的生产者与受众之间存在着一个双向选择的关系。
涂尔干社会学一度试图将周边学科收服为为其服务的工具，这种王者式扩张自然遭到了其他学科的抵制，而年鉴学派的拓荒者以谦逊的姿态达成了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实质性合作。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吸收了社会学的问题意识，提倡问题史学，他关注法国农村社会，独辟蹊径，通过对空间的分析，层层剥离出固化并层累于其中的社会关系。但此时的历史学还没有将集体真正地解构为个人，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尚津津乐道于人群性格，布洛赫关注的则是按经济标准来划分的阶级。相对而言，社会学阵营中的跨学科实践者，在个人关系的探讨上走得更远。继韦伯的科层制统治理论后，诺贝・艾利亚斯（Norbert Elias）提出了对权力的新见解。他将权力视为占统治和被统治地位的两个个体之间的功能性关系，强调两者间互相依存，缺一不可。在他眼中，社会是一个无数人同时参与的牌局，尽管众人有着近似的游戏规则，但是不同个人间有着千变万化的连锁反馈。艾利亚斯承认不同层次集体的存在，但他反复强调，必须将集体视为以某种特殊关系而联接起来的真实个体的集合，社会历史学家必须能够回溯这些集体的聚合过程，重新发现构成集体的活生生的个人。
将集体作为研究中人的单位，与强调结构化的社会科学方法息息相关。“二战”后，胸怀创立普世法则野心的社会科学发展迅速，并对历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布罗代尔三时段的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就是应对结构主义社会科学挑战的产物，然而在宏大历史中，常常没有给鲜活的行动者留下太多的空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欧洲的社会运动，也引发了学界对这一缺憾的反思，将研究导向对社会事实的深度关注。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就成功地从故纸堆走向田野，围绕具体的社会事实，开创了对移民、社会边缘等以往未受关注领域的研究。“新社会史”代表人物E.P.汤普森（Edward P. Thompson）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将视线投向日常生活框架内个体之间的关系。继结构化之后，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在学者眼中开始被视为个体间日常生活互动的集合，在经历了集体和个人两种分析视角的洗礼后，廓清集体行动与个体行动间关系的研究便自然浮上日程。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从集体到个体的方向上实现了突破，他提出“场域”（champ）和“惯习”（habitus）两个分析工具，与此前新社会史着眼于个体间的交互式关系不同，布迪厄的“场域”指围绕个体的各种属性的联系所组成的一个结构化的场，而“惯习”这一概念揭示了“场域”如何内化成为个体的行动方针。吕克・波尔当斯基（Luc Boltanski）则通过研究个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如何在表述中逐渐上升为一类人群的痛苦，进而成为政治诉求的动因，指出了相反方向，也就是从个体行动向集体行动转化的方式。
二
集体与个体，两种分析视角的取舍与选择，成为历史学与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发生撞击的焦点，社会历史学吸收了历次碰撞的结晶，以个体行为为基点，强调集体由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组成，而非一个仅具有单一性格的均质体。在此意义上，社会是一个巨大的集体，将组成社会的独立个体连接起来，尤其是将不曾谋面的个体连接起来的“远距离联系”，成为社会历史学研究中的重点。努瓦利耶在书中阐释了社会历史学的这一研究思路分别在经济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三个常规领域中的运用。
