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西细菌战 揭开鲁西细菌战的黑幕
时间：2019-02-21 05:31:5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在沂蒙老区有这样一位政协干部，他在研究地方革命战争史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记录侵华日军实施鲁西细菌战的绝密档案的蛛丝马迹。于是，他怀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责任感，自费进行深入细致、艰苦卓绝的调查研究，历时十余年，终于揭开了人类战争史上最大细菌战的重重黑幕，向国际社会公布了侵华日军在鲁西细菌战中惨绝人寰的暴行，引起了国内外史学界的关注。为此，他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家徒四壁、负债累累、清贫如洗。请看――
一、不恋权位迷文史
1985年4月的一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一群洁白的和平鸽在山东沂源县的一个小山村上空盘旋。村边一家农舍里正传出阵阵激烈的争吵声。
“你是不是得了神经病？你想想，放着好好的局长不当，偏要当什么党史委副主任！”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头气愤地质问坐在眼前的小伙子。
“爹，娘，党史委副主任和劳动局副局长的级别一样，你别听外人瞎说。”小伙子红着脸，有点心虚地为自己辩解。
“一样个屁！我早就打听过了，劳动局管着全县工人的招工、调动、工资调级，有职有权；党史委是清水衙门，冷板凳，谁都不愿去。”老人嘴角上的胡子气得一抖一抖的。
是什么原因让平日里和蔼可亲的父亲如此大动肝火呢？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1954年10月，崔维志出生在山东省沂源县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家庭。这里是革命老区，各种各样的战斗故事丰富多彩。崔维志一有空便找到村里的老八路、老复员军人，请他们讲革命战争故事。因此，从童年到少年，崔维志几乎是革命故事“喂”大的。虽然没上过几天学，但他非常迷恋写作。1971年，崔维志参加工作，在公社粮站当了一名出纳员。由于他人品好，工作认真负责，文字水平高，很快便入了党，不久又调到县里工作。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由一名普通干部，晋升为县劳动局副局长，成了全县最年轻的副科级干部。
行政工作十分繁忙，自从崔维志当上副局长后，很难再抽出时间读书写作，这对痴迷文史工作的崔维志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经过无数次的彷徨犹豫，崔维志毅然作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离开劳动局，到县党史委任职。当崔维志回到家中，将这个消息告诉父母时，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崔维志主动要求调到党史委任副主任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县委大院和下边乡镇。一时间，谣言四起，说什么的都有。对这些议论，崔维志总是一笑了之，因为他心里明白自己的追求是什么。
崔维志调入党史委后，像雄鹰终于找到了搏击云天的长空，不到两年时间，他便因研究成果斐然而调入临沂地区党史委工作，1989年又调入地区政协文史处。他先后主编、参编了十多部文史著作，多次被评为优秀干部，两次荣立三等功。在妻子唐秀娥的帮助下，他利用业余时间编著文稿9部，共计750余万字，其中，《山东抗日战争纪实》《山东解放战争纪实》和《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获全国近现代史科研成果一等奖。在山东工作过的谷牧、迟浩田、张震、刘华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为他的著作题词、题签。
二、揭开侵华日军鲁西细菌战的黑幕
1993年6月的一天，崔维志和妻子为征集《山东抗日战争纪实》的文史资料，来到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当他们翻开国民政府尘封的案卷时，无意中发现这样一段记载：“日军曾于1943年秋在山东卫河流域实施过一次大规模的细菌战，中国人死亡甚重。”看到这条仅有几十字的记载，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责任感涌上心头，崔维志激动地对妻子说：“这里面一定有个巨大的阴谋，我们要想办法揭穿它。”
