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外特工鲍君甫|至尊特工
时间：2019-02-21 05:33:3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对很多读者来说，鲍君甫是一个陌生的名字，鲜有人知道他是中共在国民党特务机关里发展的第一名秘密情报员。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驻上海特派员，与陈立夫、徐恩曾、张道藩等国民党要员关系密切。他作为一名“白皮红心”党外特工，和钱壮飞、胡底、李克农号称中共早期的情报四杰。鲍君甫为中共搜集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情报，还曾营救过任弼时、关向应等多位中共重要领导干部。
协助中央特科清除党内叛徒
鲍君甫，在国民党那边使用的名字叫杨登瀛，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10余年的留学生涯，鲍君甫不仅精通日语，而且对日本政界、经济、文化乃至民间风俗等方面均了如指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日本通。1919年，鲍君甫回到上海，在一家日商洋行担任高级职员，同时以娴熟的日文为日本的一些通讯社撰稿。1924年，他加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投身于大革命。在“五卅”运动中，鲍君甫结识了青帮中人、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并成为莫逆之交。后来，杨剑虹到广东投靠陈立夫，成了陈的助手，鲍君甫也因此与陈立夫等国民党要员相识。就在此时，鲍君甫的生活中闯进了一个人，与此人的交往影响了他的一生。
1926年的一天，他的一位朋友登门拜访，说有一个人久慕他的大名和才华，希望跟他学习日语。鲍君甫慨然允诺。鲍君甫朋友口中的这位仰慕者就是共产党员陈养山。此后，两人经常在一起谈论时局，逐渐成为情投意合的密友。
1928年初春，蒋介石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剪除政敌，指令陈立夫建立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陈立夫在筹建中排斥异己，重用亲信，提拔杨剑虹为采访股总干事。在杨剑虹的推荐下，陈立夫又派鲍君甫出任调查科上海特派员。
鲍君甫接受任务后，思想处于极度矛盾之中。经过再三考虑，他向暂居自己家中的陈养山吐露了心事，表示愿意为共产党提供情报。陈养山通过与鲍君甫的交往，认为他是一个具有正义感、态度真诚的人，便按照组织原则，连夜将这个情况写成材料，上报中共中央请求定夺。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十分重视，立即派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科长陈赓与鲍君甫面谈。鲍君甫和陈赓约定：鲍除了为调查科工作外，还要尽快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和租界情报机构，取得他们的信任；中共地下党还指派连德生担任鲍君甫的保镖，进行单线联系。不久，为了提高鲍君甫的社会地位，中共又破例给他添置了一辆私人轿车，并在北四川路大德里的过街楼上设立杨登瀛办事处，让中共党员张红惠化名安娥任其专职秘书。
鲍君甫和陈立夫的亲信、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的张道藩（抗战期间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关系很好，经常陪他出入军警部门处理公务，出没娱乐场所，深得张道藩等人的信任。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主要职责是搜集中共情报及各级负责人的活动情况。为了方便鲍君甫的工作，迷惑敌人，周恩来批准将中共的一些宣传材料、游行集会传单，《红旗》、《布尔什维克》等报刊提供给鲍君甫，还时常给他一些真真假假的情报，让他及时上报给调查科。同时，中央特科还故意在租界内布置一些假机关，放上几册文件和几份过时情报，让鲍君甫带人去破获，当做他邀功的资本。中共党内一些人不理解，陈赓解释说，我们让人家搞，就要让人家装得像一点。许多地方我们是进不去的，我们帮他提高了地位，他就更能结交上层，我们的情报来源就会更多，情报也更准确。由于鲍君甫工作效率较高，能很好地完成任务，慢慢取得了中统高层的重视与信任。加之他的聪明才智与非凡手腕，国民党内的“朋友”越来越多，就连上海警备司令钱大钧也与他拉上了关系，他真正成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中共地下特工。
