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宣传画 一个时代的“奇葩”
时间：2020-03-20 05:19:3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商业的金手指
1968年7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重点发表油画《毛主席去安源》；不到一周，7月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此画作者刘春华的创作谈《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事隔一天，7月9日的《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记者长篇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出灿烂的艺术之花——记大幅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的诞生》。到了10月份，北京市美术装潢包装工业公司印制的《毛主席去安源》印铁像开始供应。被两份重要的报纸推出，意味着此画已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宣传性作品。
这幅“文革”宣传画预示着政治事件的风起云涌，它于1967年创作时就引起了政治层面的论争，有人指责：既然毛主席是去工人之中，画面上怎么只有孤零零的一个形象，人民群众哪里去了?并且画面上满天乌云，有隐喻毛主席来了就暗无天日的嫌疑。而作者刘春华这样回答：只画主席一人就是没有群众观点?画群众就有群众观点?那画多少人才有群众观点?主席正向群众走来，还没有走到呢，毛主席来了拨开乌云。有首民谣唱道：直到1921年，忽然雾散见青天，有个能人毛闰芝，打从湘南来安源……
1967年10月，“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安源工人运动”展览在北京展出，刘春华算是一展成名，再经过一系列频繁的政治性展览的露面，《毛主席去安源》终于成了宣传画中红得不可思议的巨作，前后发行量达九亿张之巨，也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发行量最大的美术作品。
时光荏苒，一张充满了政治符号的艺术作品进入商业时代之后，被商业点石成金的手指转化成了货币符号。1999年，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将该画拍卖，拍出了550万元人民币的天价，作者刘春华个人获利396万元。当然，一系列关于此画的作者、归属权等等的官司也接着如火如荼地开打。
政治开头，商业结局，事情往往如此。与《毛主席去安源》类似，近年来“文革”时期宣传画的大型拍卖与坊间交易正处于上升阶段，宣传画以一路狂飚的速度升值。再也没有人从政治的角度去对待这些画，它们只是意味着投资、暴富，商业视角取代了政治视角。当年价值几分钱的宣传画，如今要以数百到数万元的价格才能买到。相比之下国内的文革宣传画比国外更低价，近年来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虽然交易频繁，但价格只相当于国外的几分之一。究其原因，国内的收藏、炒卖热潮当初由国外人士所带动，西方收藏与研究、炒卖文革宣传画的历史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即已开始。据媒体报道，荷兰莱顿大学的教授斯特凡·兰茨贝里耶从1970年代就有意识地收藏中国宣传画，他遍访欧洲的左派书店，为求一画甚至向当时中国的“国际书店”邮购，如今，兰茨贝里耶已成了中国宣传画最大的海外收藏家。
拍卖“文革”宣传画的海内外网站多不胜数，只要与艺术品交易有关的网站都在卖“文革”宣传画，甚至许多人不断造假，《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一定要解放台湾》、《抗美援越》一直是假冒的热点与重点。美国的巴特尔古籍书刊公司一直在网站上出售文革宣传画，香港的中文书库网站也在大批量地售出“文革”宣传画。
商业的金手指正在拂去这些画中已逝时代的政治意味，将它们点化为商业中的宠儿。
宣传画的前世今生
要说到“文革”宣传画，先有必要对中国宣传画做一番追本溯源。
最早的宣传画大约出现在上世纪30年代，为抗日战服务，鼓舞抗日情绪，以鼓动性与战斗性为价值标准，主题鲜明、形象夸张、情绪激昂，只讲实用功能，不论艺术性。
