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大往事】 川大
时间：2019-02-20 05:39:4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四九”血案 1948年春,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为做垂死挣扎,国民党在国统区内对人民的镇压和管制更加残酷。
4月9日,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现在的四川大学华西医科学院)等师生在当时四川省政府所在的督院街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师生们群情激愤,高喊“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要民主”等革命口号,沿途市民积极响应,纷纷加入游行队伍。这让当时的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惶恐不安,下令军警镇压,逮捕、殴打师生和市民,暴行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当天有200多名师生受伤,100多人被拘押,造成震惊全国的“四九”血案。
事发后,全国上下一致声讨王陵基,谴责国民政府,要求立即释放被关押的师生。成都市各界人士纷纷驰援游行师生,地方报纸更是明嘲暗讽国民政府。同时,四川大学师生在地下党总支的领导动员下,在锦江边上的文彬馆召开了“声讨‘四九’血案罪魁祸首王陵基大会”,要求严惩凶手王陵基,立即释放全部被捕师生,并决定让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四川大学附属中学、私立华西协合高级中学等数十所大中学校师生无限期罢课;四川大学学生自治会系级代表大会和自治会理事会也联合组成“四川大学‘四九’血案后援会”,由党员和进步学生组成宣传队,揭露王陵基的罪行,到各中学组织号召罢课声援。迫于各方压力,王陵基终于释放了被关押学生。
1年后的4月9日,四川大学和我当时就读的川大附中的师生们集中在学校体育场举行“四九”血案纪念会。大家高唱进步歌曲,表演自编的“活报剧”――《灵官倒台》。
就在大家齐声欢呼推倒“灵官”王陵基时,事先埋伏在人群中的国民党特务开始搞破坏。他们朝人群中扔爆竹,甚至鸣枪抓人,致使会场秩序大乱,人群四下奔跑,不少人在混乱中受伤。两校师生义愤填膺,齐声高喊“打倒特务”,并决定于当晚继续在体育场点燃篝火举行纪念集会,绝不向反动势力屈服。
晚上,我和同学们围着火堆大声高唱进步歌曲:“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生要站着生,站着生;死也站着死,站着死。天快亮,更黑暗;路难行,跌倒是常事情。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我们一边唱,一边小心防范特务的偷袭破坏。时间过了很久,黑暗中突然传来一阵鞭炮声,大家的愤怒情绪再次被激起,齐声高喊“抓强盗”、“特务学生滚出川大”等口号。我们洪大的声波汇成一股巨流,回荡在体育场的上空。一直到第二天清晨,纪念活动再没遭到特务的破坏。
“三教授”事件
1943年,因我父亲李荫桢到四川大学农学院任教,我们全家搬到四川大学东门附近的铮园。铮园环境清雅、林木蓊郁,一座座中西合璧的平房大院错落有致,掩映在花木之中。出门不远处就是垂柳依绕、清流漾溢的锦江和当时被称为成都第一郊外公园的望江楼。那时,入住铮园的都是四川大学的著名教授和院系领导。铮园有4栋平房,每栋平房两个单元,共8个单元。起初每户住一个单元,后来搬迁到峨眉山报国寺的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等院系的老师搬回来了,住房变得紧张,铮园每个单元改为住两户人家。
我们家和林学系的李相符教授合住一个单元,平素来往甚密,十分熟络。李叔叔身材高大,面目慈祥,脸色看起来比一般人要黄些。后来我才知道,李叔叔是大有来头的人物。他是老共产党员,组织过地下工作,之前在武汉大学当教授。武汉沦陷后,本来要去延安,但因患“溶血性黄疸”病(这便是他脸色一直很黄的原因),才留在了条件稍好一些的四川工作。
刚开始,我并不觉得李叔叔有什么特别之处。一天,我见门外停了一辆私包车,那是少数居住在“公馆”里的富贵人家才有的。我赶紧把父亲拉出来看,父亲说那是李叔叔客人的车。我很好奇,偷偷去看李叔叔的客人。那位客人银髯飘飘,很面熟,仿佛在哪里见过。仔细一寻思,他不就是经常出现在报纸上的民盟主席张澜老先生吗?李叔叔居然有这样的客人!
