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新重庆] 从重庆到邓小平故里怎么走

　　重庆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1918年下半年，邓小平(希贤)第一次来到重庆，进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两年后的夏天，他以考试第一名的成绩毕业，随即踏上留法求学，追求救国与革命真理的道路。
　　1920年，邓小平离开重庆的时候，他年仅16岁，还是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
　　29年后，45岁的邓小平再次踏上重庆的土地，1949年12月至1952年7月，他在重庆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西南军区政治委员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已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方主帅。
　　1952年邓小平奉调进京，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这是他第二次离开重庆，也是他迈向一生中更为辉煌的新起点――进入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
　　40多年来，他无论是在中央工作，还是回到重庆视察，他都情系重庆，心系重庆，关怀着重庆的人民，关注着重庆的发展。特别是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他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更是高瞻远瞩，精心擘划，奋力把重庆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战略前沿――设立重庆直辖市成为邓小平的遗愿之一。
　　在纪念敬爱的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可以告慰小平同志的是――他的这个遗愿已经在共和国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手中变成了现实，3000万重庆各族人民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正满怀信心地努力把这个共和国最年轻的直辖市建设成为繁荣、富裕、文明、进步的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因此，我们更加怀念这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怀念这位与重庆人民结下深厚感情和血肉联系的领袖。
　　
　　接管重庆
　　
　　长期以来，重庆一直是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是国民党政府的又一统治中心和在大陆上负隅顽抗的最后巢穴。因此，在推翻蒋家王朝以后，如何把重庆顺利地接管过来，为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生产，进行社会改革，建设一个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打下基础，便成为主政西南的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最为关注的中心工作，是我党我军在西南的首要任务。
　　1949年7月，中共中央和二野前委在南京组建了重庆市委，并任命了主要领导干部。进军到湖南常德以后，邓小平又从中共中央华东局、二野三兵团和后勤系统、西南服务团、四川干部工作队、川东地下党等方面抽调了2000多名干部，组成人城接管工作班子。
　　1949年1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重庆市区举行了盛大的人城式。12月8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同志率领西南局和二野领导机关进驻重庆。12月11日，重庆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陈锡联和曹荻秋任正副市长。
　　接管工作是一件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根据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制定的城市接管方针政策，邓小平利用部队在湖南常德地区集结休整的时机，专门召开了接管干部会议。邓小平、刘伯承同志分别在会上传达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和中央军委的有关指示。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精神，会议批判了关门主义的错误，特别强调了人城的纪律和政策，要求干部以身作则，遵守纪律，团结群众。会议认真分析了接管重庆的有利条件和存在的困难，分析了重庆的敌情与社情，规定了接管重庆的方针政策，对接管工作做了具体部署和政策规定，使广大干部从思想上到行动上都逐步适应了由战斗队变为工作队的这一重大转变，从而为即将开展的接管工作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12月5日，重庆市军管会向原国民党驻重庆市的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机构派出军代表，并宣布接收这些单位。同时，通过各种形式与重庆各界人民群众接触，阐明接管方针，宣讲《接管约法八章》。9日，市军管会召开了工人代表座谈会，邓小平、刘伯承、陈锡联等领导同志亲自参加会议。会议阐明了我党在新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和策略，回答了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号召山城工人阶级发扬光荣革命传统，肩负起建设人民自己的新重庆的重担。这次会议和随后召开的青年界、妇女界、文教界、工商界座谈会，在重庆各界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使党的政策进一步深人人心，并为各界群众所理解，为顺利进行接管创造了条件。
