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 中国复兴

　　我相信以后的历史学家回顾二○○八年,会把它看成是人类历史发展中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有四个我们过去习以为常,或者视为当然的历史趋势、现存历史结构,在这一年都出现了转折,或者是结构松动。
　　这四个历史趋势,第一个是从后“冷战”时期开始到现在,二十年的所谓以美国为轴心的单极体系,里面包含着它对全球的安全结构、生产和贸易、金融和货币,还有意识形态的一元化的支配地位。现在这个支配地位出现了严重的松动,甚至是一个崩解的过程。这种崩解一个最清楚的表现,是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三十六国元首的第一届高峰会,没有美国参加。所以美国评论家说,如果蒙罗总统有知,在九泉之下一定会哭泣。这是美国后院的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还有很多其他领域,包括美元霸权,正逐步走向崩解的过程。最近中国和韩国的换汇、日本和韩国的换汇,中国香港和内地很多的贸易以后用人民币结算,这些都意味着未来形势演变的可能性。
　　第二个历史趋势,是第三波民主化的退潮。这不是一个全新的历史周期,事实上,用亨廷顿的讲法,有第一波的民主化,然后退潮,有第二波的民主化,然后退潮,现在我们看到第三波民主化的倒退。这意味着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四十年的历史趋势开始反转。尤其在东亚,新兴民主化国家都已经出现明显的倒退。我并不是说民主本身的倒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民主的理念还将是指导人类去思考政治秩序和公共权力建构的一个很重要的,甚至是最重要的核心理念。但是对它的内涵、它的程序,将来肯定会有很多不同的争论。
　　第三个历史趋势,我把它称为整个战后六十年的一个周期,现在出现了转折。这个转折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或者说是自由经济秩序的全球化,这个秩序陷入了巨大的困境。是不是一个崩解性的危机,现在还不能断言。但是未来即使美国可以从金融危机中慢慢复苏,它整个的指导国内经济制度的思想模式也会做出巨大调整。全世界会重新看待所谓美国式资本主义的问题,所谓金融资本主义的问题。
　　第四个历史趋势,我觉得是最深刻、最深层的,就是,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新的历史时期。这个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不仅是在物质条件上,而且是在所谓全球的权力结构上,主要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将和西方世界平起平坐,而且有能力来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掌握话语权。这也意味着,过去的那种所谓一元的现代性的思维框架,一定会被多元现代性或者多元现代化的思维框架取代。
　　我所讲的四个大趋势,多少都跟中国的崛起有关,可以说,中国的崛起加速了这四个结构的弱化和颓势。举个例子,当中国参与全世界的生产和贸易分工,就不可避免地注定了工业化国家跟以农业、天然资源为主导的南方国家之间的交换模式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也代表整个财富的分配,在最大范围之内进行重组,过去那种必须用高昂的代价去换取所谓稀有的、只有西方国家才能生产的工业产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不管是普京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或是拉丁美洲正在兴起的一种摆脱美国霸权宰制的结构,甚至法国的萨科齐总统强调要迈向多极的世界体系,其实后面都有中国崛起的影子。
　　不过,中国模式还需要不断地调试、学习,只有既经济增长,又能照顾到大多数人基本的生存条件,而且不断改善、协调局部利益之间的各种矛盾,中国才能在世界上不断提高自己的地位与影响。
　　西方政制是将民治摆在第一位,而且基本假定,只要一个政治体制提供公民参与政治的程序,就自然会导致民享的实质结果,甚至不必再去追究民享的目标是否真正落实了。西方观察家根据自己的政治经验,很难理解一个政治体制不具备西方国家典型的民治程序,却可能达成民享的实质结果。但是面对中国改革三十年所取得的具体成果,他们确实无法否认这一点。中国的政治体制在举办北京奥运会、处理四川地震、应付全球金融危机等重大挑战时,展现出的统筹兼顾的能力,令西方国家的政府难以望其项背。因此,最近几年也有西方观察家开始承认,中国的政治体制也有局部的优越性。
　　未来值得中国学者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根据自己的理论蓝图以及实际运作经验逐步改良,是否有可能成为西方自由民主体制之外,有一定合理性与吸引力的替代模式?这是一个非常需要进一步开展的命题。
　　
　　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两次重大战略转变
　　温铁军
　　
　　这里我讲一个观点,两个解释。
　　一个观点:中国六十年的发展过程,无外乎是一个产业资本形成和产业资本扩张的过程。
　　两个解释是,对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出现的两次重大战略转变做出解释――第一次是一九五三年,我们为什么从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第二次是一九五八年,我们为什么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人民公社和自力更生路线。迄今为止,这两次转变在海内外都没有很完整地被解释过,使得大家比较容易从西方意识形态出发,将其定义为“左”和“右”。我认为,中国的理论界如果真要讨论六十年,就得对这两次重大转变进行解释。
