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是长征风雪路,,剧坛烽火放奇花]风雪是你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恰逢杨尚昆同志夫人李伯钊同志百年诞辰。李伯钊是中国工农红军中惟一一位三过草地的女战士；她首次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壮举和毛泽东的艺术形象推上舞台；她是人民戏剧事业的拓荒者，留下了令后辈景仰的闪光业绩。让我们跟随她子女的追忆，走进这位伟大女性激荡起伏的一生。
　　
　　2001年5月18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这一天，党中央派出专机护送父亲杨尚昆和母亲李伯钊的骨灰回到重庆。按照父亲的遗言并经中央批准，他们的遗骨将被安葬在著名革命家、我们的四伯杨�公烈士陵园的近旁。
　　这一天，北京、重庆等地各界代表云集潼南县双江镇。陵园四周、道路两旁，挤满了赶来送别的群众。简短的告别仪式后，庄严的《国际歌》旋律在耳畔响起。向着家乡的碧水青山，我们激动地高喊:“爸爸妈妈，你们终于回家了！
　　青山埋忠骨，碧水思英魂。这对同生死共患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伴侣，终于可以携手长眠在家乡的土地上了。
　　今年是我们的母亲李伯钊百年诞辰，回首这一路走来，她经历了激荡起伏的革命岁月，接受了磨难曲折的历史考验，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党的事业，献给了革命文艺事业。母亲的这一生，与山河同在，为世人铭记。
　　
　　大浪淘沙
　　1911年3月，正值辛亥革命即将爆发之时，四川省重庆市一位贫苦知识分子的家中，一个女婴降生了，这就是我们的母亲李伯钊。她的父亲李汉周是前清秀才，曾任县令，后来参加过同盟会，为人刚直不阿，为官清正廉明；她的母亲杨凤仙，性格温柔，偏爱文学。于如此书香之家中，我们的母亲7岁便启蒙。8岁时，不幸丧父，外祖母只得带领全家移居江北，母亲在江北一所小学插班，学名李承萱。
　　在外祖母的熏陶下，母亲自幼酷爱文学，13岁考入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当时，萧楚女、张闻天两位革命前辈恰好在此执教。母亲最爱聆听时任中共驻川特派员的萧楚女讲革命道理，萧楚女便成为母亲的革命引路人。在萧老师的指引下，母亲参加了重庆市“平民学社”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研究小组的主讲人就是中共早期著名革命家和中共四川地方组织的创始人之一、我们的四伯杨�公以及萧楚女、罗世文。
　　1925年，大革命的高潮波及到四川。四川革命分子受国民革命潮流的影响，积极组织工人、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14岁时，母亲由共产党员廖苏华（又名廖竹君，系四川早期中共党员廖划平之妹）介绍加入共青团，并成为当地学生运动中的一名骨干。她担任了二女师“平民学社”的负责人，参加排演反映社会现实的“文明戏”，揭露军阀的反动统治，启发群众的革命意识。尽管是初次接触戏剧，母亲已展露出独特的艺术天赋。当时，母亲与我们的姑妈杨义君在二女师是同学，她便常到位于重庆二府衙的杨家去做客。萧楚女、刘伯承、吴玉章和重庆地下党领导人也经常出入杨家。杨�公非常喜欢自己的弟妹和她们的同学，也很赏识我们的母亲。他和萧楚女定期外出向社会各界发表公开演讲时，也把这伙姊妹们组织起来集体演讲，他们则从旁指导、保护，受到群众欢迎。
　　在与杨家的交往过程中，母亲受到了潜移默化的革命影响。她与我们的父亲杨尚昆在这里相识，可谓青梅竹马。1925年，“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很快席卷全国。母亲积极参与爱国学生运动，由于在校参加反对国家主义派（即中国青年党）的斗争，被学校开除。为了避开白色恐怖，重庆共青团组织决定安排她和几位学生运动骨干一起出川赴上海大学学习，并让她正式改名为李伯钊。
　　同年冬，母亲乘轮船赴上海，在廖苏华的安排下住在上海大学女生宿舍内，备考上海大学。然而，组织上又分配她去浦东办平民夜校。她服从组织的决定，到浦东团地委工作，任宣传委员，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夜校的纺织女工较多，她就耐心教她们识字、唱歌，给她们讲革命故事，宣传革命道理。母亲与廖苏华每周在上海大学定期会面，当地党、团活动分子也常在这里开会，聆听由共产党人罗亦农、赵世炎等作的报告。