　　重庆市的接管工作历时50多天胜利结束。
　　随着接管工作的顺利开展，重庆市政府各职能部门逐步建立。到1950年 1月13日，重庆市税务局、公安局、民政局、建设局、劳动局、文教局、工商局、企业局、地政局、卫生局及市人民法院先后成立。邓小平及时指出：“各界代表会议以早开为好”。1950年1月23日至29日，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隆重召开。邓小平、刘伯承同志分别作了题为《团结起来，战胜困难》和《为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而斗争》的报告，提出了新重庆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指导思想。会议选举产生了由39人组成的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由此宣告了重庆市人民政权的正式成立。新重庆的诞生开辟了重庆历史的新纪元。
　　
　　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人民政权建立伊始，阶级矛盾尖锐，社会秩序混乱，尤以匪特活动猖獗，严重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巩固，危害了正在进行的经济恢复工作。邓小平明确指出，西南区第一位的中心任务就是“剿匪“。1950年2月底，邓小平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西南局剿匪征粮工作会议，制定了剿匪的具体措施。邓小平指出，镇反是农村土地改革和城市民主运动的先决条件。如果“不镇压反革命，封建势力不会低头、贫雇农不敢起来”，退押土改也不会顺利完成；而“重庆昆明等地一些厂矿的经验更证明，不经过镇压反革命的活动，工人始终抬不起头，生产汁划也无法获得保障。”
　　由于重庆在镇反上的特殊性，中央及西南局领导对重庆的镇反运动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刘邓等西南局领导要求重庆对镇反工作“通盘考虑，具体安排”，重庆市委、市政府结合城市工作的特点，坚决执行西南局的指示，在刘邓首长的亲自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清匪特和镇压反革命两件工作。
　　1949年12月，重庆市军管会和重庆市警备司令部相继成立，发布了《重庆市军管会关于禁止非法接管的布告》、颁布了《收缴非法武器电台办法》和《蒋匪军溃散官兵登记办法》、《重庆市国民党特务人员申请悔过登记实施办法》，取缔了一批非法武装组织。
　　1950年1月18日，经刘、邓首长亲自批准，市公安局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潜伏在市内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国民党特务、惯匪及扰乱金融的坏分子实施了解放以来的第一次大逮捕，全市抓获匪特1315名，其中有军统组长以上，中统区主任以上的特务头子190余名。
　　5月19日，重庆市又进行了第二次大逮捕，抓获匪特400余名。在严厉打击和宽大政策感召下，全市有4788名匪特分子到治安机关自首登记。8月 5日，全市解除戒严令。
　　1950年底，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年3月13日，重庆市对抗拒自首的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又一次进行了大逮捕。
　　重庆市的剿匪镇反运动声势浩大，打击有力，基本上肃清了重庆市的反革命势力，铲除了其赖以生存的土壤，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保障了其他各项社会改革的顺利进行，从而推动了城乡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解决严重的粮食问题
　　
　　西南解放后，邓小平审时度势，把握大局，总揽全局，指出，“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我们的工作“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因此，他提出：“西南区今天的中心任务……一是剿匪，二是完成征粮、税收、公债任务，三是领导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四是调整工商业、救济失业人员。”这既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抓住了主要矛盾，又为其他工作指明了方向。 　　西南经济的恢复，首先从粮食问题开始。这是因为人民政府首先要解决 210万人以上人口的吃饭问题(包括：人民解放军70万、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国民党军队90万人、国民党政府的公务人员和其他教职员约40万人、国营企业的员工10万人)。这210万人每年需要80多亿斤粮食，加上其他各项建设费用，共需100亿斤，而我们的公粮税收当时每年仅有72亿斤(1950年)。所差部分需由中央补助。粮食问题成为西南地区十分严重而又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
　　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 “公粮数目必须百分之百地保证完成，否则将使整个工作陷于被动和混乱之中。”只要有粮食， “我们可以赢得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布置恢复国民经济的事情。”遵照邓小平的指示，各级党委和政府组织大批干部下乡征粮，人民解放军也迅速由战斗队变为工作队。他们充分运用各界代表会、农民代表会，发动基本群众，掌握乡保长，团结乡村知识分子，对守法地主加以表扬，对落后地主进行说服，对顽固地主施加社会压力，以至法律制裁。1950年7月，重庆及川东的征粮任务已完成80％以上。8月底，西南区完成了95％，基本完成了中央下达的任务。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就必须摧毁农村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才能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邓小平指出：“分配土地的改革，只能在减租退押及反恶霸运动的基础上，即在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业已提高的基础上去进行”。