拇指文化、手机与社会存在_社会存在
时间：2019-02-16 05:50:4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于当代移动通信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叶，早期主要以对用户的社会调查为特色，由此发现的诸多问题逐渐成为其后理论探索的重点。例如，移动通信技术如何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与注意分配？手机流行如何影响到公共空间中的身体活动与自我呈现？人们内在的精神生活又如何因为使用手机而发生变化？手机如何与亚洲的中产阶级革命相联系？等等。
二○○○年秋，乔伊斯和弗里德曼分别在《纽约时报》和《每日电讯》发表文章，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日本围绕手机形成的“拇指文化”（女生的拇指绕着键盘转，宛如在演奏小提琴协奏曲）。这一术语迅速随着手机的普及而在全世界不胫而走，成为手机文化的别称。它的涵义当然不局限于拇指族如何操作手机键盘，重点也不在于上述操作可能给用户大脑皮层的功能分区带来什么变迁，而是移动通信的社会影响。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手机渐渐变成日常生活几乎无处不在的一部分，其用户数量在世界各国成指数地跳跃增长，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与日俱增。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对拇指文化的跨学科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例如，英国社会研究公司Teleconomy逐年进行题为“宾格我，我的移动与主格我”的调研（二○○○――二○○四）；台湾的市场智能中心发布了《中国消费者购买欧美手机的意图》（二○○七）。美国媒介理论家莱文森出版了《手机：挡不住的呼唤》（二○○四）；在挪威工作的美国人林（R.S.Ling）出版了《移动连接：手机对社会的影响》（二○○四）；日本的伊藤瑞子等人推出了《个人、便携、步行：日本生活中的手机》（二○○六）。瑞士圣加伦大学社会学家格罗茨、伯奇与英国电信专家洛克合编的《拇指文化：手机对社会的意义》（二○○五），在上述研究成果中是有代表性的。
手机是什么？它当然是一种电话机，同时，又兼备微型无线电台、照相机、摄像机、播放机、计算机乃至于电视机等多种功能。《拇指文化：手机对社会的意义》一书在导言中谈道：“它是一种强化个人身份感的物神化（fetishised）对象。它是一种改变我们处理事务方式的有革新能力的技术。它是一种改变我们管理时间与空间的方式的手段。它是一种发送文本-信息的工具。它是一种我们掌中的超级计算机，可以执行比阿波罗飞船更为复杂的计算任务。”若论其社会影响，最为重要的或许是：“手机正在变得与存在相联系。用固定电话通信，我们呼叫场所；用移动电话通信，我们呼叫人。我们日甚一日地期待人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如果呼叫无应答，就会觉得受挫。”编者举出两个实例来说明这种联系。在二○○四年三月十一日马德里火车连环爆炸案中，先是恐怖分子利用手机触发炸弹，后是治安当局利用手机记录追踪施炸者。在二○○五年七月七日伦敦地铁和公共汽车爆炸案中，灾后人们纷纷用手机确认所爱的人是否安好（这相当于确认他们在世界上的存在）。使用者如此之多，以至于移动运营商不得不设法控制呼叫量。在那些日子里，新闻机构拨打手机寻找目击者，警察局呼吁市民提交手机所摄影像以作为暴行的证据，反响如潮水般涌来。“在面临灾难时，我们求助于口袋中这一小小的手持物，既重新联系外部世界中我们所爱的人，又捕获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事件。它表现了对我们在世界上的双重存在的阐释――‘是我在此处’与‘我在是此处’。这正是对于手机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的执拗确认。”美国英特尔公司资深研究员贝尔所注意的则是手机平时如何被用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不只是维护社会层系，而且提供一种安全感。对于儿童来说，手机的作用类似于弗洛伊德《超越享乐原则》（一九二○）中所讲述的fort-da游戏中的线轴。小孩反复抛出、拉回线轴，借此重演母亲的“消失―回来”（非在与存在）。
几乎所有研究者都肯定手机具备广泛的社会影响，虽然他们的着眼点各不相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唐纳以卢旺达为例，说明手机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变化。根据他的考察，手机允许人们用以前无法想象的方式有效地组织工作。不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小餐馆老板这样的普通用户，都享受到移动通信技术所提供的穿越时空、保持业务联系、做出业务决定、根据不断变化的微观日程管理业务的自由。