自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经济与社会问题间的因果联系就为学者所注意。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一度成功地将所有历史事实纳入一个经济―政治―文化三段式提纲，其简化版本深刻地影响了历史学界。但经济决定论无疑遮蔽了不少引导社会变迁的其他动力，“新社会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该理路的反思，“新社会史”不再将阶级视为先验存在，而着眼于阶级究竟是如何形成，并重点关心文化、政治和语言等经济以外能够介入集体身份构建的因素。但以矫枉身份出现的“新社会史”，无意间将经济置于视野的暗角之中，为此，社会历史学从自身的社会构成观出发，赋予经济以新的地位，将其重新引入研究的聚光灯下。社会历史学秉承马克思主义将经济视为人际关系物化手段的观点，将经济作为实现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远距离联系的重要介质。货币、文字、铁路等技术，在为人类自由活动创造条件的同时，也为人对人的远距离控制提供了极大便利。譬如雇主与雇员，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是统治与被统治的阶级关系，但在社会历史学家眼中，两者间既有对立性的统治关系，又有依存性的团结关系，这两种关系究竟如何衔接，是社会历史学家的一个重要研究目标。例如，市场就是从经济角度实现人与人之间远距离关系配置的一个场，在这个场中，货币是最重要的媒介，社会历史学家认为，货币之于市场，好比法律之于国家，有必要从社会关系媒介角度对货币进行新的研究。
社会历史学对政治问题的研究源自对政治史研究思路的批判继承。努瓦利耶在书中以“民族性”和“公民集体意志”的形成为例，阐发了社会历史学的政治问题研究思路。政治史将民族性视为成员的共同意志，将舆论视为公民集体意志的表现，但社会历史学认为，这种思路将集体过于简单地处理为一个均质体，实际上是受到了政治家激情动员、倡导团结的误导。因此，社会历史学拒绝使用“民族性的觉醒”之类表述，而对推动政治运动的个人，包括运动领袖、运动的追随者和盲从者，他们究竟如何证明自身要求的合法性深感兴趣。社会历史学家同样运用“远距离联系”这一分析工具来观察个体如何组成民族和国家，他们并不认为民族和国家都是想象的共同体，也不认为少数个体精英便能代表民族和国家，而深信其均是由大量鲜活个体组成的真实的政治群体。为此，个人诉求如何上升为集体的一般意志，并通过政治力量作用于其他与之原本并无任何生活交集的众多个体，成为社会历史学家解析社会的独到法门。为便于中国读者理解，努瓦利耶特地为该书中文版添加了来自中国的案例，他援引伊莎白（Isabelle Thireau）和王汉生对一九九三至一九九八年中国乡村纠纷的研究，指出这份典型的社会历史学研究，其方法论的独到之处在于极其重视深究中国的基层村民究竟使用何种资源来维护自身利益，或者证明自身诉求的合理性，而非将政治精英的纲领性话语直接接受为社会现实。
在社会历史学之前，有两种文化研究进路：一为政治史取向，将文化作为大众舆论或民族意识来进行研究，一为总体史取向，将文化作为大众心态置于总体史大厦的顶端，试图用心态解通一切历史。面对文化，社会历史学并不抱有心态史这般野心，在“远距离联系”思路观照下，社会历史学别出心裁，将文化视为经济和政治之外又一个“远距离联系”运行其上的场。这个场的运行法则，既不同于经济市场法则，也不同于政治权力法则，文化能令互不相识的人声气相通，但前提是该文化能得到个体的主观认同。社会历史学家将文化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记录的文化，它是纪实的，或者是希望被人理解为纪实的，例如记者和学者的作品；另一种是用于情感宣泄的文化，例如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这类文化的生产，有的是出于个人目的，有的则是为了公开，不管出于何种目的，这类文化相对而言更具有感染力。就此，个中出现了一个两难，能为人广泛接受的文化，不一定是符合真相的，而反映真实的文化，又不一定能为人所认同。于是，文化的传播常常借助资本或是国家的力量。因此，虽然文化的生产与被接受均依托个人主观选择，但行动时的实际动机却往往是经济或是政治的。所以，文化的运行虽然因为有了个体主观选择的加入而具有不同于经济和政治的法则，但又常常为资本或强权的力量所利用。因而，社会历史学家研究文化，重点在于观察发端于资本或政治的象征性权力究竟如何在文化这个场中运行，并达成大众的“远距离联系”。
三
以探究社会成员“远距离联系”为己任的社会历史学，注定具有积极的入世精神，为此，努瓦利耶在书中特别探讨了社会历史研究者在现实社会分工中的职业定位。究竟是一种客观记录，还是一种主观陈述，历史一直为自己的定位所困扰，其社会功用也因此而备受争议。十九世纪末，在科学化风潮中，历史学一度尝试通过纯粹叙事来保持自己的客观立场，但是，二十世纪中叶以后对话语的关注引发了人们对客观叙事的怀疑，极端的后现代流派甚至宣称，每个历史学家生产的都是他自己的真实，客观似乎成为一个难以企及的梦想，历史的社会公共职能也因此而大打折扣。为此，胸怀公共责任意识的社会历史学者对学科的客观性提出了新的解释，他们认为社会历史学的客观性并不在于研究对象本身，而在于研究的实践活动。社会历史学者利用专业杂志等研究工具，通过严格的操作规范，建立良好的集体学术纪律，消弭学者过度的个人情感，从而培育出客观的学者立场。