“凡属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告一段落的地区，就应及时转到分配土地的改革，以期于1951年内，在群众业已发动的地区，基本上完成土地改革的任务。”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的展开，改变了西南农村阶级力量的对比，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2000多万，人民武装已发展到224万，并获得了7亿斤粮食的胜利成果。经过第一、二、三期土地改革，西南的广大农民在获得土地、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以后，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与此同时，各级政府还发放农业贷款，号召农民深耕细作，扩大粮食和棉花的种植面积，实行奖励生产政策，因而农业获得丰收。1952年，西南的粮食产量比1950年增产 13．95％。至此，西南不仅渡过了缺粮的困境，还提高了西南人民的生活水平。
　　
　　促进经济全面恢复发展
　　
　　重庆是大西南的经济中心，恢复发展重庆的城市经济对于整个西南经济的全面恢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主政西南的邓小平对重庆经济的恢复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大后方的经济中心，这是建设新重庆的宝贵基础。但是，建国初期的重庆，在经济上面临生产严重萎缩，工厂停业关闭，交通阻滞，流通不畅，市场混乱，物价飞涨的严重困难。
　　1950年1月23日，在重庆市召开的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上，邓小平作了《团结起来，战胜困难!》的讲话，他指出：旧重庆有一个庞大的战争机构和庞大的军事工业，加之国民党在撤退时的严重破坏，“现在要把它们恢复起来，改变成为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和平工业或改变成为切合实际的国防工业，当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再加上重庆的私营企业普遍处于瘫痪状态，“同国营企业一样，急待找寻出路。”因此，我们必须遵循《共同纲领》制定的“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随后，刘伯承作了《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的报告。根据邓小平、刘伯承报告的精神，重庆市委、市政府确定“面向生产，以恢复与发展生产为中心”的工作方针，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努力恢复国民经济。主要有：
　　采取有效措施促使工厂全面复工，商业恢复经营。人民政府把接收下来的 80余家官僚资本企业改造为国营经济，依靠和发动工人迅速检修设备，克服重重困难，很快复工。与此同时，国营商业也很快恢复了经营。对私营工商业，则通过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以及国营经济暂时让出一部分市场，调整劳资关系等措施予以扶持，促使其逐步恢复了生产经营。
　　调整工商业。邓小平提出“调节劳资，两利兼顾”，“扶助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鼓励私人生产的积极性”的指导方针。而且指出，这个政策“主要是城市”。为贯彻邓小乎的指示，重庆市根据量销为产的原则，通过采购和加工定货，统筹兼顾行业的产销比重，对私营商业适当收缩，初步明确了公私企业的分工。
　　整顿金融市场，平抑物价。解放以后，人民币是唯一的合法货币。但是，在市场上银元券、银元、黄金、外币和人民币同时流通，黑市活动猖獗，人民币要取代旧币占领市场，决非易事。尤其是在重庆，由于二野进军神速，随军运进重庆城的人民币总共只有1000亿元(旧币)，而实际需要9000亿。加之群众对人民币缺乏信任，不法商人拒收人民币，以物易物和银元交易相继出现，致使一些企业濒临倒闭，形势异常严峻。邓小平运筹帷幄，在12月初的城市接管工作会议上指出：“着手整理和迅速恢复被敌人破坏的人民经济生活，稳定金融市场”，是西南区的中心任务之一。他一方面向中央求援，请求中财委火速空运人民币；另一面又与刘伯承等多次召集西南局财委会及重庆市委领导同志分析形势，制定措施，组织武装部队打击投机倒把分子，取缔了较场口米亭子的银元黑市场。同时他要求重庆市委组织人力对人民进行广泛的宣传。1951年1月中旬，中财委将人民币运抵重庆，尖锐的供需矛盾得以缓解，混乱的金融秩序迅速扭转，也使重庆经济的恢复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同时，重庆市通过又精减机构，节省开支，紧缩通货，恢复交通，沟通城乡物资交流，确立国营商业在流通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低价抛售物资，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加强市场管理，整顿税收，实施现金和物资统一管理等措施。广大市民终于摆脱了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苦难。
　　修建成渝铁路，推进市政建设。成渝铁路的修建始于清朝末年，国民党政府也作了不少努力。但最终都不了了之。邓小平说“我们进军西南时，就下决心要把西南建设好，并从建设人民的交通事业开始做起”。面对重庆对外交通梗阻，工厂难以开工和工人严重失业的困境，邓小平等西南局领导毅然决定修建成渝铁路，并很快得到中央的批准。成渝铁路于1950年6月15日正式开工，工程历时两年，1952年7月1日通车。成渝铁路是新中国建成的第一条铁路，工程全部由中国自己设计和建造，材料零件全为国产，其中重钢提供了1万多吨重轨，重钢三厂提供了 7000多吨铁道垫板。成渝铁路的修建，带动了重庆公营钢铁业全部恢复，私营钢铁业恢复了90％以上，机器制造业逐渐展开，纺织业超过1949年水平，为重庆及至四川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市政府抓紧进行市政建没。既提供了新的就业岗位，又改善了城市基础设施。