说干就干。夫妻二人迅速踏上了揭露这一重大事件真相的征途。在近三年的时间里，他们先后到济南、聊城、鲁西、冀南、豫北等地的档案馆，进行仔细查阅，但都没有找到蛛丝马迹。随后他俩又到北京、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拜访了谷牧、宋任穷等一大批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担任过主要领导的老前辈，向他们打听鲁西细菌战的情况。但这些领导均表示，不知道鲁西细菌战的事。
正当崔维志一筹莫展时，妻子唐秀娥提醒他：“我们去了那么多地方，为什么不到中央档案馆查查呢？”于是，夫妻两人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中央档案馆，一头钻入了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经过近半个月的深入细致查阅，终于在由抚顺日本战俘管理所转到中央档案馆的日军战俘交代的材料中，发现了一批关于鲁西细菌战的口供、笔供和检举材料。看到这些内容翔实的资料，夫妻二人高兴得相拥而泣。 随后，夫妻二人又在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中找到了部分有关鲁西细菌战的资料。由此，关于鲁西细菌战的内幕终于浮出了水面。
为了进一步确认这些资料的真实性，崔维志又和妻子数十次深入临清、丘县、馆陶、冠县、堂邑、莘县等当年受害区域进行调查取证，先后采访了高义贤、刘长延、王振东、柏德坤、李兰、焦凤梧等400余名老人和知情者。每一次调查，崔维志和妻子都泪流满面，痛哭流涕，受害人和知情者那血泪斑斑的控诉使他俩毛骨悚然，心如刀割。同时，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些史料千真万确。
透过石井四郎、林茂美、小岛隆男等战俘的口供和实地调查的材料，一幕惨绝人寰的画面呈现在崔维志面前：
1943年8月11日，日本鬼子调集了4万兵力，对我鲁西、冀南等地区进行了铁壁合围式大扫荡。我抗日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一次次粉碎了敌人的阴谋。进入8月份以来，久旱不雨的鲁西地区大雨倾盆，境内的卫河、漳河、滏阳河、滹沱河等河流水位暴涨，一天，四条河流同时决口，滔天的洪水仿佛像一群群脱缰的野马冲向周围的农田、村庄。卫河流域附近的临清、馆陶、武城、丘县等960平方公里的地区顿时被洪水团团围住，不久便变成了一片汪洋。洪水所到之处，霍乱横行。得此病者上吐下泻，数小时便不医而亡，许多村庄一夜间便有成百上千人死亡。一时间，鲁西、冀南地区天昏地暗，腐尸遍地，白骨挡路，鬼哭神愁。
这就是丧尽天良的日本鬼子发动的代号为“十八秋鲁西作战”的鲁西细菌战的悲惨画面。制造这一灭绝人性事件的主谋，便是臭名昭著的冈村宁茨和石井四郎，直接指挥者为细川忠康。日寇用飞机将霍乱菌撒向卫河流域，然后决堤放水传播。由于这是日军高层核心机密，故知情者甚少。加上日军溃败后，又销赃灭迹，多年来这一暴行一直淹没在史海中。后据日本军方秘密统计，该霍乱瘟疫仅在鲁西、冀南24个县就导致42.7万余人死亡，如果再加上其他地区的间接受害者，死亡人数更是不计其数。
面对四十多万同胞的血泪冤魂，崔维志愤怒了。他和妻子拿起笔，一边在全国报刊上揭露日军的滔天罪行，一边夜以继日地写作，此外，他们还创办了《细菌战调查与诉讼》刊物，并利用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的机会不遗余力地披露鲁西细菌战的内幕。
2002年10月，人民日报出版社正式出版崔维志与妻子合写的专著《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同年12月，崔维志应邀出席了在湖南常德召开的首届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面对全世界专家学者，崔维志宣读了他在鲁西细菌战方面的研究论文，并出示了参加此次细菌战的战犯关于中国人死亡数字交代材料的复印件，与会专家大为惊骇，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场细菌战日军竟杀害了那么多无辜的中国百姓，一时间，海内外舆论一片哗然。
2003年7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再版了崔维志重新修订的《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再次让国人了解到了侵华日军在鲁西犯下的滔天罪行。
