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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先秦哲学整体的分析和反思

    时间:2020-03-19 05:12:0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摘要:先秦哲学是中国哲学的发端,是形成学派和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历史时期,具有自己的历史特点,它广泛地探讨了宇宙本源和自然规律问题、天人关系问题、认识论和逻辑学问题等等。把哲学研究伸展到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内容极为丰富,已包含着以后各个历史时期,各种哲学观点的胚胎和萌芽,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作为中国哲学的开端先秦哲学也带有其自身无法避免的片面性和缺陷。

    关键词:先秦哲学;反思;缺陷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8—0085—02

    先秦哲学是指奴隶社会及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的哲学。始自商周时期,至秦统一中国之前。

    先秦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初始阶段,其内容与意义都具有开历史之先河和本身的缺陷与矛盾双刃剑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宗教中解放的哲学—理性主义的发展和自然哲学的缺失

    哲学的萌芽是同原始宗教相联系的,主要表现为相信灵魂不死和崇拜自然物的自发观念。在殷商奴隶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上帝神权观念,周灭殷后发展为天命主宰一切的观念,周公提出“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思想。以《易经》和《洪范》为代表的早期阴阳、五行观念尚未完全摆脱宗教神学的束缚,表现了科学思维的萌芽同宗教、神话幻想的一种联系。西周末至春秋时期,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出现了危机,天命神权也发生了动摇。在《诗经》中出现了疑天、责天的思想。《诗经·云汉》:“群公先王,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1]由此出现了原始的阴阳、五行观念,对自然界的变化作了某些唯物主义的解释,表现出无神论的倾向,同时发展了朴素辩证法的思想。伯阳父、史伯、管仲、医和、子产、晏婴、史墨等人,可以称为先秦诸子前哲学思想的主要代表。春秋末年的孔子肯定天命,但同时少言天道,主张“敬鬼神而远之”。战国初墨子反对天命,但主张天志。老子明确否认天是最高主宰,认为世界的本原是道,又讲“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尽管学术界对老子“道”和“无”的含义至今仍有争论,但老子的观点毕竟将中国哲学对世界本原的思考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以后孟子和庄子分别继承发展了孔子和老子的思想。《易传》主张太极为天地的本原,提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命题;《管子》以“精气说”强调天的物质性;荀子肯定“天行有常”,提出“制天命而用之”;韩非继承了老子、荀子的思想,对老子的道进行了改造。上述观点使先秦的唯物主义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古代中国,宗教意识是官学的主要成分,它受贞人筮官的控制,并以经典文献的形式固定下来,它向自然哲学的过渡是非常滞缓和不彻底的。先秦哲学的“天命论”表现为天的理法化,其契机是寻求天道的依据,以附会人事和学说。尽管先秦哲学在一步步的把哲学从原始宗教逐步解放出来,但是仍然不可避免的带有原始宗教的痕迹,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它也直接决定了中国哲学偏离自然哲学而倾向人本主义的发展流向。

    二、逻辑学的初步探讨和“名实”关系的局限

    面对春秋时名实相悖的现实,孔子主张“正名”,强调以礼为原则做到名实相符,言行一致。墨子主张“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着眼于对事物本身的把握。老子提出名的相对性问题,指出“道常无名”。庄子进而主张“大道不称”,但又认为“名者,实之宾也”,肯定实对名的决定。名家从合同异与离坚白两个方面论证概念同具体事物的关系,分析了事物及其概念的异同关系。后期墨家将概念区分为达名、类名、私名,认为它们反映的“实”有不同范围。荀子提出“制名以指实”,将名区分为大共名、大别名和小别名,分析了名实乱的表现,对名实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先秦哲学中提出了天人、气、太极、阴阳、道器、动静、有无、常变、心物、名实等重要哲学范畴,成为秦汉以后中国哲学发展的基础。从范围上来说,先秦哲学的逻辑思想仅限于“名”与“实”的关系,其最终解决的是以名符实,正名以正政的问题。没有从逻辑中去看概念的意义和存在。中国的形而上学本体论是非逻辑的,没有把逻辑应用于本体论的基本方法。其使用的概念也不用去演绎和推理,而是直接描述万物的生化。这也是逻辑学并没有自先秦而继续发扬光大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的逻辑体系的原因。