　　通过以上：措施，到1952年底，重庆市的工商业不仅已经恢复，工业生产达到或超过解放前的水平。
　　在农村，被邓小平称为“淮海战役”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及土改运动也进展顺利。到1951年9月，重庆70多万农民分到了土地、农具、房屋等，实现了农民阶级世世代代・的夙愿一翻身求解放，“耕者有其田”。而土改运动的胜利结束，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消灭了地主阶级，为重庆市郊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提供了条件。
　　
　　做“两个务必”的表率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进城以后，邓小平经常告诫西南各级党的领导干部牢记毛泽东同志“两个务必”的教导，从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些具体事情做起，树立一个执政党的好形象。 　　1949年12月11日，邓小平到重庆后主持召开的第一次西南局常委会办公会议所决定的十个重要问题之一就是“节约经费开支”，并提出住房窗子可用纸糊，顶棚漏雨的可修，一般的不修，家具可以调整，不必要买的一律不买。随后又陆续规定：“公家会议一律不招待茶烟，只执行白开水”，“机关使用房屋，水电要交费”。
　　邓小平廉政教人的品格是有口皆碑的。他与刘伯承两家人合住一幢两楼一底的楼房(现重庆市委大院二号楼)。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在西南开了一个好的风气。
　　邓小平始终保持着谦逊的美德。邓小平在重庆时任西南局第十书记，是主政西南的一号首长。但是，在1950年6月 27日”的西南局常委办公会议上，根据邓小平本人的提议作出决定，以后凡报纸公布首长次序为：刘伯承、贺龙、邓小平、张际春，他把自己排在了第三位。
　　在邓小平的倡导下，西南局常委会作出了。“两月汇报制度”，即必须坚持重大事情及时汇报，综合情况两月汇报的制度。邓小平不仅要求下级要向他请示汇报，而且自己坚持每两个月亲自向党中央综合报告一次工作。1950年2月18日，他就西南局两个月来的工作向刘少奇并中央作了综合报告和请示，反映了城市管理、农村工作、剿匪问题、对国民党90万起义人员起义投诚部队的改造和处理，以及统战工作方面的做法和情况。刘少奇复电说：“中央对于西南局过去工作的估计及今后工作的方针，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望督促全党全军努力付之实施。”
　　
　　巩固党的阶级基础
　　
　　在抓西南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同时，邓小平丝毫没有放松党的组织建设。他主要抓了三个方面；
　　一是大量发展产业工人人党。解放初期，西南工人总数160万，产业工人 30万。然而，进城之初，全西南除部队和地下党以外，仅有3万党员，且大多集中在领导机关，众多工矿企事业单位没有党支部，有的甚至没有一个党员。邓小平发现在重庆市前一时期请求入党的百余名工人中，经过两三个月的审查，市委只批准了6名。 邓小平对这种发展工人入党慎重有余，发展不足的片面性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现在各地普遍倾向，是把谨慎发展党的组织，变成了不注意发展党的组织。城市发展党员主要是在工人中，而我们党内有不少人是看不起工人的(这与他们出身于农民、小资产阶级有关)。”为此他提出，“一律实行公开建党的方针，……步骤是先慢后快，慎重地个别吸收，既要反对关门倾向，又要反对拉夫主义。一开始就要把根子扎正”。他强调：必须高度重视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这是党内增强无产阶级成份比重的重要条件。据此，西南局组织部提出了在今后的半年内在重要厂矿的30万工人中发展百分之七(即约2万)党员的计划。邓小平予以充分肯定，认为，这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邓小平关于西南党组织发展的指示，加快了西南各城市在工人中建党的步伐。到1951年底，重庆市发展了新党员1635人，大多数是产业工人；全西南的产业工人中新发展了3076人入党(年底)。工人党员比例的提高，为后来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和大规模经济建设中，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
　　二是整理地下党组织，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西南原有地下党员5．6万。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与艰难困苦中成长起来的地下党员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但有相当部分是1948年到1949年发展的新党员，其中农民又占了80％左右。在地下党中，也有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和自首叛变分子。党内程度不同地存在组织不纯的现象。
　　邓小平提出：“如果我们不在现在数目较少，易于整顿的时期把组织整顿一下，我们很容易重复老区建党的那些错误。而这在西南是应该避免和可以避免的。”遵照邓小平的指示，西南党组织从思想、政治、组织三方面进行了整顿，使原西南地下党员焕发了青春，使他们与进军大西南的党组织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会师，利用他们熟悉地方情况的优势，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投入到建设新西南的火热斗争中。
　　三是坚持“德才兼备”伪标准，大力选拔年轻干部。解放初期，西南区共有干部约7万人，而西南区包括了、“四省一市” (重庆市和云南、贵州、四川、西康)，分布在1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任务的繁重与干部的奇缺形成了强烈反差。但是，由于在干部选拔问题上把干部资历放在第一位，而作为新解放的西南区内资历较老的干部又不多，这就出现了干部提拔少，各区县、厂矿、学校都向各省、市要干部，而各省、市又向西南局要干部的现象。