　　1926年秋，母亲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军阀孙传芳当局拘捕，押解到淞沪警察厅。年仅15岁的她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机智勇敢，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成功保护了组织和同志。出乎意料的是，母亲在狱中竟与我们的父亲杨尚昆相遇了！在阴暗的囚牢，他们被关在不同的木笼内，虽然彼此都认出了对方，但都默契地保持沉默，只是机警地交换了眼神。原来，父亲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也于同年1月来到上海大学读书，被军阀巡捕误捕入狱。父亲不久后被保释出狱，立即将母亲被捕的消息告诉廖苏华。两个多月后，母亲也被组织营救出狱。随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决定送她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母亲那时是满怀共产主义理想的青年学子，听说组织上要派她去苏联学习，对未来充满新奇和希冀，立志要成为时代的新女性。
　　
　　留苏岁月
　　1926年冬，母亲乘苏联海船经海参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稍后，父亲也被党组织派来同一所学校学习。学生最初分成一、二、三班，后来增加到七八个班。当时，邓小平在一班，母亲在三班，与秦邦宪、张琴秋等同班，父亲则是中大第二期学生。徐特立、董必武、吴玉章、叶剑英、伍修权等人也在此学习。
　　1927年，母亲参加学校组织的野营军事训练，叶剑英担任训练营长。这段时期，母亲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及其它各门功课，对投身革命事业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正如她后来总结道:“留学苏联帮助我树立了革命人生观，懂得了为共产主义奋斗不是抽象的，而是要从事具体的革命工作。”为了便于回国后从事更多的实际工作，母亲刻苦钻研，学习了车工、纺织、医护和军事技术，还如饥似渴地阅读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十分踊跃地参加文娱活动，受到苏联传统的、革命的文化艺术之良好熏陶。老一辈革命家伍修权曾回忆说：“李伯钊那时才15岁……她到中山大学后，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而且还是课余活动和周末晚会的积极分子。她在学习正课的同时，又参加了一个文艺学习班……由于她活泼好动，能歌善舞，年纪又最轻，大家亲切地称她‘小麻雀’。”
　　母亲学习非常用功，俄语很好。1928年夏，她为莫斯科召开的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担任少共国际代表团翻译，还得到了周恩来、蔡畅等人的高度赞扬。
　　此时，同为四川老乡，同在中大求学，又拥怀共同的革命理想，母亲和父亲走得更近了，并于1929年夏天在莫斯科结婚，从此踏上共同的革命人生之路。就在这年，母亲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见到了斯大林，并亲耳聆听了斯大林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报告《关于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深受触动和激励。
　　风云突变，世事难料。1930年中大进行“清党”，母亲因为出身问题（其父曾在四川山区任县官）而被划为“阶级异己分子”，又因为所谓与“托派”有联系，被开除团籍。按照当时的政治标准，父亲必须得同母亲离婚以“划清界限”，但是父亲很坚定，始终信任和支持母亲，两人不谋而合地产生了“请求回国”的想法。但由于中大的“清党”尚未结束，父亲需要留下来继续作翻译，只好与母亲暂时分手。1930年底，背着“莫须有”的政治包袱，母亲离开了莫斯科，回到上海。
　　回国之路并不平坦。抵达哈尔滨时，母亲因为共产党员的罪名而在车上被捕，要被关押一周。对此，母亲沉着机智，坚称自己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妻子，最终获得释放。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身处逆境，从不悲观失望；历经风雨，也绝不畏惧退缩。正是有着坚定的信念，她在人生低潮时也能淡定从容，勇往直前，任何挫折都无法削减她投身革命的勇气。
　　
　　“赤色明星”
　　母亲从苏联回到上海后不久，1931年初，父亲也同张闻天一起回国，并在上海担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父母亲得以团聚，在上海闸北区的庆云里暂时安了家。由于通往中央苏区的道路受阻，母亲最初被党组织安排在法兰区做工运工作。那时上海工人运动的形势日趋恶劣，母亲一方面要到法兰区香烟厂组织女工成立姊妹团，一方面还要为附近的工厂送通知、联络罢工，常遇当局巡捕抓人，时有危险。这年3月，母亲被组织派往中央苏区。