崔维志的发现，震动了沂蒙，震动了齐鲁，震动了神州大地。他的研究成果不仅改写了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历史，同时也改写了世界细菌战的历史。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章伯锋教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党德信主任、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诉讼原告代表团团长王选女士等一大批著名专家和学者都对崔维志的发现给予了充分肯定。章伯锋教授称鲁西细菌战为“被隐瞒的篇章”，称崔维志为“侵华日军细菌战山东研究的拓荒者”。
前不久，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为表彰崔维志在鲁西细菌战研究和宣传工作中作出的突出贡献，授予他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民族的情感，历史的责任”。
三、巨债缠身无怨无悔
从1993年到2004年，漫漫十余年的时光，三万六千多个日日夜夜，崔维志和妻子为了研究鲁西细菌战，跑遍了江苏、浙江、河北、河南、天津、北京、内蒙古、湖南、湖北等２０多个省市自治区，行程10万余公里，整理调查资料２００余万字，查阅各类档案２０余万册，采访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受害区域的老人、知情者多达千人，出版有关著作3部，共１００余万字，各类费用共计４０余万元。因这项工作与崔维志的本职工作无关，上级有关部门也没有就此项工作进行专题立项拨款，本单位除了给予崔维志力所能及的照顾外，所有的一切费用，全部由崔维志自己承担。由于崔维志的妻子唐秀娥早在1993年便下岗了，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孩子在上学，所以崔维志不仅为此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背上债务１０万余元。
想起自己历经的艰辛，这位山东大汉不禁感慨唏嘘。为了节约生活费，他和妻子每次出门，都是带着煎饼和咸菜充饥；为了节约差旅费，他们坐火车舍不得买卧铺，坐汽车专乘硬座；为了省下住宿费，他们住过浴池、地下室，有时在车站椅子上过夜。大热天，崔维志舍不得开电扇，在书桌前挥汗如雨地工作；晚上，为了省下买灭蚊药的钱，他将蚊帐罩在书桌上，脚泡在书桌下盛满水的盆子里，天长日久，脚都泡烂了；为了筹集经费，他和妻子又将家里的电器、家具、珍藏的邮票以及妻子的金银首饰卖了个精光。尽管如此，经费的缺口还是非常大。为此，妻子瞒着他去一家装卸队干活，不幸又被反弹的钢筋击中头部摔成重伤住进了医院。更令他难过的是，自己的孩子上大学连学费都交不上，最后只好哭着向年逾七旬的爷爷奶奶要。
从1999年2月出版《山东抗日战争纪实》，到2004年7月再版《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崔维志投入出版费用达30万元之巨。这些经费，90%以上是他借来的。他姨妹拿出了全部的积蓄，他弟弟拿出了5000元，他年迈的父母拿出了一生的积蓄2万元，他的亲朋好友也都五百一千地为他凑钱，他的邻居用房产贷款5万元借给他出书。为了尽快还清这些欠款，崔维志每月1500多元的工资，除了留下基本生活费外，几乎全部用在还款上，有时家中连几十元钱的零花钱都没有。而这些，崔维志从来都羞于向外人谈起。
2003年年夜饭，崔维志的妻子准备了满满一桌子菜，却全是素菜。儿子在一旁开玩笑说：“爸爸，你作为一个副县级干部也太俭朴了，今天是年夜饭，大吉大利才行，买只烧鸡我们吃吧。”崔维志说：“好，今天就让你解解馋。”不一会儿，崔维志便从外面提来了一只烧鸡。正当全家人欢欢乐乐地吃年夜饭时，儿子忽然从母亲喜悦的笑容后面发现噙满了泪水的眼睛。当儿子得知那只烧鸡是父亲刚从门口保安人员那里借钱买的时，禁不住热泪盈眶。他扳着崔维志的肩膀问：“爸爸，你和妈妈付出那么大的代价研究鲁西细菌战，到底图个啥？”崔维志流着热泪，抚摸着儿子的头，心情沉重地说：“孩子，说得近一点，是为了对自己的良心有个交代；说得远一些，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使这段历史永远不再重演。”
2004年11月，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诉讼原告代表团团长王选女士在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个人捐款2万元，鼓励崔维志将鲁西细菌战继续深入研究下去。
2005年2月，崔维志被评为临沂市“十大新闻人物”。
经费的紧缺，并没有动摇崔维志的决心，反而激起了他顽强拼搏的斗志。目前，他和妻子正在对鲁西细菌战作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为受害者下一步进行民间诉讼与索赔提供更多更有力的证据。他表示，个人的那点债务和民族的尊严比起来，太无足轻重了，只要能够为维护中华民族和世界和平作点贡献，他的债务再多也无怨无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