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经济冤案:历史上的四大冤案
时间：2019-02-20 05:42:3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1944年底，国民政府的财政部直接税署的声誉如日中天，它的署长高秉坊却开始遭遇一场命运的逆转。 财政部直接税署从1936年开始创办直接税，到1942年底税额占到了国家全部税收的1/4，是初创时的800多倍。巨额税款为抗日将士提供了有力的财力支持，保证了国民政府的正常运转。更难得的是，他们把稽征与收款分开，预防了贪污截留。这样的好事若报道出来，肯定会轰动全国。重庆的记者们多方努力，要报道财政部直接税署的“光荣事迹”，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署长高秉坊谢绝了所有的采访。
这年秋，有人揭露财政部部长孔祥熙贪污舞弊。此案一出，直接税署就像是开在污泥中的荷花，成了民国政治舞台上耀眼的一景，激起了记者们更强烈的采访欲望。可是不管怎么软磨硬泡，高秉坊还是把记者一律拒之门外，连中央宣传部几次发话，他也都是婉言谢绝。
这里面难道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吗？就在许多记者知难而退的时候，《国民日报》记者田茂德却动起了脑筋，他了解到高秉坊是个重乡情的人，便找了个山东博山的报童，偷偷地学起了高的家乡土话。1945年元旦那天，田给高打了个电话：“高署长哇，俺是田茂德，俺给您拜年啦，俺祝您身子骨硬朗。”
田茂德用的是山东方言。祝贺完新年，他预约采访，高秉坊便一口答应了下来。
其实，高秉坊一反常态不完全是因为听到了乡音。近来，有几个问题一直在他的脑子里盘旋：抗战胜利后如何再变革税制？委员长会不会继续支持税改？高秉坊想借助报纸投石问路。两人把采访的时间定在了春节以后。
但天有不测风云。1945年２月３日，离新年还差9天。这天下午，高秉坊正在税署批阅文件，财政部视察室主任张子奇突然闯了进来。见张子奇满脸严峻，高秉坊意识到出了什么事。张子奇告诉高秉坊说：“不知你把上面谁得罪了，有人说你犯了贪污罪，听说军委已下令对你撤职查办。”
“有撤职文件吗？在正式接到命令之前，我还办我的公。”高秉坊听后淡淡一笑，自己一生廉洁奉公，身正不怕影子歪。当然，自己为公事也曾得罪过一些人，所以对这样的消息，他并不觉得意外。只是他有些不解，自己是一名文职人员，即使犯了什么“贪污罪”，也不应该由军委来处分。
尽管心里坦然，高秉坊还是决定去找财政部次长鲁佩璋了解事情的原委。鲁佩璋热情地接待了他，说他的案子已经惊动了蒋介石，委员长专门发下电令，让财政部长俞鸿钧遵办。此时，俞鸿钧正患病在家，高秉坊便以探病为由，直接去了俞鸿钧寓所。此前所传的一切，果然从俞鸿钧嘴里得到了证实。俞鸿钧比较喜欢高秉坊，知道他为人清正廉洁，根本不相信他会犯贪污罪。但此事是蒋介石亲自下的命令，俞鸿钧也无能为力，他叹息道：“上面确实已有令下，我也批了遵办。你先回家休息几天，等法院来人查清楚再说。下面各直接税分局的负责人员，无论是否已离职，也都要查。”话说到这份儿上，高秉坊心里变得沉重起来。临别时，俞鸿钧从病床上伸出手和高秉坊握了一下，说：“真是对不起。”脸上流露出万般无奈的神色。
翌晨，高秉坊接到了正式通知，说他“串通舞弊挪用保证金”，让他立即将一切工作移交，然后回家等候传讯。
消息传出，田茂德惊呆了。直接税署的廉洁闻名全国，署长怎么会贪污呢？高秉坊到底做了些什么，需要委员长亲自问罪？他四处查阅档案，并对此案进行全面追踪。