　　母亲从上海绕道香港进入闽西革命根据地，见到了中共闽粤赣军区特委书记邓发、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等。因热衷文化艺术工作，母亲便暂留闽粤赣军区政治部任宣传科长兼闽西彭杨军事学校的政治教员，为学生讲苏维埃建设，教他们唱歌、跳舞。同年，母亲转入赣南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在中央苏区，她先后担任中央红军学校政治教员、《红色中华》编辑、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中华苏维埃政府教育部艺术局局长。她在红军学校加入俱乐部戏剧组，经常表演苏联舞蹈，并自己编演节目。她还经常以“戈丽”为笔名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文章。
　　母亲是苏区红色戏剧运动中的一员骁将，她拥有良好的政治与艺术素质，在整个戏剧创作过程中，更集编剧、导演和演员于一身。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母亲与钱壮飞等组成文艺小组，负责大会文娱活动和组织编导节目。她亲自登台，表演拿手的苏联《红军舞》、《海军舞》等专业舞蹈节目。来自十月革命故乡的节目激昂、欢快，在广大指战员中引起了轰动。
　　12月，母亲被调到《红色中华》任编辑兼校对。她怀揣着介绍信来到叶坪中央局驻地，找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样报到，却第一次遇到了正在那里聚精会神看报的毛泽东。可当时母亲还不认识，便向他打听王稼祥。后经朱德总司令介绍，母亲才得知那人正是毛泽东同志，非常激动，毛泽东则热情地与她握手，表示欢迎。同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母亲与钱壮飞等带领一个宣传队，深入宁都起义部队（原国民党第26路军，起义后改编为红五军团）作巡回慰问演出。母亲带领一帮专业演员改编演出了话剧《黑人吁天录》，她自己扮演农奴女。这出剧作，在起义军官兵的心中荡起阵阵涟漪，无不为之触动，声泪俱下。
　　很快，母亲周密的组织宣传才干、非凡的编导能力与娴熟的演技得以进一步展示。1932年春，母亲参加了苏区成立的第一个剧团――“八一剧团”，同年底发展为“工农剧社总社”。母亲与崔音波共同创作了社歌，歌词中这样写道:“我们是工农兵战士，艺术是我们的武器:为苏维埃而斗争……”唱响了以艺术为武器的战斗号角。1933年，母亲担任苏区创办的第一所艺术学校“工农剧社蓝衫团”学校的校长及团长，“充分利用活的宣传，来扩大政治影响”，“把普罗戏剧的火星散到了各地”。翌年1月，她参加了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庆祝文艺演出。这次表演极为精彩，尤其是苏维埃中国农民舞蹈，引得大家频呼“再来一个”。毛泽东还亲自接见并招待了剧团的同志。同年初，蓝衫团学校改名为高尔基戏剧学校，母亲仍担任校长，短短1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培训了1000多名学员，在苏区撒下了不少革命文艺的种子。
　　在苏区工作期间，母亲借鉴留苏时看到的歌舞活动形式，创作演出了一批歌舞节目，为战斗紧张、生活艰苦的苏区军民提供了难得的文化享受和珍贵的精神食粮。这些成功的演出，无不包含着母亲的心血和智慧，母亲由此成为革命根据地我党我军文艺宣传工作的开拓者之一，被苏区人民誉为红军戏剧界的“赤色明星”。
　　
　　三过草地
　　从1934年10月开始，母亲与父亲同时参加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川西北草原，又称松潘草地，海拔三四千米，纵横几百公里。漫漫沼泽，经年水草，气候恶劣，变幻无常，不知吞噬了多少红军指战员的生命。如此艰难的征途中，有30位红军女战士从江西中央苏区出发并最终到达了延安，母亲就是其中之一。
　　母亲随红一方面军过草地，被编入中央工作团卫生队，与卫生部一起行动，团长是董必武。当时她的任务就是招呼担架队，宣传鼓动，把打土豪得来的粮食衣物分给群众，扩大红军。后来母亲又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从事文艺宣传工作。长征途中，不仅要完成艰险的行军任务，还要开展部队的宣传鼓动工作，身形矫健的母亲总是一溜小跑，时而跑到队伍的前头进行宣传，时而又返回队伍的后边为大家鼓劲，还要热情地照顾老同志和伤病员。红军越过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时，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康克清患心脏病，行走困难，落在队伍的后边。