在此基础之上，努瓦利耶也对社会历史学者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具体职责提出了独到的看法。他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一名专业学者，社会历史学者的舞台不是在媒体，而是在课堂。因为职业的缘故，社会历史学者的见识并不能胜过政治家和记者，但学者的思维深度又是每日围绕公众话题打转的后者所无法企及的。因此，社会历史学者的强项在于将大众关心的话题转化为学术问题，并且，学者没有权力借用自己的学术身份向大众推销自己的个人好恶，学者的职责，在于向大众提供具有客观学术立场的知识，供大众自由利用，而非代替他们进行选择，并时刻警醒公众注意政治力量和资本力量对个人自由行动的约束。
历史学重视实证研究，社会学重视规范研究，自社会学诞生以来，有着近似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和社会学便一直关注着对方的发展，在方法上互相吸收，并时常借助对方的方法论作为征讨本学科旧思维的武器，实现学科更新。历史学与社会学在长期的合作中，分别围绕本学科的研究特色，形成了互为体用的两大流派。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社会学，即以社会学规范研究为体，历史学实证研究为用。《历史社会学手册》开篇指出，历史社会学关注的主题是现代性的形成和转型，其定位在于研究现在。而努瓦利耶等学者倡导的社会历史学，相对而言，更接近于历史学，提倡经验研究，放弃对实证先见，即规律的研究，因此，社会历史学并不具有浓重的理论色彩。努瓦利耶强调，社会历史学不是一种只需应用便能给研究带来进步的新“理论”，它更大程度上是一个“工具箱”，研究者可以根据史料选取合适的工具，以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这样一种定位，与法国年鉴学派总体史思路的瓦解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力图用一个统一体系包容所有史实的总体史思路的破灭，学者们逐渐意识到，与其用一个人为制造的学科版图来约束自己的研究，不如以一种更为开放的心态广泛吸收前人的成果。为建设一个装备精良、取用方便的工具库，努瓦利耶的《社会历史学导论》在形式上就表现为一份自历史学与社会学相遇以来各类流派的综述，批判地汇集了各种分析概念及研究方法，呈现出一种后学科的状态。
身处后学科时代的社会历史学，主张摒弃流派门户之见，依据史料情况，开放地利用各种合适工具，但很明显，社会历史学也有其特别强调的研究思路。社会成员间的远距离联系，以及作为鲜活个体集合的集体，成为社会历史学研究的重中之重。这两个重点，可以说均建立于年鉴学派总体史的废墟之上。年鉴学派以批判政治史起家，权力关系一直不在总体史的核心视野之内，因此，个体何以结成社会，在社会中，一个个体何以能影响另一个个体的行为，这些问题均未能得到解决。社会历史学即尝试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场中，观察个人行为如何上升为集体意志，并进而影响到其他个体。素未谋面的个体联结成社会，“远距离联系”在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在此思路观照下，社会历史学视野中的社会，就不是一个仅具统一性格的拟人集团，而是一个由大量鲜活个体组成的实在集体。在年鉴学派的发展过程中，为应对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结构主义人类学的挑战，布罗代尔创立了三时段结构论，并尤其强调长时段的基础结构作用，但也由此导致有血有肉的个体消失于其间。年鉴学派后期对心态史的强调，也同样以集团心理遮蔽了个人行动。社会历史学从经验研究出发，将目光聚焦至一度为集体所掩盖的个人，原因很简单，真正的人类社会，就是一个由鲜活个体组成的实在集体。社会历史学的以上主张，均需要置于年鉴学派前后的学术脉络中来加以理解。
（《社会历史学导论》，[法]热拉尔・努瓦利耶〔Gérard Noiriel〕著，王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九年版，20.00元；《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法]弗朗索瓦・多斯〔Franois Dosse〕著，马胜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二○○八年版，35.00元；《历史社会学手册》，[英]杰拉德・德兰迪〔Gerard Delanty〕，恩靳・伊辛〔Engin F. Isin〕主编，李霞、李恭忠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九年版，99.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