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理财伦理思想

时间：2020-03-31 05:25:42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荀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儒学思想家，但并非纯粹的儒家。他对孔子的伦理思想是“损益”式的继承，并融入了许多法家的观点，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符合战国后期建立统一中央集权这一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要求，对后世影响较大。荀子的理财伦理思想主要集中反映在谁来理财和如何理财两个问题上。研究荀子的理财伦理思想对当下研究中国古代会计伦理思想演进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荀子“任人唯贤”的选才伦理原则

在谁来理财问题上，思想家们有着共同的观点，即任人唯贤的思想，“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这与先秦时期崇尚贤人政治的时代背景有关。管子认为用人得当，让贤能的人理财，才能取得成效，赏罚严明，量功受禄，才能促使人们尽职尽力。并对治国财者的德、能、功等方面都提出了要求。如要求“朝之经臣”做到“察身能而受官，不诬于上；谨于法令以治，不阿竞（不结党营私）；竭能尽力而不尚得（不图私利）”，荀子也非常重视这一点。他把选贤任能看作是“天下之节”。在选拔和应用官吏的问题上，荀子认为必须要“论德不贵，无能不官”。因为官吏的德是至关重要，荀子强调“论德使能而官施之者，圣王之道也，儒之所谨守也”。德才兼备者才能委以重任，才能担负起管理国家财政的任务，才能保障国家财货的丰富。

荀子认为德高望重的大儒适合理财与物资管理。大儒者，天子三公也。思想上形成了公正的习惯，行为上形成了高尚的道德品质，智慧能通晓各类事物，若能做到这些就能称得上大儒。大儒是天子身边股肽之臣司马、司徒、司空。在当时司徒主管王家宗族、内城外廓、设置器械的数量，司马主管军队、铝甲、兵器、战车、士卒的数量，也就是承担着主管国家重要物资的职能。这些职位对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非常重要，所以必须是贤人、有德之人。在《富国》中荀子主张：“百姓之财，待之而后长。”即百姓的财物，仰仗着有德之人才能聚积。无论国家的重要物资还是老百姓的财物管理都要任人唯贤，并按等级次序安排理财工作。

既然主张任人唯贤，必定反对按裙带关系、用人唯亲的方式选拔和任免官吏。“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仪，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于卿相士大夫。”不让无德无能之辈混入官吏队伍中来，以保证官吏的质量和素质，达到“观其朝廷，则其贵者贤；观其官职，则其治者能”的境地。只有高素质的官吏才能保障国家财货的极大丰富。同时，荀子在《王制》中明确规定了财政官员的职责，并依此为考核。对居于官位而不能胜任，那就要“推贤让能，而安随其后”。对不称职、不够格的官吏，如果他们自己不主动让贤的话，那就要“不待须而废”，决不手软，决不讲情面地罢免他们。这样才能“德厚者进而佞说者止，贪利者退而廉节者起”，那么就可以“万物得宜，事变得应”，“财货浑浑如泉源，沈沈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藏之，则天下何患乎大足也？”

荀子主张理财人应选拔贤人担任，这是第一步，该如何理财呢？理财过程中应遵循哪些理财伦理原则呢？荀子的理财原则往往多与农业相关。

二、荀子理财伦理原则

（一）开源节流是荀子处理理财问题的基本原则开源节流的思想在荀子以前就存在，但在有文字记载的史书中，作为理财原则，荀子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该观点的思想家。这个原则流传了数千年，至今仍然得到人们的承认。这一思想出自《富国》篇，原话是“节其流，开其源”。“开源节流”是后人对荀子这一思想的简要概括。它实际上包括开源和节流两部分思想内容。

开源就是开通财货的源泉。什么是“本源”？财货本源是多元的还是一元的呢？荀子在很多地方谈到这个问题，在《天论》篇中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在《成相》篇中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显然，荀子说的“强本”的“本”，“务本”的“本”都是指农业。他还在《富国》中指出：“田野县鄙者，财之本；垣窖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 如果“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那国家的“倾覆危亡可立而待也”。也就是说，山林田园是财货的根本，老百姓有秩序的农业生产才是财货的来源。不要老是眼睛盯着仓库，只顾收税，不培植财源。可见，荀子认为农业才是财货的本源。如何发展农业呢？荀子提出了诸多措施。

