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学员”进北大_工农兵学员
时间：2019-02-21 05:38:0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1970年到1976年期间,我国高校曾对招生制度进行过一次彻底“革命”:大学新生不经考试,不管文化程度高低、年龄大小,只要当过3年以上的工人、农民或士兵,并且“根红苗正”,都有机会被推荐进入大学学习,这就是“工农兵学员”。
“文化大革命”的发端地是北京大学,“工农兵”上大学也从北京大学开始。我当时在部队当兵,有幸被推荐成为第一批进北大学习的工农兵学员。
去北大学外语
1969年,我入伍来到四川,分配在成都军区通信总站维护连当战士。由于表现好、文化程度较高(老三届,1967年高中毕业),很快就当上了连队的文书,并入了党。
1970年8月22日,指导员找我谈话,说:“组织上决定推荐你去北京大学学外语,这个表格你填一下。”
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高兴,急忙问指导员:“学哪门外语?”
指导员说:“听干部处的人说,学印地语。”
我又问他:“印地语是哪国的语言?”
他回答说:“大概是美国的,美国不是有印第安人吗?可能是他们的语言,你们学了印地语,可能将来要到美国帮助印第安人闹革命。”
还能出国闹革命?!听指导员这么一说,我更高兴了。直到进了大学,我才知道印地语实际上是印度人使用的语言,与美国的印第安人没有任何关系。
这次,我们总站共有两人被推荐到北京大学上学。我去的是北大的校本部,另一人到了江西鲤鱼洲的北大分校。全国第一批到北京大学学习的工农兵学员都是一部分在北京本部,一部分去江西鲤鱼洲分校。在北大校本部的大部分是短训,只学习1年时间;去江西鲤鱼洲的是重点培养,要学两年。我是8月25日从成都乘火车到北京入校的,29日拿到了写有“北京大学”字样的校徽和盖有“北京大学”钢印的学生证。“北京大学”4个字是毛主席题写的。校徽和学生证跟以往发给北京大学学生的一样,只是签发单位改为了“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学外语的东语系、西语系、俄语系基本上都是解放军学员。那时战备观念很强,校本部的工农兵学员中有一半是解放军学员,说是为部队普及外语培训人才。
“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当时,由于“文革”的破坏,往届生早已离校,北大校园显得十分萧条、破败,到处荒草萋萋,门窗破烂,垃圾成堆,杂乱无章。我们入学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打扫卫生、清运垃圾,由驻校的工宣队和军宣队组织我们实施。由于校园太脏,垃圾太多,我们一连干了几天,才基本恢复学校原貌。进驻北京大学的工宣队是新华印刷厂和木材厂的,军宣队是8341警卫团和63军的。我们那期学员都模仿解放军的建制,按班、排、连编组,按解放军的路数来安排活动。
9月1日,全校师生集中到北大东南角的大操场上举行开学典礼。会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精神,说他老人家对工农兵学员进大学学习很重视,要求大家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争光、争气”,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
开学典礼后的第二天,我们正式上课。除了个别系,大多数系的工农兵学员的学习内容和“文革”前大学生的学习内容差不多,只是政治活动很多,动辄开会、集中讨论。说是“上、管、改”,其实学员们每天任由工宣队和军宣队摆布,上文化课的时间很少。对此,学员们很有意见,我们解放军学员只好联名给学校递交意见书。周恩来总理对北大和清华工农兵学员的学习很重视,百忙中曾两次在深夜接见学员代表和各军区来的带队人员,对学员的学习及相关事例做了具体指示和安排。
我的大学生活
我们同期入校的学员年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的是小学毕业,听不懂课;有的甚至根本没上过学,书写都有一定困难,就别说记课堂笔记了。但这些学员都是毛主席“请来的”,所以,任何人都不得歧视,更不敢有微词。考虑到部分学员的文化底子太薄,学校只好安排中文系的老师集中给大家上语法课,从最基础的知识学起。一开始,语法课开在小教室里,只能容百人听课。谁知需要补课的人太多,每个系里都有,没办法,就把课开到大教室。前来要求补课的人一次比一次多,后来,竟达上千人,学校干脆安排老师在大礼堂上课。北大中文系老师深入浅出地讲解,几节课下来就解决了很多问题。