　　1950年12月，邓小平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首先指出： “眼睛不要望着上面派来或别区调来于部，要坚决地从群众中放手提拔。”邓小平说，毛主席从采主张干部要“德”、“才”兼备，并没有提出“资” (资历)的问题。只是到抗日战争时期，在解决原四方面军干部这一具体问题的指示中，提到了“资”，后来大家就把这三个字并列地提出来了，甚至有些党的组织在考虑干部时，把“资”排在头一位，这是非常错误的。他说，现在我们提拔干部的标准，是“德”、“才”兼备，适当的照顾“资”。我们要造成一种环境，使这些老同志进步。无论在地方工作和军队工作中，都要时时注意培养年轻的一代，我们的老同志应当培养而不是嫉妒他们。我们为了对党对人民负责，一定要把革命事业放在前进的、有朝气的基础上，我们不能迁就落后。
　　邓小平关于干部“德”、“才”兼备标准的讲话和大力提拔年轻干部的思想，加速了西南地区干部培养选拔的进程。到1950年底，西南地区的干部队伍就迅速扩大到20万人，到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进一步发展到80万人的规模。50年代初培养选拔的这一批年轻干部，经历了几十年革命和建设实践，历经坎坷，矢志不渝，成为我们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
　　
　　整顿党风
　　
　　1950年5月，党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整风，以解决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两种错误倾向。6月6日，邓小平在重庆市第二次党代会上就在西南开展整风运动作了题为《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的报告。他指出，党中央所指出的这两种错误倾向“在西南来说，这个问题比之其他地区有过之而无不及”。除此之外，在西南，“还有两个错误倾向，一个是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一个是正在发展的蜕化、腐朽思想，也是要在整风中加以克服的。”邓小平的报告，既根据中央精神指出了西南党建工作中所存在问题的共性，又深刻分析了西南党内错误倾向的个性，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官僚主义、命令主义首先表现在征粮工作中的强迫命令。有的部门为完成任务，不择手段，随便对人扣押捆打，游行罚跪，甚至有个别逼死人的。在税收中，部分地区提出只要有交易行为，就得收税。出现了十个鸡蛋收三个，三斤酒收一斤米的事情。其次是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如重庆某厂军代表，由于官僚主义和骄傲自满作风，严重脱离群众，引起工人群众强烈不满，发生了车间秩序混乱、工人磨洋工、坐厕所、松马达、关纱车等现象，坏人乘机破坏机器，严重影响了生产和社会的稳定。
　　邓小平透彻地分析了产生这一系列问题的原因。他指出，我们的绝大多数同志的工作是非常繁重的，工作也是非常努力的。“但是检查我们党和党员的工作，不能只以‘努力’来衡量。”他说，我们不能只讲有努力的动机，“最主要的还是看努力的结果”，如果“工作看起来忙得很，但是实行的是命令主义，违反了政策，脱离了群众，完成不了任务，损害了党的信誉”，这就叫做“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此外，“有的是产生于执行繁重任务的急躁性；有的是不懂得进行工作的方法；有的是历来工作作风就有毛病；也有个别的人品质不好，好以胜利者自居，喜欢坐在人民头上拉屎。不管来源如何，其结果必然大大地脱离群众，完不成任务”，这些都必须在整党的过程中很好地加以解决。 　　邓小平并没有仅仅把这种错误倾向当作一般的工作作风问题来解决，而是把这种错误倾向上升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高度，以期引起西南地区各级领导于部的高度重视。他指出，“路线正确并不等于解决了一切问题，还要看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是否正确执行这个路线。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如果下面不很好执行，那有什么用呢?所以说，尽管绝大多数同志是努力的，但并不就是一切情况都好，一切都胜利，还要检查一下是怎样努力的。”
　　因此，邓小平紧紧抓住重庆某厂军代表这一典型事例，指示重庆市委、西南工业部和西南工会办事处，要坚决一查到底，使西南各地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于部受到教育。重庆市委一方面撤销了那位军代表的职务，另一方面对工人群众进行教育，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加强了生产管理和劳动纪律，从而密切了党同工人阶级的联系，推动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但是，在夺取政权以后，是否还需要统一战线，这在部分干部中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疑惑、动摇，出现了关门主义问题。比如：有的同志在工作中往往存在门户之见，使党变成狭小的圈子，从而丧失了领导作用；有的同志从个人而不是从全局考虑问题，怕自己吃不开，因而对于统一战线发生抵触；有的同志以老资格自居，不让党外人士有职有权，非要人家服从于他；有的同志则认为，反正革命胜利了，可以不要党外人士了。表现在具体工作上就是，在对党外人士的职位安排上，有的同志不服气；在工商业问题上，有挤垮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农村工作中，拒绝与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合作。邓小平尖锐地指出：“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过去需要统一战线，今后同样需要，不仅需要，而且还要进一步巩固。”“我们有些同志的关门主义倾向，是不懂得唯有团结四个朋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才能战胜三个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才能建设新中国的道理；他们不懂得在西南除军队外，有十几万的地方工作干部，其中只有3万人是党员，还有少数团员，其他80％左右是非党团员。党与非党干部的合作问题就是20％与80％的合作问题。试问：不把80％的人团结好，能够做好工作吗?”