档案资料显示，高秉坊1919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曾任济南模范森林局局长，著有《中国森林学概论》。孔祥熙任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的时候，高秉坊担任实业部总务司司长。1933年11月，孔祥熙转任财政部。那时候，好多赋税的征收，都是各省自己当家，混乱不堪。孔祥熙决心改变这一状况。他知道此举会得罪很多高官显贵，需要一位勤奋、坚韧，尤其是廉洁的人去做。
想来想去，他认为高秉坊最合适。随着一纸调令，高秉坊来到财政部担任了赋税司司长。高秉坊上任后，清理地方财政，废除苛捐杂税，举办土地陈报，推行县市预算。在此基础上，他新设立了所得税，后来把它发展为直接税。1934年，他主持制定的《所得税暂行条例》、《所得税实施细则》，分别由国民政府、行政院明令公布施行。直接税署成立后，他又担任首任署长。
1936年9月，高秉坊为了提高税务人员的业务水平，增强廉洁意识，准备开办直接税税务人员训练班。就在这个时候，陈果夫、陈立夫的眼睛开始盯上了他。
陈氏兄弟怎么会对一名税署署长感兴趣呢？话得从头说起。抗战爆发前后，陈氏兄弟把持了国民党高级干部的晋升大权。当时在军界，黄埔系已占绝对统治地位，但在党政界，自从汪精卫出走后，以陈氏兄弟为首的CC派逐渐占据垄断地位，他们把中央政治大学当成了自己的“黄埔军校”，垄断了干部的培训大权。
高秉坊知道，陈氏兄弟手下贪官太多，靠这些贪官是不可能培训出廉洁税官的。他拟订了《直接税税务人员任用规则》，想通过公开考试录取税务人员，然后由财政部直接办班进行培训，以绕开中央政治大学。陈果夫却几次要求财政部取消办班计划，由政治大学代办。最后表示，所需干部也可以由政治大学提供，还送来了一份名单。
身为财政部长的孔祥熙不愿轻易退让，但陈氏兄弟的势力要大得多，眼看就要顶不住了，恰好高秉坊的好朋友桂永清来访。高秉坊向桂永清诉起了苦。桂永清听完，把茶几使劲一拍，大喊一声：“太好了！”
高秉坊愣住了，问：“你也不想让我办班？”
桂永清哈哈大笑了一阵，说：“我早就想破破陈家兄弟的规矩，今天终于有了合适的借口。这样吧，我来兼任税训班的训育主任，看他们还敢不敢阻挠。要是敢，由我们黄埔派的弟兄来收拾他们！要不然，他们总有把手插进军训的那一天。”
桂永清当时任全国学生军训教导总队队长，是黄埔系的陆军中将，很受蒋介石宠爱，所以敢跟陈氏兄弟叫板。高秉坊皱了多日的眉头一下子舒展开了，立即向孔祥熙汇报。孔认为这个主意不错，马上给蒋介石写了个报告。蒋很快就批准了。
为了把陈氏兄弟的嘴堵死，桂永清还腾出教导总队的教室和营房，借给税训班用。陈氏兄弟知道黄埔系的厉害，权衡再三，没敢招惹桂永清。高秉坊在桂永清的帮助下，举办了12期培训班，共培训高级税务员2810人。在培训过程中，提炼出了“廉、能、勤、毅”四字税训。
高秉坊与陈氏兄弟的冲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42年，蒋介石命令各省市所办的营业税合并，改为统收直接税，由高秉坊统一接管。陈氏兄弟又坐不住了，因为全国的营业税务局长中，有不少是CC派的人。仅四川省各地的营业税分局中，就有6个是陈果夫的死党。由高秉坊负责接管，实际上是要CC派向高秉坊交权交钱。
陈氏兄弟想，上次来硬的不行，这次换个软法子用。他们了解到高秉坊的家乡观念重，就派了一个外号叫老山东的秘书去找高秉坊。寒暄一阵后，老山东掏出一份长长的名单说：“这些都是很优秀的税务局长，还请署长多多关照。”高接过名单，看了看说：“请您放心，我心中有数，保证关照好。”
接着，高秉坊也拿出一份名单，说：“我这里也有个优秀人员名单，里面有不少咱山东的老乡。你给带回去，好吗？”老山东一看高秉坊给陈氏兄弟搞交换，心里很高兴，赶忙双手接过名单，装进了公文包。
回去以后，陈果夫一看名单不禁勃然大怒，那正是他当年为了阻止高秉坊办税训班，给高送去的参训人员名单。陈果夫气得把老山东大骂了一通，并发誓一定要报复高秉坊。
高秉坊接管营业税之后，立即着手对各地的局长进行考核。合格的留用，不合格的撤换，一点情面也没留。四川省CC系的6个分局长有5个不合格，被撤了下来，剩下的一个还换了地方，由江津调到永川。