上海火车北站华界旁有一个双开间的门面房屋，是我党隐蔽的宣传机关，不料被叛徒出卖。陈赓知道后将计就计，趁敌人还没有动手，赶紧将宣传品、旗帜等物全部转移，然后叫鲍君甫向国民党有关方面打电话举报。鲍君甫接报后，带着警察局、巡捕房的人前去搜查，结果仅搜到一些用处不大的宣传品。他把材料交给警察局后，不明真相的局长分外高兴，当场嘉奖了鲍君甫，还签发了手谕：“以后杨督察员来报告消息，应当立即行动。”鲍君甫的威信又提高了不少。
在上海站稳脚跟后，鲍君甫不仅帮助地下党工作人员打入国民党党政机关和租界巡捕房，还为地下党购买枪支弹药。每天傍晚，他把收集到的情报全部送到大德里办事处，由安娥仔细辨读，把有价值的抄录下来。遇到有人告密，鲍君甫便设法及时通报地下党，及早做好准备。
随着鲍君甫地位的提高，又得到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重用。中共中央特科一方面加强对鲍君甫及家人的思想工作，一方面将他的任务转向协助处理共产党内部的奸细。1930年4月，共产党员、黄埔一期毕业生黄第洪从国外返回上海，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与黄联络。哪知黄第洪已经对革命悲观失望，竟密函蒋介石，准备出卖周恩来，以换得荣华富贵。蒋介石得信后十分重视，指令徐恩曾经办。徐恩曾又让鲍君甫去南京路邮局门口与黄接头。鲍君甫得知消息后，立即紧急通报中共地下党员刘鼎。党中央经过周密调查，掌握了黄第洪向敌人自首的证据，决定将其秘密处决，最终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营救任弼时、关向应
上海公共租界是帝国主义国家共同管理的公共地盘，各种势力都把它视为活动基地。陈赓要求鲍君甫设法打入租界巡捕房和情报机关。鲍君甫凭着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很快与租界内几名帮办探长拉上了关系，结识了督察长兰普逊。鲍君甫帮兰普逊搞到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秘密印鉴式样后，兰普逊感激不尽，觉得鲍君甫不仅是一位手眼通天的国民党高级特工和日本通，还是一位信守承诺、说到做到的好朋友，就推荐他当上了法国巡捕房的顾问，使中共特工网络得到进一步扩展。
1929年11月17日，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任弼时一早出去参加共青团江苏团省委扩大会议，被公共租界秘密抓捕。陈赓从中央特科得到消息后，立即通知鲍君甫，要他到英国巡捕房去探听情况。任弼时被捕后，敌人用了极其残酷、野蛮的刑具拷问他，但他始终没有吐露自己的真实姓名。鲍君甫找到兰普逊说，我办事处前不久招募了一名情报人员，可能是口音的误会，被你们的巡捕抓了，请阁下高抬贵手，把人交还给我吧。兰普逊半信半疑，但还是给了鲍君甫面子。第二天，任弼时就被送到了“杨登瀛办事处”。
1931年春，租界捕房逮捕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并在他的居所搜去一大箱文件，有不少是绝密文件。中共中央对此极为重视，责令上海地下党务必尽一切力量营救关向应，并将手抄和复印的绝密文件取回。这时，巡捕房因从关向应身上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就把目光转向那箱文件，可是他们看不懂。国民党得悉此案后，从中嗅出了什么，提出由他们派人来清理这箱文件。兰普逊经过考虑，说此案是租界查获的，只准鲍君甫一人插手。鲍君甫便介绍中共特科的刘鼎以“中共文件专家”的身份到捕房鉴定文件。刘鼎晚上将一些真文件带回家“研究”，次日早晨再将一些精心仿制的假文件交还。一周后，鲍君甫告诉兰普逊，这些材料均为“学术资料”，被捕者是一位“激进的学者”。在狱中，关向应化名“李世珍”，参加了陈为人、刘晓等人组建的临时党支部。根据党的指示，关向应需配合鲍君甫的行动，假装庸庸碌碌、悲观消极，把敌人敷衍过去。租界巡捕房最后对关向应这个“激进的学者”从宽判刑，关了几个月便释放了。关向应出狱后去了香港，后又进入湘鄂根据地，出任红二军团政委，抗战爆发后担任八路军120师政委。
