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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大师之子,13年“冷情”怎回暖:国学大师无为子

    时间:2019-03-10 05:31:3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懵懂少年盼父爱,三次离别生隔阂      我的父亲季羡林干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攻读德文。次年,应父母之命,与老家济南年长他4岁的彭德华结为夫妻,后生有我大姐婉如。我出生在1935年夏天,父亲给我取名季延宗(后改名季承)。我刚满两个月,父亲就被清华大学送往德国留学。
      我5岁时,父亲从德国来信,告诉婶母和母亲,应该把两个孩子送到学校读书了。在学校,因为父亲没在身边,我没少受委屈。一次,老师让每个同学讲讲“我的父亲”,我这样说道:“奶奶说,父亲在外国,穿洋装、坐马车……”结果惹得大家阵阵取笑。自此,我知道了自己的父亲并不招人喜欢,就再 也不提父亲二字。
      1945年10月6日,父亲学成回到北京,无奈当时内战正在激烈进行,津浦铁路中断,他有家难归。直到两年后他任北大东语系主任,才返回阔别13年的济南老家。
      那天阴雨绵绵,我们家却充满了喜气。母亲把家里收拾一新,庄重地等待父亲的归来。父亲鄢年37岁,英姿勃发,进门的时候他身穿灰色军用雨衣,犹如战时的将军,头发也梳理得很整齐。
      “快叫爸爸,叫啊。”母亲推着我和姐姐,可我终究喊不出口。父亲看到一双儿女,心里由衷高兴,他左手拉着大姐,右手抚摸着我的头说:“怎么是光头呢,像个士兵一样。”
      那次见到父亲,我没有亲近的感觉,与梦中期盼已久的父亲形象更不相符。那个时候,家里很困难,叔父年迈多病,早已不能工作。续弦的婶母每日摆小摊儿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母亲更是日渐苍老。
      父亲表情严肃,喟然长叹:“十年一觉欧洲梦,赢得万斛别离情。”
      一种生疏感让我和父亲相处很不自然,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也试图和儿女多接触,故意逗我们玩儿。但总是陪我们玩儿一小会儿,他就抱着书趴在桌子上写东西去了。
      有一天,我正在外面玩儿,被父亲叫了进去,他亲切地说:“这是我给你们买的金笔,你们俩一人一支,将来一定要好好学习。”
      同时,父亲还拿出了一条德国产的腰带,递给我说:“给你留个纪念,这是在德国买的。”
      不久,父亲又要离开家去北大教书了。这是我出生后父亲第二次离家远行,我心里有种失落感。此后,父子俩虽然每逢寒暑假都有机会见面,但几乎没有什么交流,在我心里,父亲回国后似平和以前没有什么变化。到了中学时,已略懂世事的我似乎意识到了什么,那就是父母之间缺少一种东西,他们就像毫无干系的两个人,母亲只念过小学,对父亲搞的学问一窍不通,一辈子也没有看过任何一部父亲写的书。对于母亲的勤恳辛劳,父亲偶尔会流露出感激,但是我很少看见他对母亲说什么。
      我发奋读书,于1952年考入了北京俄文专修学校(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又可以和父亲见面了,我期待着这次能够真正地熟悉父亲。
      那年夏天,父亲送我到俄文专修学校报到,他让我住校并安排好了宿舍。此后,每个周末,我会到北大和父亲团聚,这时候,我萌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父亲这里的条件较之家里要好很多,完全可以把母亲接来一起住,可他并没有。我意识到:父母之间的差距之大,应该是父亲不愿意接母亲来京的最终原因。
      1955年,姐姐季婉如从天津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北京核工业部设计院,我分配到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做翻译,后改做行政工作。虽然我俩在北京,可和父亲接触依然不多,即使偶尔在一起也只是问问工作,从没有谈过家庭和母亲。
      1959年,我结婚成家了,父亲也分配到了一套四室一厅的房子。于是,母亲和婶母终于被我们一起接到了北京……那段生活,成了季家人最快乐的时光。家人时常团聚,母亲会做一大桌子菜,看着众人狼吞虎咽,自己却坐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大家吃,天伦之乐抚慰着母亲那颗酸涩的心。
      由于对父亲早年的做法埋怨在心,致使我很少喊他一声“爸爸”。文革爆发时,父亲卷入旋涡被抓去了牛棚,这时我想喊他一声都难了。
      