　　邓小平不仅反复教育党员和干部，而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进驻重庆的第二天，他就及时组织召开民主党派代表及民主人士座谈会，他和刘伯承都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邓小平和刘伯承还经常邀请重庆市各界名流聚会，向他们作调查研究，作宣传和教育。农村的减租退押清匪反霸运动兴起后，邓小平又及时组织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代表参加，使他们了解农村阶级斗争情况，积极投入到运动中去。他还妥善安置国民党军起义将领任职，如西南军政委员会有六位副主席，其中就有三位是民主人士(熊克武、龙云、刘文辉)，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各院、部、会的正副职位上，民主人士就占三分之一以上。三反运动中，涉及到一些民主人士，邓小平明确指示，“我们对民主人士仍应坚持保护政策。”对于民主人士中的不正确思想认识问题，邓小平认为决不能急躁，而只能“慢慢地帮助他们”。必须坚决执行中央的规定，“凡是党员与非党员合作不好，首先是党员负责，不管你有理无理。”
　　针对党内存在的如何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党的领导的问题，邓小平指出，“领导不是自封的，要看群众承认不承认，批准不批准。”党组织和党员要从三方面去努力，首先是要坚决执行《共同纲领》和中央政府的每一项法令；其次是要善于团结党外人士去实现这个纲领，执行这些法令；第三是需要有纯正的作风，要有不怕麻烦、谦逊朴素和实事求是的作风，要有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不计其他的工作态度。他告诫全党，党的所有“正确的主张必须与良好的工作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党的领导权。’ 享乐思想和腐化行为主要表现在少数干部中的闹个人享受、等级待遇和婚姻问题。进城以后，有个别党员干部公开表示：“我有两个问题要求组织解决。一个是讨老婆，一个是要地位。”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某医疗队长结婚竟花了6、70万元(旧币)。某市委9个委员7个闹离婚。云南某师政委兼地委书记，因为闹离婚被其妻枪杀，影响很坏。对于党内存在的这种享乐思想和腐化行为，邓小平给予了严厉的批评：“现在到处在闹‘改组’。这种人往往引婚姻法作依据，说婚姻法上规定有婚姻自由，于是不管政治条件，不管儿女幸福，不管道德不道德。有的闹得影响很坏，工作也受损失。有的甚至使出流氓、威胁、欺骗手段。这种现象如不纠正，不但影响工作，损害党的声誉，而且要垮掉一些同志。”
　　由于邓小平在进城之初就狠抓了党员的思想作风教育，经过1950年的整风运动，重庆党内的错误倾向得到了遏制和纠正，为西南地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50多年过去了。邓小平在大西南时期有关党的建设的思想和实践，仍然放射出时代的光芒。
　　
　　发展统一战线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四大基本力量中，工人和农民始终是我们党的阶级基础，在执政的条件下，不能削弱而只能更加巩固。而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则是我们必须努力争取的群众基础，必须进一步扩大。对此，邓小平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早在进军西南的途中他就提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团结起来，对敌人营垒能分化的分化出来，能争取的争取过来，能中立的中立起来，不要树敌过多。”他说，“四个朋友中，工人、农民是没有怀疑的，重要问题是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到了西南以后，邓小平要求在产业工人中大量发展党员，增加了党内的无产阶级比重，并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实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有朋友有敌人。朋友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对于人民的朋友，我们的任务就是必须坚决地团结。”
　　要扩大群众基础就必须做好统一战线的工作。随着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包括原反动营垒人士的统战工作的推进，革命队伍中出现了“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的想法。邓小平说，我们是执政党，但是“光靠共产党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们要“提高策略思想，少树敌人，团结朋友，利用矛盾，善于争取反动阵营中一部分并不反动到底、愿意作我们朋友的人，即使作短期的朋友也好。” “统战部可以视为党外的组织部，把党外人士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因此，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中立一切可能中立的人，分化敌人营垒中一切可能分化的人”。
　　邓小平提出，在当时做好统战工作，巩固执政基础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因此，在进军路上他就与川东地区党的负责同志研究重庆市及川东工作时就提出“市的和县的各界代表会议以早开为好。”因此，重庆解放不到两个月时间，1950年1月23日至29日，便召开了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乎作了《团结起来，战胜困难》的报告；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作了《为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而斗争》的报告；市军管会副主任、市长陈锡联作了《关于重庆市接管工作》的报告。会议选举产生了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新民主主义政权在重庆市的初步建立。
　　西南地区一个重要区情是少数民族众多。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都处于落后阶段，大多数与汉民族处于隔阂状态。因此，在西南地区，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巩固政权基础，扩大群众基础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处理好民族关系。他说“西南少数民族工作，极端重要。”“我们正本着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团结各民族，共同建设西南，巩固国防。” 　　邓小平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就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从西南少数民族的实际出发，从西南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现状出发。他提出，处理民族关系总的要求是“一方面要从政治上坚决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而更重要更根本的问题是要使各兄弟民族人民的经济生活一天天的好起来”。“少数民族要经过一个长时间，通过事实，才能解除历史上大汉族主义造成的他们同汉族的隔阂。我们要做长期的工作，达到消除这种隔阂的目的。要使他们相信，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经济上，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在文化上，也会得到提高。”“只要我们真正按照共同纲领去做，只要我们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就会把事情办好。”处理民族关系的一个具体的政策和策略则是“只要一抛弃大民族主义，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不能首先要求少数民族取消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应当首先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出现了。”还由于“我们对情况又了解得很少，因此强调要采取非常稳当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把民族关系搞好。强调解除各民族对人民解放军的顾虑，解除民族之间的隔阂。对少数民族的许多事宜，不盲动，不要轻率地跑去进行改革，不要轻率地提出主张，宣传民族政策也不要轻率。在实际行动中严格执行纪律，不侵犯他们一丝一毫的利益。”