　　中国六十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是一个在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如何在农业人口大国的基础上,艰苦地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进入产业资本扩张阶段,并开始向金融资本阶段跃升的过程。
　　我们知道,中国在一九四九年以后进入了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世界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地缘战略尚不稳定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国所经历的工业化过程,和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走的工业化路径是相似的,也就是宗主国投资,后发国家承接投资。如果我们撇开意识形态来看当时苏联所起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宗主国的作用。我们当然也知道,宗主国的投资一定是有条件的,如果不能满足宗主国的条件,投资就会停止。也就是说,宗主国的大规模投资并不会轻易得来,而中国得到苏联投资,是因为发生了朝鲜战争。所以说,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也就是苏联投资的军事重化工类型的工业化建设,是一九五○年朝鲜战争启动的,并非一九五二年开始的。所以我们一上来就发展重化工业。
　　重化工业是资本增密、技术增密型的,而这种具有内涵性质的资本增密和技术增密机制,必然排斥劳动。所以在初期阶段,我们用了几年的时间,动员两千多万青年农民进城工作。这些人是来挖土方、修马路的,他们文化素质不高,不能进入资本增密、技术增密的重化企业去当工人,因此在第一轮的基本建设遭遇投资中辍带来的危机之后,就只能返回农村。这就是一九五九年以后的两千万人大返乡。这个过程是早期国家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是其内生的机制决定的。这和九十年代初期第二次产业资本扩张是一样的――因为需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来搞“三通一平”,所以在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当年就有四千六百万农民工进城打工。后期则因沿海外向型经济形成的工业大致属于轻纺和一般制造业,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导致劳动力需求不同。
　　这里面就有一个转型的问题。一九四九年确立“新民主主义发展战略”时,共产党领导人说得很清楚,中国现在还不能搞社会主义。当时毛泽东告诫全党,如果一定要搞社会主义,充其量只能搞农民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民粹主义。所以他说,所谓新民主主义,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资本主义。这一点,在一九四九年的文献里可以看到。
　　一九五○年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在城市发展私人工商业,在农村发展中农富农经济。在土改时还规定,地主设在城镇的所有加工业都不能动,连作坊都不能动。当时中国是明确要搞资本主义的。
　　到一九五三年,因为已经有苏联投资三年形成的国家重化工业,因此必然转向另外一种经济类型。于是我们在短期内就告别了以轻纺、食品加工带动农业剩余转化为积累,形成工业资产的这样一个一般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而演化为直接接受苏联投资进入重化工业。于是国家必然调整发展战略,这就是一九五三年中共党内明确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朝鲜战争结束前,李维汉在东北调研后告诉毛泽东,中国在东北搞的工业基地就是斯大林主义模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党内上层经过严肃讨论,都认同了这个已经客观存在的发展模式,中国才顺利地转制成了国家资本主义。
　　毛泽东跟大型企业的资本家们讲,就是“要用我的国家资本主义,改造你的私人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的有关历史资料,现在也已经披露出来了。
　　那么为什么中国还在一九五三年宣布,从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呢?我觉得,只能理解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国民动员的意识形态需求。无论后来者主观意愿如何,当年的这个国民动员的意识形态手段,客观上确实起到了以大规模集中的劳动投入,替代极度奇缺的资本的作用。
　　这是我的第一个解释。
　　第二个解释,为什么中国会在一九五八年以后又出现一个新的战略调整,转变为人民公社和人民公社以后的自力更生路线?
　　那是因为,根据一九四九年费尽周折才达成的、有利于中国维护主权相对完整的《中苏友好条约》,苏联必须在一九五六年交回中长铁路和旅大特区的控制权,同时交回旅顺口军港。一九五七年这个交接过程完成之后,苏联提出,中国没有现代海军和空军的管理能力,得跟苏联共建共管,要求与中国分享最现代化的军事部门的指挥权。对此,毛泽东的回答是:你把中国拿去,我上井冈山!