母亲过山后到总司令部看朱老总，得知康克清还没过山，她连忙转身回头，赶紧去接康大姐。因为过了正午，山上就会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十分危险。母亲焦急地赶过山梁，终于接到了康大姐，并替她背负文件包和包袱，相携前行，硬是赶在正午前爬过了山顶。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过了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到达懋功县城附近，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看着战友们庆祝会师的喜庆场面，母亲情从中来，立即和总政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合编了《红军两大主力会合歌》。此外，她还创作了话剧《干人当红军》、《打骑兵歌》（与陆定一合编），并创编了《打骑兵舞》，亲自教授给各部队的宣传队员。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1935年8月，母亲随右路军经毛尔盖到达巴西地区。后来，组织上派她去四方面军筹办艺术训练班。由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她被迫随四方面军第二次过草地到达阿坝。这次的条件比第一次更艰苦，但母亲依然坚强地挺了过去。
　　1936年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此后，为了加强对红二、红六军团的统一领导，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红二方面军。7月上旬，红二、红四方面军分三路纵队陆续北上，母亲率领红四方面军的一个文艺宣传队在川西与红二方面军相遇。如同见到了久别的亲人，她激动地向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和政委任弼时诉说着自己在四方面军的所见所闻和二过草地的艰辛和痛苦。她讲到在红军过松岗时，曾问过朱德应当跟谁走？朱德的回答是:“他（张国焘）打红旗我们就跟他走，他打白旗再说。”
　　经红二方面军出面向张国焘协商，借调母亲以帮助培训宣传员，母亲便随二方面军行动。她更加努力地工作，广泛接触红军战士，用文艺的形式进行宣传，提高红军战士的觉悟。贺龙、任弼时让她举办了一个文艺训练班，后发展为“战斗剧社”。后来，母亲又随二方面军第三次过了草地。同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母亲终于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但此时的她已经衰弱到极点，大病一场，险些丧命。
　　三过草地，不仅是我们母亲的一段独特而艰难的生命征程，也是女红军战士李伯钊扬名红一、二、四方面军的历史缘由。三过草地后，母亲继续随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姚州，中央派彭德怀前来迎接。在彭德怀的指示下，母亲设法拿到了一份张国焘在马尔康松岗开会“另立中央”的会议资料。会宁会议后，她将这份资料交给彭德怀上报中央，为党中央后来清算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作出了贡献。
　　到达陕北后，母亲被调回总政治部宣传部工作。此时，父亲正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1937年春，母亲在云阳镇接受了美国记者斯诺的夫人威尔斯的采访，访谈内容被威尔斯写入《续西行漫记》。威尔斯这样写道:“我曾经向李伯钊打听过这30位敢于翻山越岭经历过万里长征的妇女情况。……头一个碰到的苏维埃妇女是李伯钊……，她是一个漂亮、优雅的女人”，“她很聪明，曾写过好几个剧本，在苏区颇享声望”。 访谈中，母亲详谈了自己的革命经历，其中包括三过草地的情形。她说:“这是长征中经过的最艰难的地方。第一次跋涉大草地的时候经过5天，第二次4天，第三次长达29天”。“士兵们对草地非常忿恨。当时政治部不得不劳苦工作，以消解军队里的悲观气氛”，“宣传队员用跳舞、唱歌和标语口号来娱悦士兵们，藉以激励他们的精神。”
　　
　　“今有女将李伯钊”
　　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中共中央在西安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组织上便安排母亲到条件比较好的西安生孩子，1937年7月，大哥杨绍京出生。不久，父母便请组织上帮助把孩子送回四川老家抚养，他俩则一同奔赴山西抗日前线，转战太原、临汾等地。