（1）要保证农业有足够的劳动力，并要爱护农业的劳动力。“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少征收力役，农业才会有足够的劳动力。使其“耕者乐田”，这样一来劳动力才有劳动的积极性。反对因从商而造成农业劳动力人口的减少，限制从商人数。

（2）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按照自然规律进行劳作。荀子将加强农田基本建设作为地方官及职能部门的主要职责加以规定，并进行业绩考核。在《王制》中规定察看地势的高低，鉴定土壤肥瘠，安排季稷豆麦麻五种农作物的种植次序，监察农夫劳动的功效，按时修整农事的法规制度，让农夫们能够不受干扰，全力把农事搞好。

（3）杜绝农业本身的挥霍浪费。荀子认为光致力于农业生产，积累财富还不够，还必须“勿忘栖迟薛越”，不让财物遗弃散失。为保证农业这个财货之源的开通，荀子在《议兵》篇还作了些政策性思考。这都体现荀子对农业生产的重视。

农业是财之本源。那么工商业是否能成为另一个财之源呢？荀子似乎并不象重视农业一样重视工商业。他一方面看到了农业与工商业之间的关联性，认为通过工商业的交换活动，可以使“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削，不陶治而足械用，工商不耕田而足菽粟”。有鉴于此，荀子主张货畅其流，“通流财粟米，无有滞留，使相移也”。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工商业对于农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提出了“工商众则国贫”命题。在荀子的观点中，工商业发展过于迅速，会导致与农业争夺劳动力的局面，如果工商业所使用的劳动力太多，则农业生产所能用的劳力就会不足，这在传统农业生产力水平下，显然有害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故国家应该控制商贾的数量，使之与农业发展水平相适应。

工商业能否成为财贷之本源，能否将工商业的地位与农业地位等同起来，荀子与管子观点非常不一样。管子所主张的财货之源明显多于荀子，本源是多样的而非单一的。管子理财非常善于利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充实国家财货，不断扩大财货之源。在《管子·轻重乙》中记载管子曾命令诸卿、大夫、富商储藏粮食，扩大需求，需求扩大，粮价就提高。农民因而获利，国家也增加了储备，农业劳动力人口也会随之增加，国家财富积聚。另一方面，管子曾在商业活动中，积累了许多从商的经验。在治国过程中，善长用食盐专卖、铁矿国有、粮食国营等策略积极打开财源，迅速致富。例：盐价国家垄断后，盐大量外卖到缺少盐资源的国家，获取外贸暴利的同时，减轻国内民众的赋税压力，为国家积聚大量财富。这一做法后被西汉的理财家桑弘羊翻版，并取得了非常杰出的业绩。荀子认为虽然工商业也很重要，但农业地位自然比工商业更重要，是财货之本源，本源应该具有唯一性。荀子单一性的财货本源思想主要是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影响。当时战国时期战乱纷纷，百姓生活艰难，养家糊口必先解决吃的问题，发展农业更能直接地解决现实问题。而且当时社会重农抑商的思想比较流行。

节流就是节省费用，指国家财政开支的节省。在怎样节流的问题上，荀子主张裁汰官员。因为“士大夫众则国贫”，所以必须裁减。反对铺张浪费，提倡“天子，诸侯无靡费之爱畜”，官员们的穿戴和宫廷的装饰都应以实际需要为限，不能毫无限度，任意挥霍资财。提倡“长虑顾后”、“收敛蓄藏”。即使在物资丰裕的情况下，也不要花光、用光，要“节用御欲”，避免今后“无以继之”。在支出上要“有制数度量”。荀子认为“无制数度量则国贫”，要反对漫无节制的浪费财物。

（二）荀子提出具有民本性的轻赋税思想荀子轻赋税的思想具有很强的民本性，是《周礼》中的赋税思想、管子、孔孟赋税思想的继承，同时轻赋税的思想也反映出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状况。《管子·五辅》提出：“薄税敛，毋苛于民。”管仲还根据当时社会贫富分化的状况收税，根据农业的丰歉变动税率。如：《管子·山国轨》中提到“巨家重葬其亲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亲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宫室者，服重租。小家为室庐者，服小租”。孟子认为“苛政猛于虎”。