　　被拒绝之后,宗主国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停止投资。按照“二五”计划,一九五七年中国得到苏联投资必须维持增长40%以上。苏联突然提出不再投资,就意味着后续投入资本趋零。这样一来,中国只好以有限的国家财政的70%支撑国家工业化的后续投资。然而,维持了不到两年就出现了高额赤字!生产三要素――资本、土地、劳动力,在资本趋零的情况下,很难再有合理配置。于是乎,中国的“二五”计划就停止了。
　　很多人说,中国在改革之前的贫困,都是计划经济惹的祸。其实,中国在五十年代只有“一五”,在六十年代只有“四五”――改革之前,中国可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计划经济?!
　　我认为,大家需要知道,“二五”停了以后,中国在经济危机酝酿爆发之际转向了什么。
　　一九五八年一月郑州会议,毛泽东明确提出,要调动地方积极性。党内高层也认同,要发动地方建设工业化的积极性。这样就有了一次新的地方政府进入工业化的学习过程。但这个学习过程的成本很高,就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高指标等等。
　　显然,用这种方式来进入工业化是不可能的。中国人试图维持国家资本主义的政府投资方式,继续搞由各地政府主办的工业化,虽然只有短短两三年,但大家都是进城“游击队”和进城农民工,这不是一般的素质低下的问题,而主要是缺乏搞工业的基本经验。
　　最后我想说,由于中国改革前的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进程,难以被其他后发国家复制,因此中国经验具有鲜明的特殊性。是否用西方意识形态来评价中国经验,是否用西方服务于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来研究中国经验,这是“中国学派”能不能真正建立的前提条件。
　　
　　中国跨阶级的利益组织化结构
　　张 静
　　
　　什么是“利益组织化结构:非同质性内聚”。“同质内聚”是一个社会学词语,它指一种社会现象――具有相似社会结构特征的人会聚在一起,通过一定的社会单位团结起来,形成组织化的利益群体。这些不同的组织化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是政治社会学观察社会冲突和秩序问题的常见视角。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历,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有两个相互联系的事实值得注意。一是改革触及利益分配,但是改革到今天,没有形成巨大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二是改革引起了利益分化和竞争加剧,但是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大致稳定。
　　为什么在很多国家和社会,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利益的分化和竞争加剧,导致执政党的瓦解,但是在中国却没有?――我认为,中国社会利益组织化的特别结构有助于解释这两个问题。
　　在政治社会学里,解释一个社会怎么解决从冲突转向秩序这个问题的时候,通常认为有五个最为重要的因素:一是有共享的意义和价值,二是有社会规范,三是有权力或者权威存在,四是社会组织,五是社会互动的网络。根据学者的研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得这五个方面都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弱化。为什么?政治学往往从管制的角度去分析,而政治社会学,则要观察中国特别的利益组织化的结构。
　　在西方社会,一般认为,利益组织化的基本单位是阶级和政党。因为阶级和政党可以组织具有共同利益、共同社会结构特征以及共同价值观的人。因而利益竞争通常发生在组织化的群体之间,即政党之间、阶级之间。但是在中国,大量的研究发现,历史上,中国虽然一直存在着层级和等级的现象,但是这些层级和等级却没有形成一个边界清楚的、有明确内涵的利益组织化结构。换句话说,阶级没有成为一个组织共同利益的基本单位。社会学关于三十年来社会分层的研究,显示中国的社会分层增加了,不同人群的收入、生活方式、社会声望、居住地和消费方式都发生了差异。但是,来自社会不同方面的利益,是不是也通过这些分层而得到了组织化?要使这个问题清晰化,有两点是可以观察的:一是观察那些具有共同利益、共享价值的群体,是不是存在一些较为同质性的社会结构特征,如出身、地位、收入、职业、种族、教育,甚至性别等等。二是观察利益和价值的内聚或者冲突、竞争,主要是沿着什么样的边界群体展开,它的稳定性和重复性如何。
　　观察这两个方面我们发现,中国的利益组织化结构是跨阶级的。就是说,有共同利益、付诸行动并展开冲突的人群内部,并没有显现非常明确的共性――阶级地位的属性,这些人不具有同质的社会结构属性。社会学最近有大量的研究发现,人们对制度环境的偏好差异,和他们当前的地位属性关联较弱,但是和他们过去的历史、他们对未来的想法,以及他们工作单位的所有制关联较强。李培林教授的研究发现,在利益诉求方面,同样是劳工阶层,其内部的差别高于劳工阶层作为整体和其他阶层之间的差别。华盛顿佩尔研究中心二○○八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对中国国家发展方向的认同程度,不同阶层群体之间并不存在重大差别。哈佛大学马丁・怀特教授最近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论文指出,从调查数据可以得出,人们当前的地位高低,并不是理解他们对分配体系所持态度的关键。人们对贫富、公正等问题看法上的差别,与他们现在的收入和地位差异关联不大,但是与他们个人过去的经历,以及对未来的预期则有强相关。
