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事故 [一次设备事故的“阶级斗争”]
时间：2019-02-21 05:37:3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1970年底,我进入江油一家生产钙镁磷肥和水泥的国营厂当工人。那时,我才16岁,户口上被改成了18岁。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招工时险些被剔除,家里找了关系才让我勉强过关。
进厂不久的一天夜里,生产区的高压水池抽满水了,设在江边的泵房指示灯却没有闪亮,也没有停机,水溢了出来,从山坡上流下,从大门下空隙流入成品库房,堆放在库房里的一部分磷肥成品浸了水,直到出货时才发现已经板结,只好全部报废。那时,各行各业都喜欢开大会。在全厂职工大会上,一位姓谢的干部上台算账,高声说:“这次损失的××吨磷肥,如果施到田里,一斤肥料至少增产五斤粮食,那么这次损失的粮食就是××吨。以一个士兵一个月吃××斤粮食计算,我们的损失就等于让×××个越南抗美战士一个月没有饭吃。再按×斤粮食换×颗子弹的标准,就相当于损失了×万颗射向美国鬼子的子弹!”他顿了顿,又很激动地说:“同志们呐,这样的事故是挽救了美帝和苏修啊!是帮了阶级敌人的大忙啊!”
这次故障由于技术含量太低,很快就查清不是人为的。由于当班的抽水工根红苗正、表现良好,没有办法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就只能让责任人哭哭啼啼地检讨一番了事。谢领导在大会上算的账,让我们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哪怕我们厂生产的磷肥多得施遍亚非拉,也跟消灭美帝、苏修没多大关系吧?其实,这些大家都心知肚明,可就是不敢说出来。谁知几个月后,我也被卷进了类似的麻烦。
那时,我在成品车间的球磨机房当运转工。这天,我上夜班,当班的共有4个人,班长老冯管球磨机主机,小吴管风机,我管下料,小杜管烧烘干炉。这是全厂最大的一台球磨机,用的是风扫式球磨机系统,在当时属国内先进技术,产能比较大,磨筒体两室,电机功率180千瓦。冯班长是个觉悟很高的老工人,平时把班里的活安排得很紧凑,自己总是身先士卒。他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在设备安装、调试和维修方面很有经验,厂里也很倚重他。凌晨4点过,他坐在配电仪表盘旁边,可能是为了驱逐困倦,就端了个盆子来搓洗一件工作服。这时,球磨机电机突然冒出一股烟。我站在高出地面一米多的下料机台上,正对着电机和配电盘,看见冯班长反应很快,迅速拉下电闸。接着,他找来电工班长,拿仪表测试,确定绝缘层已经被击穿,具体损坏程度要拆开看才知道。
天还没有亮,厂政治处的小常就赶来做调查。常政工20多岁,来自农村,在球磨机方面完全是个外行。他趾高气扬地来到车间,手里拿着本子和笔,东瞧瞧西看看,实在看不出哪里出了问题,就问冯班长。冯班长个性耿直,就照直说:“我都还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常政工又问,机器转得好好的怎么会出问题呢?话里很有点责怪当班人员没有尽责的意思。冯班长没好气地回了一句:“它要出问题,你就是骑在上面守着也没办法。”这本是一句气话,却被常政工加油添醋地汇报上去,成为冯班长一再挨批的口实。
后来,车间主任老薛和厂革委会王副主任都来到事故现场,指挥拆开电机检查。机修车间的人搬来起重葫芦和液压千斤顶,我们夜班的运转工和来接白班的工人一起参加拆卸检查工作。费了好大一阵工夫,才拔出电动机的转子。这台电动机是1960年东北某重型机器厂生产的,傻大粗黑的苏联风格,高一米多,重近两吨。经过检查,发现是定子绕组烧了好几匝线,都已经熔断了。这可是大事故啊,这么大的电机,厂里没有备份,当时就是有钱也不是随便能买到的,国内只有上海、沈阳、哈尔滨等少数几个城市生产,要买也要通过计委层层上报调剂,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货。
成品车间停产了,车间工人大都暗自高兴。我们几个当班的“疑犯”被告知,从次日起,上班时间都到会议室学习,接受调查。厂里专门组成调查组,不厌其烦地让我们回忆事故发生时各自在做什么。当面集中说了,还要分开单独谈,说完要在记录上签名。每天还要让我们读毛泽东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和其他“语录”,背诵“老三篇”(毛泽东的三篇短文,即《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等;还要我们唱一首很长的歌――谱曲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
分析事故原因时,调查组一再让我们设想,从哪些角度可以对电动机进行人为破坏。我们说:“那么大一个铁东西,砸不烂搬不动,怎么破坏?”调查组的人却问:“可不可以从缝隙里塞东西进去?”我们回答:“如果在停止状态,硬要塞个什么东西进去也许可以,但启动时会马上反映出来。事实上,这台机器已经运行了很长时间才出现故障。在工作状态下,电机高速转动,凭人力不可能投进去任何东西。”调查组提的问题既外行又主观,让我们忍俊不禁。