当然，上述自由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的休默与特吕奇指出：引入手机，已经可能也允许有更多的机会来管理作为社会空间之代表的领域，如通过在工作环境中使用短信管理社会事务等。这提供了一种范式转移，即从处身于特定物理场的需要转移到管理特定的领域、以至于在任何其他领域管理另外任何领域的能力。这种能力将领域边界从特定物理场所分离开来，同时又引入了一种“熵”的要素，并增加了社会空间的复杂性。在手机广泛应用之前，社会身份总体来说是依系于场所定位的。在特定时间被描绘的社会身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被定位的社会环境，以及他们与谁在一起。例如，如果人们在家，他们可能正在维护父母或配偶的社会身份，因为他们与其家庭在一起；同样，如果他们在工作，他们可能正在维护经理的身份，因为他们与其工作同事在一起。每种角色或身份都紧密地与其周边物理环境及共同定位的同伴相联系。在一定程度上，电话开始改变了这一点，虽然它最初是不可移动的、定位在特定的地点。因此，如果某人接电话，对打电话的人及听电话的人来说，他们在特定时刻所维护的身份总的来说是清楚的。谈话然后相应持续。引入手机之后，情况便非如此。对打电话的人来说，对方当时所处之处并非一下子就明显。与此同时，用户也不知道自己的哪种社会身份将被唤起。由于领域的边界已经变得日益模糊，身份边界也变得更有弹性。随之而来的不确定性可能对个人产生巨大压力，因为他们处于运动之中，不可能预计在下一时刻对自己的社会身份的要求是什么。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休默与特吕奇引入了“互联空间”（interspace）这一范畴。布尔迪厄曾定义了三种基本的社会空间，即家庭、工作与社交。休默与特吕奇着眼于这三个确定领域之间的新领域，即所谓“互联空间”。“互联空间”最初毋宁说是“互联时间”，指的是发生了两个时空上分离但相关的事件之间的时段。它可以是在两个领域之间运动所花的时间（如早晨离家上班所用时间），也可以是一次会议的安排和会议自身之间所经历的时间。其后，休默将“互联空间”解释为“空间之间的空间”，代表了领域之间的边界，对领域加以支配或协调的活动就在其中发生。更全面地说，互联空间是某种时空环境，由高度复杂的过程组成，这些过程首先关系到周边领域的边界划分与联系。经验研究甚至导致这样的结论：介于两个事件之间的互联空间甚至可能比事实上的事件更重要。休默与特吕奇认为：通信手段的移动性使得先前具有短暂性、过渡性的互联空间变成了相对独立、日益重要的社会领域。它是不同领域的交叠，人们在那儿杂耍各种角色，管理诸多社会身份。这两位学者阐述了互联空间对于社会身份的意义：首先，互联空间为人们提供了强化特定领域社会身份的机会。例如，一个人在上班的火车上发短信给其社交领域（而非工作领域或家庭领域）的联系人，这就表明他正在强化自己在社交领域（而非其他领域）中的身份。由此看来，在互联空间之内存在“领域之战”（家庭、工作与社交彼此消长）。其次，凭借手机，用户可以通过SMS、语音电话、电子邮件等多种手段在互联空间中创造并维护各种社会身份。第三，在移动状态中联系社会网络的能力，对重新肯定个人身份起关键作用。第四，将领域与社会身份从物理场所分离开来，可以有多种含义。例如，运用手机意味着当事人可以减少旅行，而让别人来到自己身边。
社会存在的变化不仅意味着社会空间的变化，而且意味着个人与社会之关系的变化。瑞士苏黎世大学的格塞认为，手机将通信权力置于个人手中，同时又让人们得以摆脱场所、时间与体制的约束，是一种导致社会变革的激进力量。它具有潜在的颠覆性与退行性影响，即引导用户从多数人的同质文化后退到个人的异类文化。匈牙利学者尼里《作为回归无偏见交流的手机》一文对格塞的观点加以呼应，认为移动通信使我们倒退到更为直接、非疏远化的通信形式。它重新建立了一种个人的、微观社区的感觉，与已经在现代主义思维中无处不在的比较形式化、结构化的组织形成直接的对比，许诺在后现代社会生活中重建先前由真正的本地社区所享有的特性。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约特深入研究所在国一个样本组对手机加以定制的行为，并揭示了发送短信和彩信对于保持个人社会联系至关重要的意义。处于这一活动中心的是手机自身，即作为发送信息的机器。约特记录了用户如何通过为其手机选择屏保、铃声与面板来对自身身份的显示加以管理，将这种做法视为表演性行为。它证明性别与身份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被实践、排练与表现的。英特尔公司资深研究员贝尔对亚洲的拇指文化加以解读，揭示一个韩国用户如何运用五种不同铃声以区分五个不同社会群体。这种方法使得用户在接电话前准备好正确的欢迎词，保证她不会冒犯任何打电话给她的人。这是铃声用途一种令人感兴趣的发展――不是区分手机所有者，而是区分来电话者。
总的来看，手机促进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融合，也汇聚了公共通信与私人通信的矛盾。根据德国爱尔福特大学的霍夫里奇的观点，由手机所维持的社会网络是强烈地私人的（固定通信有“黄页”，移动通信却没有用户公共目录），然而私人用手机进行的交谈经常是在很公开的空间中进行的。因此，手机重新定义了个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关系。不仅如此，手机通信还反映了可能更深地植根于国家文化与社会行为中的东西。某些国家尽管地理上紧密相邻，但使用手机的宜忌却彼此有别。北欧国家中被接受的行为在地中海国家中并不被接受，反之亦然。