从那以后,我有意留心李叔叔的行踪,发现他经常带一些人去我们住所的小阁楼,待很久才出来。我问父亲,父亲说李叔叔他们在开会。那时,我已知道国共两党的纷争,也猜到和李叔叔一起开会的人肯定是进步人士,李叔叔的公开身份是民盟的地方负责人。
我还发现,李叔叔订了两份报纸,一份是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一份是共产党的《新华时报》。两份报纸立场相反,我很纳闷地问他:“李叔叔,您怎么同时订这两份报啊?”他笑着回答了一句:“兼听则明嘛。”
1946年的一天,我从四川大学图书馆门前经过,见许多人簇拥在那里。挤进去看,上面贴着一张标题为《新民主》的特大壁报,署名发行人“张烂”,主编“狸像狐”、“逃到蓉”和“盆地陷”,旁边还有一个大红的“戒”字。壁报上的署名其实是用张澜老先生和李相符、陶大镛、彭迪先三位教授名字的谐音进行影射,明显是国民党特务所为。文中诬陷、造谣说这几位先生“拿卢布”,“讲新民主”,“主张东北自治,新疆、西藏独立”。壁报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当晚就被取下。
第二天,图书馆四周又贴出了许多标语,都是侮蔑李叔叔他们三位教授的。第三天,更多人聚集在图书馆前,说李叔叔卖国,要他出来答话。李叔叔气得浑身发抖,发黄的脸上泛着青色。他站在图书馆台阶上,大声疾呼:“同学们,大家看见了,一张所谓‘李相符启事’墨迹未干,批驳这张启事的大字报就同时贴了出来。听过我课的同学们,只要对照一下我在黑板上写字的笔迹,就可以证明这张所谓‘启事’完全是冒名捏造的!”“我对同学们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爱国行动是支持的。我是光明磊落的,是任何污蔑陷害也动摇不了的!”李叔叔铿锵有力的讲话,唤醒了有正义感的学生们,大家转而怒吼道:“打倒特务!特务滚出川大!”
晚上回家后,我很担心李叔叔,就走进他的房间,问他:“李叔叔,您害不害怕啊?”他目光坚定沉着,缓缓拉开书桌旁的抽屉。我头伸过去一看,居然是一支手枪,非常惊讶。他关好抽屉,回过身来,面色凝重地拍了拍我的头,说:“叔叔随时随地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我看着他坚毅的目光,十分崇敬。
“三教授”事件看似过去了,其实余波未了。当时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是国民党省党部主任。事情发生后不久,他找我父亲商议说,李相符的事情现在很难办,折中的法子是他主动请辞,校方出面挽留,他坚持要走。这样既照顾了李先生声名,也缓解了上面的压力。父亲寻思半晌,觉得大概只能如此,便答应出面当中间人调和。一天下午,黄校长、李叔叔和我父亲三人在我家商议良久后,把事情确定下来。
接下来的事情和预设的一样:李叔叔递上辞呈,改调南京大学任教。送别那天,我抱着李叔叔年幼的小儿子李亨舍不得放开。看着他们一家人上车,渐渐远去,我仍伫立原地良久。回家后,父亲感慨颇多,说:“你李叔叔是不凡的人,黄校长也很不简单,他们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国民党,我则无党无派,中间人士居中调停,真是一出‘黄季陆礼送李相符’的好戏。”
李叔叔到南京后依旧从事反对独裁政府的革命活动,后随民盟总部迁往香港。建国前,他来到北平,参加新中国的筹建工作,历任农垦部副部长、中国林学会会长、北京林学院院长等职。遗憾的是,我再无缘和李叔叔谋面。后来,他因积劳成疾,于1963年逝世。
铮园故老