接着,他们又问有没有可疑人员进过车间。我们说没有。事实上,不要说有外人进来,就是有阶级敌人进来,我们也不可能眼睁睁地看他破坏而不吭声啊。
原本以为这样折腾一下就了事,没想到调查组又让我们从工作责任心方面找毛病。常政工说,他来的时候,看见冯班长的岗位旁有个盆子里泡着工作服。冯班长承认上班时搓过衣服,但是没有离开过岗位,所以电动机一冒烟就马上发现了。常政工说,他来的时候,机房里仍然浓烟滚滚,连人都看不清楚,看样子电机烧得很厉害。他的意思是电机已经烧得很厉害了冯班长才发现。听了这话,古板的冯班长忍不住了,跟我们一起大笑起来,说如果真有那么大的烟,一定是连房子都燃起来了。
常政工很尴尬,调查组的领导却火了,说这样不行,必须从阶级立场上找原因,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光扯这些客观原因是不会有结果的。
这才是调查组的杀手锏。4个“疑犯”中,只有冯班长的阶级出身好,说得起硬话,小吴和小杜的家庭成分都是剥削阶级,我不仅成分不好,父亲还是“死有余辜的三反分子”。正因如此,我之前在大招工里都因政审不合格,没能进入江油的大型央企、省企和军工企业。在我们这个厂里,1970年从城镇招来的职工,至少40%的家庭出身有或大或小的问题。而从农村招来的,基本上都是根红苗正的社队干部子弟。所以,厂里提拔、培养和推荐上学的对象往往是后者,常政工就有这样的背景。这两类人在厂里互相看不顺眼,有时还发生冲突。所以,这次我们一惹上麻烦,“常政工们”都很兴奋,总希望找出点政治上的问题来。现在有些回忆“文革”的文章,把当时的政治打压笼统地归结于“四人帮”,而不对整人者的品格和心术进行反思。实际上,当时很多时候是一些地方或单位因心术不正的人掌握了权力,拿极左的政治大棒整人,其目的只是为个人谋利益。
在接受调查的过程中,除了冯班长,我们3个人都不敢硬顶,唯唯诺诺地听着调查组的教育、训斥。冯班长出身好,又是共产党员,技术过硬,工作任劳任怨,多年来都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口碑甚好,阶级斗争在他身上怎么抓都不灵。但上级总还是有办法的,一位左得可爱的党委副书记在全车间员工大会上批评冯班长骄傲,倚老卖老,明明犯了错误,居然还说“骑在电动机上也管不住要烧”,这是极端错误的!这恰恰证明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抓阶级斗争。你不是阶级敌人,不等于你身边没有阶级敌人,没有外部的阶级敌人进来,不等于内部的阶级敌人都在睡大觉,出身好的人也一样会犯路线错误!就算不是阶级敌人破坏,只要我们真正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了思想阵地,这些故障都是可以消除的。
副书记关于阶级敌人的那几句话说得我们毛骨悚然,连冯班长都稳不住阵脚了。他白天心事重重,不爱搭理人,天一黑就上床睡觉,在蚊帐里叹气到半夜。我跟他同住一宿舍,他的情绪让我心里发虚,失眠了好几次。
两周过去了,仍然没有抓出阶级敌人,调查组对我们的施压开始升级。一天,调查组把我们叫到一个会议室,坐在第一排。参加会议的是厂里的一些党员、老工人、工班长等。很快,我们就都明白了,这是一个变相的斗争会。那些平时慈眉善目的叔伯大妈,怒气冲冲地对我们吼道:“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就是犯罪!”“顽抗是没有好下场的!”我们都没敢辩解,埋头听着。冯班长在大家吼完后,站起来做了一个检讨,承认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不够,阶级斗争观念不强,对设备的检查和保养不到位,但还是不认可人为破坏的说法。他的检讨立即受到觉悟高的同志们反驳,说他是想蒙混过关,没有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我看见冯班长的嘴动了几次,但终究没有辩解。会后,我和小杜、小吴在生活区的足球场草地上躺了很久。一想到会场上不分青红皂白地扣帽子,我们就感到害怕。
斗争会算是追查电机事故的高峰。之后,厂里把电动机运到县水电局修理厂,然后从别的厂调剂来电机。生产恢复了,追究责任的事也没人再提。不过,冯班长还是为他的“事故难免论”付出了代价,此后厂领导多次在大会上指名批评他,厂里评选先进自然没有他的份。跟他同条件的班长很快提升为车间副主任,他却仍然当班长。
几年后,一个参加过调查组的干部告诉我,当时挨个分析“涉嫌人员”时,有人提出我最有可能作案,因为我父亲是畏罪自杀的走资派。幸好从县里调来不久的厂党委书记说,不要把他和他父亲的事扯在一起,我才逃过一劫。调查组除了调查我们4个人以外,甚至还把在成品库房码包的一个前国民党宪兵和一个前国民党远征军士兵也列为怀疑对象,因为实在太牵强,才放过了那两只死老虎。
电机在县水电局修理厂的检验结论是绝缘层老化,属设备自然损耗。但我们厂自始至终没有一个公开的说法,当然也没有向我们4人道歉。
(压题图:《五十年前的中国》)(责编 王 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