    三、辩证法的初现及其缺陷

    先秦哲学还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孔子提出“两端”、“过犹不及”的观点,反对片面性,后来发展为中庸思想。《易传》提出“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肯定事物对立面的相互作用是事物发展的原因,对立面的相互转化是普遍的规律。而老子哲学的辩证法思想是当时重大社会变革的客观深刻的反映,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老子比较系统的揭示出事物的存在是相互依存而不孤立的矛盾统一体,他指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随,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2],矛盾统一的观点基本明确。“反者,道之动”事物无不向它的对立面转化,初步揭示了否定之否定规律。“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3]明确了量的积累可以引起质的变化。“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说明质变后的新质。但是,老子的辩证法脱离了条件,单纯讲转化,把转化看成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因而注重贵柔守雌,反对进取,难免产生消极性。同时,还过分强调矛盾对立面的统一而忽视了矛盾对立面的斗争性,走向了相对主义的道路。

    四、倾向体验、直觉而分析、综合的相对缺失

    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因此,中国哲学在形式上表现为直接性,在内容方面表现为整体性,其具有非时间性、非逻辑性、自发性、直接性、整体性的特点。它不是靠思维空间、时间的连续性、同一性,而是在思维中断中的领悟。不是靠概念分析、理论而靠直觉、灵感来把握事物的本质。由本体直至结论,“顿悟”意会性和不可言传性是其突出特点。先秦道家提出“道,无名,无形”,庄子提出“坐忘”、“心斋”;儒家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逻辑思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4]同时也包含了大量的直觉思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5]至于以后的佛教基本上是直觉思维,禅宗的“顿悟成佛”将直觉思维推向极端。

    五、知行观的多样性及其缺陷

    随着理论思维水平的提高,认识问题已引起先秦哲学家的重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认识的来源、认识过程和求知方法的问题。孔子承认有“生而知之”者,但强调“学而知之”,兼重学与思、知与行。墨子提出三表,以为判断言论是非的标准。孟子区别“耳目之官”与“心之观”的不同职能,指出“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老子区别“为学”与“为道”,否定感性经验,提出“致虚极,守静笃”的认识方法。后期墨家把认识分为“闻知”、“说知”、“亲知”,注意到它们各自的特点和在认识中的作用。荀子对认识的来源和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既注重感性认识又肯定思维的能动作用,对先秦哲学的认识论进行了总结。尽管先秦诸子在不同方面都讨论了知行观但是在知与行的辩证关系上都没有提出比较完善的系统理论和实践模式。

    六、老子对宇宙生成论的探究及其缺陷

    老子沿着《周易》、《洪范》的思想发展, 在对待世界万物的本原方面向前推进了关键性的一步。“ 道”这一范畴的提出和论证, 标志着春秋时期人们认识世界的抽象思维能力进一步提高。“ 道”作为一个里程碑盗立起来, 显示了人的思维方式由具体的直观转向了理性的思辩。但是, 老子的思维方式又带有明显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性质, 其特点为象在道中, 物在道中,道凌驾于万物之上,“ 无” 是万物的最原始的根源,道与万物是直线联系。在这里, “ 道” 与“ 象” 、“ 物” 的关系是割裂的, 对立的,“ 道” 高于任何具体有象事物, 而且具体事物都可以包容在“ 道” 中。“ 形而上者谓之道, 形而下者谓之器。” 《老子》这是老子对于“ 道” 规律、“ 器” 万物关系的基本把握。老子一面讲“ 道法自然”, 但另一面又强调“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这样一步一步地直线地产生出万物来。虽然讲“ 物及必反”, 然而在道与物的关系中是“ 往而不反”, 二者彼此分离而没有相融在一起。这种直线的派生关系, 否定了物的独立性、特殊性、具体性, 因而在其变化思想中不存在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观, 而只是一种简单抽象的循环论。道“ 独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殆”、“ 物正复为奇, 善复为妖”、“ 草木之生也柔脆, 其死也枯搞” 。与《周易》一样, 这种思想的产生, 既是自身的反思, 也是周围事物的反映, 对于生命不可避免的衰弱表现出深深的恐惧, 因而求贵柔守雌, 不向高潮和顶峰挺进, 企图以缓慢、停滞来保持永生久视。与黑格尔一样, 老子以“道”为核心的哲学思想, 也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他走不出这个封闭圈, 因而得出以守为攻、以静制动、以柔弱胜刚强、以不发展求永恒的理论。尽管如此,从与西方的比较来看,古希腊米力都学派创始人泰勒斯认为万物的始基是水;爱菲斯学派主要代表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的始基是火;毕达哥拉斯学派则认为是数;德谟克利特认为,世界的本源是原子和虚空……老子哲学关于宇宙的本源就其认识的抽象性和深度而言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先秦哲学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秦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和演变轨迹,对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国民性格的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诗经注析:第1[M].北京:中华书局,1991.

    [2][3]崔仲平.老子道德经译注:第1版[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4][5][宋]朱熹,注. 王浩,整理.四书集注:第1版[M].南京:凤凰出版社:南京: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5.(责任编辑/ 吴凤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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