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境界第几重_王国维的三重境界
时间：2019-02-16 05:42:1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陈垣曾经利用敦煌所出摩尼教经，考证摩尼教入中国史，引起注意。于是应中研院史语所之请，就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劫余之写本八千余轴进行整理，撰成《敦煌劫余录》，请陈寅恪为序。陈寅恪序文扣“劫余”二字，言敦煌写本之佳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此非此序之重点，故未详说，但已启愤慨之思。
《罗振玉学术论著集》（下简称《罗集》）第四集中有《姚秦写本僧肇维摩诘经残卷校记》，其序云：“宣统纪元（一九○九），予备员学部，伯希和博士既告予，敦煌石室尚有残卷八千轴。予乃怂恿部中购取。明年，由署甘督毛公遣员某运送京师。即抵春明，江西李君与某同乡，乃先截留于其寓斋，以三日夕之力，邀其友刘君、婿何君，及扬州方君，拔其尤者一二百卷，而以其余归部。李君者，富藏书，故选择尤精，半以归其婿，秘不示人。方君则选唐经生书迹之佳者，时时截取数十行鬻诸市。故予箧中所储，方所售外无有也。岁壬戌（一九二二），予自海东移寓津沽，则何君已物故，乃尽得其所藏数十卷，而以《维摩诘经解》二卷为之冠。”因为罗振玉挂名学部，故知之较详。毛督为毛庆蕃（实君）；江西李君为主谋，即大藏书家李盛铎；其婿何某，即何震彝（穆）；其友刘某，即曾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类校长）之刘廷琛（幼云），亦江西人；扬州方某，即大方，方尔谦（地山）。惟“甘督毛公遣员某运送京师”的某，不知何人。有学者认为何震彝与某偕行；荣新江先生则认为李盛铎在学部职位更在罗振玉之上，此次劫掠，为李监守自盗。至于瓜分之后的下落，大致如此：李盛铎所得“半归其婿”，半售予日本；归其婿者后为罗振玉购得。刘幼云后来被打成汉奸，所藏敦煌写本半为没收；半归董康，后卖给日本。大方所藏，时时截取片段，鬻市换钱，此部为罗振玉所得。罗振玉在校记序中痛斥江西数人，然待其尽得何、方所藏后，亦卖给日本。所以说陈垣以“劫余”二字作书名，所感者深，所责之人也多。罗振玉总是这样非学术性地卷入到这类事件中来。包括王国维投湖，责罗之声不断。人们又尽疑雪堂著述为观堂代笔，以《殷虚书契考释》最为聚讼。
本来追随末帝，出任伪满，其政治身份之牵连影响，已是无声之枷，而这类事件，更影响了他的学术声名。罗振玉因儿女钱财等细事与观堂计较，得不偿失。公案几重，传疑到今。非学术性地卷入，造成了罗振玉学术作品的埋没。虽有其孙罗继祖，真能继祖之功业，奔走疾呼，亦似无济于事。
但从《罗集》来看，他收集整理文献，真是一流。眼光、动作皆在世人之前，识见、取径又开风气之先。其为人精力弥漫，一刻不闲。殷墟甲骨、西陲文献、内阁旧档皆曾插手。又善于擘画经营，命其弟唐振常在沪设立蟑隐庐，晚年居辽东开办墨缘堂，学人而兼书估，借此搜求图籍，但也买进卖出，带来毁誉。
王国维《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序》云：“先生之书，其有功于学术最大者，曰《殷墟书契前后编》，曰《流沙坠简》，曰《鸣沙石室古佚书》及《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此三者之一，已足敌孔壁汲冢之所出。”又言：“其余所集之古器古籍，皆问世之神物，而大都出于先生之世。顾其初出，举世莫之知，知亦莫之重也。其或重之者，搜集一二，以供秘玩，斯已耳。其欲保存之、流传之者，鉴于事之艰巨，辄中道而废。即有其愿与力矣，而非有博识毅力如先生者，其书未必能成，成亦必不能多且速。而此间世而出之神物，固将有时而毁，且佚或永锢于海外之书库中，虽出犹不出也。先生独以学术为性命，以此古器古籍为性命所寄之躯体。视所以寿其躯体者，与常人之视养其口腹无以异。辛亥以后，流寓海外，鬻长物以自给。而殷墟甲骨与敦煌古简佚书，先后印行。国家与群力所不能为者，竟以一人之力成之。他所印书籍，亦略称是。旅食八年，印书之费，以巨万计。家无旬月之蓄，而先生安之。”可引此数语为雪堂辩，然而当初被视作临文虚语，未受重视。推王贬罗，已成风气。不知道不熟悉的就否认贬低，成一世恶习。