从税收数量上荀子主张薄征。荀子强调以农为本业，所以讨论赋税问题大都局限于农业。他主张“轻田野之税，省刀布之敛”，反对“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苛关市之征以难其事”。可见，主张“轻”、“省”，反对“重”、“厚”、“苛”，是荀子赋税思想的基本倾向。“田野什一”即按田亩征收什分之一的税；“关市几而不征”，即关卡和市场上只查问而不征税；“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即到山林中伐木，下湖泊捕鱼，只根据季节规定开放和关闭的时间，而不征税。

从征税方式上讲，荀子主张等赋的思想。等赋思想体现了征税过程中追求公平性的特点。在《王制》篇有如下一段话里：“王者之法，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田野什一，关市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相地而衰政，理道之远近而致贡。”说的是按土地等级来规定赋税。“相地而衰政（征）”，即察看土地的好坏，分别征税。这一思想与管子的“案田而税”、“相壤定籍而民不移”观点一致。

荀子更多地从征税的税额数量、和征收的方式上考虑减轻老百姓的经济负担，并在征税过程中兼顾公平性与合理性。荀子明显继承了管子在税收问题上合理负担原则、便民原则和薄征原则。但管子还强调赋税过程中的自愿原则与隐征原则。这两个原则更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管子认为要征收人民愿意交纳的税项。在《管子·国蓄》中管子说：“征籍者，所以强求也。积税者，所以虑而请也。霸王之君，去其强求废（发）其虑而请。故天下乐从也。”管子把税赋分成两类：一类是强制征收的；一类是人民已考虑到并准备交纳的，如土地税。他主张实行后者，让人民自愿地交纳贡税。他还主张实行隐征，即征敛中让人民不感到是夺。那就是通过官府经营盐、铁、粮食等重要物资，以盈利代替税收。在经营中，寓价于征。朝廷根据物价的交替涨落，贱买贵卖，即使不向人民征税，也因此获得了大量的财政收入。

（三）荀子节用以礼的思想早在《周礼》中就有 “以九式均节财用”即使用九种财物的法规来调剂节制财用和“以九贡致邦国之用”以九种贡法使各诸侯国给天子进贡物品的记载。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不发达，许多思想家也都提出了“节用”的观点。但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

从节用的目的而言，赵靖先生认为：先秦诸子提倡俭或节用，多半是为了储备（战备和灾荒）。只有荀子在备战备荒的基础上提出了可把所节用的剩余用来改进和发展生产的思想，节用与农业再生产紧密相关，这是荀子的节用论高于先秦其他思想家的地方。另一高明之处在于荀子在《荣辱》篇中非常可贵地提出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而物质财富有限，有限的物质财富难以满足人们无限的欲望追求，因而要倡导节用。从欲望的无限性和物质财富的有限性论述节用观是非常独特的。

从节用的标准而言，荀子继承了孔孟“黜奢崇俭”和“节用而爱人”思想，提倡用封建礼制作为节用的标准，因而他批判墨家“节用”、“非乐”的思想。荀子曰：“我以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这样说并非墨子的初衷如此，而是因为他的学说本身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局。如果人们皆“蹙然衣粗食恶，忧戚而非乐”，人们就没有生产的积极性，人的欲望也就得不到满足，这样奖赏就会失效；如果政府裁减官员，减少随从仆役，与百姓一同劳作，君主就没有威严，刑罚就起不到作用。“赏不行，则贤者不可得而进也；罚不行，则不肖者不可得可退也。贤者不可得而进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则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同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烧若焦”，处此境况之下，墨子虽然厉行节约，又怎么能满足百姓的需要呢？故墨子之“节用”与“非乐”是“伐其本，竭其源，而焦天下矣”。由此可知，荀子虽然主张节用，但是荀子的节用又是一种以封建礼制为标准的节用。若依礼而节用，“人主”“不美不饰”，则不足以“一民”，“不富不厚”，则不足以“管天下”，“不威不强”，不足以禁暴胜悍。因此，统治者必须维持礼仪所必需的各种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社会的差序等级，从而达到维护封建制度的稳定。这就是荀子提出的节用以礼的原因。