对早期中国宣传画影响最大的国家是苏联。1951年4月3日，北京举行的“苏联宣传画和讽刺画展览会”，是建国后对苏联艺术较早的一次大型展览，对此后的中国宣传画有着莫大的影响；1954年朝花美术出版社推出苏联理论家维·依凡诺夫等写作的艺术理论书籍《谈政治宣传画》，在当时从理论上影响了中国的宣传画创作。与苏联类似，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艺术形式也对中国的宣传画有着影响，1957年4月，北京举办了“波兰宣传画和书籍插图展览”。这些外来艺术立刻被当时十分缺乏理论引导的中国宣传画模仿并达到一个质的高度：改变了延安时期的简陋风格，在注重政治意图的同时也加强了艺术性。20世纪50年代历次的全国美展上，宣传画都作为一个艺术门类参加了展出，在整个50年代，宣传画渐渐地红了起来。
但真正形成“中国特色”的宣传画，则要等到60年代，尤其是“文革”开始之后。1966年2月19日到2月23日，全国美协分会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此后，在美术种类中，宣传画成为最重要的艺术形式，并代表着政治高度。到了1966年底，各类纯艺术种类已被打压下去，宣传画形式更加大好；11月份江青接见中央美术学院教师及红卫兵时如是说：“齐白石的画，我已经注意了好几年。那是什么画?为什么要搞那么大的画册?是谁把齐白石封为当代的‘艺术大师?’”“听说你们学校，西洋的资产阶级艺术流行，为什么美术学院西方现代艺术泛滥呢?那是政治思想工作的问题。”“我们要创造世界上第一流的最新最好的艺术。”什么是江青认为的“世界上第一流的最新最好艺术”呢?无疑就是革命宣传画。
为了明哲保身或者大捞政治资本，不少画家涌向宣传画的领域，这些专业美术工作者的参与，使得宣传画的艺术水平不断上升。20世纪60年代，宣传画进入高速发展期，成为所有美术种类中唯独得以红遍全国山河的视觉艺术，不仅整体水平迅速提高，还出现了一批既有民族风格又有时代特色的作品。
那个年代创作宣传画所用的材料都是国产的纸张和颜料，质量很差。宣传画创作伊始都必须经领导审查同意再出版发行，原作放置不久就坏掉，只有作为印刷品的画才能最直接保持原有的艺术气氛。当时，大部分人门没有条件看电视或去美术馆看原作展览，只有通过张贴在街头、车间、教室、军营、村庄等的宣传画，或者花上几分钱、几毛钱买回家中贴在墙上，才得以欣赏这种在当时最普遍、最流行视觉艺术。
60年代宣传画的关键词：毛泽东
20世纪整个60年代的宣传画，尤其是“文革”时期的宣传画，基本都是人物画，而最重要最基本的人物形象是“毛泽东”；即使从作品的隐喻层来说，唯一要表现的人物形象也是“毛泽东”。
在《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一图中，挥手的毛泽东为近景，其高大形象占据画面的三分之—，工农兵是中景，蓝天白云是远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对派》一图中，毛泽东形象放在太阳光升起的东方，高大并充满光芒，从画面比例来讲，与图中所有背景人物加起来差不多。《对伟大导师心怀一个‘忠’字，对伟大毛泽东思想狠抓一个‘用’字》一图中，毛泽东处在一片红海洋中，身上万丈金光，因为要突出毛泽东的伟大，在构图上已经不再顾及艺术的透视原
则。《毛主席是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太阳》一图中，毛泽东干脆被处理成与红太阳巨大地重叠在一起的形象，其形象之大与底部人民形象之小，已经严重违背了艺术的构图规律。在关于革命主题的图面中，毛泽东一直被处理在“太阳”的位置，“毛泽东”与“太阳”的同义在这个时期的宣传画中最完整地重合在了—起。
在并不直接出现毛泽东形象的宣传画里，“毛泽东”仍然作为一个被暗示的母题存在，《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图中，两个穿着军装的青年从车窗里探出头来，手持红宝书，身上别着金色的毛泽东像章，毛泽东的形象虽然没有直接出现，但却以暗示的方式让其无所不在。值得一说的是，为表现“奔赴”农村边疆的毛泽东教导，列车在风驰电掣中车窗大开，无数的红宝书从车内伸出来，而两个主要人物的大半个身子已经伸出了车外，也许是那个太革命的时代里物理定律不起作用了，所以两人没有发生任何危险，脸上堆满笑容。而在《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中，工农兵手托厚实的红宝书，胸别毛泽东像章，仍然暗示出毛泽东形象的在场。就算在以江青为主要人物形象的宣传画中，毛泽东仍然在场，从江青手中的红宝书上，从她胸前的像章上。“红宝书”、“像章”、“语录”成了暗示毛泽东影响与权威的三个主要元素。
在这些作品中，毛泽东的脸部通常用暖色调处理，人像显得光泽润滑，产生向外辐射的光源效果，“照亮了”画面中注视着领袖的那些脸庞。“领袖的面孔比设计宣传画的目的更重要：在许多情况下，一样的领袖头像印制于不同年份，为了用于不同的宣传事业而配上不同的宣传口号”，《中国宣传画》一书如是说。毛泽东的头像一直是以毛为主体的宣传画的重点所在，刘春华在创作《毛主席去安源》的过程中，重点一直是放在毛泽东的头像上，为琢磨毛的表情与神态，用了很长时间去参照青年毛泽东的照片，一张张地临摹，又收集了毛泽东各个时期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照片，不断琢磨和研究。