      亲人相继离世,父子积怨爆发
      
      很长一段时间,因为看不到父亲,又担心会出意外,母亲经常暗自落泪。1969年,父亲得以平反,但依然受文革冲击被派去劳动。自1973年起,已经60岁的父亲开始着手偷译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至1977年,终将这部18755页的鸿篇巨制基本译完。
      1978年,父亲重获自由,恢复原北大东语系主任职务,同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一家人在历经风雨后迎来了新的生活。这天,我发现母亲突然变得神色暗淡。我问她怎么了,母亲说:“你说他,都忙了一辈子了,也不歇一歇。”透过母亲的话,我领悟到:晚年的母亲渴望老伴的关爱,这也正是我们做子女的想法,我决定找父亲谈谈。那是一个周末,我在家里诚恳地对父亲说:“您都辛苦一辈子了,如今儿孙满堂,也该享受下晚年生活了。再说,我妈一辈子操劳,您俩在一起的时间远不及分开的时间长,您就多陪陪她吧。”
      父亲明白我的心意,他拍拍我的肩膀,说:“说到你母亲,她一辈子为咱们这个家操碎了心,我欠她太多了。可我想利用有生之年,尽自己所能为国家做点儿什么,多在学术上有所研究,所以就拜托你代我多陪陪你妈妈……”父亲的话不无道理,但我认为父亲这一辈子,心中只有大家,却从未顾及过小家。细想起自己成长路上父爱的缺失,心中极为不适,我想和父亲争辩几句,但他说:“好了,就这样吧!”父子不欢而散。
      1989年,婶母突然离世,我的心一下子失去了重心。因为婶母和母亲一手将我抚养成人,点点滴滴的爱涌于心间。1992年初,姐姐又因癌症去世……母亲倍加伤心。此时,我没事时就陪着老人聊天、散步,时常让儿女们也多陪陪她老人家。在我心目中,母爱胜过一切,正是母亲一生的隐忍、勤劳克己和奉献才换来全家的幸福啊!
      1994年,母亲又一次住进了北大医院。看着床榻上奄奄一息的老人,我希望父亲能停下手中的笔,来陪陪母亲,结果让母亲拦住了:“你父亲忙,不要打扰他,待我走之后,你一定要照顾好他。”这一刹那间,我觉得母亲太善良了,但同时对父亲更多了一份怨愤:你冷落了她一生,在她即将离开人世时,你总该来陪她几天、温暖一下她那颗辛酸难言的心吧?
      几天后,母亲带着微笑离开了人世。父亲只是在她临终的时候才来到她身边,有父亲在身边陪伴,母亲走得很安详。
      料理完母亲的后事,父亲又去忙工作了,我内心很悲愤,认为母亲在父亲心目中的地位完全没有那些著作高,对父亲数年的不满顷刻涌上心头,我们爆发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争吵。我对父亲说:“您为何一点儿也不关心一下我妈呢?多少年来,她心中只有您和这个家,可您在德国一待就是11年,在北京独身又是10年,您脑子里全是学术,根本没把这个家当家。您太冷漠了!”
      我的话刺痛了父亲,他再也忍不住了:“你给我出去!”“好,走就走,我再也不想见您!”我恨父亲,甚至恨他满屋子的书籍和满腹的学问,他们这一桩没 有爱情的婚姻,让我同情母亲,我开始公开发表文章反对父亲的学术思想。对于我的“叛逆”,父亲一直沉默着。从此,我赌气不再到父亲家里看望他,在痛苦中,和年迈的老父亲开始“老死不相往来”。
      