荀子节用以礼的思想其实并没有真正彻底否定侈靡。更多地是辩证地看待侈与俭的问题。侈可促进人的欲望满足，欲望满足的需要又促进生产的发展。侈有利于扩大消费，推动生产，尤其是遇到自然灾害时，侈是安民生的一种办法。西方也曾有过类似观点，海克雪尔说：“奢侈有利，节俭有弊。”他把富人的节俭看成穷人失业的原因。拉斐玛斯认为，购买奢侈品者都是为穷人谋生计，吝啬守财之徒使穷人贫困以死。但是，侈靡与节俭一样都存在弊端。管子也意识到这一点，并曾列《侈靡》专篇。管子主张的是侈俭有度观。侈与俭要有度，以什么为标准？荀子以礼为标准，管子以市场为参照物。

选拔有道德的贤人按照开源节流、轻赋税、节用以礼的思想进行理财，最终要达到怎样的理财目标、理财目的呢？这目标就是富国富民。

（四）荀子理财目标——富国富民在理财目标上，绝大多数思想家主张富国、富民。管子主张富国并减少百姓的赋税负担，在《管子·治国》中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因此在他的指导下，齐国经济做到了因时因地制宜，政顺民心，民富国强，齐国称霸于天下。孔子、孟子主张减少赋税，主张裕民。孔子主张经济发展必须以民为本，他是富民的倡导者。在财富生产方面，主张因顺民情，国家不任意干涉人民的生产经营，并适当给生产者一切实际利益。孟子主张通过“制民恒产”的方式实现富民。而商鞅主张富国强兵，使民贫穷，以达到变法的目的。商鞅认为，人们只有在地位卑贱、家境贫困时才追求名利富贵，努力向上。富裕了就不愿继续努力，并贪图享受，不听命于朝廷。为了使人民不断为朝廷效力，他主张置人民于贫弱的地位。他说：“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商君书·算地》篇中提到“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君，务在弱民。”商鞅认为人民对名利的追求不到死不会罢休。君主应利用人民追求名利的本性为富国强兵服务。对贫穷的百姓，借助刑罚的威力，迫使他们努力务农致富；对富裕的臣民，要他们将粮食交给国家，赏给爵位，使之变得贫穷，继续努力务农。

在荀子的理财目标制定中，他吸收了管子、孔子与孟子的思想，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思想，更突出富国与富民之间的关系，这是前所未有的。他认为下富则上富，下贫则上贫，民富则国富。他认为君主欲富国，只有处理好富国与富民的辩证关系，把富国与富民统一起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坚持开源节流、轻赋税、节用以礼、任人唯贤等原则。

为了达到富民与富国的统一，贤明的国君，就会很尽力付之实施。相反，国君往往容不得民众富裕，并想方设法地聚敛搜刮，以满足他那穷奢极侈的物质享受。《荀子·富国》篇中，荀子说：“故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谓国蹶。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恶也，则其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以国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谓至贪，是愚主之极也。将以求富而丧其国，将以求利而危其身，古有万国，今无十数焉，是无它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统治者如果毫无节制地聚敛搜刮，也许会中饱私囊，满了府库，可是民众却贫困了、生产的积极性受到严重的打击，造成田野荒芜，就等于在“伐其本，竭其源”。为了使统治者警觉，他不厌其烦地反复陈述这一观点。

《荀子·富国》篇强调了使民富与使国富的手段。荀子认为“上好功则国贫，上好利则国贫，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无制数度量则国贫。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还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减之。夫君子奚患乎无余！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此无它故焉，生于节用裕民也。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以秽，田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优将寡获也；而或以无礼节用之，则必有贪利纠硚之名，而且有空虚穷乏之实矣。此无它故焉，不知节用裕民也。”“节用裕民”就是下富，藏富于民。拼命搜刮，就是下贫。下富的结果就是可以收取正常的赋税，下贫的结果就是使上无法收取赋税。

三、结论

荀子理财伦理思想对后人影响重大，而且非常有特色。他最早提出了“开源节流”的理财思想，这一思想一直延用至今。他第一个将人的欲望观点与理财伦理思想结合起来，这是非常可贵的。但也存在一些历史的局限性。他对管子理财思想中重视商业、强调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的观点重视不够，荀子更强调农业在理财与政治统治方面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荀子·仲尼》

[2]《荀子·王制》

[3]《荀子·王霸》

[4]《荀子·王制》

[5]《荀子·富国》

[6]《荀子·仲尼》

[7]《荀子·君道》

[8]《荀子·富国》

[9]《荀子·王制》

[10]《荀子·富国》

[11]《管子·大医》