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空难【重庆“１・１８”空难：徘徊在地狱门前】
时间：2019-02-20 05:44:3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1988年1月18日是个不幸的日子。这一天，美国、苏联、中国共有5架飞机遇难。 最先发生空难的是苏联。当地时间凌晨4时20分(北京时间上午9时20分)在土库曼的克拉斯诺沃茨克机场，一架苏制喷气式客机着陆时失事，死亡11人，伤12人。
同一天，美国从南到北的大雾使3架飞机失事:伊里诺斯州南部的卡尔邦代尔机场，一架正在着陆的飞机失事，至少死亡3人;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一架飞机坠落在民房上，至少死亡1人，伤6人;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也因浓雾遮天，一架由蒙特里飞来的喷气式客机坠毁在机场附近的草原上，飞行员死亡。
18日这天最严重的空难发生在中国。晚10时15分，中国西南航空公司一架伊尔18飞机在重庆附近失事，机上108人全部遇难。
一
1988年1月18日晚上，重庆白市释机场。
天阴沉沉的，看不见一颗星星，四周的山岭黑黢黢的。公路上偶有汽车驰过，车灯的光柱划破黑暗，给人以无尽的遐想。
已经等了几个小时的人们，终于松了一口气。从北京飞回重庆的航班，马上就要到了。来接机的大多是各单位的司机。几个司机围在一起，抽着烟，连龙门阵也徽得摆了。有人在叹气，有人在埋怨。也难怪，本来是下午3点左右就该到的飞机，天都黑了还不见踪影，干巴巴等了八九个钟头，谁不烦躁?
时间在无聊中一分一秒地过去，9点，10点……
突然，西北面远处的山冈上，有红光一闪，接着冲起一股烈焰，熊熊的大火映红了半边天。随即，一阵剧烈的爆炸声传过来。
不知是谁最先明白过来:糟了，飞机出事了!
这时，候机大厅的大挂钟，正指在10时17分上。
二
从北京飞回重庆的222号伊尔18型客机，本来应当是下午1点30分起飞的。那天上午，这架飞机从重庆飞到北京后，发现起落架有点问题，就进行了修理，直到晚上8点过钟，才从首都机场一跃而起。乘飞机的人整整等了一个下午，一个个烦躁、冒火又疲惫不堪。直到上了飞机，还在骂骂咧咧。飞机离开北京后，窗外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清，多数乘客都靠在椅子上打磕睡。
应当说，这架伊尔18是架好飞机。20世纪60年代初从苏联买回来，便作为周恩来总理的专机，后来又专飞成都到拉萨航线，经受过世界屋脊航线的考验。到1988年，规定的使用年限尚未到期，不久前又进行了一次大修。1月18日这天，机上有两班机组人员，都是经验丰富的老牌飞行员，应当说不会出什么问题。
“1・18”空难发生以后，民航总局副局长阎志祥在重庆透露，这次事故是由于机械故障。他说，到底是什么样的机械事故，还需进一步调查。调查结果以后没有公布，至今我们也不甚明了。
晚10时刚过，飞机飞临合川上空，开始下滑。10000米，5000米，3000米……突然，4号发动机失灵，熄火。白市释机场建于20世纪30年代末，后虽经改建，但由于处于歌乐山与缪云山之间的山谷中，还是不适应航空运输业的发展。机场设施落后，凡雾、雨、雷、电天气，均只有关闭。发动机失灵，在白市释机场降落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机组立即向机场指挥所报告，请求改到成都机场去降落。机场指挥所立即回答同意。于是，222号飞机拐了一个弯，又向西北方飞去。
飞机飞到璧山上空，突然，1号发动机又失灵，熄火。两台发动机失灵，要飞到成都去是不可能的了。于是，机组立即又向机场指挥所报告，要求返回重庆机场降落。机场指挥所立即回答同意。222号飞机又拐了一个弯，向白市释机场飞来。