就这样，鲍君甫用他的机智与勇敢，多次将中共干部从死亡线上营救出来，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新中国成立后的鲍君甫
“白皮红心”的鲍君甫忠诚地为共产党办事，成绩显著，成了中共一名优秀的党外特工。尽管党组织对他的安全特别重视，但由于中共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使我党情报工作遭受重大损失，陈赓也因此被捕。1931年4月，鲍君甫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押在南京宪兵司令部。鲍君甫在狱中什么也没说，而且还通过关系照顾狱中的陈赓。陈赓很感动，对鲍君甫说：“今后共产党要得天下，到那时我们决不会忘记你。”鲍君甫对陈赓说：“哪怕明天叫我上刀山下火海，也决不后悔交了你这样的朋友。”无论敌人如何威逼利诱，坚定的鲍君甫始终没有供出中共的任何情报，敌人也抓不到他“通共”的证据。1932年，鲍君甫经老朋友张道藩在国民党上层疏通关系被保释出狱，在家悔过。到了1934年，国民党中统才再度起用他，任命他为南京反省院副院长。但此时的鲍君甫已没了当年的风光权势。到南京解放前夕，鲍君甫生活已深陷窘境，靠做些小生意维持全家生计。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鲍君甫被当成历史反革命逮捕。经南京市人民法院有关领导审批，准备处以重刑。这时，鲍君甫提出，他在大革命时期曾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做过工作，希望陈赓和陈养山能帮他作证。
应南京市人民法院院长鞠华的要求，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的陈赓为鲍君甫出了份证明：“据我所知，鲍确系一九二七年起即与我党发生关系，一九三一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党贡献颇大，我被捕时曾在南京宪兵司令部与我同狱。此时表面上还好，以后任伪中央感化院院长，据说表现不好，其他详情不知……”陈赓的这封信肯定了鲍君甫在大革命时期为我党作出的贡献，使鲍君甫的命运有了转机。南京市法院经过进一步查实，决定对鲍君甫予以释放，判处管制1年。此后，鲍君甫一直居住在南京，生活无着。1952年11月，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陈养山证明：“鲍君甫在大革命后对我党的保卫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而且救出了许多我党负责同志……”信中还说：“我与陈赓同志商量给鲍作些救济，或想其他办法帮助一下。”
陈赓和陈养山对鲍君甫的处境和生活给予了相当的关怀，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生活费一直没有着落。1954年，鲍君甫又以战友的名义给陈赓写信，恳求生活补助。1955年3月，国务院专门派人来调查了解鲍君甫的生活情况。从1955年5月起，经陈赓提议并征得李克农（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瑞卿（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同意，每月由南京市公安局发给鲍君甫生活费100元。1956年3月，根据陈赓的邀请，南京军区派人送鲍君甫到北京，见到了陈赓、陈养山、安娥等人。由于陈赓等人的关照，鲍君甫有了一定的收入，生活有了保障。
“文革”开始后，鲍君甫很快就被红卫兵“揪”出来，他们觉得找到了国民党上海特务机构的最高负责人，如获至宝，把鲍君甫折磨得死去活来。奄奄一息的鲍君甫在临终前再三对自己的子女说：“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恩来是知道我的……”说罢便咽了气，终年68岁。
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鲍君甫的事迹才陆续被报道出来，由中央军委和总参组织编纂的《陈赓大将》一书中，对鲍君甫为革命作出的贡献作了高度评价。
（压题图：鲍君甫）（责编 王 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