然事无定见，人们在历史中穿行，评价也会改变。胡文辉新著《现代学林点将录》，在“托塔天王晁盖章太炎”下系一绝句，云“并世学人别流派，章黄原不及罗王”。以罗王为新派，为真正的新派“呼保义宋江胡适”和“智多星吴用傅斯年”张目。胡适“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尚是提倡多读书，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则已走向一端，近于“一味寻找新材料而不读二十四史”的做法了。罗王实是新旧之间的人物，我们去看看《罗集》，旧式学者的痕迹很明显。后来真正的新派，在章（太炎）黄（侃）前举罗王，以压倒之；在罗王前恐又不十分钦服，因为二人实不够新。其实于罗王二人，有所攀附。胡适新派，未必有力量扳倒章黄旧派，面对扳倒的结果，新旧之间的人物不容忽视。他们成分复杂，有具备乾嘉功底又勇于使用新材料进行宗教史研究的陈垣，有当初蔑视乾嘉后来又回归的陈寅恪（陈氏归国之初方法最新，后针对国内学界情形，变为“守伧僧之旧义”，反对“树新义以负如来”），有作《温故知新说》的杨树达（“温故”反胡适新派，“知新”针对黄侃旧派）。罗王二位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王国维与罗振玉交恶后，与陈寅恪定忘年交，陈义宁成为能伴王国维“独上高楼”的伙伴。陈垣与杨树达对王国维亦甚钦佩，以后者为例，《积微翁回忆录》“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六日”条云：“阅王静安《殷先王先公考》。读书之密如此，可谓入化境矣。”同年“三月二十二日”条云：“阅王静安《顾命礼徵》，精湛绝伦，清代诸师所未有也。”同年“五月一日”条云：“阅《观堂集林》。胜义纷披，令人惊倒。前次曾读之，不及今日感觉之深也，静安长处在能于平板无味事实罗列之中得其条理，故说来躁释矜平，毫不着力。前儒高邮王氏有此气象，他人无有也。”“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九日”条云：“读王静安《〈尔雅〉草木虫鱼释例》，穿穴全卷，左右逢源，千百黄侃不能到也。”刘腴深题杨树达著作一绝云：“学从西汉溯周秦，派接乾嘉更出新。当恕吾家刘季绪，尽如君制诋何人？”第二句正是这些新旧之间的人物最爱听的话。一九三五年许维《吕氏春秋集释》出版，杨树达责其不知即今“吻”字。（按乃之或体，即吻字。而 即昏字，正可成为吻之声旁。）谓“大抵不通小学音韵而矜言校勘，必不免谬妄如此”。讽胡适、顾颉刚之整理国故。（之前此书出版，清华请陈寅恪、杨树达审查，陈寅恪专委杨树达，陈先生亦不以小学音韵及子部为擅场。及此，已稍改归国初轻视旧派之看法。）诸人于罗振玉不置评，颇值玩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八日杨树达成《释图篇》，后读《殷虚书契考释》，知罗振玉先有此说，反疑《书契考释》为静安代笔，后于省吾、陈梦家、张舜徽皆为罗氏辩诬，杨方信。
相对于章黄，罗王是新派。罗王再分，王国维在研究上，无疑更胜一筹。而罗振玉收集强于整理，整理强于研究的特点，使得在罗王并称中，他这边偏弱。但罗振玉在资料收集上，其功甚巨。罗继祖追述其祖之语，“尝叹平生志业，百不称意，惟文字之福，傲视前贤”。确实，洹水遗文，西沙坠简，鸿都石刻，柱下秘藏，一生寝馈书丛，搜集残编，在收集整理文献资料这一领域，为传古继绝之旧业，又引领新风，成为新旧之间的桥梁。
