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火影联【爱国台胞何非光的烽火影事】
时间：2019-02-19 05:30:2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一批优秀的电影人集中在重庆,他们满怀爱国热忱,以电影作为宣传抗日的重要武器,在我国的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爱国台胞何非光便是这其中的佼佼者。
何非光(1913―1997),原名何德旺,出生于台湾台中市,是一位在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活跃于中国影坛的优秀电影演员、编剧、导演。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何非光所在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前身为国民党“南昌行营政训处”下的汉口摄影场,成立于1935年。抗日战争初期的1938年,隶属于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共拍摄了17部抗战题材的故事片。抗日爱国是这些电影的基本主题和共同特色,充分发挥了动员民众、鼓舞士气和争取盟邦援华的作用。其中,《保家乡》、《东亚之光》、《气壮山河》、《血溅樱花》等4部均为何非光编导,加上为香港南洋影片公司编导的影片《新生命》,何非光成为拍摄抗战影片最多的电影编导。他的电影作品具有鲜明的爱国立场、勇敢的战斗精神和宽厚的人道情怀。这位忠诚爱国的台湾同胞,为宣传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我国的电影史和抗战史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业绩。
从出演反派角色踏上影视人生
成为电影编导之前,何非光以电影演员的身份活跃于影坛,尤其是在扮演反派角色上取得了不可忽视的艺术成就。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何非光扮演的《母性之光》中的黄书麟、《暴雨梨花》中的施家俊、《再会吧,上海》中的刘光辉等一系列反派角色已经给人们留下了较为清晰的印象。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何非光辗转到达武汉,加入“武汉行辕电影股”任基本演员,由此开始了他与抗战影片的不解之缘。1938年,何非光参演了由袁丛美编导的《热血忠魂》、史东山导演的《保卫我们的土地》、袁丛美导演的《日本间谍》等影片。在这些抗战影片中,何非光利用会日语的特长,成功地扮演了日本浪人、间谍、日本兵等角色。
何非光出演的反派角色,大多冷面内敛,不凶光毕露但却气势逼人,洗涤了在此之前电影反派表演的夸张漫画式舞台习气,应当说在电影化方面进了一大步,成为当时反派演员中的翘楚。1998年,曾与他共事多年的导演袁丛美对何非光夫人及女儿何琳说,“何非光当反派主角,演日本军官,演得最好,到今天为止,没有比他更好的了”。
编导处女作《保家乡》
1938年3月,武汉形势吃紧,何非光随中国电影制片厂(以下称“中制”)撤往陪都重庆。在撤退的轮船上,何非光因患重感冒,高烧不退,被人误会是染上了伤寒,险些被怕受传染的乘客丢入江中,幸得一些“中制”同事的保护、照料,何非光才得以平安抵达重庆,也才能有此后《保家乡》、《东亚之光》等多部著名抗战电影的问世。
初到重庆之时的“中制”编导、演员,暂无影片可拍,所有人员都参加了话剧《为自由和平而战》的排演工作。在此期间,何非光从同事处看到了一本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画册,画册中一帧帧真实反映日本侵略者在中华土地上犯下滔天罪行的图片,激起了何非光满腔的愤怒,也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一个电影剧本的大纲在他脑海中形成―他要将受欺凌、受侮辱的愤怒转化成为民族抗日救国的决心,并将它传递给所有国人。
正是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和对电影事业的执著精神,完全没有编导经验的何非光一丝不苟地完成了500多个镜头的剧本《保家乡》,讲述了日本侵略军在沦陷区的暴行和中国军队与民众联合起来打击侵略者的故事。剧本完成后,何非光托曾在上海(联华)共事、时任郭沫若秘书的黎明健,将剧本交给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郭沫若先生看过剧本后表示非常支持,并主动提出为该剧创作主题曲。由于郭沫若先生当时负责宣传抗日救亡工作,为“中制”的直接领导,他的支持对《保家乡》的筹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随后,何非光找到了“中制”的厂长郑用之,商谈筹拍《保家乡》一片。由于当时不仅正处在建厂的初始阶段,且物资供应紧张,不时有敌机突袭轰炸重庆,拍摄工作基本停顿,郑用之厂长要求何非光先呈报拍摄预算,然后再研究拍摄此片的可能性。在负责布景、服装等工作的美工师许珂帮助下,何非光顺利完成了拍摄预算的编制,并得到郑用之厂长的认可,指示将《保家乡》剧本交由“中制”编导委员会审定。
“中制”编导委员会由阳翰笙任主任委员,成员有史东山、孙瑜、应云卫、苏怡等已在影坛有些名气的编导。审定过程中,编委会对何非光的电影构想有支持也有怀疑,还有人认为当时许多大导演都因条件限制无法拍戏,不应该将时间、精力、资金花费在毫无编导经验的何非光身上。面对这一切,何非光以其坚定的信念和极大的创作热情,最终说服了委员会,使《保家乡》剧本获得了审定通过,该片成为“中制”在重庆时期的创业影片。
《保家乡》一片由英茵、王珏、于非、罗军主演,王士珍摄影,“中制”男女演员四十余人和中国陆军士兵千余人参加拍摄,还调来了国民军一个营的士兵扮演日军官兵。
影片拍摄过程中,重庆经历了1939年5月3日的日军大轰炸,民众死伤众多,影片的拍摄遭遇了很大的困难。然而在剧组全体演职员同仇敌忾、全心投入之下,同年6月,影片《保家乡》成功封镜。