1944年6月，孔祥熙赴美出席世界银行会议。11月，辞去财政部长等职务。这时，不少亲朋好友提醒高秉坊赶快退出官场，以免遭遇陷害。高看到抗日战争正处在关键时刻，没舍得离开。
陈氏兄弟开始了密谋。他们找手下很快捏造好了证据，报给了蒋介石。这份“证据”称，自1940年起，政府实行货运登记，预收商人的保证金。该项保证金数额巨大，但一直没有存入国家银行。经查，直接税署署长高秉坊与各地分局串通舞弊，找借口大肆挪用。蒋介石见事态重大，当即就动了让高秉坊下台的念头。
1945年5月5日，重庆地方实验法院公开审理此案。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担任高秉坊的辩护律师，一些记者和社会贤达也参加了旁听。法院在CC系的控制下，无视章士钊的有力辩护和无罪物证，硬是将高秉坊判处死刑。
判决结果出人意料，社会舆论哗然，把此案称为民国以来的第一大冤案。山东同乡会、迁川工厂联合会等社会团体相继上书最高法院，呼吁保障人权。章士钊惊呼：“如此暗无天日，中华民国的《六法大全》尚有何用？”国民党元老、司法院院长居正怒斥司法行政部长和重庆地方实验法院院长：“你们上下其手，对高秉坊如此处理，司法之尊严安在？”可是这一切都无法改变高秉坊的命运。
孔祥熙那时仍在美国，听到高秉坊被判死刑的消息为之一震，认为CC系是想借高秉坊整治自己，于是托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说情。赫尔利知道高秉坊在抗战中劳苦功高，也非常敬重高的人品，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赫尔利找到陈果夫时，没提直接税署廉洁的事，怕他听了不高兴，只是说高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请他刀下留人。陈果夫一看连美国人都如此看重高的才华，怕以后高秉坊出来再和自己作对，就更想尽快将高除掉。他向赫尔利列举了许多高秉坊的“罪行”，赫尔利见陈果夫不给面子，就直接去找蒋介石。
当时，蒋介石就像蒋干盗书后错杀了大将的曹操，正在生自己的气。赫尔利这么一说，他立即转怒为喜，自己有了改错的借口，还顺手给了美国人一个面子，太好了。他通知法院想办法把高秉坊改为无期徒刑。1946年1月29日，重庆地方实验法院开庭再审，高秉坊最终被判无期徒刑。
后来，没能采访成高秉坊的田茂德，在狱中对高进行了采访。1949年６月20日，《国民日报》发表了田的《访高秉坊》。文章写道：“前直接税署署长高秉坊，1945年因保证金案，被判无期徒刑入狱。记者没有进监时，先看到了墙上的对联一副：‘世乱年荒何为乐土；人间地狱反是天堂。’横额是‘自求多福’。短短20个字，把花甲老翁的心情表露无遗。”
1949年11月，解放军的隆隆炮声逼近重庆，国民党政府崩溃在即。在一些关心高案人士的努力下，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终于同意释放高秉坊。
全国解放后，高秉坊应新中国人民政府的聘请，于1950年７月到中南税务局上班。不久，他看到了散发着墨香的《中南税务》创刊号。翻开第一页，一段文字扑面而来：“高秉坊先生系中国直接税创办人，因提倡新税新人新精神而遭国民党反动派陷害，直到解放始行出狱，退居湘省。此次受中南财委特聘，于7月1日来本局襄办税政……”读罢，高秉坊顿时热泪盈眶。半晌，他抬头长叹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乃共产党啊！”此后，他重新焕发了青春的活力，投身到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之中。
（责编 何 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