社会存在的变化同时还意味着个人心理状态的变化。英国萨里大学的文森特着重考察了用户对于手机的情感附着。这种情况不仅表现为获得手机时的欣喜、使用手机时的舒畅，而且表现为丢失手机时的惊慌与焦虑。文森特认为：这种情感附着是我们对手机进行投资的结果。由于被个人化的缘故，手机保存了对于用户具有特殊意义的电话号码、照片和其他信息，成了生活记忆和社会联系的总目，充当“我，我的手机和我的身份”的图标，将人们的社会生活与情感生活具体化，而不仅仅是使之成为可能。意大利乌迪内大学的福尔图纳蒂注意到手机可能变成眷恋甚至膜拜对象。在论文《作为技术人工品的手机》中，她分析了这一现象的原因，即我们将自己的复杂情感赋予它，为之设计各种“合成美学特性”，直到它不再是一种普通的通信工具，变成“一种时尚的、诱人的物体，介于附属品与珠宝之间”。与固定通信相关的心理问题当然可能迁移到移动通信中。英国艾塞克斯大学访问学者哈顿发现，不同代人之间使用电话进行交流时的误解为手机所加剧，他特别讨论了我们在使用语音邮件与应答机时所经常感觉到的挫折如何因手机而增强。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是许多人所关心的事情。英国剑桥微软交互性系统开发组资深研究员哈珀介绍了一种值得借鉴的做法：某些父母与自己的孩子在家中讨论电话账单，将对手机的管理变成了一种与孩子们讨论道德伦理问题的活动。他们不是舍不得为孩子使用手机付费（甚至也不是力求尽量严格地限制其消费），而是要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的经济后果。就此而言，手机账单具备象征性意义，相关讨论对推进儿童社会化是有益的。
手机本身的社会存在是由移动通信产业来保证的。目前，这一产业的发展至少涉及以下矛盾：
其一，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手机经营者在产品开发与市场推广领域面临多样化的选择。由于手机功能的多样化，经营者或自愿或被迫地日益远离原先的语音通信服务核心市场，涉足始料未及的各种新技术。英国移动通信专家施莫兹的《面向未来，改变顾客需要》一文讨论了手机经营者在试图开发分歧的、碎片化的顾客群体所要求的产品并将它们市场化方面所遇到的许多难题。同样被多样化选择弄得无所适从的是消费者。移动运营商的服务水平、收费方案彼此有别，手机开发商不断推出各种令人联想到不同身份与文化背景的新产品，令用户眼花缭乱。格罗斯与伯奇两位研究者因此探讨了顾客如何适应这种“多重选择”的问题。
其二，移动通信与互联网的关系。它们都是二十世纪信息革命最令人瞩目的成果。德国伊梅诺技术大学的多林、贡尔多夫着眼于手机和互联网技术的会聚――移动网志（即移动博客），认为它向用户提供了一种借助于可由其手机获得、通过互联网观看的照片来表现其生活的手段。诺基亚公司已经将相关产品命名为“生活志”（lifelog），多林与贡尔多夫考察的正是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无监视的出版或传播，其内容范围从用户对自己走路姿态的平凡记录，到美国大兵在伊拉克所记载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早期的移动网志软件不是来自经营者、手机或软件制造者，而是出自繁荣于互联网的社会软件社区，作为网络化社会的副产品而出现，为许多商业性公司所仿效，这一现象为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的瓦茨等人所注意与阐述。
其三，现状与未来的关系。手机用户的增长速度之快（“移动狂热”）固然令产业界欢欣鼓舞，但与之相伴的某些负面现象也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关注。工作于国际电信联盟的瑞士专家斯里瓦斯塔瓦由此思考手机用户应有的礼仪（“移动风度”），并提出应对信息垃圾等负面因素的对策。资深人士还对手机产业的未来做了不同的预言。英国移动通信专家戈尔丁认为：手机硬件技术与软件技术将不断发展，用途将日益广泛，使我们越来越离不开移动电话。第三代移动通信（3G）汇聚各种技术，具有根本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力量。他的同胞、独立顾问福金则主张：移动运营商不要迷恋于“内容为王”，而要恪守“通信为王”的原则。即使进入3G时代，手机的优势仍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不是充当我们口袋中的全能超级计算机或数据库。
《拇指文化：手机对社会的意义》一书共收入论文二十篇，分为“文化身份”、“移动人格”与“产业前景”三组。编者不是将它们当成各自独立的文章，而是视为相互呼应的章节。作者来自不同国家，论题涉及手机技术、手机产业、手机文化的方方面面，值得一读。正如书中所收美国鲁特格斯大学教授卡茨《移动通信与日常生活的转变：对移动研究的下一阶段》一文所谈到的，拇指文化存在许多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例如，注意力在当下与远方之间的分散如何影响各自的社会关系？移动通信技术会影响社会体制与政治生活吗？国际犯罪如何控制，反恐努力如何通过移动通信进行？“移动鸿沟”（mobile divide）是否会形成，并对于那些已经不能运动的老年人、已经社会边缘化的人产生不利？因此，这部论文集的价值不仅表现为提供考察结论，而且在于唤起学术兴趣、开拓研究思路。
（P.Glotz,S.Bertschi & C.Locke 〔eds〕,Thumb Culture:The Meaning of Mobile Phones for Society,London,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