10时16分，飞机与地面失去了联系。此时，飞机已经下降到离地面900米左右。
出事的地点在巴县金凤乡虎岩村小古坡(现属沙坪坝区)。飞机急剧下降，撞在这座高约20米的小山坡上，在那上面留下一个约20平方米的大土坑，坡顶上3根1万伏的高压输电线电杆被撞断。飞机立即解体，机头冲向山坡，爆炸燃烧。机舱栽在山坡下的水田中，不少乘客被抛出，散落在水田里、田坎上，机尾掉在机舱后面，方向舵高高翘在空中。
机上98名乘客、10名机组人员，共计108人，全部遇难。
乘客中有外国人4名，其中3名来自日本，1名来自英国。
乘客中重庆地区的42名，其中来自笔者当时所在企业的有3名。
伊尔18定员98人。这一天恰恰满座，竟无一个虚席。据说，本来有一个空位，后来也被民航因公出差的人占据。
靠近机头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全被烧焦，不能辨认。机舱的乘客被飞机上的各种金属制件划破头皮、截断四肢，也难以辨认。
只有一位幸运儿，他被抛出机舱，重重地甩在水田里。四周一团漆黑，高压线被撞断，到处停电。但附近的农民还是打着电筒和灯笼火把赶来救援，人们在水田中找到了他，把他抬上担架，他从昏迷中醒来，不清不楚地说了一句话，谁也没有听清。后来，有人说他说的是“我是勘探队的……”他被抬到一农家小院的地坝，便因伤势过重，流血过多而死去。
看着那些遗体残缺不全的死难者，失事现场哭声一片。
三
我和王刚是一起到北京的。我们厂有一个国防科研项目，当时还属绝密。为了给中央首长汇报研制情况，我们搞了一部录像送到北京去。厂里本来准备让王刚一个人去，厂长都批了“飞机往返”。但不知为什么，第二天又变卦了，要王刚坐火车去。坐火车必须二人同行，于是就喊到我。厂长对我说:“坐飞机危险，万一出了事，人死了是小事，资料带损坏了，那就遭了。”还嘱咐我:“你们一定要一起去，一起回来。”
在北京，我们忙了半个月，晚上无事就吹牛。王刚说:“坐飞机危险，千分之四的死亡率。我已经坐过好多次飞机了，下次再坐，说不定就要撞到，不能再坐了。”我说:“生死命中注定，谁能躲得过呢?我还没坐过飞机，只要能坐，死也要去坐一回。”他说:“下次来拿带子，我扯个把子(方言，撒谎)不来，肯定喊你一个人来。一个人就可以飞机往返，你就可以坐了。”
1月16日，我们把事情办完了，一大早就去火车站买票。售票厅早已是人声鼎沸，挤得水泄不通。我求人帮忙，好不容易才买到一张卧铺票。我和王刚商量，说再买一张硬座票，晚上他睡卧铺，我白天睡，无非一个晚上，好对付，还可以节约一笔钱，买一只北京烤鸭在车上吃。不知他哪股神经发了岔，说:“算了，反正回去可以报账，我去买张飞机票。”他主意定了，我怎么劝都不听。我俩在前门分手后，他就乘车到东四民航售票处，买了一张18日的飞机票。
其实，18日的飞机票早在1月15日下午就卖完了。王刚买到的那张票，是别人退的。
重庆某医大的校长和几位教授去北京开会，会完后便买了18日的飞机票，还给家里打了一个电报，要学校派车接机。星期六，校长和教授们无事，便上街去闲逛。突然，冲过来一个人，抓住校长的肩头，对着校长的胸口就是两拳，还一边叫 道:“好啊!你到北京来了都不给我讲一声，都不到我那儿去看看!”校长回过神来才看清，来人是他的一位老同学。这老同学的家在北京附近的一个城里，他不由校长分说，拉起就要走。校长说:“我的飞机票都买了。”那老同学说:“退!”教授们也劝校长，既然碰上了，就去老同学家耍两天嘛。
校长和他的老同学便急匆匆赶到东四，把那张机票退掉。他们还没跨出售票大厅，王刚就闯了进去。
却说医大办公室接到北京发来的电报，便派车子于1月18日去机场接人，司机干焦焦地等了八九个小时，等来的却是飞机爆炸的巨响。当晚他赶回学校，校长和那几位教授的家属得到噩耗，立即沉浸到无尽的悲痛之中。校长夫人也是位教授，哭得特别伤心，后来竟昏死过去。学校忙把她送到急诊室抢救。
那校长在老同学家耍了两天又回到北京城。街边有个报亭，一大堆人在盯着看报纸。他下意识地膝了一眼――“西南航空公司一客机失事，机上一百零八人全部遇难”。