《保家乡》在接受编导委员会审查过程中,有评论认为影片中关于日本侵略军对沦陷区的中国人施行残酷暴行的大篇幅描写,过分宣扬了战争的恐怖,过分强调了敌人的威力,但大多数人认为《保家乡》不失为一部有益的抗战影片。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皇甫宜川就在《中国战争电影史》一书中称:
战争是实实在在的,战争的残酷和敌人的残暴也都是实实在在的,这一点无法回避。《保家乡》正是从这一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这场战争的角度。
香港资深的电影文化研究者罗卡先生在《何非光侧影》一书中称:
影片令人惊异之处是采取戏剧与纪录手法的结合非常有效,可谓结合“写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美学的一次成功尝试。前段写沦陷区某村落被日军侵占后,遭到奸淫抢掠,日军掠杀平民、放火烧村,用刺刀刺杀婴儿、用毒针令平民变哑、以火刑对付反抗分子等场面,既有着震撼的实感,在构图和光影、动作处理上,又有着近乎表现主义的气派,而众职业演员混合着非职业演员的演出,并无生硬与不协调的痕迹;约略可以窥见战时重庆的创作虽然条件简陋,但创作人员能够善用环境突出简朴粗犷的美感,注入创作的激情,而提升到一定的艺术高度。
1939年7月,《保家乡》在重庆公映10天,鼓舞了全民抗日的决心和斗志。导演袁丛美曾回忆说,“盛况空前,给予‘中制’同仁信心大增”。前苏联购买了60部该影片的拷贝在各地放映,并典藏于莫斯科影艺学院。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影片所到之处全城轰动,空巷来观。中央电影摄制场还加印了该片的英、法等外文拷贝,送往英国、法国、美国、比利时、瑞士等国家放映。抗战胜利后该片还曾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放映。
具有传奇色彩的成名作《东亚之光》
中国抗战期间,日本世界语学者绿川英子、青山河夫,左派作家鹿地亘夫妇等日本友好人士在中国组织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许多日军战俘被送进战俘收容所后被我军民的宽容所感动,悔悟之后也纷纷加入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正是“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工作,激发了何非光创作《东亚之光》的灵感。
1940年春节,“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组织战俘收容所里的日本俘虏组成宣传队,做反战宣传演出,并来到“中制”参观、座谈,何非光在参观、座谈中帮助日俘宣传队进行日文翻译。
何非光在谈到拍摄《东亚之光》的感言(登载于1941年1月5日的《国民公报》)时回忆道:
在招待日本俘虏的茶话会那一天,散会之后,我想,倘若可能,将那一群俘虏口里所吐出来的故事,摄成电影,他们那些各自不同的性格,在日本军阀的欺骗和压迫之下怎样的来华屠杀我无辜的同胞的经过,终至于后来,怎样为我前方英勇战士所俘虏,而在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陶冶之下,怎样由极残忍、极顽固的日本侵略者刽子手,突变为正义的信徒、反侵略的战士。那些可歌可泣的事实,合拢编制成一部电影,而同时,又可以聘请这些俘虏本人献身说法,来扮演本人的角色,这部电影的完成,对抗日战争定有贡献!我振奋了,足足花了八昼夜,榨着脑汁编写出来,以被感化的日本俘虏,良心的供状,和正义的呼吁为主题的电影剧本《东亚之光》放在剧本审查委员会的面前。
由日本战俘出演抗战电影,这大胆的构想决定了拍摄过程的艰辛,也为影片增添了传奇的色彩。要拍出有价值、有灵魂的作品,需要使日本战俘有感情地投入影片拍摄,这就得先使其行动稍微自由,而且在拍摄中需要让日俘们穿戴全副日军旧服装,包括携带步枪。然而让他们行动自由了,就必须更加警惕这些日本战俘会不会有潜逃之意,甚至叛乱,因为发给他们的步枪虽然没有子弹,但是枪头上的刺刀,已经足以威胁剧组成员的生命安全。为此,在战俘收容所所长邹任之、副所长沈启予的支持和帮助下,何非光带领王珏等主要演员一起住进收容所,与战俘们相处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除了联络战俘的感情、充实剧本的内容,更重要的是测验俘虏的品行。
何非光在拍摄感言中说:
38天过去了,麻烦艰苦的测验工作完成,《东亚之光》正式宣布摄制了。为了工作方便起见,我带走了测验过后,认为思想可靠,品行可保,剧中需要的角色十人,他们暂时向俘虏收容所告别。
在俘虏收容所副所长沈启予的带领下,10名日本战俘住进了“中制”的宿舍。然而开拍后不久,饰演主角山本大尉的战俘山本熏突然暴死,喉管呈急性条状溃烂,状如中毒。人们纷纷猜测是日本特务机构为破坏影片的拍摄而下的毒手。除此之外,日军还派出了12架战机进行24小时轮番轰炸,导致拍摄该剧的摄影棚被炸毁,两名布景工人被炸死,大量摄影器材被炸坏。加上预算超支、胶片不足等原因,《东亚之光》拍摄工作几近夭折。
为了使影片能够继续拍摄,何非光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找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张治中,请求增加经费以补充摄制装备;他再次来到战俘收容所,挑选了一名与暴死的山本熏外貌相似的日俘,顶替山本的角色。经历了重重险阻,《东亚之光》终于在1941年元旦前夕在重庆隆重上映。
何琳的《银海沉浮:何非光画传》中记载:
首映式上,军事委员会的代表致词:“《东亚之光》为日本士兵弟兄自觉的表现,片子本身即含重要意义,片名《东亚之光》实为象征东亚未来光明之前途。”参加演出的日军战俘,出席首映式与观众见面,日本反战代表发言:“……我们被征入伍来到中国,我们的家人还在国内伴着饥饿和死亡,……欣喜我们得到了新生,看到了真正的东亚之光。”“中制”厂长郑用之接着发言,随后,全场的人高呼口号:“中日人民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军国主义!”