      一跪多少亲情泪,13年后冰释前嫌
      
      共实父亲和我一样,都有一股沉默的倔气。那年春节,儿女们去看望爷爷,我没有过去。女儿回来后,我问她爷爷身体如何,孩子们说爷爷有专人照顾,现在正在专心创作《糖史》呢。我这才放下心来。
      后来,我看见父亲写的一篇文章《寸草心・我的妻子》:“在文化方面,她就是这个样子。然而,在道德方面,她却是超一流的。上对公婆,她真正尽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我活到了八十多,参透了人生真谛。我在快乐中,往往心头闪过一丝暗影: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我们家这一出十分美满的戏,早晚会有煞戏的时候。果然,老祖先走了,去年德华又走了,她也已活到超过米寿,她可以瞑目了。德华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当我看到这段话,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至此,我才悟到在对母亲的感情上,我对父亲可能有误解,父亲并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对母亲是个冷血的人。也许,他是把对母亲的感情深藏在了心里。
      我决定去找父亲好好谈谈,那天是周末,来到了父亲所在的北大校内住处。可到了门口,又担心相见会再惹老人生气,就找到父亲身边的人询问其身体状况,当得知父亲依旧精神焕发,还在专心创作时,我的心放下了,怏怏而回。逢年过节,我都会往父亲秘书家里送去大量的山东斋菜,送了以后什么都不说,秘书便送给父亲。因为秘书不是山东人,做不出那种口味,父亲心知肚明,但是我沉默,父亲也只是沉默。
      2002年,父亲身边的人告诉我,他最近身体不是太好,在北大医院治疗。我无比担忧,当即跑到解放军30l医院,找到院领导,希望能让父亲来301进行治疗。不久,父亲被送进了301医院高于病房。
      2003年年初,我来到301医院高干病区,结果在外面整整等了两个小时后,依然被父亲拒之门外。我想不通: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他应该明白我有认错之意,怎么还拒我于门外呢?
      和父亲“决裂”后,我和老伴也离婚了,孤身一人生活。我的儿女均已大学毕业在国外工作,每次他们归国探亲,我首先安排他们去医院看望爷爷。父子的再一次疏离让我追悔莫及,想到父亲已是近百岁老人,身边竟没有一位亲人,我的心无比地痛!但不久,又一件事让我和父亲的感情鸿沟加深了。
      2004年,我和曾经照顾过父亲的张淑珍(化名)结婚了。有媒体报道说我和父亲“决裂”的原因是因为我和张淑珍结婚,其实根本不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对于家庭中的事务,我不愿意再提及。但亲情胜过任何是非,2008年11月的一天,我看到有人举报的“盗卖季羡林假画案”的新闻,我鼻子酸涩。13年没有见到父亲了,而父亲似乎过得并不愉快。
      这时候,我也是73岁老翁了,1995年我以单位科研处处长的身份退休,后来在位于中关村的李政道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做兼职研究工作。这一次,我一定要面见父亲!在有关人士和北大领导的参与下,2008年11月7日早上,我和妻子早早起床,为父亲亲手做了他爱吃的山东民间小吃“十香菜”、“懒龙”和“卷糊饼”,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来到了301医院。一进病房,我就眼眶湿润,“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向父亲赔罪认错:“父亲,我给您磕头了,我来听您的教训了!”父亲抚摸着我的脸,也老泪纵横,动情地说:“我一直想见你啊,但我是父亲,要由你主动来见我才行啊!”
      父亲还是这样的性格,我来谢罪了,他嘴上还不说软话。我只有紧紧握着父亲的手,任泪水滴在他手背上……
      从那以后,我几乎每天都到医院看望父亲,每天让妻子做两餐他爱吃的饭菜送过来。2009年春节,我把家人都接到了父亲所在的病房,大家围在一起包饺子。父亲高兴之际不时赋诗给大家助兴。初一早上,我和妻子抱着出生刚7个月的儿子给爷爷拜年,他高兴得合不拢嘴,从稿费里拿出3000元钱,给孙子封了个大红包。
      那天,父亲的情绪特别好,看我的眼神是那么慈祥。我们要走了,父亲还恋恋不舍,他还第一次提笔给我写了“和谐”二字。父亲一笔一画凝神静气写就的这两个大字,被我端端正正地挂在办公室里。“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不要让亲情在熙熙攘攘的现代社会变革中越来越脆弱,父亲健在的日子里,我庆幸自己为他送上这份不算迟的家庭温情,让父亲幸福地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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