他大吃一惊，立即买了一份报纸仔细读起来。不看则已，一看心中翻江倒海。是悲?是喜?是庆幸?是震惊?是感慨?说不清也道不明。那一刻，他站在街边，只觉得脚肚肚发软，心头空荡荡的，脑海里一片空白。行人、汽车、吵闹声、喇叭声，一切的一切，都退得很远很远。
不知过了多久，他才回过神来，突然想到家人一定非常着急，立即用百米赛跑的速度，赶到邮电局，发了一封加急电报到学校。
学校传达室的人接到电报，一看是校长打来的，竟高兴得大声喊道:“校长没有死!校长没有死!”拿着电报，飞也似地跑到急诊室。校长夫人还躺在病床上，那输液管里的葡萄糖还在一点一点地往下滴。
“校长，校长，没有死……”
校长夫人抓过电报，嗦了一眼，竟翻身坐起来，一把扯下针管，跳下床，把电报对着大雾后的艳阳天看了又看，然后一转身，便跑出病房――哪里还像个病人哟!
四
我是幸运的，那校长是幸运的，还有一人比我们更幸运，那是一位当时的重庆市政府领导。
该领导上北京去办事，也买了1月18日回重庆的飞机票。中午，重庆驻京办事处的某主任陪着他赶到首都机场，谁知那架伊尔18飞机一到北京就要修理起落架，而且不知什么时候能修好。20世纪80年代，北京到重庆每天只有这一班飞机，重庆白市释机场动不动就关闭，在北京等上两三天是常事。那位市领导20日还要到成都开会，觉得不如直接改飞成都。于是另买了一张去成都的机票，下午4时左右，他就抵达成都。
1月20日省里的会他还是没能参加。19日他就从成都赶回重庆，与国务院副秘书长王书明、民航总局副局长阎志祥、四川省副省长马麟等人一起，组织对“1・18”空难的调查并处理善后事宜。
我们不知道这位死里逃生的领导面对那些散落在田野里血肉模糊的遇难者，面对那些痛不欲生的遇难者家属有何感想。可以肯定的是，他不会像我等平头老百姓一样，只是庆幸自己逃过了一场人生劫难。作为市政府主要领导，他会为重庆的交通不便而焦虑不安，为正在修建中的江北机场加快进度暗暗使劲。
多年以后，这位领导以888票高票当选四川省政府主要领导。有记者采访他，问道:“这888票是不是意味着要发发发?”他说:“8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吉祥数字。1988年1月18日发生的‘1・18’空难，坠毁的是伊尔18型飞机，有108人遇难……”他的一席话，使记者们的心都沉重起来。
是的，他没有忘记“1・18”，也不应该忘记“1・18”。
1989年12月30日，重庆江北机场建成并投入营运。该机场投资8个多亿，占地300公顷，跑道长2800米，宽60米，属国家一级机场。如果该机场能早两年建成，那架伊尔18在一个发动机失灵熄火后不改飞成都，可能就不会有那场灾难了，或者飞机上的108人中会有相当数量的人活下来。
五
那位领导退掉的飞机票，又被笔者的一位老同学抢去了。
他姓庞，说话有些女兮兮的，我们都叫他“庞娘娘”。他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年考进医学院的，那时他已经30岁出头了。大学毕业后他分配到了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人年轻，医术也过硬，不久又作为中国援非医疗队员被派往非洲某国，一待就是两年。在非洲，他肯定有说不完的见闻和感受，可还没来得及告诉任何人，他便离开了我们。
在埃及开罗转乘飞机前，他发了封电报回家，说他1月18日中午可以到达北京。因此，当民航当局将死亡通知单送到他所在的单位和他的家属时，没有人相信，都说民航搞错了。的确，按时间推测，他是不会坐上这班飞机的。但事实毕竟是事实，他不可能再回到亲人的身边了。
久居国外，归心似箭，思乡情切。他在北京一下飞机，见到去接他的重庆驻京办事处的人，第一句话就是:“还有没有飞重庆的机票?”刚好那位市政府领导决定改飞成都，这张机票便被我的这位老同学抢了过来。他当时不可能知道，这是一张死亡通行证，一张地狱邀请函呀!