　　1938年春，母亲奉调回到延安，参加创建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1940年后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并任党组成员兼编审委员会主任，与周扬、沙可夫等同志一起办学，同时进行创作。鲁艺建成后，1940年初母亲又奉命回到太行山区，在武乡县创建了鲁迅艺术学院晋东南分校（又称“前方鲁艺”），担任艺术学校党总支书记和校长。这所学校在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中开办了近3年，为军队和地方培养了300余名文艺干部。母亲还组织并率领大批文艺战士投入了威震中外的百团大战，并编演节目庆祝百团大战的胜利。
　　当时的文艺工作是伴随着战争的硝烟进行的。1940年秋冬，日寇对我华北根据地施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一次，母亲带领300多名鲁迅艺术文学院师生在躲避日寇的过程中与八路军总部失去联系，又在武乡附近遭遇另一股日寇。当时，师生们只有十几支步枪，情势万分危急。母亲见多数师生神色紧张，立即命令全部师生脱下厚重棉衣，轻装前进，远远地尾随敌军行动，大胆而巧妙地与敌人展开周旋，最终脱离险境。数日后，他们遇上中共武乡县委的一名交通员，被带到武安，再与129师师长刘伯承派来搜寻他们的一个骑兵连相遇，终于完全脱险。刘伯承听闻他们的惊险遭遇后，称赞道:“昔有名女将梁红玉，击鼓退金兵；今有位女将李伯钊，遭遇敌兵，尾其后而行军，获全胜。”而当时，母亲已有6个月身孕。
　　在同一时间，准备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的父亲也赶到了129师师部，组织上决定让母亲随父亲回延安生孩子。次年5月，在延安中央医院，母亲顺利生下一个男孩，取名绍明。许多同母亲一起参加过长征的女战友都前来贺喜，邓颖超感慨地说:“李伯钊三过草地后，大病导致吐血，去年在日寇夹击中两次机智挣脱，还能生下这么个娃娃，真不容易呀！”
　　母亲不仅是抗日战线上的女将，也是革命根据地、工农红军以及新中国文艺战线上的女将。从进入中央苏区主持成立红军学校俱乐部起，数十年间，母亲积极从事戏剧创作和教育工作，为革命根据地和新中国培养了大量戏剧人才。在中央苏区工作时期，母亲的话剧创作有《战斗的夏天》、《为谁牺牲》，在抗日战争时期还创作了《农村曲》、《老三》、《母亲》、《金花》等。1942年5月，她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参加了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言。之后，她担任中央党校文艺工作研究室主任。
　　1945年，母亲于中共中央党校毕业后分配到中央宣传部工作，在延安窑洞与历史学家范文澜相邻而居。在范文澜的建议和鼓励下，她开始酝酿写作自己亲身经历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留给母亲的印象太深了，她想将这震撼世界的悲壮行程用歌剧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母亲作为延安土改工作团的干部，奔赴晋西北临县农村。从1946年至1948年，她经历了土改斗争的全过程。在乡亲们眼里，她是排忧解难、助人为乐的贴心人；在土改对象面前，她成了威风凛凛的“共党女将”。与此同时，她还组织排演戏剧并创作歌剧。1948年，母亲担任中共中央华北局文委委员、华北文联副主任等职，创作出了反映土改的小说《桦树沟》。1949年春，北平解放后，她作为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员和文化接管委员会文艺处副处长，随军入城。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担任北京市委文委书记，决心“把城市文艺工作推进一步”，她努力推动文学和话剧艺术的发展，成就卓著――1950年，母亲与著名戏剧家共同创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她任首任院长，曹禺任副院长。1952年，她调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与院长欧阳予倩、副院长沙可夫等一起将该院改办成专业的话剧学院，邀请苏联专家上课，开启了中央戏剧学院正规化办学的新时代。周恩来总理曾多次到学院的实验剧场观看演出。
　　为推动新中国文艺戏剧事业的发展，母亲提出了大量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如与周恩来总理探讨将真光电影院改为北京剧场的设想；与赵树理一起主编的刊物《说说唱唱》（1950年创刊），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通俗类文艺刊物；经她物色和确定，请出老舍先生创作反映首都北京解放后新面貌的话剧《龙须沟》，亦大获成功。