除李叔叔外,铮园住户中我很熟稔的还有缪钺老先生和父亲的同事方文培教授。缪先生是著名的词学大师和历史学家,父亲在河南大学教书时,曾与他共事数年,母亲向其学习过诗词。我们家搬到四川大学后,两家又同住铮园,彼此间的联系自然频繁。缪先生体貌清癯,神采间有种脱俗气质,说话软语温腔,一口标准的京片子,入耳极舒服。母亲这时还从他学习诗词,所以缪先生常常来我家。一天,见我正在看书,缪先生走过来轻声问道:“你喜欢读哪些人的书啊?”我先一愣,然后回答说:“很多啊,但最喜欢巴金的书。”缪先生微笑颔首,又说道:“下次我给你带本好书来。”下次他来我家时,果然带了一本书,是沈从文的《边城》。先生微笑着对我说,这书极好,作者也很伟大,要好好阅读。我连夜将书看完,那诗一样的文字、纯洁真挚的感情,清流般淌过我的心田。我开始四处搜寻沈从文的文字,从他的小说到散文随笔,无一遗漏。我小心将《边城》珍藏起来,想存留下这份美好的回忆。可书终究未能逃脱“文革”燹火,真是憾事。缪先生送给我母亲他著的《诗词散论》和《中国史上之民族词人》两本书,保存至今,实属不易。
方文培伯伯比我父亲年长,在父亲眼中,方伯伯是个纯粹做学问的人。一次,母亲包好饺子煮熟后,让我给方伯伯送些过去。我去他住处没见到人,就直奔物理馆二楼生物系的办公室,因为他经常到了吃饭时间还在那里加班。推开门,只见满屋都是书和标本。我踮着脚小心翼翼地走过去,见他正埋头做标本,压根儿不知道有人进来。我轻轻唤一声“方伯伯,吃饭了”,他才注意到我。我把饺子递过去,他连声说谢谢,并且大笑着说,要是天天有人送饭来就好了,省了他做饭的时间。方伯伯对工作就是这样痴迷。后来,父亲因工作缘故调离四川大学,我中学毕业后,一直在华西协合大学读书、工作,和方伯伯他们的联系也少了。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一次科普座谈会上遇到他,他问起我父亲的情况,并微笑着说不久来探访。孰料,一两年后,却得知他去世的消息。父亲惋惜不已,痛心未能去拜访这位故人,真是很大的遗憾。
除铮园故老之外,陈寅恪先生在华西坝讲学时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大约是1945年春夏之交,母亲因眼疾住进陕西街存仁医院(现在的华西医院)。我去看望她,母亲郑重地对我说:“斜对面病房里住的是陈寅恪先生。”我好奇地到门口望了望,只见一位貌不惊人的瘦老头半躺在病床上,眼睛上蒙着纱布,旁边一位女青年在朗读一本书。我那时10多岁,从母亲那里知道一些陈先生的事,但还不懂什么是“一代学人魂”。陈先生的眼疾并未好转,解放前已近乎失明。
不少回忆文章中说陈寅恪先生是“教授的教授”。我听到的说法是这样的:一次,陈先生在华西协合大学的广益楼讲课,听者甚众,小教室已坐满。这时,一位鹤发老者拎着一条小凳,径直进来坐在前面。他就是名满巴蜀的“五老七贤”之一的林山腴老先生,时任四川大学和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教授,也是陈先生的挚友。这就是“教授的教授”称号之由来,不知确否。
建国后,陈寅恪先生到中山大学任教,双目失明后还坚持给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学生上课,其间出了颇多著作,可惜在“文革”中不幸去世。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才读到《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这本书,对名满华夏的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先生(另三位是梁启超、王国维和赵元任)有了一些浅淡的了解。
上世纪末,成都开始有了乘船游览锦江的服务。我乘兴坐了一回,船从锦江大桥出发,经过九眼桥,看到曾经的铮园旧址和依然屹立在江边的望江楼,一时感慨万千。家居楼畔的老铮园4号,今已荡然无存,真是岁月荏苒,往事如烟。
(责编 王 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