六
我坐的是1月18日上午9时的火车。和王刚分手的时候，他还在床上。我说:“如果你先回到厂里，给我老婆打个电话，说我要多待一两天才回厂。”
走出大门，我突然觉得有些不妥。我怎么说“如果”呢?重庆白市释有雨?有雾?说不定我还会先到家呢。来北京前，厂里的一位老总刚从北京返渝，因重庆大雾，飞机不能降落，他在首都机场整整等了3天，等得他冒火。他对我讲:“冬天最好不要坐飞机，欲速则不达。”难道王刚也要在北京待上两三天?
我买了一本《新华文摘》在火车上消磨时光。晚上，我很早就躺下了。火车摇晃着，我便模糊了。我好像看见有架飞机从我头上飞过，好像看见王刚将一只手里抱着的黑色箱包(里面有宝贵的录像带和文字资料)砸向我，似乎还在喊:“给我带回厂去!”那黑色箱包从天上撂下来。一下落在我怀中。我被惊醒了，心跳得厉害，越想越有些害怕。
北京到重庆的火车十次有九次晚点，我坐的是九次特快列车，那一次却正点到达。当天住在重庆市区我妹妹的家里，妹夫告诉我，昨天晚上一架飞机在白市释坠毁。我吃了一惊，急问:“是大飞机还是小飞机?”他说:“是小飞机。”我松了一口气:“是小飞机就好。昨天我们厂有3个人坐飞机从北京回来。北京回来的飞机，肯定是大飞机，而且还是下午的。”
匆匆扒了点饭，我给一位朋友送从北京带的东西。推开她家的门，电视上正在播放空难新闻，正是王刚他们坐的飞机!我把东西往朋友怀中一塞，转身就跑，弄得她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回厂里，老婆知道我躲过了灾难，没有哭。才读小学一年级的儿子却又哭又笑。
我去办公室的路上，听到人们纷纷议论。有人说，那活着的人(当然是指我了，只不过他们不认识)之所以坐火车，是因为他是工人，没资格坐飞机。也有人说，他们两个划剪刀石头帕子包(有人插嘴“是划四季财”，三打二胜，被王刚底了。还有人说，王刚想早点回来，请他(当然是指我)吃了半斤烤鸭肉，他才让出飞机票……
我听着，哭不是，笑不是，真想对着那些瞎议论的人吼一句:不要胡说八道了!
七
我们厂为3位死难者开了隆重追悼会，我给王刚送了一副挽联:“君有何罪，竟罹此大难?吾有何德，反苟延残喘?”
直到现在，每当想起王刚那胖嘟嘟的笑脸，我心里就无法平静。人死无所谓，可是死前那种恐惧感，却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从一个发动机失灵，熄火，到死前的那几分钟，王刚在干什么?他是怎样想的?他埋怨我吗?他后悔没听我的话吗?我永远也不知道!
5年后，笔者有幸第一次坐飞机，那是一架麦道82型宽体客机，有200多个座位。当飞机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的时候，我想起了“1・18”，想起了王刚，想起了那108名死难者。我心里有些紧张，但很快就平静下来。
飞机离开跑道昂首冲上了蓝天。天上真美啊!那浩渺的云海云山，奇异瑰丽，仿佛仙山佛景，一望无边。2000公里的路程，两个多小时就到了，多么方便，多么快捷。我真正体会到了航空的优越性。
那以后，我又坐过几次飞机。每次我都有新感受，每次我都在默默地为“1・18”空难者们祈祷:请安息吧，安息吧!
(压题图:伊尔18型飞机)
(责编 关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