　　从网络论战也可以得知,人们的冲突,与其说和他们的收入、地位、身份有关,不如说和具体事件、他们的价值,以及生活、工作单位的具体利益有关。具有共同社会结构属性的人群中间,常常存在严重的分歧。
　　这些表明共同利益的内聚并没有显现一个阶级组成的稳定边界,参与共同内聚的人,其成分也不是定型于某一种阶级或阶层分类的。所以,虽然中国的社会阶级似乎正在形成,阶级分化也非常明显,但是它所带来的主要是人的生活方式、消费能力、居住群等这样一些经济社会特征的变化,还不具有政治社会学意义的变化,也就是利益内聚方面的分化。这种社会结构现实,难以形成组织化的阶级利益群体去反对社会变革。比如义乌工会,已经是一个工会的典型,当它帮助工人打官司的时候,所代理的并不仅仅是工人,经常还有业主和企业家。
　　中国为什么会形成一个跨阶级、异质性的利益组织化结构?其中有两个因素特别值得注意。一个是上世纪中叶以来的社会重组进程,另一个是中国文化特有的社会连接网,也就是人际关系传统。
　　先看第一个因素。一九四九年以来的社会再组织化的形成,改变了原来的社会选择和流动的分类结构。通过就业结构的行政化和集中化,使得一个人职位上升、流动的渠道和他原来的出身关系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比如,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个人必须要符合当时的政治标准,才能有比较多的上升机会,个人利益和所在的单位关系密切。还比如,我们并不是在原有的阶级之间发生冲突,相反,是土地改革以及工商改造,造就了一个农民阶级,或者是一个工人阶级。这表明,当时发生的社会再组织化进程,改变了自然选择和流动的社会类别,“阶级”自然分化的过程中断,新的组织化利益单位产生。
　　第二个因素是传统的社会网络。林南先生最近的研究发现,中国人运用朋友、亲属等社会关系网,获得社会资本的两个指标――其高度(接触更高社会地位的人士)和广泛度(接触多样职业和角色的人士),都相当显著。这说明,传统社会联结网络的扩展,是有利于跨阶级往来的。
　　这两个关键因素,在中和阶级和阶层利益组织化的作用方面,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在利益组织化方面,它们促进了“非同质性内聚”结构的形成,组织化的利益内聚主要以单位和部门为特点。
　　应该注意,在这样一个利益组织化结构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角色的变化。因为,这种特有的利益组织化结构以行政单位的面目出现,社会冲突往往变成单位和单位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利益竞争。适应这种社会结构,执政党的角色就变成了在不同的单位利益之间协调和平衡,游离在它们之间,而不是代表其中的一个利益集团。这种跨阶级的协调角色,使得执政党和不同的利益集团都建立了一种特别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执政党今天能够保持稳定性,以及扩展它的利益代表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上述利益组织化结构的缺陷是,没有办法组合那些分散的、体制外人群的利益。
　　
　　需要总结中国模式了
　　潘 维
　　
　　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成功以后,我们总结出了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统一战线这样一些基本经验,称之为“法宝”。那么从一九四九年到今天,我们走过了六十年,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在经济上,我看到不少总结三十年经济成就的文章,基本上是说,我们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市场机制,打破了国有垄断,一定程度上实行了私有化,所以我们成功了。这样一种浅薄的解释,就是受“市场与计划两分”的影响。我认为,我们必须摒弃西方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来总结中国模式。
　　我把中国模式分解成三个子模式:独特的社会模式、独特的政治模式、独特的经济模式。我把这三个子模式分别称为社稷体制、民本政治和国民经济,“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中国模式。
　　首先是社会模式,我称为“社稷体制”。“社稷”最初是指“民以食为天”,拜五谷神的庙堂,也泛指官民在利益和意识上的统一体,介乎“民”与“君”之间。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朱熹解释说,“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不同于西方的“国家与社会”两分,社稷系于物质福祉,也系于伦理精神,是中国官民互动的共同体。在我看来,中国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共同体。