　　母亲不知疲倦地耕耘在文学艺术创作天地，她的作品屡获好评。1950年，母亲出版了著名的纪实小说《女共产党员》，真实地记述了大革命时期，女共产党员帅孟奇在狱中威武不屈、英勇斗争的英雄故事。这本书先后印行60多万册，在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中产生很大影响，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向国外发行。
　　翌年，母亲创作的著名歌剧《长征》公演。为创作《长征》，她邀请聂荣臻、陈赓和陈锡联担任军事顾问。聂荣臻总参谋长为母亲讲述了红一军团一师一团抢渡大渡河的惊险经过，以及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英雄事迹；陈赓大将为她讲述了夜袭安顺场、抢占渡口的胜利战斗；陈锡联将军对《长征》最后一个战斗场面――红军会师的编演颇为操心，并亲自指导。在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下，母亲对歌剧《长征》的排演倾注全部心血，演出大获成功，轰动了中国舞台。这部歌剧以宏大的气势，再现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跋涉两万五千里的伟大历程，热情讴歌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英雄业绩，第一次塑造了人民领袖毛泽东的舞台艺术形象，是我国戏剧创作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尝试。
　　母亲为人真挚、谦和，与一大批文艺戏剧名家结下深厚友谊。她常与他们探讨新中国的文艺工作，如与老舍、赵树理谈文学创作；与邓拓、周扬谈曲艺改革；与廖承志谈青年艺术剧院工作；与著名现代剧作家、戏剧表演艺术家、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欧阳予倩先生交往甚笃。母亲一面向前辈和同事虚心求教，一面汲取他们的进步思想，孜孜不倦地耕耘在文艺战线上。
　　
　　身陷囹圄志更坚
　　1965年底，父亲因被诬而撤销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调到广东任职。1966年春，父母亲和王震夫妇在广州相会。在那“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他们一起谈论对江青、林彪一伙的不满。当时，王震看着母亲那鲜明的态度、刚毅的神情，当场挥笔写下八个字:“巾帼英雄，老当益壮”。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首当其冲。母亲与父亲一起遭受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父亲被监禁长达12年之久，母亲备受牵连，被揪斗殴打，迫害致残。
　　身处逆境，母亲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同样表现出一位革命“女将”的坚强意志。即使在遭到抄家之后，她还从抽屉里悄悄拿出自己列席党的“七大”的工作证和列席党的“八大”的通知函，坚信自己对党的一片忠诚。1975年6月，父亲被解除“监护”，由中央决定和母亲一起到山西临汾，继续接受审查。这对革命夫妻，在双双遭到迫害、长期监禁、分别关押异地而彼此毫无音讯长达将近10年之久后，又在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重逢。
　　在这长达十余年的高压和逆境中，母亲与父亲一样，与林彪、“四人帮”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诬陷吓不倒，折磨压不垮。尽管身心备受摧残，她也毫不动摇自己的信念，并断然拒绝了有人提出写信给江青以改善处境的建议。她崇拜鲁迅的傲骨，坚持真理与正气，还将鲁迅的像挂在自己的卧室。尤其可贵的是，她在被隔离监禁时，不顾一身病痛，仍满怀激情地潜心构思创作，试图修改歌剧《长征》。母亲受到无端“审查”长达9年，最后坚决不同意“四人帮”操纵的中央专案组把她打成“反党分子”的审查结论。她上书毛泽东申诉，并致信邓颖超、康克清这两位曾同甘苦共患难的红军老战友，希望得到她们的帮助。
　　在临汾被监护期间，母亲常与我们子女书信相通，在劫难中也依然关心和鼓励着我们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并用颤抖的笔迹在日记中记录下来。她一面坚持服药治疗，一面坚持锻炼读书，笔耕不辍，在临汾时还深情地写下了关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回忆录。