　　在上层建筑方面，他提出，在条件还不成熟的地方， “不应急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暂时只适宜于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少数民族的事应该由他们自己当家，这是他们的政治权利。”在发展经济方面，要确定一个原则“就是在汉族地区实行的各方面的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要区分哪些能用，哪些修改了才能用，哪些不能用。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比如：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工作应当以贸易工作为中心。要帮助少数民族把自己的贸易活动组织起来，这不是我们能够包办的。贸易中要免除层层中间剥削，使他们少吃亏。”“我们在贸易上实行等价交换，但是有时还要有意识地准备赔钱。”“目前的关键就是首先要使他们在贸易中获得利益，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帮助他们逐步地从农、工、牧、商等方面发展。”在文化方面，“要尽快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应在少数民族地区举办一些教育事业，动员一些人到那里去办学校。”总之，“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要同少数民族商量。他们赞成就做，赞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赞成大部分就做大部分，全部赞成就全部做。一定要他们赞成，要大多数人赞成，特别是上层分子赞成，上层分子不赞成就不做，上层分子赞成才算数。”
　　
　　领导要学会拿笔杆
　　
　　邓小平对宣传思想工作高度重视。他说“宣传工作很重要。我们党从马克思主义小组开始就重视宣传工作。”“宣传工作就是一切革命工作的粮草，革命工作没有宣传是不行的。”“各级党委都要重视宣传工作”。在宣传工作中，报纸和广播是他非常关心和重视的手段。他主持西南局作出了加强党报工作的决定，要求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都应该加强与党报的联系，为《新华日报》写稿。他认为，“办好报纸有三个条件：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办好报纸的前提在领导。”“领导上，党委和政府，要全力支持通讯员写批评稿，现在敢说话的人太少，要鼓励说话。对有些与事实不符的批评，必要时也要提醒和说明。”对于广播，“人民的广播事业，是传播政策、教育人民和同敌人斗争的最重要的武器之一。”对于新闻出版，他提出“加强政治文化粮食的发行工作，消灭落后和愚昧状态，乃是我们长期的严重政治任务。”
　　邓小平既把宣传思想工作作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手段和方式，同时又把它作为党在执政的条件下，提高领导水平，提高执政能力的一种手段。他说，“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实现领导最广泛的方法是用笔杆子。用笔写出来传播就广，而且经过写，思想就提炼了，比较周密。”对于每一个领导干部“凡不会写的要学会写，能写而不精的要慢慢地精。”
　　
　　确立重庆的重要地位
　　
　　从新中国的重庆直辖市到三次经济计划单列，确立重庆在新中国的重要战略地位，邓小平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新中国建国之初，邓小平主政西南，重庆是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西南地区党、政、军最高领导机关――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所在地。中央决定设立重庆直辖市。1949年12月11日，重庆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可以说，重庆直辖市是在“一唱雄鸡天下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关键时刻，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诞生的。从此，这座光荣的城市为我国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权，再次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也为40多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了基础。
　　经过三年的恢复，新中国天下大定。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召开第32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撤销西南大区，重庆等11个中央直辖市改为省辖市。7月1日，重庆市正式并入四川省，成为省辖市。
　　以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多次来重庆视察，指导重庆工作。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重庆市的规格和干部配备、待遇不变。到后来成立新西南局时，邓小平又提出了将新的西南局设在重庆的意见。考虑到重庆的历史地位、在西南的特殊区位优势和经济上的巨大影响力，中央多次对重庆实行经济计划单列，以帮助重庆发展经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重庆改革、开放、发展都给予了很大支持，把重庆作为中国改革的试验场，许多综合的、单项的改革试点都放在重庆进行。1983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重庆作为全国第一个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大城市；从1984年起，对重庆实行第三次经济计划单列。与建国以后的前两次单列相比，第三次经济计划单列具有更加鲜明的改革开放的时代特征：对重庆市实行经济计划全面单列(前两次单列只是部分经济指标单列)；重庆市作为省级独立计划单位正式列入国家计划；赋予重庆市省级经济管理权限并辟为外贸口岸；下放省属企事业单位；对财政、金融、物价、工资等宏观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一系列改革。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重庆市在传统的计划经济的束缚中披荆斩棘，艰难前行，综合经济实力和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不断增强，已经具有良好而广阔的发展潜力，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地位。
　　
　　设立重庆直辖市是小平遗愿
　　
　　在重庆3000年的城市发展史上，中央政府曾三次对重庆直接进行管理，也可以说重庆曾经历过三次“直辖”。第一次是在统一中国的大业中，公元前 314年，秦灭巴国，以江州(今重庆)为首府设立“巴郡”，重庆成为全国 36郡之一。第二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39、1940年，国民政府相继升重庆市为“特别市――陪都”。第三次就是新中国建国之初。研究表明，这种状况往往出现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因而“直辖”是重庆发展的历史机遇和强大动力，从而揭示了重庆城市发展的规律性和重庆对中国历史进程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是邓小平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设立重庆直辖市，把重庆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前沿，是邓小平的遗愿之一。 　　重庆地处祖国内陆，加之传统计划经济的束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都存在一定差距。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种深层次的矛盾不断显现，特别是如何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问题，日益成为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诸种矛盾的焦点。