在整个“文革”时期的宣传画中，被拍出高价者很大一部份是以毛泽东为主体的作品，《毛主席去安源》不用说，迄今为止海外“文革”宣传画拍卖最高价位，约人民币25万元的那一幅，画面还是正在挥手的毛泽东，下面是红卫兵。《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被2001年苏富比拍至1035美元，《紧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标价220美元，毛在西方世界的眼中一直是让他们好奇的形象。而西方的评论家们也认为：革命领袖几乎成为当时宣传画唯一的主题。据西方收藏家统计，含有毛泽东肖像的宣传画在“文革”时期仅官方就大约印制了22亿幅，意味着中国当时大约人手3张。
被提前的后现代艺术
“文革”宣传画在商业时代重新走红，尤其被西方收藏家所钟爱，商业只是一半的原因，另一半原因在于它的艺术特征。当时整个中国的艺术一直停滞不前，但宣传画却因为政治需求而提前跨入“后现代主义”阶段。2005年4月30日至5月29日，由广东美术馆主办，多家媒体、出版社、网络协办的“毛泽东时代美术(1942-1976)文献展”在广东美术馆展出，有近300件作品以及相关的文献资料参展。本次大展的策展人之一、中央美术学院的邹跃进教授在其所著的《新中国美术史》一书中，提出了“毛时代的美术(1942-1976)”这一美术史概念。而据南方日报载，广州美院的李公明教授则认为“毛时代美术”提供了“一个研究意识形态与艺术如何结合的完美样本”。认为这些作品暗合了后现代的模式，即对权威、单一深度模式的拆解与反讽，对艺术规则破坏与重建。而在美学上，它创造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审美潮流，对健康、劳动、力量的赞美，诸如灿烂的阳光、青春健康的青年男女，不但是当时青年们心态的一种真实反映，也符合人性中永恒的审美需求。断裂性、一次性、复制性……这些后现代艺术的因素在当时的作品中几乎都能找到。而这些当时走红的作品，几乎都被印刷成了宣传画。
以画驴和骆驼见长的画家祁峰，在上世纪60年代以一副题为《雨夜出诊》的宣传画成名，他分析了“文革”宣传画为什么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主要是因为‘文革’宣传画特色太鲜明，比如《大力支援农业》宣传画，画面为一右手高举《毛主席语录》的农民的高大形象，红、光、亮、高、大、全，时代特征强烈。”
从社会的层面来分析，“文革”宣传画具有这些特征：一是没有名利思想和商品气息。因为几乎所有的画家都把创作当作政治任务来看待，创作态度严谨小心，而作者一般不会署上自己的名字，往往签集体或单位之名。二是每张画都烙上了时代的鲜明印记。尤其是“文革”前五年的宣传画，“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所有语录与政治形势都能在画中找到。三是具有极强视觉冲击力和感召力。色彩的“红光亮”和形象的“高大全”体现在所有画面中，诸如《光辉的榜样、伟大的创举》，描绘毛泽东乘车第8次检阅红卫兵。四是发行数量巨大但现存量稀少。虽然每种画的印数蔚为壮观，但当时大众没有收藏意识，而很多张贴过的都被毁掉，是以今天存量已不多。
而从艺术的层面来看，“文革”宣传画虽然构图不符合既有艺术规则、单调、粗糙，但却具备强烈的只有那个时代才出现的艺术特征，比如工农兵形象的高大健壮，脸部永远宽阔红红润，眼神永远充满了希望与信心，手臂永远粗壮有力，姿势永远是冲锋向前的预备。而许多作者的想象力不逊于大跃进时期对粮食产量的狂想，诸如《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照亮了革命舞台》中，毛泽东被移植到了太阳中心。《蒸蒸日上》中钢炉就象宇宙飞船一样充满了动感与气势，《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继续前进》中，红旗都刺破了天空。虽然许多无名的画家们不一定看过知道毕加索、梵高，但人人笔下都充满了夸张与强烈的激情。
从“文革”走过来的人们对宣传画的印象更多地是停留在政治运动的回忆上，而后“文革”时代的艺术家们则把“文革”宣传画看作一种政治波普艺术。而这些画符合西方对中国的想象，尤其是对毛时代的想象，在西方的想象中，毛时代就是如此地激情，打破了理性限制和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无间，所以虽然在大陆这些画只是商业上的财富符号，但在西方的视野中它却成了一朵“中国化”、“本土化”、“后现代”的艺术奇葩。
责任编辑 纳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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