陈寅恪提倡使用新材料，认为大师巨子在于“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先修所未逮”，但他有个前提，就是“承继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这两句话合起来，是对罗王的概括。王国维曾经有最有名的“三种境界”说，在文献资料的收集方面，罗振玉无疑是达到了“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境界，但在一些事件上非学术性地卷入，使声名受损。民国五年五月二十三日王国维致函罗振玉说：“一别五月，公致书在箧中已盈半寸有余，维卷纸二束亦已用罄，其中十分之八九乃致公书，两人书中虽有他事，而言学问者约居其半，中国恐无第三人。”视罗振玉为“独上高楼”之伙伴。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成，前有小照，王国维为题一诗，云：“不关义气尚青春，风雨相看各怆神。南沈北柯俱老病，先生华发鬓边新。”由第三句可见罗王与旧派之联系，沈指沈曾植，柯指柯绍。二人最多提及吴大、孙诒让书，可见其“新”亦有渊源。
罗振玉对新材料的敏感，是逐步培养起来的，他生平第一部著作是《读碑小笺》，用山左、中州古碑版证经史，接下来的一部《存拙斋札疏》，就受到老辈俞曲园的重视，所以他于经史金石之外，旁及小学、目录、校勘、姓氏诸学，不以金石之学自限。后来又肆力收集新出文献材料，能走进书斋，又能走出书斋，开辟新的道路，引导了学术流变的走向。后来学者，受西方学术分工的影响，在不大的领域内，一口深井打下去，若以今日量化考核之法，一条皮尺量过去，唐兰、容庚诸位，那从地底下翻上来的长度，恐怕超过罗振玉所独上的那座“高楼”。从“五四”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这个时段，通人的时代渐去，专家的时代到来。但河东河西三十年，如今又不信专家，呼唤通人。今日重估罗振玉，正不知境界几重？希望随着《王国维全集》和《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的出版，学界能真正地认识与把握这两位处在学术流变之间的人物，有意识地在新旧之间找到平衡。
十五年前，葛兆光一篇《世间原未有斯人》（《读书》一九九五年九期），谈政治史对学术史的遮蔽使我们遗忘了沈曾植。时至今日，许全胜先生《沈增植年谱长编》已出版，并颇获好评；《沈曾植全集》亦在编纂中。但罗振玉的情况恐怕更复杂，沈氏之遮蔽主要来自政治，而罗氏在政治和舆情两个层面，皆无佳评。故《罗振玉学术论著集》固是迟来，但比较起来倒也不算太晚。罗、沈二位，已成历史人物，对待历史人物，陈寅恪主张“了解之同情”。罗振玉在辛亥之前感世危知事变，欲谋离京，变卖书画以筹行资。赴日后，供养三家（指罗、刘、王三家，刘为刘铁云子、罗氏长婿）二十余口，所带长物之一部亦卖去。然而即使在困居日本期间，犹能筑大云书屋以储书，其善于治生，犹迈越清初顾亭林。钟叔河先生“人归人，文归文”，固是佳论，然二者终难截然划分。何时“知人论世”，何时“设身处地”，把握怎样的分寸？只能留待读者自己思量。
（《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罗继祖、王同策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二○一一年一月版）《王国维全集》，谢维扬，房鑫亮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与广东教育出版社二○一○年九月联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