首映式的第二天,即1941年元旦,重庆《新华日报》专题发表了名为《伟大的爱》的短评,以及《东亚之光》献映盛况的报道。重庆《扫荡报》也于1月11日发表了名为《人类史上的奇迹――观后》的文章,对影片的导演手法、技术水平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东亚之光》独特的题材选择和表现方式,及其所体现的正义的力量,被当时的评论誉为“一柄正义之剑”。在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步瑞格在观看影片、并确认影片确实由日俘出演后,连称《东亚之光》是世界电影史的奇迹。该片还曾在美国上映,也是好评如潮。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当《东亚之光》在香港上演时,竟被突然闯入的日军劈裂银幕,而这恰恰证明了该片强大的震慑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
这部电影至今仍为不少影评人称许,誉为抗战电影中的经典之作。2005年《电影艺术》杂志刊登的一篇评论指出:“如此高的纪实程度在之前的中国电影史尚无先例。高度纪实给《东亚之光》带来了空前的真实效应和热烈的观影反响,也使纪实性故事片的纪实性拓展达到了极致。”
烽火之中缔造电影人生的辉煌
拍摄完《东亚之光》,成名后的何非光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和极大的创作热情投入抗战影片的拍摄之中。1943年9月,他编导的《气壮山河》开拍,这部影片是迄今为止惟一一部以反映我国军民与盟军一起直接参加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为题材的影片,显现了我国军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所作出的贡献和产生的重大影响。《气壮山河》在美国宣传放映时,美联社发表消息称赞该片为优秀的杰作。1944年,他编导了《血溅樱花》一片,该片拍摄时“曾由航委会派飞机六十余架协助,表演空战镜头,为国产片所仅见。片中还有日本樱花舞会数幕,场面皆极伟大”。1946年至1949年短短三年内,何非光还导演了《芦花翻白燕子飞》、《某夫人》等6部故事片和1部歌舞纪录片《天山之歌》,成为中国影坛的知名导演。
1948年,何非光曾回到台湾,为西北电影公司拍摄影片《花莲港》,这是第一部以台湾省高山族为题材的大制作爱情影片。作为著名电影导演的何非光回到故里,受到当地民众的热情欢迎。一个月后,拍摄工作结束,他也随着剧组返回上海,却没有想到这次竟成为他与故乡的最后道别。
著名抗战电影导演的苦涩余生
何非光这位杰出的抗战电影导演,其闪光的电影生涯却在抗战胜利后就走到了尽头。在解放后的上海,他提出加入上海电影戏剧工作协会的申请未获准许;他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之后退役,希望在国营电影厂找工作,却再度被拒绝。甚至在1958年,他被上海公安局拘留了8个月,后被上海虹口区人民法院以加入国民党,并曾任“中制”国民党党部候补委员和编导反动电影为由,判为反革命罪,由街道里弄监督劳动改造两年。此后的很多年,何非光一直痛苦地背负着这些罪名。他没有工作,一家人依靠夫人的部队复员费维持生计,“文革”的暴风骤雨中,何非光和家人的遭遇更加凄惨。直到1979年,他才最终被平反昭雪。
苦涩岁月里,何非光成为一个不能从事艺术创作的艺术家。而他的成名作《东亚之光》,因为影片开头缺失,在修复过程中,由于工作人员的粗疏,竟将日本人宣扬“大东亚共荣圈”的同名纪录片《东亚之光》片段作为该片的缺失部分误接在了一起,成为难以改正的错误。在1997年去世之前,何非光曾说很想拍一部反映海外华人情况,类似中国移民发展史的电影,但这也成为他终未了却的心愿。
(作者系台盟中央研究室干部,《台湾同胞与八年抗战》一书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