　　社会模式一般包含四类内容:一、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二、社会分层的形态;三、社会伦理的准则;四、人民与政府的关系。经过六十年的发展,当代中国的社会模式已经初露端倪,概括地说,由四大支柱构成:第一个支柱,以分散流动的家庭为单元组成社区和工作单位;第二个,社区和单位与行政的条条、块块重合而成有弹性、开放的立体网格;第三,家庭伦理观念主导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第四,官民彼此嵌入形成相互依存的“社稷”。我想,这最后一点,已经打破国家与社会两分了。
　　第二个是政治模式,我称为“民本政治”。政治模式的基础是社会模式,反过来也保障社会模式。中国独特的政治模式,为六十年的成功提供了保障。总结中国政治模式,是为了延续适合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的政治文明。
　　政治模式不是少数学人和政治家拍脑袋的结果,而是从历史的曲折中磨合而来,是以社会模式为基础的“上层建筑”。这个上层建筑是制度化了的政府权力产生、构成、行使、纠错的方式。政治模式一般包含四类基本要素:一、关于政府与人民关系的政治理念;二、依照上述理念选拔和更换官员的方式;三、依照上述理念组织政府、行使政府权力的方式;四、依照上述理念修正行政错误的方式。具体到中国,当代中国的政治模式也是由四个支柱构成:一是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二是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三是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什么时候这个执政集团不先进、不无私、不团结了,这个执政集团就垮了;第四是独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
　　第三个是经济模式,我称为“国民经济”。经济模式的理论基础相当简单。经济教科书从讨论经济生活的“三要素”开始――土地、劳力、货币,概括经济模式也从“三要素”出发,以求共识。然而,经济三要素还应该补充一个要素,就是企业,因为把生产资料、劳力、货币三要素连接在一起的是企业。造成经济四要素――劳力、土地、货币、企业――变异和差异的深层基础是社会模式,直接原因是政治模式。正因如此,几乎所有解释经济生活的经济学家都会离开本行,溯源到政治。
　　从经济四要素出发进行概括,中国经济模式也由四大支柱构成:第一,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和民间的有限土地使用权;第二,国有的金融和大型企业及事业机构;第三,(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第四,(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竞争的商品―资本市场。四大支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国”,一部分是“民”。国与民两部分互为支撑,故称“国民”经济模式。
　　把这三个子模式整合到一起抽象出来的中国模式,我称之为“鲲鹏模式”。我对这个模式有三点评价:
　　第一,中国模式由社会、政治、经济三个子模式的十二个支柱组成。三个子模式的关系是,“社稷”塑造“民本”的政府,“民本”的政府保障“社稷”体制,也塑造“国民”经济。换个比较形象的说法,政治模式是首脑,社会模式是躯干,经济模式提供翅膀。中华因为这样一个模式而腾飞。
　　“鲲鹏模式”的名称从《庄子・逍遥游》而来。鲲是一条巨大的鱼,嬗变为一只巨大的鸟,腾空而起,即鲲鹏。鲲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抟”字音及义皆同“团”。“扶摇”和“羊角”为两种旋风,使我想到苏联模式和美欧模式的力量。中国模式体量巨大,好似鲲鹏,前三十年迎风破浪“水击三千里”,后三十年驾着苏联模式和美欧模式两股“旋风”冲天而上,所以共和国六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第二,中国模式以较低的代价形成,后来居上。中国发展模式的历史代价明显小于美欧模式和苏联模式形成的历史代价,也小于日本模式形成的历史代价。中国成功的基础不包括侵略性的军事和政治经济机器,不包括通过武力向全球殖民建国,实行种族压迫甚至种族灭绝,也不包括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和不断的区域战争。
　　第三,中国模式的弱点极为明显。最突出的问题是,中国法治尚不健全,执政集团可能趋于退化。先进统一的执政集团是中华政体的核心,政体功能最强大的部分来自执政集团,最脆弱之处也在执政集团。当这个集团先进、无私、团结,整个中华民族就势不可当。当这个集团丧失理念,涣散分裂,官员谋私,就会脱离人民,使行政网格脱离社会网格,致使“群龙无首”,国衰民穷。而今,人民共和国走过了六十年,来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厉行法治、制止腐败,并且避免落入台湾式的选举陷阱,中国模式就能得以完善,得以持久。
　　(以上文字系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组织的“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研讨会的部分发言。会议现场实录将以《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为名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潘维、玛雅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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