　　1978年底，党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次会议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准备，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宣言书。在这个重要的讲话中，邓小平没有忘记相对贫困的西南和西北地区，他要求国家从各方面给以帮助和支持。他说：“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邓小平的这个思想，为后来党中央、国务院对重庆实行管理体制的变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根据邓小平的总体设计，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实施“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在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是我党我军从战略防御向战略反攻的“大转折”。当时，邓小平幽默地说，这个行动是一肩挑两头的“战略扁担”。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熟练而巧妙地运用“扁担”作用，启动了中国整个沿海地区的经济“马达”，成功地实现了与国际市场的初步对接。对于我国广大内陆地区而盲，在同样取得较大发展的同时，与沿海地区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上的差距在进一步拉大。邓小平对这个问题同样给予了高度的重视。1990年12月，已经完全退下来的邓小平在与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共同致富。“如果两级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因此，必须处理好沿海和内地的关系。晚年的小平同志在关注全国形势的同时，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都非常关注四川能否尽快致富奔小康的问题。他曾多次提出，要研究一下四川太大、人口太多、不便发展、不便管理的问题，要研究发挥重庆中心缄市带动作用的问题。邓小平还提出过具体的设想。1985年，他在听取李鹏关于三峡工程的汇报时明确提出“三峡工程是特大的工程项目，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要考虑长远利益。”当李鹏汇报到“正在考虑专门成立三峡行政区，用行政区的力量来支持三峡工程建设，做好淹没区的移民和经济开发工作”时，邓小平说：“可以考虑把四川分为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城市；另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城市。”
　　在面向21世纪的时候，如何启动中西部经济发展，实现西部经济与东部经济的对接，选择什么地区作为肩挑两头的“战略扁担”，成为近几年决策者经常思虑的问题。在这个重大的战略性决策中，邓小平对发展长江流域的经济极为关注。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时，特意把长江流域的上海、武汉作为视察重点，而且反复强调长江流域经济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全局性意义。
　　研究表明，要想成功实施中西部发展战略，连接中国11个省区市，跨越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带，辐射数亿人口的长江是首选载体。用长江开发战略来推动中西部发展战略，启动中西部经济腾飞就有了保证。为了实现邓小平提出的跨世纪的宏伟蓝图，90年代以来，党中央相继作出了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加快以上海浦东为龙头的长江经济带开发开放、加快三峡工程建设和库区经济开发的战略决策。
　　在实施上述三大跨世纪战略决策的过程中，重新确定重庆的历史使命与战略任务，重新确定重庆市与四川省的关系问题，正式提上了日程。把重庆从四川划出来的构想酝酿已久，国务院有关机构、四川省一直在寻找比较合适的方案。解决这一问题的时机随着我国加快发展中西部经济，缩小东西部差距战略的推进而日趋成熟。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加快重庆的发展寄予厚望。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基、胡锦涛等中央领导人多次到重庆考察指导工作。90年代以后，中央又批准重庆作为全国第二轮经济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和沿江开放城市，给予了许多优惠的政策。特别是1994年10月，江泽民总书记来渝视察时指出：“重庆地位太重要了”，并题词勉励“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同年12月，李鹏总理又来渝考察，题词“开发三峡，振兴重庆”。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重庆工作的重要指示和鞭策，是对重庆人民的极大鼓舞。
　　1995年12月9日，四川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给江泽民、李鹏同志写信，正式建议中央将四川省一分为二，改重庆为中央直辖市，将三峡库区的涪陵市、万县市和黔江地区划归重庆市，负担川东山区经济发展和三峡库区移民工作；新酌四川省可着重支持川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很快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中编委)对这一建议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四川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的建议是可行的。因为，四川是我国第一大省，人口1．19亿，是英国、法国的总和；面积57万平方公里，大于法国。管理好这样的大省，实属不易。从长远考虑，从全局出发，设立重庆直辖市是最佳方法。设立重庆直辖市有利于进一步发挥重庆的区位优势、“龙头”作用、“窗口”作用和辐射作用，带动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加快四川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步伐；有利于三峡工程的建设和库区移民的统一规划、安排和管理。
　　党中央、国务院把设立重庆直辖市列入了工作日程，在认真权衡各方面因素之后，作出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策。1996年9月5日，国务院对四川省关于委托重庆市代管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的报告作出批复，从9月 15日起，重庆市对上述“两市一地”进行代管。从1996年秋天以来，李鹏、朱�基、胡锦涛、邹家华、吴邦国等中央领导同志分别来重庆视察、指导工作。1997年3月14日，全国人大八届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揭幕。
　　设立重庆直辖市是邓小平关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是邓小平的一个遗愿，是邓小平对重庆人民的嘱托。
　　设立重庆直辖市标志着重庆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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