那时,学校还有“鸡毛”上天的闹剧。一开始,给工农兵学员授课的都是年轻教师,这些人连助教都不是,我们戏称为“鸡毛”。所谓“鸡毛”,是指1964年和1965年上大学的学生,刚学习一年、甚至半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便停课“闹革命”,上的文化课少,掌握的专业知识也少,根本达不到做大学教师的水平。但鉴于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特殊表现,决策者就让他们留校任教。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决策者们就用毛主席的“谁说鸡毛不能上天”这句话来回应。从此,这些留校生就被人戏称为“鸡毛”,让他们讲课就是“鸡毛”上天。“鸡毛”们一开始踌躇满志地走上讲台,几节课下来就捉襟见肘,不到一个月就讲不下去了。学员们纷纷要求换人。校革委会领导没办法,只好把一些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讲师从江西的“五七干校”请回来,重新安排他们编写教材、授课。这时,“鸡毛”们碰了壁,也都自愿或不自愿地加入学员行列,乖乖地听起课来。
工农兵学员刚进入北大时,除了周培源等几位毛主席、周总理钦点的教授还在正常搞科研、从事教学活动外,其他教授,如冯友兰、季羡林、王力等都还没有恢复自由,还在“劳动改造”。我们东语系学生学习、生活的那栋楼,在门口传达室搞收发工作的是阿拉伯语专业的马坚教授,打扫厕所卫生的是一位日语专业的教授。
一个星期天,我和几个战友准备出去逛街,途经传达室时,看见马坚教授正在阅读一本外文书籍。我们感到有些好奇,就上前和他攀谈起来。他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来北大学习,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一定要抓紧时间多学点知识。否则,将来会后悔的。”我们对他的忠告很感激,后来一有空就去传达室向他请教,获益良多。
当时,造反派连一些大师也不放过。我在校园里几次看到大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夹着手杖,从校园的大东北角宿舍区,步履蹒跚地走到西南角的行政区听训话。大学者季羡林先生在“文革”前是北大东语系系主任,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梵文专家。这时,校方把他从江西分校叫回来,专门负责编写印地语专业的讲义。因此,我们和他有了朝夕相处的机会。季先生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对学员也很真诚。交给他编的讲义,要求一星期拿出来,他往往一天就编好了,提前几天打印出来分发到学员手中,让大家早一点学到新知识。他编的讲义,十分规范,找不到一点错误。他没有大学者的架子,一有空闲就到我们宿舍来和我们推心置腹地交谈,有时还请大家去他家里作客。谈话中,我们发现他很爱国,对解放军也很尊重。当时,北大教师之间的派性很严重,有人借清查“516分子”之机,往季先生身上泼脏水。他在大会上把他“文革”以来每天的活动讲得一清二楚,并且都有证人,使居心叵测者无懈可击。后来,校方指示,因教学需要,可以让一些“问题”不大的教师把“问题”说清楚后,放下包袱,解脱出来,参加教学工作;是党员的可以恢复组织关系。季羡林先生在一次东语系的大会上讲清了自己的“问题”后,参会的教师党员和学生党员全体鼓掌,一致同意恢复他的组织关系,让他参加正常的教学和组织活动。季先生十分激动,立即掏出身上带着的1500多元钱,交纳了党费。1500多元钱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可以买1万多斤面粉,可以给近200名解放军学员发一个月津贴。
此后,北大各系“解脱”教授成风,使一大批被“专政”的教授解脱出来,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复苏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结业离开北大时,季羡林先生、金克木先生大老远地跑到火车站来送我们。火车开动了,他们还站在月台上一边擦眼泪,一边向我们挥手致意。
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特殊现象,寿命注定不会太长。随着1977年恢复高考,工农兵学员也永远成为历史。
[压题图:作者(后排中)和同学在北大校门前合影]
(责编 王 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