　　
　　“老兵”还要“谱新传”
　　粉碎“四人帮”后，母亲重返文艺界。1978年春，她在出席一个戏剧创作座谈会时兴奋地说:“现在是科学的春天，也是戏剧的春天。”同年11月，在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的安排下，母亲终于从山西临汾回到北京，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尽管年近七旬，饱经风霜，母亲仍然意气风发，题诗言志，表示“老兵”还要“谱新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父亲杨尚昆获平反复出。1979年新年之际，父亲去广州任职，母亲也一同来到广州。这时的她担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央戏剧学院顾问，并继续从事创作。母亲请来中央戏剧学院的王树元和北京人艺的李滨作助手，组成创作组，在临汾起草提纲的基础上，又开始满怀激情地继续创作了话剧《北上》。
　　为了生动、艺术地再现红军北上抗日的曲折历程，母亲多次登门拜访八旬高龄的叶剑英元帅，了解长征中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事实真相。母亲反复斟酌如何再现长征领袖人物的光辉形象，以及戏剧艺术的结构和细节。历时两年，八易其稿，《长征》之后，《北上》终于被再次推向舞台。凭借其细腻、深刻的艺术表现力与感染力，《北上》在广州、北京等地公演后轰动一时，获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老红军同志们的一致称赞。
　　从《长征》到《北上》，历时30载，母亲以亲身经历为基础，亲手将红军长征之壮举生动形象地搬上了舞台。她曾向记者这样谈道:“在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长征的时刻，回顾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我们走过的战斗历程，思念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先烈们，我心中炽热的情感就抑制不住地喷发。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深感有重温历史的必要。这都仿佛是无声的命令，催促我重新拿起笔来。”
　　母亲和父亲一起在广东开始了新的生活，经风沐雨之后更是情深意笃。1981年春，父亲奉调到中央军委任职，母亲随他回到北京。父亲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十分繁忙，有时中央军委开会延误了午餐，哪怕是下午一两点钟，母亲也会等着他回家一起吃饭。每到周末，父亲也一定陪着母亲散步。为了母亲写作更方便，父亲把自己的大办公室和大卧室让给了母亲，自己用小的。
　　1985年春节，母亲和父亲一起回到了他们曾在长征中战斗过的遵义城。在遵义桥头，母亲身着红呢大衣，精神饱满地拍照留影。在遵义会议旧址，父母亲共同回忆起50年前在这里相见的场面，百感交集却又欣慰不已。而此时此刻，母亲还惦记着创作另一部革命回忆录《三过草地》。然而遗憾的是，回到北京后不久，她就病重入院，于1985年4月17日溘然长逝，享年74岁。
　　“红区歌舞振中华，文艺幼丛成一家。最是长征风雪路，剧坛烽火放奇花。”郭化若中将曾为母亲赋诗一首，以示怀念与赞颂。是的，母亲如同一只春蚕，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为她一生所坚守的共产主义信念，吐尽了最后一口丝，献出了所有的心血。父亲悲痛至极，含泪写下“终身伴侣 永恒怀念”八个大字。这八个字，就镌刻在母亲的骨灰盒套上，烙印在平滑光洁的大理石上，熠熠生辉，永不褪色。
　　1996年4月8日，为纪念“四八烈士”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遇难50周年，父亲作为退下来的老同志以及50年前处理烈士后事的负责人，乘专机飞赴延安。回北京前，我们兄妹又陪着父亲来到毛主席当年的住地。只见父亲静静地在小院里转了一圈，躬下身来捧了一杯土。这可是延安的泥土啊，仿佛还留有父母一辈曾经革命战斗过的气息。这是信仰扎根的土地啊，父母亲一生并肩奋斗的足迹已铭刻在这里。
　　到这时，我们才明白了父亲的心意。回到北京后不久，我们一起又去了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父亲恭恭敬敬地将盛土的小红丝绒盘亲手放进了母亲的骨灰盒中。母亲泉下有知，定会欣慰含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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